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调研报告（精选4篇）_黄奇帆谈经济

黄奇帆调研报告（精选4篇）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黄奇帆谈经济”。

第1篇：黄奇帆讲话

在中国股市动荡的2015年，黄奇帆的名字爆红于社交媒体的民间舆论场。

这大概因为他所主政的重庆市，在全国经济普遍放缓的大局势下，经济增长依然高歌猛进。据重庆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十二五”末，重庆市的GDP已经达到1.57万亿元，5年年均增长12.8%。

作为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被认为是省级行政首长中最精通经济的管理者之一。以至于，在中国股市动荡的2015年，黄奇帆被股民们寄予了厚望，每隔一段时间，便有黄奇帆即将赴北京任职的各种小道消息流传于社交媒体。

消息的源头无法考证，但在民间的舆论里，黄奇帆俨然成为了“网红”，并获得了几乎一面倒的好评。

“管理经济的能手”

主政重庆之前，黄奇帆在上海涉足宏观经济管理20多年，曾是当年参与浦东开发的主要人物之一。2001年赴任重庆之后，黄奇帆历任重庆市副市长、市 长，在他任职长达14年时间里，他参与和见证了重庆从一个远离海岸的山城变成了中国内陆的开放高地，他本人在经济管理上的知识和才华也得以充分发挥。

早于2012年9月，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撰文称赞黄奇帆管理重庆经济的表现：“三年前你敢打赌这个到处皆山、雾多盛产美人、离海岸遥远、曾经是恐龙喜 欢聚居的重庆，会把电子工业搞起来吗？三年前黄奇帆打这个赌，今天重庆的电子产品，以件数算，占地球的五分之一。市长说再过两年按件数产量会达地球的三分 之一。”

现在来看，黄奇帆当初所预期的重庆电子梦，如今已实现了。重庆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电子产业基地。

张五常曾评价黄奇帆说：这个人思想细致紧密，组织力强，对数据的掌握有系统。黄奇帆的经济发展策略跟他认识的一些其他地区干部的构思相近，但胜出的地方有三点：其一，构思比较有系统和清晰；其二，他做出来的有大气；其三，最重要的是遇到难题能想出解决的妙方。

“他确实是管理经济的能手，拥有微妙、高超的经济管理技巧。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实践能力，兼而有之，相当厉害。”重庆市政府经济部门的一位官员接 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他的那些主管经济的同仁们对黄奇帆都非常佩服。“他擅长的领域包括金融资本和土地，推动改革也很有办法。”

黄奇帆在重庆14年，他先后经历过6位市委书记。2010年开始任市长，先后与三位政治局委员搭档。黄奇帆的一位下属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评价他说，虽经历了多任市委书记，但他始终能够把握住分寸，特别是在危机的时候。“他是实干家，干活的人。”

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

在重庆政商领域，黄奇帆被认为是风险管控的高手。

虽然重庆经济近年来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但黄奇帆仍时时敲响防风险的警钟。他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产能过剩风险等。其中，产能过剩的风险是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风险。经济风险的源头是产能过剩。

“全行业过剩30%、40%甚至50%，几乎所有企业，都会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赔本，形成行业性亏损„„更严重的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还会连累金融业，造成银行坏账，增加诱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黄奇帆说。

因此，过去的这些年，重庆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

在过去的那些年，当全国每年煤炭产量从20亿吨上涨至50亿吨时，重庆严格控制在4000万吨；当全国钢铁产量从1亿吨暴涨至10亿吨时，重庆仍然 是600万吨；重庆还避免了全国一哄而上的光伏电池、风力发电产业的风险；全国火爆但事端频发的P2P信贷，重庆也基本不碰„„

而在房地产领域，黄奇帆也一直注意谨防过剩，控制每年房地产的总投资不要超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

分析人士认为，重庆的这些做法与供给侧改革所强调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思路颇为相似。

黄奇帆曾接受媒体采访说，他理解供应学派理论几个重要特点：政府要保持较低成本的投资环境，促进企业较好地发展；放宽市场准入门槛，让各类大中小微企业竞相发展；形成同等国民待遇的市场，使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必要的时候，政府出资补助可增加就业的企业来稳定就业。

在黄奇帆看来，政府是造环境，环境造好了，这个地方就发展了。

重庆市政府一直努力营造“五低”环境。所谓“五低”，就是低税费成本、低融资成本、低要素成本、低物流成本、低土地房产成本。重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五低”环境。重庆市工业企业的利润也因此连续数年增长为全国第一。

金融的着力点与房地产调控术

因为擅长金融管理，黄奇帆还有“金融市长”之称。

在重庆，黄奇帆努力推动直接融资市场，通过股票市场、银行间市场、企业债券等从资本市场为企业直接融资。他认为，这是解决融资问题的关键。据他透露，2014年，重庆市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到一千四五百亿的低利息、低成本的资金，都是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得来。

但他并不看好火爆全国的P2P互联网金融，曾多次公开批评，而且早于2014年就暂停了P2P网贷公司的审批。

在黄奇帆看来，中国P2P实际是个“貌合神离”平台。没有坏账准备金、存款准备金等金融机构应有的设置。就像开一个赌场，赌民之间在赌，赌场只是提供牌和桌子。P2P公司通过其网络平台，让想借钱的人与并不认识但愿意借钱的人沟通。“谁在监管？谁能监管？怎么监管？”

他解释说：P2P是一个互联网金融，它做的是一个平台，“P”和“P”之间互相贷款，但是这个平台本身不进行任何贷款。“中国一下子出现1000多 家P2P公司，最近这几个月倒闭了30%，原因是什么？就是违反了金融的基本原理。”他认为，P2P把老百姓的钱汇集到平台上，这个平台变成集资的平台，平台作为法人，又把钱借给大户。这种模式没有任何互联网金融的特点，是乱创新。

作为市长，黄奇帆一直紧盯房地产调控。

在他的经验里，控制好三方面，房地产就会平稳发展。也就是，每年房地产的总投资不要超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跟规划人口有关的社会结构的总量要平衡，还要控制房地产的按揭。

他解释说：超过25%一定供过于求，低于25%又供应不足，不适应城市化。如果一个地方基础设施投资中，房地产占了百分之七八十，长远看没后劲。

黄奇帆认为：“调控地价十分重要，别以为地价高了赚钱，政府收入高了就是好事，它是个好事，但如果唯利是图，一根筋把地价推高，长远就使得房地产价 格过高，工商企业房产资源成本过高，最后使得这个地方工商经济萧条，无法良性运作，这地方的人气都转到了泡沫房产，而不务实业，最后毁坏了整个城市发展的 方向，后果就很严重。”

他因此强调，楼面地价拍卖，不要超过当期房价的三分之一，是很重要的游戏规则。

从“地票”制度到PPP模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黄奇帆成为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成员之一。三中全会之后，黄奇帆还是三中全会中央宣讲团的成员之一。这被视为中央对重庆正在进行的改革探索予以肯定，重庆的不少经验也被纳入其中。

据黄奇帆说，三中全会的文件里设定的各种改革有330多项。重庆政府这几年，总体上每年推进的改革也有100多项。

仅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改革为例，全国各地都出了很多文件来推动这项改革，重庆也在2014年出台了《PPP投融资模式改革实施方案》。但到了2015年初，全国真正实施PPP项目签约然后跟进实施的大约5000多亿，其中2600亿来自重庆。

黄奇帆分析，重庆做得好的关键是重庆的改革方案抓住了PPP的要害，即投资收益。投资必须要有盈利才能吸引投资者前来。

而在重庆的所有改革中，最引人关注的当数“地票”制度。这是重庆自2008年起探索的一项土地改革制度。

所谓“地票”是将农村用地指标转移到城市使用的交易品，具体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闲置 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交易，获得地票者可在重庆市域内，申请将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 规划的农用地，征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重庆“地票”制度实行这些年来，15万多亩农村闲置的建设性用地复垦为耕地，把地票的交易价格扣除复垦的成本，15%归集体，剩下的 85%全部归农民，收入近300亿元进了农村，反哺了农民。另一方面，“地票”制度也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并确保耕地红线不被突破。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之后，重庆关于“地票”的改革更是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

第2篇：黄奇帆的演讲

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

黄奇帆

（2018年5月19日）

一、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摈弃了教条主义，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摈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国家建设由封闭转为开放，由人治转为法治，由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一个重中之重的变化就是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今天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资本市场。

二、中国的资本市场，在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于90年12月成立上交所、91年5月成立深交所时起步。至今28年来，采用了摸着石头过河、先探索试点，再规范发展（认购证、文化广场作交易大厅）；先重点突破，再整体推进；企业流通股权实行先增量后存量，先股权分置再实施全流通；IPO上市先搞审核制，等条件成熟后再搞注册制；管理上先政府规章再法治化覆盖。20多年来，面对一个新生的初级市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面对着各种客观存在的体制性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的局面，法律的制定和健全完善也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现实，我国政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针，既不搞洋教条，把西方成熟市场规则照搬照套，也不搞摊贩市场式的误打误撞；既有问题导向，切实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又有目

