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九八三年二月)_遵义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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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九八三年二月）
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下简称遵义会议），是我党的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对这次会议的一些重要情节长期未弄清楚，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我们对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现报告如下。
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除原有的遵义会议的决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之外，在这次调查过程中，陈云同志还证实了《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他在长征途中所写的传达手稿（以下简称陈云同志手稿）。这份宝贵的历史文件为弄清楚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遗憾的是，会议的一些其他重要资料，如博古同志的报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发言的文字记载尚未找到，有待于继续收集。
此次调查，在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贵州省有关部门以及遵义会议纪念馆等单位的配合和协助下，经过反复核对考证，初步弄清了下列几个问题。
一、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
遵义会议决议上注明，该决议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但是，当年的有关资料证明，这个时间是不准确的。
从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以及中央领导同志进入遵义的时间来看：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二十一时十分，军委电报通报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我二师今二时（按：七日晨二时）已袭占遵义”。同日二十三时，再次电告各军团：“总司令部决九时（按：应为八日九时）移至遵义城”。
一月八日，军委主席朱德又在《关于我军九日行动部署》电报中说：“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同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九日进驻遵义城的通令，颁发了口号和进城的八项注意。
军委进驻遵义后，一月十日五时四十分又电告各军团：“军委纵队昨日（按：九日）进驻遵义，将继续留此工作。”
我军占领遵义及中央领导同志进驻遵义城的时间，在敌伪资料中亦有记载：
当时任贵州邮区邮务长的王庆云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密报称：“遵义一月七日失陷”【注:据贵州省档案馆提供的资料。】；伪遵义县县长徐道伟在呈文中也说：“至（六日）午夜十二时......新城失陷，始由老城北门撤退”【注:据贵州省档案馆提供的资料。】。
当时在湘黔边境追堵红军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师甘丽初部呈报称：“
一、三、五、八、九军团一月
三、四日由瓮安窜遵义，七日进陷遵义”。“毛泽东九日到遵城。”【注:引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三十九册第３８９３-１页。】国民党“追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黔军副军长侯之担等在当时的有关文件、电报中所谈我军占领遵义的时间皆与上同【注:薛岳在一九三六年冬写的《剿匪纪实》一书中说：红军“二十四年一月七日陷遵义。”（《黔滇川南追剿》第７页）候之担在电文中谈到红军“渡乌江后，担部不得已，退至湄潭老岩一带，死守待援，死守待援，匪节节进攻，担部以孤军固守遵义，至鱼晚（按：即六日晚），终以众寡不敌。担乃率部背进娄山关之线......”（引自胡羽高编《共匪西窜记》第２７４页，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贵阳羽高书店发行。）】。
上述资料说明，我军是在一月七日占领遵义，总司令部于八日移至遵义，军委纵队则是在九日进驻遵义的。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同军委纵队行动，因此，在一月九日之前是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的。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应为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依据如下：
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中央以“恩来”的名义发出电报通知：“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这是目前找到的唯一正式通知。
陈云同志手稿中说：遵义政治局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会议从开幕的一月十五日起，经过三天，决议通过的日期应为十七日。这个时间，在军委机要干部伍云甫同志的长征日记中亦可得到印证。伍云甫的日记中记载：“二月十日阴。驻扎西（即威信县）。上午九时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洛甫报告五次'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即一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注: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二辑第１３页，一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出版．】
此外，当时军委发给各军团首长的电报亦可作为参考：
一月十四日十四时，军委电示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未回部队前，该军团“统归左参谋长朱主任统一指挥。”一月十五日，一军团即以朱（瑞）、左（权）的名义开始向军委报告战况。
由于一军团林、聂，三军团彭、杨已先后离开部队，军委于一月十四日至十七日二十三时前，中断了给他们的电报。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同志因故迟到，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军委一月十六日二十四时，也中断了给他的电报。会议中间，彭德怀同志因黔敌进攻，提前返回了部队。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各军团首长除林、聂外，均开始陆续返回部队。从一月十七日二十三时起，军委又开始恢复发给彭德怀、杨尚昆和李卓然同志的电报。
至于遵义会议决议上为什么标明该决议是在一月八日通过的，现在尚未查清。陈云同志手稿中说：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这就说明，决议由洛甫写成文字是在会议之后了。当时戎马倥偬，事后标错日期是可能的。建议今后重新刊印遵义会议决议时，加注予以说明。
二、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以及他们在党内外的主要职务
据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邓小平、伍修权同志和李德列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人员以及他们在会议前的党内外主要职务是【注:系根据陈云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所写的《六大以后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届政治局委员名单》，并参照本人的简历和一九三五年一月前后党中央、军委的文件电报以及一些老同志的回忆。】：
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 德【注: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函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朱德同志是政治局的正式委员（见会议记录）”。陈云同志一九四一年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写的《六大以后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届政治局委员名单》所列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朱德同志的名字。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云同志给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复函中再次证明朱德同志为政治局委员。】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 云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 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 古）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注:博古的“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职务，系根据《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一九*年四月第一版）第１，０００页上的注释。长征开始时博古同志为“三人团”成员--见博古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稼祥【注:据中央组织部于一九八○年四月八日复遵义会议纪念馆函称：“陈云记得稼祥在遵义会议补为正式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同志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期间的简历表中也填写：“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补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 发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注: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函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见政治局会议记录）”。陈云同志一九四一年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写的《六大以后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届政治局委员名单》所列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刘少奇同志的名字。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云同志给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复函中再次证明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同志的其他职务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九八○年四月编印的《刘少奇同志生平活动年表》第８页。】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开始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凯 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 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
