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保护工作汇报（精选4篇）_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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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免费

农 耕 文 化

序

黄帝是传说时代游牧者首领，并且是带领他们从游牧生产和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所以，黄帝也是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开创者。无论是古代华夏，还是今天的汉族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认为自己是黄帝和另一位创立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的子孙，从而自詡为“黄帝后裔”和“炎黄子孙”。同时，他们还将历史上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追溯到开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黄帝或黄帝时代。

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

近年来，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为适应新时期农业转型的要求，正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大力推进农耕文化的保护、开发和传承工作，着力在新农村建设中，开展农耕文明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农村民俗文化、传统民居、古镇村落及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促进农耕文明的传承和发展。

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最早的文化，它持续时间最久，内容也最丰富。农耕文化是我国从未间断的一种文化，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生产生活的实践，并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反映了传统农业的思想理念、生产技术、耕作制度和中华文明的内涵。长期以来人们为了适应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创造的多样性农业生产和丰富的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产生活的结晶，在它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浸透着历代先贤的血汗，凝聚着我们民族的伟大智慧，它集中升华了亿万民众的实践经验、教训和成功，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传承和利用好这些丰富的人文精神与和谐理念，不仅对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而且对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弘扬民俗文化、传统文化，保持传统手工制作工艺，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国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近万年的农耕生产活动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也是几千年农耕文化产生和发展取之不尽的源泉。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它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发

展的始终。时至今日，农耕文化中的许多哲理、理念、思想和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如夏历、二十四节气）在现代的今日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值得当代人传承和发扬。农耕文化在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在现代农业的发展中仍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

追溯农耕文化起源有一句“男耕女织”之说，它不仅是指早期的劳动分工，也是 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早在河姆渡时期，出土的谷物化石，则说明至省“农耕：由此（或更早）产生。以此，人们的活动便以“男耕女织”为中心，而随时间推移，长期沉淀形成的文化内涵及外延、各种表现形式（如前方所述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文化类型。

农耕文化———耒耜之利

炎帝文化历史悠久。炎帝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它主要包括：农耕文化、中医药文化、陶瓷文化、天文地理气象、交易市场和社会文明等六个主要方面。

农耕文化———耒耜之利

原始的刀耕火种，只能是广种薄收，而且经过多次种植的土地日趋贫瘠，收获量越来越少。这时，部落只有整体或部分迁徒，到新的地方披荆斩棘，烧荒垦土，刺穴播种，以取得更多的谷物。经过多次迁徒，炎帝部落来到黄河下游与长江下游之间的广阔平原。这里，土地平衍广袤，土壤松软肥沃，是播种作物的好地方。频繁的迁徒，繁重的劳动，先民们疲惫不堪。为了让部落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炎帝决心改进耕播种和种植方法。

《易经·系辞》说，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礼·含文嘉》说，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都讲到炎帝神农制作耕播工具耒耜。

传说，炎帝和大家一起围猪，来到一片林地。林地里，凶猛的野猪正在拱土，长长的嘴巴伸进泥土，一撅一撅地把土供起。一路供过，留下一片被翻过的松土。

野猪拱土的情形，给炎帝留下很深的印象。能不能做一件工具，依照这个方法翻松土地呢？经过反复琢磨，炎帝在刺穴用的尖木棒下部横着绑上一段短木，先将尖木棒插在地上。再用脚踩在横木上加力，让木尖插入泥土，然后将木柄往身边板，尖木随之将土块撬起。这样连续操作，便耕翻出一片松地。

这一改进，不仅深翻了土地，改善了地力,而且将种植由穴播变为条播,使谷物产量大大增加。这种加上横木的工具，史籍上称之为“耒”。

在翻土过程中，炎帝发现弯曲的耒柄比直直的耒柄用起来更省力，于是他将“耒”的木柄用火烤成省力的弯度，成为曲柄，使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为了多翻土地，后来又将木“耒”的一个尖头改为两

个，成为“双齿耒”。

经过不断改进，在松软土地上翻地的木耒，尖头又被做成扁形，成为板状刃，叫“木耜”。“木耜”的刃口在前,破土的阻力大为减小,还可以连续推进。木制板刃不耐磨，容易损坏。人们又逐步将它改成石质、骨质或陶质,有的制成耐磨的板刃外壳,损坏后,可以更换，这就是犁的雏形了。为了适应不同的耕播农活，先民们又将耒耜的主要组成部分制成可以拆装的部件，使用时，根据需要进行组合。

有了耒耜，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耕”和耕播农业。炎帝部落开始大面积耕播粟谷，并将一些野生植物驯化为农作物，如稷、米（小麦）、牟（大麦）、稻、麻等。后人将这些作物统称为“五谷”或“百谷”，并留下许多“神农创五谷”的美好传说。其实，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改进以及野生动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实现的。后人把这些成果归于炎帝，表现了人们对他的尊崇和对先祖的怀念。

随着耕播农业的出现，原始的天文、历法、气象、水利、土壤、肥料、种子等知识和技术相应产生。《白虎通》载，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杨泉理论》说：“神农始治农功，正气节，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故立历日”。在部落迁徒和拓展过程中，耕播工具和耕播技术很快传播到黄河和长江广大流域，并逐步形成北方以种植旱粮为主，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的耕作习俗，就是这把拙朴的耒耜，在莽莽荒原上掘开了农耕文化的汩汩的泉流。于是，炎帝部落成为炎帝