标导向的顶层设计、系统配套。想想近十年IPO发行闸门多次开开关关，经常为人诟病，这其中包含着管理层多少兼顾改革、发展、稳定的理性判断，以及尊重现实的无奈。当然，我们的资本市场也遇上过经验不足的失误，比如2015年因高杠杆配资管控不到位引发的股市泡沫的教训和2016年初熔断机制实施带来断闸停摆的教训。中国资本市场尽管有这些坎坷，还是克服了各种困难，有了长足的发展。想想西方成熟市场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70多年大起大落、制度混乱、作奸犯科盛行的情况，我们20多年遇上的这些问题、困难，真不算什么大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困难，都得到了稳妥的化解。现在，资本市场规模逐步壮大了，法制建设逐步到位了，信息披露逐步规范了，监管体系逐步健全了，国际化合作体系逐步突破了。总之，20多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化方向、法制化需求、公开化制度、国际化导向。20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资本市场在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创新，在总结教训中积累经验、改进管理方法，走出了一条符合市场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每想到此，我们这些改革开放的过来人，不由得心潮起伏、倍感振奋。

三、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六方面的重要功能。（1）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到2017年，中国资本市场总市值接近50万亿元，上市公司总营业额超过百万亿元，利润三万多亿元，包括上市公司债务在内的总资产约100万亿元，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有半壁江山的分量。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持续发展，并且大大提升了经济总量和企业规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市场既是中国经济的前进动力，也是企业腾

飞的翅膀。

（2）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高质量、有效益的发展，资本市场的独角兽制度，风险资本投资机制能极大地促进企业科技创新。以资本市场的逐利特性、用脚投票的资源配置机制，极大地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3）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实施现代企业制度。现有的国企民企，一旦成了上市公司，既受到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律所训导，又受到交易所、证监部门监管，理念上、行为上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成为有激励有约束的理性的行为法人，不仅会增强股东意识、公司治理概念，而且通过强制性信息透明度原则倒逼上市公司管理层形成讲真话、不讲假话的行为人。

（4）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传统金融体系是指以商业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现代金融体系是指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不仅仅具有媒介资金供求关系的机制，而且还具有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分散风险和分享财富成长三大功能的机制。资本市场发展好了，能改善国民经济的宏观杠杆率过高的问题，降低全社会融资中过高的债务比重，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债权转化为股权，还能有效的消除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融资不规范、非法集资、金融欺诈等问题。

（5）让老百姓增加致富途径，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老百姓。资本市场加快了社会财富特别是金融资产的增长，以前中国人主要靠增量来增加家庭财富，现在可以用存量来增加财富。国际资本市场的经验表明，如果从50年到1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股票、房地产、国债、黄金四方面的投资收益最高的首先是股票，第二是房产，第三是债券，最后是黄金。总之，资本

市场提供了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财富成长机制，建立了一种人人可以参与财富的分享机制。

（6）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探索了高质量有效益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深刻地指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方向是混合所有制，也是要求国企转制为股份制、股份有限公司。而上市公司恰恰是最规范最典型的股份公司。作为公众公司，上市公司理所当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最佳的实现形式。

过去28年中，资本市场上这六种功能已经在国民经济中逐步体现出来，今后二三十年必将更深刻的显现出来。当然，中国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需要进步的地方，概括起来大体有九个方面：一是总量还小，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不到50%，还有巨大成长空间；二是交易所竞争力不够，交易品种和数量还不丰富，商品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有待发展，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三是市场分割，比如A股、B股、香港红筹、H股，债券分为银行间中票和交易所债券，这些市场分割降低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四是发行机制不健全，注册制还没到位。五是退市制度不健全，目前总体上还只有说法，还没有真正到位。六是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七是证券公司综合实力、竞争力较弱，主要靠经纪业务支撑，直接投资、并购顾问能力不高，证券公司行业集中度太低。在成熟市场，前10位的证券公司一般能占到全行业的业务量的60%甚至75%，我们现在不到30%。八是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散户投资者多、机构投资者少，保险资金、养老金投资规模小，PE发展不规范、运作模式、风险管理、资金来源和托管方式都有问题。九是发展和监管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需要加强。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按习近平总书记要补上资本市场发展短板的精神要求，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多样化的投融资工具，大力培育多元化的投资者群体，切实加强资本市场的诚信建设，坚决打击证券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和警惕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把资本市场建设成为经济发展发动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杀手锏，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的推进器，老百姓致富的财富通道而努力工作。我相信，到2050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我们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

“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型经济全球化

黄奇帆

（2018年5月12日）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中国社科院设立“一带一路”国际智库，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加强新型智库建设要求的重大举措，是聚共识、汇众智、合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行动。能够成为智库一员，我深感荣幸，将尽己所能，多谋发展之计，多献务实之策！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伟大构想，引起世界各国广泛共鸣。5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同秉持亲善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持续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批重大项目落地生根，众多发展难题成功破解，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600亿美元，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达到了4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正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朋友圈”不断扩大，影响力日益增强，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既为我国改革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各国合作发展和全球治理变革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一带一路”塑造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五大特征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过去几十年，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在开放领域形成了5个特点：一是引进外资为主，以弥补国内资本匮乏；二是鼓励出口为主，以发挥劳动力和要素成本比较优势；三是沿海开放为主，以充分利用沿海区位优势；四是货物贸易为主，重点发展加工制造等实体经济；五是适应和融入国际贸易规则为主，以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发展。这样的开放模式，推动我国成为了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对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严峻挑战。我国经过几十年快速增长，国内劳动力成本和经济要素成本上升，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习近平主席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极大改变了国家开放格局，推动开放向广度、深度、高度不断拓展，形成了五个新的时代特征：

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2010年—2017年，我国每年实际利用外资从1057亿美元稳步增加到1310.4亿美元，增长23.9%；同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590亿美元增加到1200.8亿美元，翻了一番多。我国正从贸易大国转为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这是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近几年，我国商品进口增长率一直快于出口增长率。2017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7.8万亿元，其中，出口15.3万亿元、增长10.8%，进口12.5万亿元、增长18.7%。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但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我国进口规模的持续扩大，不仅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满足老百姓(75.650,-2.21,-2.84%)消费需求，还必将增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施，中西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明显提速，正在由过去的“跟随跑”变为“齐步跑”甚至“领先跑”，我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正加速形成。

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FTA框架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在双边和多变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呈现快速增长之势。2010年—201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3624亿美元增加到7130亿美元，年均增长14.5%，为同期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平均增速的2倍。2017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7万亿元，有力促进了我国外贸结构的持续优化。

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我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高举合作共赢旗帜，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推动者，展现了中国智慧和大国担当。

这些新特征，将贯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推动我国以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方向发展。

二、“一带一路”带来内陆开放五大新变化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打造多元合作平台，实现共赢和共享发展。此举，在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的同时，也使中国内陆地区突破了地理困局，从开放的“末梢”一跃转为开放的“前沿”。

一是打通了开放通道。过去，我国对外经贸主要依赖海路。自首趟中欧班列开通以来，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等城市纷纷开通中欧班列。现在中欧班列国内线路已增至61条，通达欧洲13个国家、41个城市，累计开行班列突破7600列。依托中欧班列，中西部城市大力发展江海、铁水、铁空联运，进一步联通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空中走廊方面，全国前十大机场，北上广深杭占据6席，成都双流、昆明长水、西安咸阳、重庆江北占据四席，中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区域联通和经济合作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是形成了口岸高地。以前，我国口岸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内陆货物进出口必须运到沿海通关，可谓“一江春水向东流”。近年来，国家陆续在内陆腹地设立了100多个国家级口岸，一批汽车、粮食、肉类、木材等进出口指定口岸也相继建立。海关体系还全面推进“单一窗口”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形成了便捷高效、畅通安全的通关模式。

三是设立了内陆保税区。保税区具有“境内关外”特征，叠加着海关各类优惠政策，集中了保税物流、保税加工、保税服务、保税贸易等多种功能，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载体。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提速，国家在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20个中西

部省市区设立了30余个保税区，打破了内陆地区不沿边、不靠海不必也不能设立保税区的既有格局，带动内陆地区开放步入了新阶段。

四是增添了开放平台。国家相继在中西部布局了重庆两江、甘肃兰州、陕西西咸、贵州贵安、四川天府、湖南湘江、云南滇中、黑龙江哈尔滨、吉林长春、江西赣江等10个国家级新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也落户重庆。近几年，国家布局的11个自贸试验区中，内陆省份就占了5个，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均建起了自贸“试验田”，内陆开放加速迈向全国前沿。

五是构筑了开放型产业。借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我国内陆地区打破以往“碎片化”格局，按照产业链垂直整合、集群发展的思路，加快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和质量明显改善。5年来，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由25.6万亿元增至38.2万亿元、年均增长8%以上，进出口总额增加到了4.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有了重大提升，内陆开放发展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

三、“一带一路”建设重在资源优化配置

“一带一路”认同的是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遵循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目的是造福世界、造福人民。习近平主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以开放为导向”，“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一带一路”建设重在聚焦“五通”，依靠制度创新和规则完善，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这方面，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具有低成本、高效率、轻资产的特点，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选项。可从五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是加强物流联通。物流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拥有丰富的资源、较好的产业和基础设施条件，现在的问题是点状分布、缺乏联通。应加快建设跨区域物流网，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联通。尤其要聚焦关键通道、关键城市、关键项目，联结陆上公路、铁路道路网络和海上港口网络，打通中蒙俄、新欧亚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互通有无、优化资源配置。

二是促进金融融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博鳌论坛上，作出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的承诺，准备推出“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等系列举措。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重点围绕满足投融资、统一货币结算和金融服务三大需求，创新投融资模式，完善金融服务网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三是发展“丝路电商”。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保持年均30%左右的增长，去年交易规模达到7.6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近三成。据测算，2020年全球跨境电商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万亿美元，跨境电商已成为国际贸易竞争新的制高点。“一带一路”覆盖65个国家、44亿人口，是巨大的市场。我国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电商企业已有较强实力，应落实商务部“丝路电商”设想，支持电商平台走出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电子商务合作机制，真正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四是壮大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当前，我国云计算已经铺就覆

