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汇报会（精选8篇）_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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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现场会表态发言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现场会发言
2017.7
各位领导、同志们：
下面我代表天元街道表态发言。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命题。天元街道位于县城所在地，责无旁贷，主要抓好三个方面：
一、严格管理，夯实责任。把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纳入街道平安建设总体规划之中，进一步健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实施方案，健全组织，对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协调、督导，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深入开展。明确主要领导第一责任制，积极协调各有关单位，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二、突出重点，增强实效。一是强化平台建设。不断完善“一室四平台”建设，充分发挥综合指挥室的作用，协调、落实信息流转、交办、督办，促进社会治理更精细、社会环境更平安。二是创新村社治保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群防群治作用，按照规模，每村社抽调2-4名优秀村（居）民，成立村（社）治保会，强化信息的收集、矛盾纠纷的化解、重点人员的管控等。二是完善网格建设。健全完善全科网格建设，对原先306个网格调整优化为108个，由村社区干部担任网格长，统一发放新“平安通”手机，运行“E监管、流管通、平安通、平安检查APP”四个软件，实现多功能全网覆盖，提升应知应会知晓率，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三、狠抓落实，确保稳定。一是强化矛盾排查化解。定期召开会议，做到半月一分析，每月一汇总，季度一通报；坚持常规排查、专项排查和重点时段集中排查相结合，及时掌握，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二是强化公共安全管理。突出私营城等重点、难点区域，加强巡查力度，抓好治安、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逐步推进居住出租房屋“旅馆式”管理模式，做到排查到位、整改到位；同时，重点掌握吸毒、矫正、邪教、重性精神病人等重点稳控对象。三是强化交通文明和安全防控管理。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组织村社区开展各类教育示范活动，提高文明交通意识，营造文明交通氛围；按照预防为主、单位负责、政府监管的原则，检查督促企事业内部安全防控网建设，加强企事业单位内部安全保卫工作，确保安全稳定。
总之，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按照X县长的工作部署和X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实际，进一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提升社会服务效能，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谢谢！我的发言完毕，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第2篇：创新社会治理
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一、什么是社会治理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1000字左右的一段话，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此前，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是“社会管理”。新的“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社会管理？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为什么要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
“Governance”即“治理”的概念，在20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风行而得到学界和政界的青睐。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界定是：“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列出了“治理”概念的四个特征：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其三，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其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对“治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
按对“治理”的理解来看“社会治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界定：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
参照以上提出的“治理”的四大特征，对比“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也可以概括出“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
社会治理必须强调“过程”。在这里，“过程”的涵义是：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一刀切”的规章条例，试图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以不变应万变；同时也不能靠一场“运动式”的大轰大嗡，试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这两者，恰恰是以往“社会管理”的最显著的特点。
社会治理必须倡导“调和”。社会本身是一个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通常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中。所以，不能试图用某种强力乃至蛮力去“支配”社会。而是要让社会本身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乃至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社会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在收放张弛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以往的社会管理的缺陷，恰恰是过于迷信强制力量。
社会治理必须兼顾“多元”。社会是由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构成的，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非常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论多数少数，不论强势弱势，不论公立民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错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赐惠当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极具“社会排斥”的色彩。
社会治理必须注重“互动”。要引导全社会达成利益共识，尤其是针对长期目标的利益共识，就要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使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在行动上，也应该是互动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是“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视而只顾眼前利益。综上所述，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诸如一刀切、运动式、压制型、堙堵式、恩赐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这恐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用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社会治理来取代以往长期使用的社会管理一词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
