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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看真实的中国农民

马莉安外语系二班2011115120

5陈桂棣、春桃这篇宏伟的报告文学，围绕农村税费改革这条主线，或叙事，或描写，或评论，展现了八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农民、农业、农村的问题。而令我最受震撼的还是它所揭示的农民真实的现状。

作为一个城里人，我首先接触的是衣衫不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农民工。我以为他们最悲惨的现状仅止于此，他们的故土或许万亩良田、莺歌升平。然而，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作者便让我看到了真正的中国农民，把我带入他们真实的家乡。

一、“权欲”这条绳索绑紧了农民

在改革开放后，安微率先引领了“大包干”第二次农业改革，看似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了，实际上在启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他们还承担着还十分“乱”的税费负担，表现在对农民征收税费的主体乱、项目乱、标准乱、程序乱、监督乱等等方面

起来每人居然摊到一百零三元一角七分。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是“大包干”的经典分配原则，可谓中国农民的一大创造。在没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时候，什么是“交够”，什么算“留足”，缺乏客观标准，很难界定清楚，从而导致了国家、集体与农民三者关系的不明确、不清楚，这就为后来一些地方行政官员随意向农民伸手、摊派留下了制度性缺陷和隐患。

从令一角度看，在“丁作明”这个事件里，派出所人员接到乡长和党委副书记的指示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发出传票，传丁作明立刻来派出所。无辜的丁作明被纪王场乡派出所的人员拘留逼问，最终被殴打致死，这分明凸显了执法机关无视法律的现状。“在偏远的乡村，乡派出所已经不再是我国公安机关遵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机构，完全沦为乡镇领导干部们的‘御用工具’。”

不止是在乡镇的执法机关，执法机关也被权欲而左右，放弃了法理的正直。在小张庄“村主任张桂全杀害四名查账代表和村民”一案中，蚌埠市检察院是把张桂全父子以“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名提起公诉的，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特大凶杀案的性质。因为“伤害罪”是指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而“杀人罪”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案子进入法律程序之后，执法机关却并不完全在依法办事，设在地方的国家法院沦为代表地方特殊利益的地方法院，这怎么能不叫农民感到真正的恐怖与绝望？

“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由于教育水平低，大多数缺乏法制观念农民就只能低声下气地活在缺乏法纪的、没有人权维护的环境中。而“维权先锋”则常常沦为“枪打出头鸟”的对象。因而，加强乡镇政权的改革，推行农村法制教育和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势在必行。[1]。在作者采访的路营村，全村算下来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边派下来的各项负担加

二、游不出农村旧有体制这一潭“魔水”

在小张庄这个事例中，还反应了另一个农村的普遍现象。“村霸”、“家族势力”依然是危害当代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村主任的张桂全，因贪污和奸污妇女而服刑，在小张庄合并到了张桥村期间，他却摇身一变，成了张桥村村委会的副主任。“村民们说，张桂全根本就未经过大家的民主选举，完全是乡党委和村支部个别领导人强行指派的。” 张桂全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凭借着村委会副主任的实权，同时借助着一个庞大的家族势力(七个儿子)，就在小张庄一手遮天，成为横行乡里的“村霸”。“依仗着手中的权力，他侵占土地，霸占鱼塘，侵占公物，贪占公款，已是恶贯满盈。”

因而，像他这种人，具有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村中恶霸的基本特征，并且获有法理意义上的村落公共权力，如果不改变这种“土皇帝”称霸一方、乡村基层民主匮乏的现状，形成“恶人治村”这种现象，就会比封建社会造成对社会更大的危害。

作者还提到了“黄宗羲效应”，即那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内，大都是可以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最后又都无一例外地因为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并为以后的加税增费垫高了门槛，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所谓‘积累莫返之害’。具体原因有很多，像张桂全这种“土皇帝”就是改革的限制因素之一。

中国农村改革进程是无比艰辛、缓慢展开的。当今的热血青年人，怒斥着父辈的改革多不彻底、效率多么低下，却没有深入中国农民的生活，去看看改革先锋和农民是怎样艰难的与旧有体制去搏斗、去开拓。因为农民自身也属于体制那一部分，要用怎样的勇气和毅力，才能走出封建封闭思想的桎梏，游出农村旧有体制这一潭“魔水”啊！

三、“农民就是力量”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忍让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有破坏力的一支队伍！”

这句话点出了无数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当这股巨大的力量迫不得已而作用于我们自身时，可想而知会引发多么大的阵痛。

“丁作明”事件发生后，由路营出发的上访队伍，顷刻就像被一只巨大无比的手在冬日滚动着的雪球，其阵势迅速在扩大，还没抵达县城之前，已汇集了三千多人。

王营村为改变非法征收的农民负担，前后共爆发了五次上访的高潮。事情直到第五次上访才有转机。然而这是用什么代价呢——近一百位村民来到**广场国旗周围，集体下跪，以雪民冤，以昭国法。

虽然农民有许多话想说，可是让农民说话的渠道并不畅通，民意和民情还无法能够得到正常表达，难怪一些地方有的农民不得不在“父母官”面前屈膝下跪。如果说这一种姿态不能动容当权者，那么这股力量便会选择另一种姿态，那便是握紧拳头——事态后果可想而知，会给我国经济政治多方面造成损失。

四、路在远方

在陈桂棣、春桃这两位有良知、责任心的作者的笔下，我读到了中国13亿人口的背后的9亿农民是怎么样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生活，一次次为他们黑暗又悲惨的生活而扼腕叹息。作者最后一章的标题是“敢问路在何方”，到今天为止，农村税费改革已经推进了近十年，从2006年开始已经取消了农业税，法制进程在不断退进，我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农民的生活会不断改善，“路”就在远方。

参考文献

[1] 百度百科-农业税费改革、农业税、“黄宗羲效应”

[2]中国农民调查报告.[M].陈桂棣、春桃

[3] 凤凰卫视《时事开讲》关于《中国农民调查》的访谈

[4] 关于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R].杨良初.2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