盖全球主要互联网市场的“普惠道路”，发展云计算大数据服务独具优势。应加快落实“数字丝绸之路”构想，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据信息服务、互联网业务和国际通信业务领域的互联互通，积极拓展数据通信、存储、处理、软件开发等业务，打造云计算大数据产业集群。

五是拓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研发设计、专利技术、工程咨询等资本技术高度密集，是服务贸易的高端领域，也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正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已经形成了一批发明专利、技术标准和核心知识产权，应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一带一路”创新网络，打造专业技术交易网络平台，发展面向沿线国家的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等技术服务贸易。

女士们，先生们！“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坚实步伐，接下来是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它行稳致远、继往开来。这就要凝聚各方智慧力量，“一带一路”国际智库成立恰逢其时。我们应当用好这个平台，争做思想的集聚地，汇集各国政要、商业领袖和学界精英，集思广益，碰撞思想的火花；争做政策的策划者，聚焦“五通”，围绕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把方向、出思路、提建议；争做沟通的新桥梁，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密切交流往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凝聚各方共识。我坚信，“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一定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谢谢大家！

新时代的企业战略转型

黄奇帆

（2018年3月30日）

在党的十九大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中国经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在走富国之路、强国之路的时候，一定要抓好去杠杆、防风险的工作，并且把它作为今年三大关键性的重点任务，包括扶贫、环保在内，首位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杠杆、防风险。

需要着力解决的是非金融企业债务

对我国来说，去杠杆，除了实体经济的各类企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各类金融机构去杠杆、防风险之外，还有一个整体上的国民经济的去杠杆。目前，我国的宏观杠杆率是比较高的，去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包括政府的债务，居民的债务和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加在一起差不多是GDP的250%，在世界上处在较高的位置。

在这三大部分的债务杠杆之中，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企业的债务杠杆。政府的债务大家说得比较多，中国政府去年底包括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总债务是29.95万亿人民币，GDP是80多万亿元，占比约36%。而现在的美国政府债务是21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总量是20万亿美元，政府的债务是GDP的105%。美国政府债务中，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谈美国政府的债务只是谈美国联邦政府的债，美国50个州的债没有统计在21万亿美元里面，比如加州或

者像底特律这样的更低一个层级的政府债务并没有包括在内。而我们中国政府债，是包含地方政府的，通通算在一起没超过GDP的50%。所以，从总体上说，我们的政府债不是最危险的事，只要对今后的增量包括地方政府潜在的债务能够防控、管制得好一些，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居民的债务包括老百姓买房子的按揭贷款，过去几年增长得比较快，目前加在一起是47%左右。今后，我们不要像过去三五年那样高速增长，把这个增长势头往下压，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居民部门负债率在GDP的50%以内，我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合理的。

所以，中国经济真正成问题、需要着力去解决的是非金融企业的债务，这个债务占GDP的160%左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的GDP是80多万亿元，企业债务有130多万亿元，这个160%和政府的、居民的债务率加起来，总的宏观杠杆率接近250%，是世界上较高的水平。如果我们能把企业的债务率降一部分，比如能降50个百分点，那么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就能降到200%以内，就会好得多。所以，宏观经济去杠杆的要害，在于去企业的债务。同样拿美国来比较，美国的企业债务占美国GDP的比重是70%不到，而我们要比美国的企业债务比重高一倍，从这个概念上来说，大家一看就知道，问题焦点、要害是在什么地方。

企业去杠杆更要靠提高股权融资比例

那么，怎么解决这件事呢？一方面，在微观上、在结构上，我们对各类工商企业要按照党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狠抓“三去一降一补”，帮企业去过剩的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促使企业增加利润、降低成本，有效地降低具体企业的债务。另一方面，在企业管理上要更多地从财务上考核和要求企业家，做好

每个企业的现金流管理，不能弄得资金链断了；强化每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管理，不能总是80%、90%地负债，不能盲目地为了扩张、为了收购兼并，甚至到了8000亿元、9000亿元债务，还敢千亿、千亿地举债，在世界各地疯狂地收购兼并，最后把自己搞到资金链断掉，这类高杠杆冒险应该受到严格的约束和管控。不仅是金融机构要约束管控这类杠杆贷款，企业家、董事会自己也该留有余地，要有这方面充分的意识，管控好现金流、管控好资产负债率，管控好自己的亏损或者效益。

再一方面，千做万做，赔本的生意别做，产能过剩的生意别做。一个企业千万不能以为自己聪明能干、竞争能力强，过剩的恶果都是别人承担，我的企业在过剩的领域里照样能够跑马圈地，能够拔得头筹，能够取得良好效益，这都是过分自信的表现。在市场经济里，一个行业有10%~20%的过剩是正常的，这个百分之十几、二十正好是优胜劣汰、动力所在，促使一些劣势企业、劣势产品被淘汰出局。但是如果这个行业有30%以上的过剩，比如有40%、50%的产能过剩，就会出现全行业亏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对企业家来说，千万不要在产能过剩行业再去增资扩产。总之，要在财务指标上，在发展的前景上，控制好自己的业务的方向、业务的范围，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这是讲微观，是讲具体的产业行业结构中企业去杠杆、防风险的一些问题。

从宏观上说，我们企业部门高杠杆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还处在不成熟状态，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跑了27年，但目前还处在不健康、不健全、不理想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7月份的金融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非常深刻地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的一块短板，金融市场一

方面在银行理财业务、非银行金融企业资管业务等方面发展过度，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发展不足，目前还是短板，是瓶颈。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短板、瓶颈，使得我们国民经济的宏观融资比例出现了问题，比如去年全社会新增的融资，债权融资占90%还多一点，股权融资10%不到，这是什么意思呢？企业银行贷款是债务，信托融资也是债权，各小额贷款更是小高利贷性质的债权，即使是在资本市场上发的债券，或者在银行间市场上发的中票，也都是债务。中国总的新增融资90%以上是债权，只有10%不到是股权，这样的市场融资结构如果长期存在，我们的国民经济的高杠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还会越来越高。如果现行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是70%，而这些企业每年新增的融资量总是90%的债务、10%的股权，由此类推，这些企业几年后的资产负债率就不是70%，而是80%甚至90%。

讲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我国国民经济的融资结构在体制机制上缺少股权融资，抓好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例，是国民经济去杠杆、防风险的关键措施。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共16章60个条款，其中第四章讲到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改革时，特别讲到了一句话，就是要解决好中国工商企业股本的市场化补充机制，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解决国民经济高杠杆率，特别是企业高杠杆率的关键所在。这是我们的心病，是要害之处、瓶颈之处，必须着力去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既要靠工商企业自身的利润积累，滚成资本，从微观结构上去解决一些问题，更要靠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从国民经济融资的整个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整体上讲，如果每年全社会新增融资中股本融资能占50%以上，形成债务融资、股本

融资各50%的格局，企业融资高杠杆问题就能有一个根本性的好转趋势。

退市制度到位，注册制就能顺理成章出台

从2009年到2017年的最近七八年，在美国全社会每年融资里，企业融资的70%来自股权融资、30%是债权融资，我们却正好倒过来。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展健全的资本市场，不光是A股市场，还包括场外的、场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总之是股本融资市场。这个市场的龙头是什么呢？当然是A股这个主板市场，包括私募基金、OTC在内的各类股权投资，投资的目标最终还是要上市的。所以，主板市场如果不健全，其他多层次的场外市场也不会发展顺利。总之，提高股权融资比例的关键在于资本市场必须健康地发展好。

大家看我国资本市场，不管是20多年来，还是最近几年来，都会看到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就是很多的拟上市企业压在那里，曾经有六七百个企业排队要上市，形成堰塞湖。IPO一启动，发行了三个月或者半年，发行的量多了，资金抽水抽得多了，股票指数就往下掉，掉得受不了就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半年一年又启动，周而复始。最近十几年，已经有过七次停发整顿、开开关关的情况。

仔细想想，也不是不想IPO正常运转，谁不想呢，都希望正常发行。但是一旦发行上去以后，过了一阵子，股市跌了个百分之二三十，股民也好，公司也好，社会各方面又会感觉到受到了发行的压力，不得不倒逼证监会停止发行。这样周而复始的现象不是谁聪明不聪明的问题，也不是管理者能力强和弱的问题，本质是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股市发行缺少两个基本制

度——一个是注册制，一个是退市制度。

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中，除此还包括投资者保护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各种违规案件严厉惩戒制度等许多制度。在所有的制度中，有的是树根、树干性的，有的是树枝树叶性的，而注册制和退市制度就是根基性制度。在这两个制度中，注册制是方向，退市制度是前提。

对比美国上市公司一年退市有百分之八到十，中国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百分之一，甚至有些年几乎没有退市的。自1990年上证所成立以来，全部退市的股票数量只有100多个，2009年后有些年一个都没退。尽管证券法有退市这个要求，但实际操作中没有真正到位，缺少具体的规章制度法规、操作的程序。总之，市场化的退市不存在，市场化的上市也无法推进。只进不出、只吃不拉，人活不了，退市制度不建立好，企业上市也无法正常制度化。目前，注册制出台最大的障碍就是退市制度还没有到位，什么时候退市制度到位了，注册制就能顺理成章地出台。