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始作耒耜”的神农炎帝，则是开创我国农耕文化的始祖。

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

农业文化，是指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内容可分为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农业制度与法令、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等。其发展可分为原始农业文化、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三个阶段。

在中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即原始农业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时期，可统称为农耕文化时期，或古代农业文化时期。

在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是基础，因为它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的的，它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身。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之一。

中原农耕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基础，又是宋代以前中国农业文化的轴心。中原农耕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这是徐光春同志在谈到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完全符合中国农业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发展的实际。

从吃“虫兽果蚌”到吃“粟黍牛鸡”

——中国农业最早在中原地区兴起

农业产生于距今１００００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洪荒的远古历史，都被时光的尘土深埋在了地下，只能从文献记载的传说和考古发掘出的石头中找到一些记忆。

李根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炎帝号称“神农氏”。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吃的是爬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尝遍百草，历尽艰辛，多次中毒，找到了解毒办法，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这种传说是农业发生和确立的时代留下的史影。

程民生（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始人在御寒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温暖的地区生活。当时的黄河中下游一带自然植被茂密，遍布郁郁葱葱的森林和草原，其中生长着众多种类的亚热带植物和动物。而且河流纵横交错。河南境内的土壤主要是黄土，含有大量的氮、磷、钾等作物营养元素，具有一定的天然肥力，不需要进一步分化即可生长植物，只需用木、石等简单的工具就可耕作，加上土层深厚，便于保墒蓄水，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中原地区最适宜于人类获取生活资料和发展生产，故而在这里最先发展起了原始农业。

张九洲（河南大学教授）：早在八九千年前，中原华夏族就开始

了农耕实践。中原地区发现了可以说是整个黄河流域迄今发现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农耕文化遗址，就是距今约八九千年左右的河南裴李岗文化。这里出土了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表明农耕文化已经确立，并有了一定发展。到距今６０００年左右的河南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大型定居村落，还出现了家畜饲养业。农业进入了锄耕（或耜耕）阶段。

大约在西周以前，中原地区的农业种植主要以粟黍为主。春秋到汉代时，中原农业作物已有“五谷”、“九谷”之说。故此，中原人又被称为“粮食之民”。不过，粮食生产不是唯一的。当时还饲养“六畜”（马、牛、羊、猪、狗、鸡），种桑养蚕，种植蔬菜、油料，樵采捕捞，搞农副产品加工等。特别是农桑并重的生产结构，成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

程民生：当代许多学者认为，中华文明的初始阶段是多元发生的。在中原的周边，如北方的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等，也曾兴盛一时。但持续的趋势却有不同，如南方的良渚文化在进入原始社会晚期后，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似乎处于停滞的局面，并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进入文明、建立国家。而中原文化则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崛起，率先进入文明时代。

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

──中原农耕技术曾领先世界

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是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和

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传统农业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力操作的金属工具为标志，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上，而以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我国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多年前的夏朝进入阶级社会，黄河流域也就逐步从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从那时起，中原农业逐步形成精耕细作的传统。

张九洲：距今４０００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农业已由锄耕阶段进入了犁耕阶段。到了公元前２１世纪，中原地区进入了文明社会，中原农业和农耕技术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时期。在夏到春秋的这一过渡时期中，中原农业进入了沟洫排灌的农业时代。殷墟甲骨文除记载了不少农事活动内容外，还出现了“犁”字的象形文字，可能牛耕农业已在中原大地兴起。周朝晚期，铁制农具在中原地区渐次使用。作物施肥，病虫防治，土地连作与休耕制被人们所采用。耕作方式上出现了耦耕和犁耕，并重视深耕和修苗的作用。中原先民们还在田间管理方面创造了一套独特的作法──锄地。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农业技术和方法初步奠定了中原农业的优秀传统和技术体系的话，那么到了两汉和南北朝，则是这种优秀传统和技术体系的基本形成时期。两汉时期，中原冶铁业非常发达，政府对农具的制造和推广也非常重视，从而促进了中原农耕文化更加迅速地发展。就垦耕工具来说，除了铁犁外，还有铁齿耙、钅矍（即镢，相当于现代的铁镐、铁镢）和（即锹）等；播种工具出现了耧车。此外，还有新型的覆土工具、田间管理工具、灌溉工具、收割脱粒收藏和运输工具、加工工具等，到东汉时又出现了水磨。铁范铸造金属器

类已相当普遍。到魏晋南北朝时，以保墒防旱为中心的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基本形成，主要标志是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农业耕作技术系统化。这一技术体系，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的领先技术，至今仍是中国北方农业中重要的增产措施之一。后来随着大量中原人的南迁，这些技术措施也随之传播过去，从而奠定了南方水田耕作技术发展的基础。应该说，中原古代先进的农耕技术，对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基础。

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内容之一，农作物品种的选育、栽培和粮食的加工、储藏，中原地区在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发展中也处于前列。丝麻的栽培与纺制，也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还应当指出的是，中原地区的先民们不仅最早在华夏大地开发了农业，而且也很早认识到了水利与农业的关系，并进行了农田水利建设和灌溉机械的创造发明，这正如徐光春书记举例所说：“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