二、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五个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思维视角从“国内”到“全球”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全球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树立“全球”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国内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
实现社会治理主导理念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30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善治”的社会治理目标。
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定位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维稳”与“维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社会的稳定性”指标，忽视了“社会的公正性”“社会的参与性”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社会治理既可以凭借法律约束、纪律监视、强迫控制等刚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组织、协调、激励、感召、启发、诱导、协商等柔性方法。长期以来，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往往习惯于行政处罚等刚性措施，而对于柔性方法则较少采用和考虑。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维，变硬约束为软引导，变强制服从为服务感化，变堵截民情为疏解民心，变应急管理为预防治理，变事后干预为事前预防，合理引导社会舆论，适时干预社会情绪，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
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
十八大提出，为了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做到：
（1）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3）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4）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第3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关于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的调研
长宁区政协
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以下简称中央）精神，对接中共上海市委（以下简称市委）今年1号课题，根据中共长宁区委（以下简称区委）的统一部署，中共长宁区政协党组牵头组织了‚进一步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活力‛的调研。在陈建兴同志的带领下，区政协充分运用区委重点调研课题的组织优势，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才荟萃的智库优势，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沉下去等多种方式，学习领会中央和本市关于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系列要求，认真听取市区有关职能部门、基层社区、社会组织、专家学者、有关领导的意见，从长宁的实践探索出发，在总结回顾基础上，对应新形势新要求，积极开展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对现阶段需要进一步研究推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促进社会组织领军人才纳入今年的领军人才推荐表彰工作和区政协委员调整工作，并对下一步有关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一、社会组织等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成效逐步显现
1、依据《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通知》精神，本次调研涉及的社会组织范围，主要包括依法登记成立的各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组织）、还包括党员志愿者工作室、社区群众活动团队以及各类群众自组织等。近年来，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后，区委区政府要求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有关精神，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大协同‛，取得积极进展。
（一）社会组织已成为提供社区服务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按照市和区里的有关要求，社会组织形式已初步覆盖实施主体。据区社建办的调研统计，长宁街镇综合类、专业类和重点人群服务管理机构中，社区文化中心、社区体育俱乐部、居家养老中心、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残疾人服务社、司法社工站、综合协管服务社等，均为民非组织或社工机构。在满足多样化社区服务领域，初步形成了传统人民团体‚阵地‛组织（社区家庭文明指导中心已是民非组织）、区关心下一代协会、区老年协会、草根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协同格局，以‚民生‛实事、‚公益‛活动等为载体，在社区各类困难人群帮扶、慈善超市、外来人口子女关爱等服务事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各街镇建立的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已逐步成为引入社会力量开展项目运作的公共平台。特别是，区凝聚力工程学会和街镇分会，坚持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动员区域内1800余家单位、组建四个义工大队，持续开展‚困难群众关爱行动‛，帮助救助困难群众约17182人、12345户。
（二）助老等领域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已具有良好基础。上 海的老龄化程度已处于较高水平，长宁率先在全市提出了‚幸福养老‛指标体系。面对养老事业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在引入社会力量上，全区上下已形成很高共识。一方面，长宁支持鼓励社会组织开展各种助老公益活动，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性社会组织参与政策托底养老服务，并鼓励他们拓展非政策托定的养老服务，如今年建成的区‚乐活e平台‛引入社会组织提供助老呼叫中心服务，部分街镇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和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与体制内机构开展良性竞争。又如，在全区养老机构37家中，公办8家、床位653张，公办民营4家、床位1013张，社会办25家、床位3605张。再如，鼓励运用社会资源开办老年护理院，全区1189张老年护理床位中，公立医院和民办医疗机构提供数分别为780张、409张，后者占到34.4%。与此同时，在学前儿童教育、心理健康等领域，社会组织正在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
（三）在社区和谐稳定工作中社会组织已成为重要力量。依据全市的统一部署，长宁在推进禁毒社工、社区矫正社工、青少年事务社工三支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积极拓展，形成了许多自身特色。如，2010年，长宁在‚禁毒妈妈义工队‛的基础上，推动建立了民非组织‚禁毒妈妈工作室‛，开展禁毒宣传、社区戒毒康复治疗和科研以及禁毒志愿者交流 等活动，累计帮扶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就业76人次，其中26人成功戒毒。又如，针对重性精神病人弱监管问题，2013年在全市率先建立了精神卫生专业社工队伍，将重性精神病人纳入更加科学有效的监管服务之中。目前，社工队伍已成为特殊人群和重点人群服务管理的基本力量，相关社会组织则起到了积极的补充作用。与此同时，围绕化解阶段性突出矛盾，街镇党员志愿工作室、妇联的‚开心家园‛等与区相关调处机构协作，共同参与信访、维权等各类矛盾化解工作，积累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如，2013年成立的民非组织‚区医患矛盾调处中心‛，初步形成卫生、公安、法院和保险‚五位一体‛医调工作机制，已受理医患纠纷413件，化解353件，化解率85.5%。