成熟的资本市场往往有两个情况：一是每年上市的企业和退市的企业大体相当；二是每年退市企业中，主动退市和被动退市企业大体相当。纽约华尔街上市的股票，上世纪80年代就有3000多个，美国每年上市有两三百个企业，十年就有两三千个，20年就四五千个，长此以往会不会变成一万个？没有，现在还是3000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进退大体相当。有些年退市数量大于上市数量，若干年后累计，退市和上市的大体相当。比如，2009年退市200多个企业，上市100多个，退得多了点，但从过去10多年来看上市和退市差不多。

看到这样的场景，你就会想象，每年的3000多个上市企业中，垃圾一点的，效益不好的，经过长期考验指标不达标的，就会退出市场。然后不断有优秀的新的企业上市，这些新企业有的哪怕现在还没盈利，但它往往是前景很好、日长夜大的独角兽企业。这样的股市年年进行结构调整，越调越好，股市市值也会越做越大。国民经济的最有效的利润都集中在上市的企业中，股市也就成了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从这个意义上讲，优胜劣汰、有进有出、有呼有吸是股市健康发展的生命之基。如果只重视上市方面怎么快速健康有效的发展措施，在退市方面不下功夫、不啃硬骨头，市场就不会健康发展。

退市怎么退

刚才着重讲了退市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它的意义。那么大家又会问，退市怎么退？

前面谈到，成熟的市场有一个现象，就是它既有强制的退市，又有主动的退市。退市企业的总数里，主动退市和强制被迫退市的数量大体相当。经常出现的场景是主动退市大于强制退市的数量，对主动退市申请的，也是注册制管理，只要合法、没有猫腻，退市方便有效，退得光明磊落，干净利落。

在强制退市方面，三种情况要无条件地强制退市。第一种，上市过程中造假的。凡在新股IPO过程中造假的，上市以后一旦发现，采取零容忍措施，无条件退市。这没有任何人会同情，一票否决。相关联的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要“陪绑”，受到相应的惩罚。第二种，你已经上市了，每年都有年报，都有信息披露，披露时如果造假、欺瞒，最后查实信息披露的造假问题，涉及刑事犯罪性质的，董事长、总经理等关键的当事人

被依法处理了，只要这个案子的信息披露案件犯错性质达到了刑事案件的档次，这个企业就要强制退市。第三种，企业本身连续若干年经济指标达到退市标准，依法强制退市。这三种强制退市，无条件执行，任何企业碰上就退市。长此以往，形成惯例，形成习惯，不会吵架，不会不稳定。关键是执法的力度，制度规定的明确。

那么另一方面，主动退市这一环呢？当然也很重要，它是降低退市成本、保持退市制度常态化运行的重要手段。

这方面，也有三类，一种是董事会根据企业某种特殊情况，比如考虑从这个市场退出到另一个市场上市，只要没有违法，申请之后该退就退。第二种它可能意识到自己今后几年随着经营发展，它的行业趋势、企业状况已无法达到上市要求，与其被强制退市，不如主动退市，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还有一种主动退市是，自己的企业要退，有人愿意收购、借壳上市也是主动退市的一种，就是说原来垃圾企业退市了、退出了，优质没上市的企业借壳以后上市，也是原企业的主动退市。

总之，主动退市有各种类型，强制退市也有各种类型，只要把这些类型企业退市过程法治化、市场化、公开化、制度化，而且非常严格地推进，每年就会有两三百家企业正常退市，也有两三百家企业正常上市。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基础生成了，注册制和退市制度的法治形成了，再加上信息披露制度、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制度、对投资人的保护制度、上市公司上市和退市的审查不再由证监会审查而是由交易所作为市场的管理机构来审核，整套配套制度匹配到位，整个资本市场法规体系中树根、树干、树枝、树叶性质的制度也就完整丰富了。

总之，资本市场法治最重要的制度就是注册制的法制和退市制度的法制，以及投资人保护制度的法规、违规违法行为打击的法规、信息披露的法规、证交所对上市企业退市审核监管的规章。做好这些资本市场就会健康发展。

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两年，证监会和国家有关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对推行注册制相关联的投资人保护制度、上市公司正常化常态化上市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交易所怎样加强交易监督管理，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上市公司审查方面，最近请了一批交易所的管理人员一起参加证监会的发审和审查，这就为今后最终实施注册制由证交所承担上市公司注册上市的业务审查管理工作，创造了无缝对接、平滑过渡的条件。可以说，证监会最近两年为注册制最终推出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

特别是在退市制度方面，大家注意到，最近几个月证监会对退市制度的管理也出台了若干基础性规章文件。所以，我相信再过两三年时间，到2020年时，我国一系列重要的资本市场制度体系和管理的措施将会系统到位，注册制和退市制度也会同步生效。由此，我相信，今后十年，中国企业股权融资比重会出现大比例的提升，国民经济证券化率将从现在的50%左右提升到100%左右，企业债务杠杆率会大幅下降，中国宏观经济杠杆率也将会有较大幅度下降，建立中国企业股本的市场化的补充机制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也一定会实现，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第3篇：“金融市长”黄奇帆

“金融市长”黄奇帆

智谷趋势

2015-08-04 10:06 7月31日，题为《黄奇帆：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的文章在互联网中广泛传播。黄奇帆说的金融本质三句话是：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三是金融不是单纯的卡拉OK、自拉自唱的行业，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没有灵魂，就是毫无意义的泡沫。

实际上，黄奇帆的这三句话是在今年2月11日的重庆市金融工作会上说的。5个月前的语录，为何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转载？

原因很简单，素有“金融市长”、“学者市长”之称的黄奇帆，在当下股市持续震荡的当口，有关股市的观点契合广大股民的关切。

重庆“CEO”和重庆GDP 31个省区市已经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GDP。重庆以11%的GDP增速领跑，在31个省区市中排名第一，不仅远高于7%的全国平均水平，也超过了自己10%的预定目标。2005年，重庆的GDP增速还排在全国的第22名。2006年，排名前提了3位，排在第19名。可从2007年开始直到今年上半年，重庆的GDP增速排名，再未出过前五名。2010年黄奇帆正式担任重庆市市长以来，重庆拿了三个第二名（2010年至2012年）、1个第四名（2013年），2个第一名（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

分析人士认为，重庆经济高速发展，与黄奇帆个人也有关系，黄奇帆“开创了重庆模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也曾经说过，上海给重庆的一大贡献是送来了一个资本市长黄奇帆。

今年是黄奇帆来到重庆的第14个年头。2001年他从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调任重庆市副市长，上任伊始就组建重庆的国资经营平台，盘活重庆的存量资产。5年前出任重庆市长之后，开始筹划外汇结算离岸中心。这期间，还有重庆老工业基地的复兴及重整、成立上市公司重组领导小组和上市公司重组办等一系列组合拳。

今年以来，黄奇帆密集会见了华硕集团全球总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总裁、香港贸易发展局总裁、英国怡和集团主席等各类商业精英。去年、前年以及大前年，他也是这样过的，目的都是为重庆“引凤”。“股评家”市长

除了《黄奇帆：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近期被广泛传播的还有去年1月14日，黄奇帆在重庆市经贸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股市看法。

在这次会上，黄奇帆谈到了股市改革的顺序问题，认为应当先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然后再推多渠道股权融资让巨量现金进入股市，提振股市信心；接下来再启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他强调，“一般类的改革，一定要'接地气'，懂行情，经济学的道理可能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知道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改革需求顺序出牌这个道理，遵循工作秩序。那就是一副好牌，次序打乱了，你就会输。”

黄奇帆上述“出牌的顺序打乱了，你就会输”观点，去年一月一度成为各大网站头条。近期，股市持续震荡，这一观点再度受关注。

不同于绝大多数地方官员，黄奇帆经常公开评论金融行业及管理层的做法。

他强调，“让一大批企业，不管大企业、小企业(上市)，大企业到A股去上市，中小微企业到转板、三板去上市，”然后改变融资市场的力量对比，倒逼利息下降。

几乎每一次，黄奇帆的“股评”和有关经济方面的言论，都会受到关注。有人戏称他是“黄大嘴”。系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成员

黄奇帆的金融功底和经济驾驭能力，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黄奇帆成为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成员之一。三中全会后，官方成立了中央宣讲团，28名成员中也有黄奇帆。

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和中央宣讲团，成员多数都是专家学者、国家部委负责人。来自地方的官员只有两人，黄奇帆和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王秀模等学者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黄奇帆能够进入《决定》起草组和中央宣讲团，一个原因在于其自身具有的知识和素养。

最近几年，坊间一直有黄奇帆进京担任金融领域高官的传闻，但始终没有官方层面的实际行动来印证这个传闻。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詹国枢多次采访过黄奇帆，他评价说，黄奇帆“脑袋瓜子特别灵，无论什么数字，只消看过一遍，立即记住，仿佛存入电脑，甭管啥时需要，键盘一敲，嗒嗒嗒嗒，逐一呈现”。

接下来我们看看黄奇帆的这篇原文，或许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 ◎重庆市长｜黄奇帆

说说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 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