是啊！直到唐代中期，中原农耕技术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农耕文化与新农村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农耕文化是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的文化，它是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和社会行为模式的总和。从广义上来看，它既包括强制性的制度范畴，如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式各样的规则等，也包括非强制性的制度范畴，如林林总总的社会风俗、习惯、传统、价值形态等。从狭义上来看，农耕文化是指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小农文化，通常也被称为小农意识，主要包括农业社会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非强制性的制度范畴，其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则是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是整个农耕文化的精髓所在。

当前的文献大部分集中于农耕文化对宏观经济或区域经济层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关于其对新农村建设影响的研究则基本上处于空白。本文将在分析农耕文化特征的基础上，详细阐述这些特征将给我国新农村建设带来哪些方面的负面效应及其影响机理。二、农耕文化在观念层次上的具体特征

1．悠闲性和自满意识：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惧怕竞争和冒风险。在长期的农耕中，农民虽然养成了勤劳、执著、忍耐、朴实、精耕细作的传统美德，但同时又形成了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安于现状、保守落后的历史惰性心态。即使是现在，人们的心中仍然普遍存在着满足于过去取得的进步和成绩，故步自封、沾沾自喜、盲目乐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富即安”、“小进即止”的落后观念。在农耕社会里，因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灌溉方便，物产丰富，价格低

廉，交通方便，人们往往缺少压力而容易产生悠闲的心态。长期以来，这种悠闲的生活方式突出的表现就是生活工作节奏缓慢、贪图享受、不思进取、无所作为、效率低下等倾向，根本谈不上生产工作上的压力感、危机感、紧迫感，更谈不上经济上的外向性和扩张性发展。

2．保守性：因循守旧，墨守陈规，经验主义，迷信盲从，拒绝接受新事物。“以不变应万变”、“天不变道亦不变”、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这是农耕土壤滋生出来的又一文化特征。农业是对自然依赖性特别强的产业，农业社会靠天吃饭，这就极容易在生产者头脑中形成等待自然恩赐、祈求天命保佑的保守意识。他们讲求实惠实际，怀疑科学理性，对一种新事物的出现首先总是难以认同，这种消极顺应自然的态度成为农业社会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其次，小农经济最大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小生产者容易由对土地的依赖演变成为土地的附属物。这种依赖性，延伸到政治和社会关系里，就是对权威和家长的依赖与仆从；发展到意识形态，就会表现为缺乏主体意识和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凡事墨守陈规，不越雷池一步。农耕社会自然经济的特点和人们认识世界手段的局限性，决定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大都是直觉式、经验型。然而，自然社会的客观规律远非人们的感官和经验所能及，凭经验判断和直觉推理势必会产生南辕北辙。

虽然中国农耕文明曾经引领世界文明七、八百年，有过许多举世瞩目的发明，但是，这些统统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发明，是基于对经验的总结，属于直觉性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所倡导的求真知精神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近代200多年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和极权统治，使中

国失去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接轨的机会，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被排斥在近代科学文明之外。这种因愚昧而无知，因无知而迷信，因迷信而盲从是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它使得中国人习惯于经验和模仿，不注重探询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3．平均主义：“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曾说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并倡导在中国那片自然经济的土壤上建成一个“大同世界”，研究者们把这一思路称之为中国农耕文化派生出来的理想主义。这一主义的直解就是“均”、“等”观，这一观念不仅为中国老百姓接受，而“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经典说教。农耕社会中浓厚的家族制意识，往往使人们不能平等地承认各自的机会，同时更不愿承受其结果的不均，这就是农耕社会中平均主义的文化传统。这种长期在以家庭为核心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平均主义心态，往往排斥别人的成功，只讲结果均等，不讲机会均等。

4．封闭性：不愿流动，自给自足，排斥合作，不关注外界变化。土地是农耕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古代的农民世世代代聚族而居，对土地的依恋感情尤为强烈，他们满足和习惯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加之生产工具的极其简陋，没有也不需要远距离的市场，人们的活动半径极为狭小，足不出户，一辈子就可以只生活在熟人圈子里，与外界的信息交换极为有限，人们对自己生活圈外的事漠不关心。不像游牧民族那样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也很少像商人一样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农耕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的封闭社会形态。极端的农耕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

不相往来。”人们不愿意背景离乡，乐于做小国寡民，更不需要与国际社会打交道。

5．浓厚的血缘与地缘意识：人治与帮派文化。农耕社会里，劳动以简单的自然关系分工，男耕女织，生产经验在上下代之间直接传递。人际交往主要在家庭内部，以及亲戚邻里之间，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家庭及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农业经济一直深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干旱、洪涝和虫灾等自然灾害都会对农民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作为生产个体，势单力薄，没有组织，没有协作，没有利益责权的共存，自然也就没有抗风险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如果风调雨顺则可以衣食无忧，一旦出现了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就根本求助无门。因此，有血缘、地缘关系的宗派亲族就成为唯一可以依赖的人，为了集合力量战胜灾难，农民除了相互相靠，任人唯亲之外，恐怕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农耕文化中特别强调血缘和地缘关系，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朝内有人好做官”，“肥水不流外人田”成为人们当然的价值观。时至今日，同乡会、同学会、宗族聚会等形式，还是中国人的一大乐事。在现代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中，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仍根深蒂固，难以消除，人情风、关系风随处可见。