（四）宜居宜商环境建设中的社会协同效应已十分明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长宁形成虹储自治家园、葫芦缘议家社等一批小区自治家园，探索了不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家门口‛工程建设等的会商机制。如，在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警务站（民警）‚四位一体‛机制日臻完善。位于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是建于2000年的商品房小区，2012年5月在居委会党总支牵头组织下，指导业委会完成改选，通过‚四位一体‛机制的协同，业委会动员小区1193户居民形成共识，将损毁严重、布局残缺的摄 像头、电子围栏、IC门禁卡全部改建完毕，一改小区治安、卫生、停车环境杂乱的局面，得到小区居民的好评和信任。另一方面，以持续推动凝聚力工程为抓手，形成‚党建联线、行政联手、社会联动‛的工作机制，针对楼宇员工阶段性突出需求，注重运用社会和市场力量，不断深化‚六个便利行动‛，逐步扩大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的互动联动，至目前，经常性服务项目已覆盖57幢重点商务楼宇、占比80%，比较有效的帮助解决了白领午餐、交友、劳动争议等主要诉求。
二、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同的工作措施有力有效 按照中央和市委关于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长宁以区委区政府名义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以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为抓手，抓住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契机，发挥‚凝聚力工程‛建设的党建优势，在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一）将社会组织建设列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结束后，长宁区委区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若干意见》（长委[2010]89号）。文件明确，要构建服务完善、社会稳定、管理有序、文明和谐、宜商宜居、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努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区。文件提出，‚以‘凝聚力工程’学会为平台，推动党组织、政府、社会和 企业互促共融，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扩大群众民主参与‛，‚努力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2011年，区委办印发关于转发《区民政局、区社建办关于长宁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长委办[2011]32号），要求贯彻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沪委办发[2011]19号）精神，落实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要求，明确了‚十二五‛期间社会组织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六类建设重点。2013年，区委下发关于《加持和发展‚凝聚力工程‛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的实施意见》（长委发[2013]6号），要求‚更加注重凝聚社会‛，‚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关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善于领导社会建设、协调多元利益，培育社会主体、提升社会协同、增强社会融合‛。2014年，区委常委会《2014年工作要点》要求，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拓宽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载体和平台。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标准等，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鼓励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二）着力打造社会组织建设的生态链。在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有力推进了社会组织建设进程。一是拓宽孵化和培育的渠道。以区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园为主体，10个街镇 为孵化平台，N个部门条线为载体，185个居民区为基础，构建了1+10+N+185的孵化、培育、引进工作格局。社会组织从1999年时，区内登记的社会组织74家，至今年9月底，已发展为568家、年增长率8%，提前完成每万人8个以上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各类党员志愿者工作室180家，各类群众活动团队1370余个。其中公益慈善类和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445个，约占区社会组织的78%。二是重视社会组织建设载体。初步建立区和街镇两级枢纽型社会组织框架，推动形成‚公益伙伴日‛等一批公益品牌青年公益服务支持中心等一批公益组织，指导街镇推动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支持发展志愿者协会（网站），至今年9月底，全区注册志愿者人数11万余人，超过全区常住人口的14.5%，为本市中心城区第一。三是推出政府购买服务政策。2011年，区政府出台《长宁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暂行办法》，今年配套制定了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方案、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目录、区政府购买服务目录。自2011年以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资金逐年递增，2014年购买区社会组织服务项目65个、金额2380.9万元。四是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性建设。通过自我申报、指导培训、专家评估、等级评定、公示表彰流程，现有10余家社会组织正在进行评审，已有23家分别达到5A、4A级标准（数量位于 全市前列），30家达到3A级标准。
（三）坚持党建引领融合发展。一是注重发挥党在社会公共领域的主导作用。通过区‚凝聚力工程‛学会和分会，通过党组织联动，动员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区域性、社会性、群众性活动。推动商务区（园区）内党建共建，组织物业、街道、商务区（园区）参与区内停车、治安、环境等管理的协商协同。积极培育党员牵头或为骨干的志愿者工作室，目前已有180家，其中19家已转化为登记的社会组织。二是加强社会组织党支部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方法，依托社区综合党委、社区党员活动中心、枢纽型社会组织等，掌握情况，推动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的融合，社会组织党建覆盖率位于全市前列。定期举办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组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五星奖‛评选，通过加强对党组织负责人的教育引领，团结凝聚社会组织领头人。三是重视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和骨干队伍建设。加强对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宏观管理，支持发展专业社工队伍。特别是今年，在区委关于社会组织建设调研的推动下，社会组织负责人纳入区领军人才推荐范围，三名社会组织负责人被评为区第三届领军人才和第八轮拔尖人才，其中一名结合区政协委员调整，被协商增补为区政协委员。