二是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实际上就三个词“信用”、“杠杆”、“风险”；

三是金融不是单纯的卡拉OK、自拉自唱的行业，它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没有灵魂，就是毫无意义的泡沫。在这个意义上，金融业就是服务业。具体来讲，第一个特点，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银行是干什么的？一方面，老百姓有钱存在银行里；另一方面，企业需要钱，银行就是在之间起着桥梁，起到中介和服务作用。保险是干什么的？保险实际上是人在健康、安全的时候，有余钱买了保险，发生生病、死亡等意外突发事件的时候拿来救急，这个过程是人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平衡，当这笔钱放在保险公司，又可以为企业融资提供资金来源。证券市场更是如此，老百姓冒一定的风险投资买股票，取得回报，不管是赚的企业利润分配，还是股价差价，总之是为有钱人理财的一个桥梁。租赁也一样，一个企业没钱一次性投资10亿，就要借债，如果通过租赁，把一次性的巨额投资转化为日常的租赁费用，那么投资资本和资金就转化为租赁公司的资金，而企业不出这笔钱，摊入运行成本，运行成本增加以后，少交一点所得税，或者产生各种各样的效益。这也一样起到为需要钱的人融资的作用。金融的第二个本质，是信用、杠杆、风险。首先是信用。

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是金融的生命线。金融的生命线，一种体现在是金融企业本身的生命线，金融企业本身要有信用；一种体现在与金融机构借钱的企业也要有信用；还有一种体现在老百姓在你这儿存款、投资的过程中，各种中介服务类的企业当然也要有信用。信用从哪儿来呢？对非金融企业来说，你跟金融单位融资，没有信用就无法融资，任何在这个问题上投机取巧的人，最终一定会受到惩罚。说我不要信用也能融资都是胡扯，离开金融本源的任何理论都是不成立的，这个本源就是两个字——“信用”，是金融安身立命之本。企业的信用在哪儿呢？

第一，企业要有现金流，你向银行借1亿，银行就要审核这个企业每天、每月、每季度、每年现金流怎么样，现金流比利润还重要，哪怕利润很高，如果某一个月资金链断了，把你弄得崩盘了，后边哪怕有暴利，你已经死了，也没有用。所以，资本市场上考核企业的第一个信用就是分析财务报表里的现金流。

第二，要讲企业的利润，我们说一年有1亿利润，10倍市盈率，股票市场价格可以值10亿，增长很高，市盈率30倍、50倍还有人愿意买，是买它的未来，因为利润增长很快，买了以后，过三年、五年，高增长率会把这个市盈率从30倍又降到10倍，我买的股票就赚钱了，总之和回报率有关。第三，和抵押物有关，如果回报率、现金流不大讲得清，但这个企业很重要，担保公司愿意为他担保，或者某个第三方企业帮他担保，担保物是充实的，银行当然可以照贷无误，如果万一企业不行，担保公司、第三方企业赔，只要这个事铁板钉钉，也是可以的，也是一种信用。第四，就是企业的高管人员，企业的经理是一个世界有名、中国有名、区域有名的非常实诚的优秀企业家，如果遇上金融危机，遇上特殊困难，暂时遇到困难，凭他个人信用的含金量，大家可以帮忙。另外企业的品牌等一些无形资产也是有价值的。

这些都是一些金融学的常识，但人们往往不按常识做事。我们有时候说现在大数据分析，不管怎么分析，如果看不到企业的现金流，看不到企业的资本回报率，看不到企业的第三方担保，看不到企业非常实际的一些信用物，大数据分析就能把几百万、几千万借出去？我觉得这也会很荒唐的。我的意思说什么呢？

如果直接了解企业这些相关数据当然最好，如果用大数据，网络的方法间接地、确切地了解企业的这些数据，也是一样的效果。但是，如果说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是不需要有资本回报，不需要有现金流概念，不需要有担保物，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信用物，那大数据就是赌博。

所以，金融的本源其实并不复杂，如果一套说法说得把金融ABC给丢了，它哪怕再复杂再高端，也别信。金融的衍生工具也一样，有许多许多的衍生工具，但是不管什么衍生工具，总是能看到信用几个基本特征的痕迹，如果全部抛弃了，还原不了，根本搞不清了，那就是泡沫。第二个就是杠杆。金融的特点就是杠杆，没有杠杆就没有金融。为什么要信用？因为信用是杠杆的基础，你有信用，我才杠杆，如果什么事都是1：1的，我拿100块给你，你就我给100块的货物，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不需要信用了。一旦有信用，就有透支，透支就是杠杆。

银行的存贷比，就是一种杠杆比例。有10亿注册资本，可以搞100亿贷款，资本充足率1：10，也是个杠杆比。租赁公司如果有50亿资本，可以搞500亿租赁，也是1：10的杠杆。搞期货一般是1：20的杠杆，5块钱的资金可以做100块钱的投资，如果做远期交易，1：5的杠杆，100块钱的交易付20%，半年以后货物到了再付剩余的，这中间也有个透支，是1：5。

最近，股票市场搞融资融券，也是个杠杆比，你有100万的股票，跟证券公司可以融资也罢，融券也罢，借给你一定比例的透支，总之没有比例就没有金融。虽然这也是金融课堂的ABC，但是一切的金融风险都是背离了这些基本原理而所致的，所以这些基本原理要当真经来念，不管是行长还是科员，这个真经要天天念、月月念、年年念。

所有的金融风险都是杠杆比过高造成的，没有杠杆比就没有金融，但杠杆比过高就产生风险。刚才我用了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三个叠加词，就是用最土的方法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一切金融的创新都是想方法把杠杆放大，一级杠杆1：3，二级杠杆再来一个1：3，整体系统叠加就变1：9，如果有三级、四级就更上去了，每一级都在策划杠杆比，一切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杠杆比放大，真正的智慧就是设计一个风险比较小的、有一定信用基础的、可靠的、不容易坏账的杠杆比，那才是智慧，是金融的精髓。

我们说过分的杠杆比是一切坏账、一切风险、一切金融危机的来源，坏账是讲具体的一个企业，风险是这个系统体系发生的事，危机就是延伸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事。所有的这些，都和杠杆比、和风险没控制好有关系。解决金融危机的全部办法也就是三个字：“去杠杆”，不管是国家级的去杠杆，还是某个行业的去杠杆，还是某个企业的去杠杆，实质就这么简单。

这是金融的第二个本质，风险、杠杆和信用。这三件事是互动的，信用高的风险当然就低，杠杆比一般也不会太高；杠杆比高的信用就会降低，风险也就比较高。金融专家、企业的创新都是围绕这三件事在运转，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一个度。

第三个本质，金融的要义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记得邓小平老人家当年视察浦东，也就是1991年1月14号，大年初四，他说了一句话：“金融很重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的金融要在世界上有地位，首先要从上海搞起。”

这段话讲了三层意思：一是金融和各个行业的关系，一招棋活全盘皆活，是个中心。二是上海过去是货币自由兑换，以后也要这么搞，当时金融是管制的，贸易项下也不能自由兑换，老人家已经想到以后贸易项下自由兑换，今后要这么干。三是，当时人们认为北京是金融中心，上海不值一谈。老人家说中国的金融要从上海搞起，上海才真正敢把金融中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个核心是怎么形成的？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中心就变成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异化为一个卡拉OK、自拉自唱、虚无缥渺的东西。金融只有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中，围绕着实体经济运转的过程中，才能成为中心。

对此，王岐山同志在当国务院副总理时曾说过，“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这两句话应该是金融界的戒律。我讲这段话，是让大家理解金融的本源，金融的三个要义。你哪怕成了大银行的老总，这段话也应该温故而知新，每当我们发生任何金融风险，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一个企业破产倒闭，或者一个P2P跑路的时候，你都可以从这三个特征值里找到问题的本源。

第二，一个地方政府为企业服务，推动金融发展，最重要的该抓什么？

我们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小微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为结构调整服务，为国家的战略重点服务。在这样的服务过程中，抓手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按“一行三会”的金融政策，努力做好“三管齐下”的工作。“第一管”就是间接金融中的商业银行贷款融通的体系，“第二管”就是要发展直接金融中资本市场的融资体系，“第三管”就是发展小贷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体系。这三个体系如果完全靠布朗运动，自我发展，没有地方调控，就会没有方向。以前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资本市场，也没有非银行金融体系，只有银行，金融体系90%以上靠银行贷款，这个经济不会活跃，也不会快速发展，也不会分类调控产生结构的改进，大家都一刀切。现在国家一年15万亿的社会新增融资，银行占10万亿左右，如果那5万亿不存在，就靠这10万亿，支撑不了当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所以，要依靠银行，但不能一棵树吊死。

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一行三会”在2006、2007年全面启动的，而且放权给地方政府干，“一行三会”给予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一定的政策框架，地方政府按照“一行三会”的政策框架审批这些机构。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人数量、融资总量，都有惊人的增长。虽然它的融资利息一般比商业银行高一倍，但它还是受国家管制的一个相对规范的非银行机构。我们把它叫普惠银行，有点褒义和鼓励的意思，也可以把它叫做影子银行，是银行的一个对比，也没有贬义。

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好处就是，凡是它发达的地方，社会民间的高利贷、乱集资就会大大减少，大体上减少一大半，因为既然有充分的15%、18%的中利贷可以借，我为什么要借30%、40%、50%的高利贷呢？重庆的典当行、高利贷公司，在十年前可以说非常多，近几年我们批了两三百个小贷公司，形成了几百亿、上千亿信贷余额，他们大大压缩了高利贷、地下钱庄的生存空间。现在重庆的高利贷、地下钱庄，我不能说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它也有缺点的一面，利息总而言之比银行高，这个比例如果过高，对整个融资系统也是不健康的。