6．“官本位”、等级和特权意识：行政职务胜过专业技能。在小农经济时代，等级意识和特权观念浓厚，农耕文化对人才的认识和理解上最典型的就是用“官本位”来衡量。在人们心目中，人的高低贵贱、品德能力、有无出息，很大程度上是以其职位职务的高低来论

定。例如古时一旦金榜题名，便意味着官运亨通，前程无忧。即使是现在，科学家出研究成果，运动员拿金牌，艺术家出作品，都会以其相应的水平和影响程度给予行政职务，似乎不这样就不能表现出他们的才能。更有甚者，就连寺庙里的和尚、方丈也要有行政级别。而我国现今的户口、籍地、身份和权益及地位相结合的社会分层体制，更是强化了这种等级意识。

三、破除农耕文化的消极特征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并作为“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按照全会公报的解释，“新农村”是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目前已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有新思路、新部署、新举措。从中央的精神看，新路子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扶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另一方面，加大固本力度，培育农业良性发展、农村自我造血、农民适应市场的自立机制、自主能力。这就要求广大农民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思路，树立争先意识、自主意识、环境意识、发展意识，为新农村建设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破除“小农”意识，树立敢为人先的意识。新农村建设要以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支撑，离开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小农”意识，小进即满，小福即安的思想陋习，正是农村经济发展滞缓的根源。破除这一陋习的束缚，就要树立敢为人先的意识，敢于想大事、谋大事、干大事。

破除“有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意识，树立环境意识和科学发展的意识。新农村建设要实现的不仅是城乡差距的缩小，更为重要的还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发展农村经济中，注重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是避免先发展再治理，重复投资，资源浪费的关键环节。

破除传统劣势论，树立全新优势论。这里所说的传统劣势论，就是认为在发展的基础条件上，内陆、西部地区的区位、交通、资金、技术、人才等均不如沿海、东部地区。因此，要超越农耕文化，就必须以开放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所在地区的基础条件。在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承认本地发展的劣势的前提下，更要看到本地明显的发展优势。

破除传统价值观念，营造浓厚的商业氛围。由于西部、内陆地区相当一部分地方，还存在手工作业，甚至刀耕火种，至今还没有完全走出小农经济的藩篱。“养牛为耕田，种粮为吃饭”这种自给自足的农耕思想依然普遍，一些干部搞“行政命令瞎指挥”，一些群众“不找市场找市长”等等都与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搞西部大开发是不协调的。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要强化市场经济意识，营造浓厚的商业氛围。要大胆地走进市场，按市场法则，在竞争中寻求广阔的发展空间。

建立适合小农村社的合作制度。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必须根据中国国情，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值得我们借鉴，即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

营。我国农村需要多种形式的合作化模式。应该把农民作为生产力要素来看待。农村怎么建设？应该引导他们发展与农村经济有关的规模经营，如加工、购销乃至于进一步进入餐饮业、金融、保险领域。农民组织起来进入这些领域，政府应给予资金支持、优惠。要充分相信广大农民的创造力，让农村劳动力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力军。

培养造就新型农民。要依靠两条主要途径。一是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农村教育是农民学科学、学技术，实现职业转化的必要文化基础。为保证农村适龄青少年上得起学、念得起书，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决不再产生新的文盲、半文盲。国家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07年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二是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要把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作为一件大事、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培训机制，提高培训效果。首先，要围绕现代农业建设，结合农时季节需求，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开展灵活多样、不同形式的先进实用技术培训。使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学了能用，用能致富，把农业发展转入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其次，要面向城乡劳动力市场需求，围绕农民转岗就业，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农民就业能力强起来，就业途径就会多起来，收入水平就会高起来，农民素质总体上发生根本改观，建设新农村的步伐就会大大加快。

利用文化活动整合社会资源，帮助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发动农民最好的方式就是文化活动，这种方式成本最小。建设新农村，我们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近年来很多地方这种所谓加强，搞的难道是无源之水？执政党在农村基层几乎没有经济基础，怎样加强上层建筑？因此，一要加强其经济基础“合作社”，主要是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合作社，实现农户在购销，防疫等方面，尤其是金融上的合作。（“合作金融”不是官方机构，在有盈余的条件下，对农民也是救急不救穷）。二要加强其社会基础，办好各种协会，诸如“老年协会”，“妇女协会”等等。

农耕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华，自汉朝以来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并且与佛教，道教等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而形成独特一个的东方文化中心，而在这种文化的背后，则是深入到普罗大众骨髓里面的农耕文化。那么，农耕文化究竟给我们中国带来了什么呢？

笔者认为：这种文化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是它，让中华文明兴盛了两千多年；同样，也是它，为我们注入了注定要经历痛楚的基因，使我们在耻辱中走向现代化，继续容纳新的血液，焕发新时代的勃勃生机。

《一》

自汉代伊始，以儒学为中心的农耕文化就深深地影响到国人心中。那时，每隔一个百年左右的时期，国家就会面临战乱不断，人民一方面要战胜战乱以获得安宁，另一方面，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统治阶级要需要平定战乱，巩固统治，发展经济。由此，一种极度需要安定，平静的思想在人民中蔓延开来。