李富春 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 彪 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 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 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 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 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 《红星报》主编【注:引自伍修权同志《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其中写道：“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原载《星火燎原》季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第２４页，战士出版社出版。】
李 德 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 翻泽
未参加会议的军团首长，除九军团外，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同志亦未出席这次会议【注:关于董振堂同志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的主要依据是：１、陈云同志手稿所记载的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中没有董振堂；２、董振堂与李卓然当时同为五军团负责人，中央一月十三日通知李卓然、刘少奇去遵义开会的电报中并没有提到要董参加；３、遵义会议期间，军委发给五军团的多次电报，指名给董振堂同志；４、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杨尚昆、李卓然和当年在军委总部工作的叶剑英等同志都证实董振堂同志未出席遵义会议。】。
三、遵义会议前的酝酿情况
早在反五次“围剿”时，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就曾提出过许多意见。据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注:即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遵义会议决议也指出：“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注:华夫即李德。】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注:即博古同志。】同志是徒然的。”【注:见《六大以来》（上）第６７６--６７７页，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注:引自《刘伯承回忆录》第４页，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一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周恩来同志回忆说：“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三界一直争论到黎平。”【注:据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的发言。】当时争论的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注:见《六大以来》（上）第６７６页，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向中央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央负责同志在途经湖南省通道县时开了会【注:邓颖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二十八年党史陈列时，谈到通道会议的情况。她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恩来同志讲是有，开过黎平和通道会议”（根据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部提供的材料）。另尽耙虼嗣慕ㄒ楸煌ü恕薄?*据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的发言。】，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于是红军遂由湖南进入贵州。
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于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据周恩来同志回忆，在黎平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军事顾问李德要在黔东北和敌人硬拼，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向黔北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注: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第１５０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注: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第１５１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草塘）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注: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虽然逐渐取得多数同志的拥护，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对此，周恩来同志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辗转从黄光（？）、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在这个中间，主席就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的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很多的中央同志都站在主席方面。”【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陈云同志手稿中也指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
（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
（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注:见《六大以来》（上）第６７７页，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此，我军占领遵义后，政治局扩大会议遂于遵义举行。
遵义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四、遵义会议进行情况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
会议开始，由博古同志作了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正如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注:据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接着周恩来同志作了副报告。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陈云同志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同志的讲话中说：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注: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同志后来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也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当时错误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注:见《六大以来》（上）第６７７页，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出版。】 会上，其他同志也对博古同志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会议的决议在会后由洛甫写成文字）。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而我们的突围的行动，又“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三个月的突围战役，红军“减员到空前的程度。”“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注:即李德。】
据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Ａ【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会议着重指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Ａ、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扩大会最后作出了下列决定： “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注:据秦邦宪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中央档案馆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复遵义会议纪念馆函）。】
博古同志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注:据秦邦宪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中央档案馆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复遵义会议纪念馆函）。】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的军事指挥权，这在当时是一个生死攸关、急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紧迫和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因而，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做，对顺利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去克服长征中的困难，是必要的。
五、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职务和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
遵义会议期间，中央在组织上只作了部分的调整，至于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和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则是在会议之后完成的。
（一）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的职务问题