怎么解决这件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力推进直接金融系统，也就是资本市场、债券市场。最近几年，在“一行三会”的支持下，重庆融资结构的比例有了明显变化。十年前我们90%以上的新增融资是银行，后来非银行系统5%、10%、20%、30%，逐渐逐渐地提高，当提高到40%多以后，又变得不合理了。改变这种局面，不能把银行的贷款占比又去提得很高。一方面是受制于银行额度制约，另一方面政府真正有作为的是抓直接融资。去年，我们在这方面又取得新成效，去年5600多亿新增融资，银行贷款占45%左右，直接融资系统提高到24%左右，然后小贷公司、信托公司等差不多占30%。

资本市场融资其实有五六个渠道，很宽的。第一个是IPO上市，不管深圳、上海A股市场，还是香港、美国上市。由于我国上市是管制审批，上市的很有限，最近我们几个大机构都是跑到香港上市，因为香港属于注册制，上市快。第二块就是发债券，企业债券，由国家发改委、证监会审批，最后在A股市场上市，因为是审批制，规模也放不开。我们最支持的就是让重庆有信用的企业到人民银行的银行间市场去发行企业债，去年有120个重庆的工商企业发了900亿银行间的市场债券。所以，哪个市场对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有效，我们就走哪个市场。发银行间中票或者资本市场的债券又是一种，定向增发也是一种直接金融行为，让私募基金作为投资股东投进来也是一种股权融资。

去年，我们有一件事做得很成功，就是京东方定向增发。京东方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液晶面板类公司之一，在世界生产能力排名第五，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中国一年要进口液晶面板1800亿美元，看准这个方向，就要有勇气投资，效益一定会好的，所以我们请他来投资。京东方想投资，愿意占据这个市场，也有这个技术，但是缺钱，拿不出330亿。我们当然不能说你拿不出，我帮你拿，但可以买你的股票，你定向增发100亿股，按市场价2.1块一股卖给我，你得到210亿，再向银行融资120亿，就有330亿，投在重庆，一年多时间把这个厂造好，今年三四月份就能投产，投产以后一年可以形成五六百亿的产值。

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融资项目，解决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巨大投资资金来源，真正起到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的作用。这单业务是西南证券做的，是一个好项目。本来我们起初是想把这个融资需求交给重庆的民营企业，他们如果有钱没有地方用，投到这个项目，肯定比放100亿小贷好，不容易坏账，但后来民营企业没有实质跟进。倒是重庆的一些国有企业，还有上海、北京的一些外地企业很睿智，都争着来投资。

所以一个月210亿的股权融资，120亿的银行融资到位。现在，京东方的股价是3块多一股，每股赚1块钱，210亿投资现在价值300多亿。我讲这段话的意思，直接融资里边有许多工具、很多方式，在座的银行、企业，都该深度了解，了解以后，把这一块努力拓宽，我们的金融体系就活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大家要明白，直接融资系统会带来整体的融资成本下降。所有的债券、中票，它的利息低于银行利率1个百分点左右，是低利贷系统。1000亿、2000亿的融资量，利息下降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整个重庆的金融系统的利率往下降，重庆企业的融资成本就降低了，这是政府该作为的地方。宏观上金融为地方经济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实际上要把金融系统的融资结构“三管齐下”，三个比例要适当。你也不能说把影子银行都废掉，你也不能说银行占比越小越好。

当我们一些信用比较好的企业通过直接金融系统融资了2000亿的时候，肯定就会向银行少借2000亿，银行这些钱借给谁？政府引导他们更多借给“三农”、小微、高新技术、结构调整等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多了这笔钱以后，信托、租赁、小贷公司的钱自然就会少用。总之，金融系统市场细分，各有定位，但这个比例十分重要。这种比例来源是国家“一行三会”的金融货币政策，我们是把国家政策和重庆实际结合起来，力争做得更好。

当下，金融要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服务。具体到重庆，首先要考虑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领头羊城市，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支点和节点城市，也是国家超大城市之一。讲节点支点，就是长江经济带，我们是上游枢纽；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是中国方面的一个起点，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起点重庆、终点德国杜伊斯堡，是当下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通道，这两年的货物价值量占到全国经过新疆阿拉山口到欧洲货运量的80%。

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直接金融系统还是间接金融系统还是非银行金融系统，都该围绕这些战略去落实工作。这里边有许多大项目，比如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十大基础设施，包括高铁项目、货运铁路项目、隧道桥梁项目，以及地铁、高速公路、水利工程、通信工程、能源工程等，有1万多亿投资。另外和大都市发展有关的城市开发，也会有几千亿，都是和国家战略有关系，金融当然应该支持。第二，要为改革开放服务。

有时候改革的过程也是需要投资的。比如我们把基础设施投资变成PPP投资，以前是政府跟你们借钱，你们很容易就可以借；现在企业如果用PPP方式来干这个活，政府不负担信用风险，但是有资源配置给企业，这个企业要跟你们融资，你们是不是能够采用各种办法，或者股权融资的方式，或者银行贷款的方式，或者各种租赁资金融通的方式，跟这些项目合作？这一块其实就是改革，需要金融提供服务。改革包括各个方面，其中有不少和融资有关，而且往往都是资本效益提升的，金融参与其中也是有很大效益的。去年我们搞了1300亿PPP，国有资本按五种路径的混合所有制搞了1000亿，本来这2000多亿是需要重庆政府自己用资源或土地抵押了去融资，然后来搞这些项目；现在我们卸掉了包袱，吸引民营、国有、外地、外国的企业进来了，他们当然也需要融资，金融系统这时候支持他，给他融资，也就是支持了重庆政府的改革，这是一个互动的。

去年因为我们搞了这些改革，重庆政府的债务从6000多亿降到5000多亿，降了1000亿，但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18%，没有出现说要减债了、该搞的项目不搞了。改革会有资本红利，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会使得各种所有制结构更加协调。这个时候，中间起融通作用的当然是在座的，各得其所。

开放的过程也会花钱，我们每年引100亿美元外资，这是注册资本金，会贷出1千多亿贷款，最终外资一年在重庆的投资量是2000亿，占1万多亿固定资产投资的近20%，比例是不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座的企业为外资企业服务，就是服务于开放。

重庆的开放有几个特征：一是利用外资多，连续几年每年100亿美元以上的外资到位数，在中西部排在前列，全国排在第七位。二是进出口量大，去年955亿美元进出口，出口排全国第八、进口排第十，这个进出口贸易当然有短期流动资金、长期流动资金以及出口信贷等在里边起到周转作用。三是实现了大交通枢纽、大口岸、大保税进出的平台。去年机场吞吐量达到2970万人次，在国家主要机场增长率排名第一，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也过了百万标箱。总之，凡这些开放特征方面需要资金，各方面应该特别倾斜一些，就是支持改革开放。

第三，要支持实体经济、工商企业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发展。

去年国务院专门发了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实体经济的文件，国务院督查组还专门来重庆进行了督查。总体看，督查组认为重庆按照国务院要求做得比较到位。第四，要为调结构服务。

“6+1”支柱产业要升级换代。电子信息产业几年时间做到了2亿台件的终端产品，生产量已经是全国之最。汽车去年生产了262万辆，也实现了全国排名第一。这些支柱产业升级换代的资金融通当然应该支持。重庆的支柱产业发展，我们是按照三种集群的理念来推进：第一种是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关联企业，整机厂、零部件厂、原材料厂一体化形成集群；第二种是同类型产品、同类型企业扎堆运作；第三种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形成集群互动。这三种集群背后体现的支柱产业，融通要给予支持。

第五，凡是有利于重庆产业创新的，不管是工业创新，还是服务业创新，应多予以支持。

我们现在讲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集成电路、液晶面板、物联网、机器人、纳米新材料这五大类和现代信息活动有关，还有五大类包括页岩气、综合化工材料、新能源汽车、环保产业、生物医药。这十个方面去年是600多亿产值，今年预计1500亿，可以翻番的，我们希望五六年以后到1万亿。这不叫浪漫，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液晶面板，去年京东方330亿投下去，今年半年多时间可以做200亿产值，明年就是四五百亿。服务业领域，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类型的企业，或者是平行贸易、保税商品展示销售，实际上是欧洲等国外商品重庆卖，打破原来的商业进货渠道，通过保税区实行平行贸易，使得价格比国内的专卖店便宜，这是个创新，里边有许多企业是新冒出来的，也需要融资。

第4篇：黄奇帆金融讲话

编者按：近年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发展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金融风险不断累积，除了屡禁不绝的非法集资，小贷、担保等非银行机构频频发生资金链断裂而倒闭，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也屡屡爆出“失联”、“跑路”事件。对此，人们似乎越来越质疑金融业的发展了。金融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金融风险究竟有哪些？重庆怎样建设金融中心？在2月11日举行的重庆市金融工作会上，市长黄奇帆为金融机构及区县负责人上了一堂深入浅出的金融学ABC课，提醒他们只有牢记金融原教旨，才能准确把握金融发展的方向，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以下为讲话实录稿。

在全市金融工作会上的讲话 黄奇帆

刚刚过去的2014年，重庆经济有六七个主要指标都处在全国前列。比如GDP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工业利润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商业零售增长率；还包括一些专业领域的指标，比如机场旅客吞吐量的增长率，汽车生产量的增长率，笔记本电脑的增长率，等等。这些重要指标，支撑了重庆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向好的发展，符合国家提出的追求效益、追求质量、调优结构的要求。