恰好这时，佛教传入中国并且不断被广大民众接受，道教产生。

于是，在统治阶级的引导或控制下，以佛道儒为主的思想就不断融合，一方面推动文化的传播，人民素质也不断提高，反过来也推动农耕经济与文化以及科技的不断发展，而且，由于这种以尊礼爱幼，追求安定生活的思想极为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所以，在以后的历代中，无论朝代怎么更换，这种文化传承都未断绝，这也是为何中华文明强于西方文明一千多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在唐代之前，由于统治阶级相对比较开明，对文化的控制相对比较宽松，因此，此时的农耕文化不断地吸收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唐代的皇帝的血统与对待北方少数民族与外来民族的开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子，“天可汗”称呼之空前绝后，更是说明了这一点。在坚持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农耕文化不断与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融合，促成自身文化的不断繁荣，唐代的突出成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汉代组建了大一统时期的第一支彪悍的骑兵，唐代组建了中国第二支彪悍的骑兵，而且在安史之乱前夕，发生在西域的那场与阿拉伯军队的激战，说明了唐朝军队的战斗力是如何凶悍，虽然最终未能取胜。军队战斗力的形成是以雄厚的经济与充满朝气蓬勃的文化为依托的，不然，任再强势，也无法持久。因此，历届王朝末期的衰落，实际上是农耕文化在这阶段的衰落。

因此，农耕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可以这样说，没有农耕文化，就没有两千多年灿烂的中华文明。

《二》

但这种农耕文化自形成之日起，便带有一种难以出去的缺陷，可

以说：是这种缺陷，让中华文化自明代以后不复昔日荣耀，也让中国经历百年的耻辱，痛苦的近代化。

首先，统治阶级过多干预文化的进程。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以大一统为核心的封建帝国，帝国内高度集权，而且皇权总是在不断的强化中，这决定了文化核心——儒家文化必须要受到统治阶级的严格束缚，即使是吸收外来文化，也必须要保证能够不对其构成威胁，久而久之，就形成官僚体制下的封闭的文化，难以长期保持不断更新，以适应时代要求，这构成了这种文化的致命缺陷。

其次，小农经济下，思想也将变得沉顿与保守。自春秋战国起，中国便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农民追求安定的生活，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可那种狭隘的小农思想一方面让人民永远保持安逸，安于现状，“天仙配”便是证明之一；另一方面让农民固步自封，不愿吸收外来文化以推动自身的不断发展，变得保守，不愿去探讨外面的世界与冒险，古代的中国，除了明朝初期有比较强大的海军之外，历代均没有其成就便是最好的证明。

再次，文化的长期繁荣，让人民逐渐滋生骄傲自满的心理，进而不思进取。自秦汉以来，中间虽有战乱，可农耕文化的传承却从未中断，这也是文化能够长期保持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不断繁荣的文化，让民众及中原王朝的统治阶级产生夜郎自大的心理，“天朝上国”就是最好的说明。在这种心态的长期影响下，文化的逐渐衰落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文化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明确宗旨的进取心理的独树一帜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在以儒家为核心，佛道等为辅的基础上不断融合而成的，却缺乏有明确定义，没有明确宗旨的富于极强进取心理的，能够与儒道佛等并驾齐驱的文化，这种“四肢不健全”的文化就像“木桶原理”一样，无法长久支持下去。因此，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积极向上的文化便因后继力不足不可避免地逐渐陷入衰退。

因此，农耕文化对我国的影响，一言以蔽之：虽有功，亦有过；无法一概而论。

第2篇：农耕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务实精神;爱好和平,追求和谐;持续性与延续力;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循环论所显示的凝重性;以中庸之道为高级哲理;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等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农耕经济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它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形成产生过多方面的影响。

一、文化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最初见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人束皙《补之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怀远。”皆承其义,“文”“武”对举,文化即取“文治与教化”义。文化原义,在中国先秦时代混同于“文明”、“文学”。《说文解字》:“文,错画也。”有三层意义:一是由语言文字象征符号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二是由伦理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义;三是美善德行之义。而“化”则是配合“文”而取“化成”之义。对文化的理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者专指文、史、哲,广义者则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论其结构,又主要表现在器物、制度、行为、精神四个层面。文化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它由经济决定,又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类型特征、价值取向等受到中国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等历史因素的影响。本文要讨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

———农耕经济对其特征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二、中华大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疆域辽阔,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和,大河大陆型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相当辽阔的地域。中国农业发生很早,考古资料证明,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域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三代时期,农耕业已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汉晋以后,中国农耕区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中国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使农耕经济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农业经济几千年一直稳定发展没有中断过。稳定的农业生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华的农耕文明早就在河流相交的三角地带黄河中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

三、农耕经济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务实精神。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精神。中国文化的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与农耕经济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生活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中领悟到:利不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险。”作为农耕民族的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中华民族被西方人称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2.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中国民众安天乐土的生活情趣。农民希望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他们追求安宁和稳定,以“耕读传家”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论语》云:“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墨子》曰:“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农耕民族反对敌对和冲突。同时,因农业生产常常受天时和地理的影响,因此,古人崇拜自然、崇拜天地,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这些都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民众爱和平、求和谐的理想。