一九四三年博古同志回忆说，遵义会议之前，“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这就是说，当时三人团实际上是党、政、军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而周恩来同志仍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这就是在实际上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但当时博古并未正式交出职务。陈云同志的手稿中提到：“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注: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同志回忆博古同志交出职务的情况时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当时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于是，“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注:引自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著《中国纪事》（１９３２--１９３９）第１４１页，一九八○年十二月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现经查明，在长征途中，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曾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宿营。
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也提到这件事，可供参考。他写道：遵义会议之后，“毛只是进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他本来就已是政治局委员了。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注: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复函。】
可以认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在鸡鸣三省，当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
经查对，当时中央并无总书记职称，洛甫和博古也未用总书记的名义。
早在一九三一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即决定不设总书记。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博古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向忠发被逮捕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酒店开会（明、周、卢、博四人）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注: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复函。】
洛甫同志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自述材料中说，王明、周恩来决定离开上海，提出新中央的名单时，“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所以我记得当时特别提到无总书记问题。”【注: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复函。】
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到：“在分配工作时，曾向卢福坦解释不设总书记。”【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由于博古同志的正式名义不是党的总书记，因而陈云同志手稿中只是说：“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注:博古的“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职务，系根据《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一九*年四月第一版）第１，０００页上的注释。长征开始时博古同志为“三人团”成员--见博古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注释
（九）中也说：“秦邦宪同志......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先后担任党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注:指洛甫。】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这个'总'字好像没有加上。反正他【注: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作常委嘛。”【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的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其中提到：“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由此可见，博古和洛甫同志当时并没有正式用总书记的名义。
（二）关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注:引自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中央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给各军团的《关于设前敌司令部并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命令》的电报。】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注:今贵州金沙县城。】此时，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显然尚未成立。它究竟于何时何地成立的呢？以下的资料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三年说：长征途中，“在打鼓新场【注:据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注:据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四三年，周恩来同志在谈到当年撤销进攻打鼓新场敌据点的计划时说：在鸭溪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后来还是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个团，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注: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注:据遵义会议纪念馆提供的资料。】二年，周恩来同志再次谈到这件事，他说：第二次从遵义出发，大家一致要打驻守在打鼓新场的敌人。“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由于“大家一致通过”，“主席那个时候只好服从”。会后，毛主席“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有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注:据张闻天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的自述材料。】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八日，陈云同志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谈到过三人小组成立的情况。他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大概在打鼓新场的地方。当时大家意见很多，就搞了个三人军事小组，决议上没有。”【注:引自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１９３２--１９３９）第１５１页。一九八○年十二月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洛甫同志在自述材料中也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注:本文所引电文，均存于中央档案馆。】
李德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第二次进遵义后，”成立一个'军事领导小组'......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
上述材料，说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是和第二次撤离遵义后，作出撤销攻打打鼓新场决定紧密联系着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查阅了当时部队行动的有关电报。这些电报记载：军委二次撤离遵义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一时，一军团林、聂曾发电报给军委，建议我”野战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按：即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十一日，军委在苟坝附近发给
一、三、五军团《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电文指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军委已于昨十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动机。"＆
上述电报记载了中央军委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的时间和中央军委当时所在的地点。那时，红军处于强敌围困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因而在改变进攻打鼓新场计划后即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一点，从毛泽东、陈云同志的讲话中可以看出，特别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两次讲话中说得更为清楚。
据此，可以认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
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遵义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走向胜利的航道。
《中共党史研究》198317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来源：《陈云文选》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6-63页)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
贵州省遵义经济调查报告近几年来，随着为了在贵州投资顺利进行，肯定投资价值，寻找合适商机，暂由业务部牵头调查贵州遵义相关经济，本次调查信息来源于互联网，从相关网页新闻、网站、......
第1篇：贵州省遵义经济调查报告贵州省遵义经济调查报告近几年来，随着为了在贵州投资顺利进行，肯定投资价值，寻找合适商机，暂由业务部牵头调查贵州遵义相关经济，本次调查信息来源于......
遵义红色文化发展调查报告遵义红色文化历史由来已久，最显著的是1935年在遵义召开的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著名的会议在遵义红色文化史乃至中国战争史上划上了重重的一笔。应xx级......
遵义医学院学生就业愿景调查报告作者：左佳一、调查背景：当下大学生就业的严峻性是有目共睹的，大学生就业难成了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从重要到地方基层政府都在积极努力解决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