取得这样的成绩，金融战线功不可没，实属难能可贵，值得倍加珍惜。去年，重庆金融工作成效显著，新增了5600多亿的社会融资，占到全国15万亿新增融资额的1/30。作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40、人口也占全国1/40的重庆，金融资金的供应能力达到1/30，对重庆经济强劲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与此同时，重庆的不良资产率大体上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不管是银行业、信托业、小贷担保业、网络金融业，各种门类的金融机构，重庆都是全国不良资产率最低的地方之一。这说明重庆金融是健康的，良性的。

今天，我从三个角度谈一些看法：一是关于金融的定位。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为结构调整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国家的战略方针服务。二是关于金融防风险。金融的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金融服务的对象，也就是产业发展要防风险，金融自身也要防风险，还要防范非金融的各种社会活动冲击金融业的风险。三是重庆未来几年金融行业的发展目标，要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建设内陆的国际化金融中心。

一、关于金融的定位

首先，说说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实际上就三个词“信用”、“杠杆”、“风险”；三是金融不是单纯的卡拉OK、自拉自唱的行业，它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没有灵魂，就是毫无意义的泡沫。在这个意义上，金融业就是服务业。

具体来讲，第一个特点，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银行是干什么的？一方面，老百姓有钱存在银行里；另一方面，企业需要钱，银行就是在之间起着桥梁，起到中介和服务作用。保险是干什么的？保险实际上是人在健康、安全的时候，有余钱买了保险，发生生病、死亡等意外突发事件的时候拿来救急，这个过程是人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平衡，当这笔钱放在保险公司，又可以为企业融资提供资金来源。证券市场更是如此，老百姓冒一定的风险投资买股票，取得回报，不管是赚的企业利润分配，还是股价差价，总之是为有钱人理财的一个桥梁。租赁也一样，一个企业没钱一次性投资10亿，就要借债，如果通过租赁，把一次性的巨额投资转化为日常的租赁费用，那么投资资本和资金就转化为租赁公司的资金，而企业不出这笔钱，摊入运行成本，运行成本增加以后，少交一点所得税，或者产生各种各样的效益。这也一样起到为需要钱的人融资的作用。在座的都是金融业专家、领导，都明白这个金融的定位。我们有十几个金融品种，不管是直接金融系统的资本市场发债券、发股票，还是间接的金融系统商业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系统，都是各种理财方式、中介方式，本质上就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

金融的第二个本质，是信用、杠杆、风险。首先是信用。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是金融的生命线。金融的生命线，一种体现在是金融企业本身的生命线，金融企业本身要有信用；一种体现在与金融机构借钱的企业也要有信用；还有一种体现在老百姓在你这儿存款、投资的过程中，各种中介服务类的企业当然也要有信用。信用从哪儿来呢？对非金融企业来说，你跟金融单位融资，没有信用就无法融资，任何在这个问题上投机取巧的人，最终一定会受到惩罚。说我不要信用也能融资都是胡扯，离开金融本源的任何理论都是不成立的，这个本源就是两个字——“信用”，是金融安身立命之本。企业的信用在哪儿呢？第一，企业要有现金流，你向银行借1亿，银行就要审核这个企业每天、每月、每季度、每年现金流怎么样，现金流比利润还重要，哪怕利润很高，如果某一个月资金链断了，把你弄得崩盘了，后边哪怕有暴利，你已经死了，也没有用。所以，资本市场上考核企业的第一个信用就是分析财务报表里的现金流。第二，要讲企业的利润，我们说一年有1亿利润，10倍市盈率，股票市场价格可以值10亿，增长很高，市盈率30倍、50倍还有人愿意买，是买它的未来，因为利润增长很快，买了以后，过三年、五年，高增长率会把这个市盈率从30倍又降到10倍，我买的股票就赚钱了，总之和回报率有关。第三，和抵押物有关，如果回报率、现金流不大讲得清，但这个企业很重要，担保公司愿意为他担保，或者某个第三方企业帮他担保，担保物是充实的，银行当然可以照贷无误，如果万一企业不行，担保公司、第三方企业赔，只要这个事铁板钉钉，也是可以的，也是一种信用。第四，就是企业的高管人员，企业的经理是一个世界有名、中国有名、区域有名的非常实诚的优秀企业家，如果遇上金融危机，遇上特殊困难，暂时遇到困难，凭他个人信用的含金量，大家可以帮忙。另外企业的品牌等一些无形资产也是有价值的。

这些都是一些金融学的常识，但人们往往不按常识做事。我们有时候说现在大数据分析，不管怎么分析，如果看不到企业的现金流，看不到企业的资本回报率，看不到企业的第三方担保，看不到企业非常实际的一些信用物，大数据分析就能把几百万、几千万借出去？我觉得这也会很荒唐的。我的意思说什么呢？如果直接了解企业这些相关数据当然最好，如果用大数据，网络的方法间接地、确切地了解企业的这些数据，也是一样的效果。但是，如果说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是不需要有资本回报，不需要有现金流概念，不需要有担保物，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信用物，那大数据就是赌博。所以，金融的本源其实并不复杂，如果一套说法说得把金融ABC给丢了，它哪怕再复杂再高端，也别信。金融的衍生工具也一样，有许多许多的衍生工具，但是不管什么衍生工具，总是能看到信用几个基本特征的痕迹，如果全部抛弃了，还原不了，根本搞不清了，那就是泡沫。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次贷产品本来是房地产商卖房子，不需要抵押物，零首付，不受制约，房价就会涨，涨了大家都赚钱。一旦这样的房子坏账，没有抵押物，全是银行背账，银行风险就大了，但银行不是想办法把次贷变成正常贷款，从抵押物上做文章，而是把这个次贷卖到股票市场，变成了CDS债券，这个CDS债券杠杆比到了1：40，雷曼兄弟公司40亿美元购买了1600亿美元的CDS。如果这个债券涨10%，他就赚400%，40亿美元变成160亿美元，如果跌10%，就立马崩盘了。总之，考核数据分析或者品种转换的根由，就是信用物。没有信用的一切金融都是假金融、伪金融，在重庆决不让它发展，这是常识。

第二个就是杠杆。金融的特点就是杠杆，没有杠杆就没有金融。为什么要信用？因为信用是杠杆的基础，你有信用，我才杠杆，如果什么事都是1：1的，我拿100块给你，你就我给100块的货物，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不需要信用了。一旦有信用，就有透支，透支就是杠杆。银行的存贷比，就是一种杠杆比例。有10亿注册资本，可以搞100亿贷款，资本充足率1：10，也是个杠杆比。租赁公司如果有50亿资本，可以搞500亿租赁，也是1：10的杠杆。搞期货一般是1：20的杠杆，5块钱的资金可以做100块钱的投资，如果做远期交易，1：5的杠杆，100块钱的交易付20%，半年以后货物到了再付剩余的，这中间也有个透支，是1：5。最近，股票市场搞融资融券，也是个杠杆比，你有100万的股票，跟证券公司可以融资也罢，融券也罢，借给你一定比例的透支，总之没有比例就没有金融。虽然这也是金融课堂的ABC，但是一切的金融风险都是背离了这些基本原理而所致的，所以这些基本原理要当真经来念，不管是行长还是科员，这个真经要天天念、月月念、年年念。所有的金融风险都是杠杆比过高造成的，没有杠杆比就没有金融，但杠杆比过高就产生风险。刚才我用了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三个叠加词，就是用最土的方法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一切金融的创新都是想方法把杠杆放大，一级杠杆1：3，二级杠杆再来一个1：3，整体系统叠加就变1：9，如果有三级、四级就更上去了，每一级都在策划杠杆比，一切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杠杆比放大，真正的智慧就是设计一个风险比较小的、有一定信用基础的、可靠的、不容易坏账的杠杆比，那才是智慧，是金融的精髓。

我们说过分的杠杆比是一切坏账、一切风险、一切金融危机的来源，坏账是讲具体的一个企业，风险是这个系统体系发生的事，危机就是延伸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事。所有的这些，都和杠杆比、和风险没控制好有关系。解决金融危机的全部办法也就是三个字：“去杠杆”，不管是国家级的去杠杆，还是某个行业的去杠杆，还是某个企业的去杠杆，实质就这么简单。

这是金融的第二个本质，风险、杠杆和信用。这三件事是互动的，信用高的风险当然就低，杠杆比一般也不会太高；杠杆比高的信用就会降低，风险也就比较高。金融专家、企业的创新都是围绕这三件事在运转，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一个度。

第三个本质，金融的要义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记得邓小平老人家当年视察浦东，也就是1991年1月14号，大年初四，他说了一句话：“金融很重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的金融要在世界上有地位，首先要从上海搞起。”这段话讲了三层意思：一是金融和各个行业的关系，一招棋活全盘皆活，是个中心。二是上海过去是货币自由兑换，以后也要这么搞，当时金融是管制的，贸易项下也不能自由兑换，老人家已经想到以后贸易项下自由兑换，今后要这么干。三是，当时人们认为北京是金融中心，上海不值一谈。老人家说中国的金融要从上海搞起，上海才真正敢把金融中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个核心是怎么形成的？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中心就变成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异化为一个卡拉OK、自拉自唱、虚无缥渺的东西。金融只有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中，围绕着实体经济运转的过程中，才能成为中心。对此，王岐山同志在当国务院副总理时曾说过，“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这两句话应该是金融界的戒律。我讲这段话，是让大家理解金融的本源，金融的三个要义。你哪怕成了大银行的老总，这段话也应该温故而知新，每当我们发生任何金融风险，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一个企业破产倒闭，或者一个P2P跑路的时候，你都可以从这三个特征值里找到问题的本源。