3.持续性与延续力。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华夏人及以后的汉人,栖息于由大河灌溉的辽阔而肥沃的原野间,自结束流动性的渔猎生活,很早就从事定居农业。定居农业的优越性诱使他们对于土地产生一种特别执著的感情。他们这样赞美大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对土地的深深眷恋,使汉民族养成一种“故土重迁”的习惯,所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除少数行商走贩和从事“宦游”的士子外,大多数汉人,尤其是农民,终身固着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如果没有极端严重的灾荒和战乱,一般是不愿脱离故土的。由于人员少有迁徙,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有限,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村乡社,便世世代代得以保存。这种可变性少的农耕经济,求延续、重稳定的特征,影响产生的中国文化就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延续力。《易传》所谓“可久可大”,《老子》所谓“天长地久”,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都是求“久”观念的典型表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性与延续力是十分明显的,从先秦诸子到汉代经学到唐代义疏到宋明理学,有着一条传统的横线延续。

4.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由于中国疆域辽阔,有着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因此,在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在不断繁衍生存,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促进两者之间经济文化互补和民族的融合。一方面北方民族的勇猛善战、粗犷强劲,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另一方面农耕民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进游牧民族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一切形成了古代中国不同区域文化格局,如秦晋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宋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多样化特点。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使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从纵的方面讲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从横的方面讲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从历史发展看,中国经济在三代时是原始协作式农业自然经济,秦汉至明清则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至近代始出现农业与工商业并存的经济形态。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点。《易传·系辞下》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秦汉时期的儒道融合,这些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之间思想文化的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表现了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5.循环论所显示的凝重性。中国农业文化成熟较早,农业生产周期和植物从种子到种子周而复始衍化以及四时、四季循

环的现象,启示了中国文化中循环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长期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政治生活中朝代的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人世间的种种变幻离合,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便是循环论的表现。在循环论思维方式的制约下,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时间是悠久的、静定的,因而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使中国文化显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保守的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普遍安于现状,缺乏远见和开拓精神。

6.以中庸之道为高级哲理。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崇尚中庸。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着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承认对立面的对立、统一,强调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在中国古代,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它是一种生存智慧,它把无过无不及的庸常之道作为天下的定理、正道,它要求人们凡事要适中、适度,不偏不倚,保持均衡。这种人生智慧,源自农耕经济的土壤。

7.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集权政治是相反相成的,这是由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特色形成的。中国农业社会比较分散,为抵御外敌,维持社会安定,就需要君主集权政体,建立统一的、权威巨大的帝国。在中国古代,多数学派的思想家都有程度不同的尊君思想。与集权主义相伴而生的就是民本主义。一个集权政体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都要由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生产出来。民众安居乐业,农业宗法社会才能正常运转,社稷家国才得以保全。一个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必然产生尚农、重农的社会共识,统治者要求得社会的安定,首先必须懂得农耕的重要和农人的艰辛,体民恤民。集权政治和民本思想两者是在相互依存、相互冲突的关系中存在的。

第3篇：农耕文化

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就有了农业文明的萌芽，“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就是那段历史留下的印迹。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已发现了成千上万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遗址，最早的当在一万年以前。考古证明，距今七八千年的时候，我国的原始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一般认为，我国的原始农业在夏朝开始向传统农业过渡。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经济社会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不但铸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书写了中国人的伟大与自豪，而且今天仍然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今天，深入发掘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当代价值，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农业文化体系，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着无数先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保护我国农业文化资源，探究农业文化的内容及其现实价值，对于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业文化的内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 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与习惯。对于农业文化，一般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农业文化被认为是在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中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的农业文化仅指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观念体系，其中包括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的哲学理念、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科学认识等具体内容。我们认为，探讨农业文化必须从广义上进行理解，因为无论是研究农业文化的产生，还是研究农业文化的传承与保存，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作为载体，只有把农业文化物质的和精神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才能把握农业文化的本质，掌握农业文化发展变化以及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规律。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农民的文化，而且也是城市的文化，它贯穿古今，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中国文化中历史最悠久、内涵最丰富的文化[2]。2农耕文化的发展时代要求：