三、当前需要进一步需要研究关注的突出问题 综合调研情况，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长宁在推进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方面成效明显。根据调研中各方形成的共识，对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组织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当前需要进一步研究关注的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认识上需进一步增强紧迫性和主动性。相对于全国，上海较早启动社区建设，探索解决了‚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的阶段性突出问题，研究推动了社区服务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过程中，长宁以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为契机，基本形成了城区管理大联动、安全稳定大预防、多方参与大协同格局。但是，随着‚社会人‛的多元化特征日益明显，多样化需求日益分化，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条线部门仍然比较擅长以传统的行政指令方式部署相关工作，基层也比较习惯以传统的行政化方式包揽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存在群众受惠感受度没有预期高、工作成果持续长效有困难等现象。总体反映出，对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思想上有认识但不够紧迫，实践上有行动但缺乏经验，在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治理能力方面的主动性不强，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心存顾虑，步子谨慎，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比较狭小。这固然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因素，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但也必须看到，现阶段多元、多层、多角度的特征，已对传统的行政包揽方式形成新的挑战。
（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需进一步加强。对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势新要求，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弱。一是体制内培育的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比较突出。条线在社区布局的民生等工作的实施主体，虽已设计为民非组织，但与其它体制内培育出来的社会组织同样，基本参照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如人员财政核定，经费纳入街镇预算管理体系等，客观还只是街镇相关职能科室的行政性延伸。这些组织完成上级交办任务十分有效，但很少具备社会组织自我发展的特征。二是草根类社会组织缺少要素服务平台。从调研情况看，草根类社会组织大多比较弱小，财务管理、承接项目、专业服务、筹资能力等很弱，对政府的依赖性很高，而一些已经形成较强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由于显性运作成本比较高，社区往往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此外，各区以孵化培育为导向的优惠扶持，在积极促进社会组织数量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专业性社会组织跨区域发展形成壁垒。三是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和形式研究还不深。如，业委会，是基层民主建设的微观基础之一，目前存在不少现实问题。据区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信访矛盾较为集中的前五类中，物业纠纷位列第四，同比上升幅度为五类中最高（36.4%）。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业委 会的主体作用和自身规范化建设还需予以更高的重视。又如，在社区的草根类社会组织，不少还只是‚拾遗补缺‛的角色；全区经备案的1360余支社区群众团队，除群众文体活动外，在发挥群众再组织功能、表达居民诉求、提倡公序良俗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参与和协商的方式。
（三）工作合力和政策引导需进一步加强。一是系统推进和工作合力有待加强。基于传统和‚增量‛思维模式，几乎每个部门都有或主管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建设呈现各部门‚自行设计、自主推动‛的状况，社会组织多样性和工作方式碎片化并存，系统研究、统筹指导不够，由上而下行政推动的‚一刀切‛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诉求有脱节现象，基层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时得不到及时的研究回应。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还需优化。我区政府购买服务起步较早，发展规范，目前已形成向市场购买、向社会组织购买两个口径，初步建立了部门专项经费和相应购买服务项目经费增减挂钩的安排原则，但准入合格性要求和退出界定还需更加科学，购买软件项目需更有力度，引导合理竞争需更加开放，调动基层积极性需给予更大的自主权。三是配套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从共性的问题上讲，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合理、普惠的财税金融政策不够配套。从区域事权看，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培养和储备的整体性、制度性 安排需加强，推动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激励机制需改进。体制内产生的社会组织，由于政社不分，出于可靠、低费用等原因，兼职或退休聘用比例较大，缺少职业成长预期，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要求不相适应。登记制度改革后，特别是面对互联网、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态势，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监管方式，还需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改进。就基层社会治理而言，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经验和案例，总结提炼不够，社会影响力不高。
四、有关对策建议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并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四大要求，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在长宁良好工作基础上，依据调研中的共识，主要有三方面的建议。
（一）进一步充分认识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是切实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深刻认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是党中央的重大部署，基层社会治理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社会组织建设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深刻认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对于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坚持基层社会治理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开创文明城 区建设新局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切实增强改革意识。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总目标的高度，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出发，按照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总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存在的不适应情况，紧密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紧密结合本区基层社会治理的自身实际，着力深化改革，加强整体推动，注重需求导向，促进开放竞争，坚持党建引领，推进依法监管，努力发展一批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较强专业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占领社会建设的主阵地。三是切实增强探寻规律的自觉性。认真研究‚治理‛的深刻内涵，着眼于诉求多元化、需求化特征，围绕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索发展一元引导多元协同的途径、形式和规律，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加强对社会组织回归‚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基本属性的指导，善于突破思想上樊篱，逐步厘清‚公益‛和‚免费‛、‚养人养事‛和合理成本、职业性就业和‚志愿行为‛、政府托底和多元提供、政府购买和社会筹资等等，许多在当前实践中比较困惑的问题。