第二，一个地方政府为企业服务，推动金融发展，最重要的该抓什么？我们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小微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为结构调整服务，为国家的战略重点服务。在这样的服务过程中，抓手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按“一行三会”的金融政策，努力做好“三管齐下”的工作。“第一管”就是间接金融中的商业银行贷款融通的体系，“第二管”就是要发展直接金融中资本市场的融资体系，“第三管”就是发展小贷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体系。

这三个体系如果完全靠布朗运动，自我发展，没有地方调控，就会没有方向。以前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资本市场，也没有非银行金融体系，只有银行，金融体系90%以上靠银行贷款，这个经济不会活跃，也不会快速发展，也不会分类调控产生结构的改进，大家都一刀切。现在国家一年15万亿的社会新增融资，银行占10万亿左右，如果那5万亿不存在，就靠这10万亿，支撑不了当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所以，要依靠银行，但不能一棵树吊死。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一行三会”在2006、2007年全面启动的，而且放权给地方政府干，“一行三会”给予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一定的政策框架，地方政府按照“一行三会”的政策框架审批这些机构。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人数量、融资总量，都有惊人的增长。虽然它的融资利息一般比商业银行高一倍，但它还是受国家管制的一个相对规范的非银行机构。我们把它叫普惠银行，有点褒义和鼓励的意思，也可以把它叫做影子银行，是银行的一个对比，也没有贬义。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好处就是，凡是它发达的地方，社会民间的高利贷、乱集资就会大大减少，大体上减少一大半，因为既然有充分的15%、18%的中利贷可以借，我为什么要借30%、40%、50%的高利贷呢？重庆的典当行、高利贷公司，在十年前可以说非常多，近几年我们批了两三百个小贷公司，形成了几百亿、上千亿信贷余额，他们大大压缩了高利贷、地下钱庄的生存空间。现在重庆的高利贷、地下钱庄，我不能说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它也有缺点的一面，利息总而言之比银行高，这个比例如果过高，对整个融资系统也是不健康的。

怎么解决这件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力推进直接金融系统，也就是资本市场、债券市场。最近几年，在“一行三会”的支持下，重庆融资结构的比例有了明显变化。十年前我们90%以上的新增融资是银行，后来非银行系统5%、10%、20%、30%，逐渐逐渐地提高，当提高到40%多以后，又变得不合理了。改变这种局面，不能把银行的贷款占比又去提得很高。一方面是受制于银行额度制约，另一方面政府真正有作为的是抓直接融资。去年，我们在这方面又取得新成效，去年5600多亿新增融资，银行贷款占45%左右，直接融资系统提高到24%左右，然后小贷公司、信托公司等差不多占30%。

资本市场融资其实有五六个渠道，很宽的。第一个是IPO上市，不管深圳、上海A股市场，还是香港、美国上市。由于我国上市是管制审批，上市的很有限，最近我们几个大机构都是跑到香港上市，因为香港属于注册制，上市快。第二块就是发债券，企业债券，由国家发改委、证监会审批，最后在A股市场上市，因为是审批制，规模也放不开。我们最支持的就是让重庆有信用的企业到人民银行的银行间市场去发行企业债，去年有120个重庆的工商企业发了900亿银行间的市场债券。所以，哪个市场对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有效，我们就走哪个市场。发银行间中票或者资本市场的债券又是一种，定向增发也是一种直接金融行为，让私募基金作为投资股东投进来也是一种股权融资。

去年，我们有一件事做得很成功，就是京东方定向增发。京东方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液晶面板类公司之一，在世界生产能力排名第五，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中国一年要进口液晶面板1800亿美元，看准这个方向，就要有勇气投资，效益一定会好的，所以我们请他来投资。京东方想投资，愿意占据这个市场，也有这个技术，但是缺钱，拿不出330亿。我们当然不能说你拿不出，我帮你拿，但可以买你的股票，你定向增发100亿股，按市场价2.1块一股卖给我，你得到210亿，再向银行融资120亿，就有330亿，投在重庆，一年多时间把这个厂造好，今年三四月份就能投产，投产以后一年可以形成五六百亿的产值。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融资项目，解决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巨大投资资金来源，真正起到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的作用。这单业务是西南证券做的，是一个好项目。本来我们起初是想把这个融资需求交给重庆的民营企业，他们如果有钱没有地方用，投到这个项目，肯定比放100亿小贷好，不容易坏账，但后来民营企业没有实质跟进。倒是重庆的一些国有企业，还有上海、北京的一些外地企业很睿智，都争着来投资。所以一个月210亿的股权融资，120亿的银行融资到位。现在，京东方的股价是3块多一股，每股赚1块钱，210亿投资现在价值300多亿。我讲这段话的意思，直接融资里边有许多工具、很多方式，在座的银行、企业，都该深度了解，了解以后，把这一块努力拓宽，我们的金融体系就活了。

我为什么这么讲？大家要明白，直接融资系统会带来整体的融资成本下降。所有的债券、中票，它的利息低于银行利率1个百分点左右，是低利贷系统。1000亿、2000亿的融资量，利息下降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整个重庆的金融系统的利率往下降，重庆企业的融资成本就降低了，这是政府该作为的地方。宏观上金融为地方经济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实际上要把金融系统的融资结构“三管齐下”，三个比例要适当。你也不能说把影子银行都废掉，你也不能说银行占比越小越好。当我们一些信用比较好的企业通过直接金融系统融资了2000亿的时候，肯定就会向银行少借2000亿，银行这些钱借给谁？政府引导他们更多借给“三农”、小微、高新技术、结构调整等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多了这笔钱以后，信托、租赁、小贷公司的钱自然就会少用。总之，金融系统市场细分，各有定位，但这个比例十分重要。这种比例来源是国家“一行三会”的金融货币政策，我们是把国家政策和重庆实际结合起来，力争做得更好。

当下，金融要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服务。具体到重庆，首先要考虑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领头羊城市，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支点和节点城市，也是国家超大城市之一。讲节点支点，就是长江经济带，我们是上游枢纽；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是中国方面的一个起点，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起点重庆、终点德国杜伊斯堡，是当下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通道，这两年的货物价值量占到全国经过新疆阿拉山口到欧洲货运量的80%。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直接金融系统还是间接金融系统还是非银行金融系统，都该围绕这些战略去落实工作。这里边有许多大项目，比如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十大基础设施，包括高铁项目、货运铁路项目、隧道桥梁项目，以及地铁、高速公路、水利工程、通信工程、能源工程等，有1万多亿投资。另外和大都市发展有关的城市开发，也会有几千亿，都是和国家战略有关系，金融当然应该支持。第二，要为改革开放服务。有时候改革的过程也是需要投资的。比如我们把基础设施投资变成PPP投资，以前是政府跟你们借钱，你们很容易就可以借；现在企业如果用PPP方式来干这个活，政府不负担信用风险，但是有资源配置给企业，这个企业要跟你们融资，你们是不是能够采用各种办法，或者股权融资的方式，或者银行贷款的方式，或者各种租赁资金融通的方式，跟这些项目合作？这一块其实就是改革，需要金融提供服务。改革包括各个方面，其中有不少和融资有关，而且往往都是资本效益提升的，金融参与其中也是有很大效益的。去年我们搞了1300亿PPP，国有资本按五种路径的混合所有制搞了1000亿，本来这2000多亿是需要重庆政府自己用资源或土地抵押了去融资，然后来搞这些项目；现在我们卸掉了包袱，吸引民营、国有、外地、外国的企业进来了，他们当然也需要融资，金融系统这时候支持他，给他融资，也就是支持了重庆政府的改革，这是一个互动的。去年因为我们搞了这些改革，重庆政府的债务从6000多亿降到5000多亿，降了1000亿，但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18%，没有出现说要减债了、该搞的项目不搞了。改革会有资本红利，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会使得各种所有制结构更加协调。这个时候，中间起融通作用的当然是在座的，各得其所。

开放的过程也会花钱，我们每年引100亿美元外资，这是注册资本金，会贷出1千多亿贷款，最终外资一年在重庆的投资量是2000亿，占1万多亿固定资产投资的近20%，比例是不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座的企业为外资企业服务，就是服务于开放。重庆的开放有几个特征：一是利用外资多，连续几年每年100亿美元以上的外资到位数，在中西部排在前列，全国排在第七位。二是进出口量大，去年955亿美元进出口，出口排全国第八、进口排第十，这个进出口贸易当然有短期流动资金、长期流动资金以及出口信贷等在里边起到周转作用。三是实现了大交通枢纽、大口岸、大保税进出的平台。去年机场吞吐量达到2970万人次，在国家主要机场增长率排名第一，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也过了百万标箱。总之，凡这些开放特征方面需要资金，各方面应该特别倾斜一些，就是支持改革开放。

第三，要支持实体经济、工商企业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发展。去年国务院专门发了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实体经济的文件，国务院督查组还专门来重庆进行了督查。总体看，督查组认为重庆按照国务院要求做得比较到位。

第四，要为调结构服务。“6+1”支柱产业要升级换代。电子信息产业几年时间做到了2亿台件的终端产品，生产量已经是全国之最。汽车去年生产了262万辆，也实现了全国排名第一。这些支柱产业升级换代的资金融通当然应该支持。重庆的支柱产业发展，我们是按照三种集群的理念来推进：第一种是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关联企业，整机厂、零部件厂、原材料厂一体化形成集群；第二种是同类型产品、同类型企业扎堆运作；第三种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形成集群互动。这三种集群背后体现的支柱产业，融通要给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