农业文化的价值文化是一条记忆的长河，是各时期的命。就农业生产本身而言，农业机械化、化肥化、良种化、饲养科学化等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成果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农耕方式，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农村富余劳动力逐年增加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农业之外的就业出路就是农民应对生活压力的必然选择。大部分中青年人离开乡村，直接的后果是土地撂荒、村庄的社会生活缺乏活力，给承载了农业文化的乡村生活增添了几分凄楚的晚景。与农民如潮般流向城镇的同时，电视、手机等信息媒体也在引领着乡村生活的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文化正在影响着农民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重新设计，致使乡村固有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环境难以成为诗意的栖居之所。当农民不再倾注心力于农田，当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日益成为农民所向往的生活目标时，农业文化也就只能是日近黄昏、夕阳西下的图景了。在面临工业文明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时，人们逐渐开始反思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关系，试图从传统农耕文化中汲取生存与发展的智慧以克服现代化的消极影响，进而重新发现了传统农业文化的价值。由此，农业文化的继承与保护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3.1 农业文化的保护2002 年 8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UNFAO）、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和全球环境基金（GEF）开始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按照 FAO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12]。该项目的目的是建立全球重要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这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对于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策略。本文的所指的“农业文化保护”指的是广义层面上的农业文化保护，其范畴大于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遗产范畴。农业文化保护涉及一切保留至今的、对今天的发展仍有价值的、与农业相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保护的内容既包括农业生态系统、农业生产工具、农业景观、农业品种等有价值的物质文化；也包括传统农耕信仰、民间文学艺术、农事节日习俗等非物质文化；其核心是农业文化所蕴含的农业哲学思想，以及围绕之而产生的价值体系。关于如何保护农业文化，学者和实践工作者提出并运用了许多办法，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这对矛盾中，生态旅游和传统手工业的振兴被认为是弥合二者的有效路径，由此产生了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的可行性模式[13]。在发展旅游产业这一视角之下，我们看到传统农业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契机和曙光。青田县的龙现村在拥有了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的标签后，从上海、杭州等地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其独特的田鱼文化、民俗文化、华侨文化有效地带动了生态旅游的发展，旅游业的年收入达 200 万元。在经济上直接受益的农民也由此切实感到继续保持稻田养鱼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必要性。目前方山乡稻田养鱼的面积扩大到 5000多亩，部分年轻人也因此留在村中发展。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正进入良性循环之中。开展乡村旅游不仅可以给传统农业文化的保持提供存在的土壤，而且也给乡村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活力，因此对农业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乡村旅游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很多以获利为目的的外来资本投资乡村旅游并无益于农业文化的保护。一些乡村旅游模式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展就开始逐渐变味了，一些不恰当的经营管理方式于无形之中将商业化的元素渗透到当地文化的细胞中，反而加速了传统农业文化的毁灭。建立农业文化博物馆也是农业文化的保护措施之一。对不同区域的农具、农器、农谚、农趣、农节等进行收集、保护和展示。目前虽然国内一些综合博物馆、休闲农业园区有所收集和展示，但要么零星分散，要么商业化浓重，传统农业文化的韵味浅薄，更未上升到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相对于静态的文化博物馆而言，现在更多的学者倡导的是建立生态博物馆（农业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农业文化的活态保护[14]。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对农业文化遗产实施活态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农业生产经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都是以鲜活的状态存在于民间社会的；将这类遗产如实地记录下来，或是将其中的一部分做成标本放进博物馆固然没错，但如果将这种固态保护方法作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法宝并用于全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是大错特错了。生态博物馆不仅保存社区的实物遗存，更强调保护社区内自然的、人文的一切资源，社区内的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可移动实物、风俗习惯等一系列因素；生态博物馆将整个特定的社区作为一座整体的博物馆，社区的遗产被原样保存在其原生环境中。为了避免许多优良农作物品种及家畜品种的灭绝，也有学者倡导建立地方特色农业品种资源保护区[15]，把具有地方特色但暂时又缺乏经济利用价值的品种保护起来。国家农业部已经开始建设濒危和珍稀水生野生生物自然保护区，江苏省 04 年起也率先实施农业品种资源保护，如江苏家禽科学研究所的家禽基因库已收集保存了国内 20 多个珍稀濒危禽种。该措施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措施，也是保护农业文化的必要措施。生物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前提，农业物质文化是农业非物质文化的载体，保护好农业物质文化，可以间接地维持非物质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但是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农业品种资源保护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无论是发展乡村旅游，还是实现农业文化的活态保护，或者是建立各种农业文化特色保护区，其保护的载体或环境都是农村社区，因此，如何搞好新农村建设、怎样建设新农村，就显得尤为重要。

2.2 农业文化的经济价值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在几千年的农业生产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创造了一系列有特色的耕作制度和成熟的农业技术，形成了精耕细作、轮作倒茬、用地养地的优良传统，并创造了土地连续耕种 2000 多年而地力不衰减的奇迹。传统农业文化注意保持土壤肥力的持续和稳定、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施肥技术的发明等措施，不仅体现出传统农业文化所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循环利用理念、尊重自然的理念、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也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应该建立在继承传统农业精华的基础上，如精耕细作、轮作复种、用养结合等[9]。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的精华，至今仍然对世界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比如，北方农民根据其地区春季干旱、冬季少雪的特点，创造出了一套以保持土壤水分、减少地表蒸发的“防旱保墒”耕作技术；其具体的做法是，冬季深耕、春季浅耕、耕后镇压，形成了“耕—耙—耱”相配套的技术组合。而在南方，则采用“耕—耙—耖”的水田耕作技术，并在水稻收获后的冬闲季节栽种绿肥植物，达到用地与养地结合的目的。轮作复种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轮作”是指在一块土地上有计划地轮换种植不同作物，以防止严重的病虫害的发生和地力的加速衰退；“复种”是指在一年内在同一块地上播种两次以上，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在南方有多种形式的水旱轮作制，在北方则发展了以“豆谷轮作”为基础的轮作复种制。豆谷轮作、绿肥轮作和水旱轮作仍然是今天可持续农业的基础[10]。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在弥补和克服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后果方面被认为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能够并且也完全有必要在优秀传统农业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发扬我国有机农业的优良传统，走生态农业现代化道路，以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4篇：记住农耕历史 传承农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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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农耕历史 传承农耕文化

清河县政府原副县长、清河县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郑成明同志于2年前开始个人出资购置了3000余件农耕物品，与坝营镇政府联合办起了农耕文化展览馆，2016年清河县政府对此给予了资金支持，使其规模进一步扩大。前不久我们三人有幸再次参观了该展览馆，共同的感受是要记住农耕历史，传承农耕文化。

一、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势在必行

农耕文化是我国从未间断的一种文化。中华文化的根主要在农耕文化。而农耕器具和传统手工艺制作器具，其发展历程代表着一个地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古旧农耕器具和传统手工艺制作器具作为农业文明的主体，蕴含着厚重而又丰富的农耕文化。

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国的传统农业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整套的精耕细作、用地养地的技术体系，并在农艺、农具、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广袤的地域多样性、民俗多元性形成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多样性，而其秉承的协调和谐的三才观（即天、地、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辩证关系）、趋时避害的农时观（即“不违农时”和“用养结合”）、辨土肥田的地力观（即改良土壤，培肥地力）、种养三宜的物性观（“物宜”“时宜”和“地宜”）、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即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产系统内部物质良性循环）、御欲尚俭的节用观（即积粮以备荒）更是及大地丰富了中国农耕文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迅猛提升，农村发展日新月异，在我们这一代人跨入机械化、电子化和信息化全新时代的同时，也亲手送别了穿越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农耕社会。因此，开发利用好丰富多彩的农耕文明与自然遗产资源，收集整理古旧农耕器具和传统手工艺制作器具、实物及其技艺资料，建设存放、保护、展览博物馆是传承农耕文化的需要，是启迪教育后人的需要，是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是现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二、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利古利今、利国利民

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时至今日，农耕文化中的许多理念、思想和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如夏历、二十四节气、阴阳五行等）在现代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在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在农业生产中仍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在保持地域特色、传承地方文化传统方面，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

有利于农业的健康发展。传统农业中有许多好的东西，是当地劳动人民依据自身的自然资源和物种间的关系，运用本土的、独特的、独创的耕作技术和实践经验，经过世代不懈的努力形成并传承下来的生态平衡系统和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毫无疑问就是先民给我们留下的具有重要传承价值的遗产，是可持续发展的良古建中国——建筑行业一站式服务平台 古建中国——未来建筑的产业链孵化平台，开启建筑文化新纪元！

好资源。

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基础。现代农业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除虫剂、除草剂等化学品，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伤害了大量有益生物，破坏了生物多样性。要治理和改善农业的环境状况，农耕文化中的一些环境理念值得我们借鉴。传统农业注重整体、协调、良性循环、区域差异，充分利用农业生态系统的自我调控机制和自然生态净化过程，利用生物间的相生相克的关系，达到尽量避免滥用化肥、农药等，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农业生产既要追求产量，更要注重产品安全，以及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农民素质的提高。

有利于繁荣农村文化和乡村旅游。都市人们萌发的乡愁、乡恋，是对生活的一种重新认识与理解，追求自然与和谐、安详与宁静，才是人类生活最本质的方面。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要以农为本，以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为主干，以有利于农民增收、农村受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目的。农耕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三、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要坚持保护、发展和利用并重

目前，各地都比以往更加注重农耕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比如我市已经评选出十大古村落并加以改造保护，清河有识之士自发建起了农耕文化展览馆，王垴等村建起了村史馆，等等。然而与农耕文化所承载的历史重任而言，还远远不够。

保护好传统民居和自然村落。古村落和传统民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村落文化景观，都属于它自己的一段特殊的发展历史。这种发展历史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和积累，形成了独特的村落文化景观，并成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共同记忆。这种历史记忆，不但能增进人们彼此间的情感，促进族群内部的认同和包容，同时还是增加每一个成员的历史认同自豪感和归属感。建筑是有生命的，跳跃的生命符号反映的是人文思考，它承载着历史的沧桑，折射着时代的进步。乡村传统的村落、独特的建筑布局、生活方式、节庆习俗和农事活动都是农耕文化几千年的积淀。建筑物是最真实的历史记录和有序的文化传承，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必须加以保护，因为这些一旦破坏掉，就永远不会有。

构建农耕文化展览室。为了方便人们对农耕文化的直观认识，在乡村构建农耕文化展览馆、展览室很有必要。清河县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郑成明就地收集即将消失的旧农具，与清河县坝营镇联合办起“农耕文化展览馆”，免费对外开放，开馆后参观者络绎不绝，纷纷称道。参观者表示，在农耕文化的宁静中，人们更能洞观沧桑世事，回望人生行止间的哀乐得失，特别是让不谙稼穑的晚辈们受到较好的传统教育，知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注重古旧农耕器具和传统手工艺制作器具的征集，抢救性地收集、整理农耕器具和传统手工艺制作技艺。政府职能部门、民间热心人士一道，抢救性地挖掘收集闲置、破败和濒临消失的传统农耕民俗文化遗物，诸如我市农村中传统的犁耙绳索、柴刀斧头、辘轳水车、推子碾子、织布纺车、榨油砌具以及桌椅板凳、凿子刨子、角尺墨斗等等，力求求真求实，宁缺勿仿，宁旧勿新，尽可能原汁原古建中国——建筑行业一站式服务平台 古建中国——未来建筑的产业链孵化平台，开启建筑文化新纪元！

味地反映传统农耕民俗用品用具风貌。成立民俗研究所，挖掘整理农耕器具和传统手工艺制作技艺，并出版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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