（二）进一步重视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实践探索。一是增强基层创新动力。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建设列入街镇重要议事日程。充分发挥街镇在社会建设最前沿的作用，着力增强街镇改变传统行政化包揽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的紧迫感和主动性。给予街镇更大的统筹协调、整合激励的自主权，促进街镇培育和扶优并举，在开放竞争中引导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参与自治共治，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二是大力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按照‚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要求，不断完善本区‚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年度指导目录‛，引导社区文化、体育、养老、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事项积极运用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机制，支持社会组织等参与智慧社区建设，促进在特殊人群服务、重点人群关爱、矛盾调处等领域的社会组织有序扩大竞争，鼓励各类社会组织针对特定人群开展困难救助、权益维护、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关系调适等服务，凝聚各界公益人士投身社区公共服务。三是积极搭建社区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协商平台。以平安小区建设、家门口工程、社区群体活动、困难群众关爱行动、六个便利服务等为载体，以社区服务、社区和谐、社区安全为重点，突出养老、物业、矛盾调处以及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服务，积极拓展公共事务空间，探索涉及群众性、公益性、社会性事务公共议题的形成途径，依托社区代表会议、社区党员代表会议、‚凝聚力工程‛学会分会以及‚四位一体‛机制，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在发现服务需求、监督社区管理、倡导公序 良约、提高自治共治水平、建设文明社区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一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购买服务运作机制。按照国家、市里和区里的总体部署，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事业单位改革。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坚持底线思维。完善有效需求形成机制和遴选办法，优化购买服务的定价规则和竞争规则。鼓励社会组织综合利用街镇各类‚阵地‛和‚中心‛、开发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引导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筹资意识和能力。完善分类、分级管理办法，适度扩大街镇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中的自主权。二是有序推动社会组织政社分开。梳理街镇层面建立的各类‚民非‛性质的组织，有序推动此类组织在机构、职能、人事、财务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分离，转变‚事业化‛管理方式，明确其独立法人地位，规范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促进此类组织依法自我发展，在开放竞争中优胜劣汰。与此同时，推动区层面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进一步加快‚政社分离‛的步伐，进一步增强其在全行业、全要素、全流程中的服务引导能力。三是重视社会组织支持性服务平台。按照‚以社建社‛的原则，将服务社会组织支持性平台建设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鼓励需求开发、标准制定、信息集成、项目管理、财务管理、招投标指导、法律咨询、人力资 源管理培训、理论探讨以及规范化建设评估等要素支持性服务项目，推动区和街镇‚枢纽型‛社会组织增强支持性服务功能，防止新的行政化。四是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将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区人才工作规划和年度重点工作，拓宽社会组织领军人物政治参与渠道，在‚两代表一委员‛及青联、妇联等群团组织内，设立社会组织代表的适当比例。加强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骨干队伍建设，呼吁完善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职业体系，鼓励研究探索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分类薪酬制度和合理增长机制，加大对优秀社会组织的宣传，增强全社会对社会组织建设的认同。五是提高依法监管水平。结合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实践，按照坚守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两根底线的要求，认真总结和完善对实行直接登记的四大类社会组织实施综合监管机制，高度重视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指导社会组织以章程为核心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依法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提高信用监督水平，拓宽公众监督渠道。六是始终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按照‚行业归口、分级管理、区域托底、规范有序‛的要求，坚持全覆盖、分级管理、分类管理和条块结合的原则，依托区域化党建工作优势，不断提高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有效性和创新性。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也是抓人心的过程，应切实 增强使命感，加强对社会组织领军人物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价值引领和组织引领，促进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好主体作用，团结凝聚各界群众，增强政治认同，增进思想共识。
通过几个月的深入调研，区有关各方都感到，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新时期赋予的战略任务，需充分认识这项任务的长期性和全局性。今年三月，韩正同志在回答人民日报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问题时指出，社会治理核心是人，重心在基层，关键在制度创新，保障是推进法治建设。调研中，区政协委员和各有关方面也一致希望，在市委1号课题的推动下，结合‚十三五‛规划编制，争取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在完善社会组织建设有关法规、形成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公益资金募集的税收政策方面，本市率先有比较大的突破，促进社会组织建设更好适应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需要。
第4篇：发挥基层民政作用 促进社会治理创新
发挥基层民政作用促进社会治理创新
民政事业特别是基层民政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大有可为，特别是在调节收入分配、规范服务、引导慈善导向和畅通群众诉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基层民政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公平
基层民政是与广大群众和困难群体接触最频繁的部门，完善基础救助与福利服务，可以有效缓解基层矛盾。一是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基层民政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社会困难群体，以提高社会救助保障能力为抓手，不断发挥民政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稳定器”作用。逐步调整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现低保动态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扩大救助覆盖面，同时实现救助阳光操作，让好事办好，让居民群众心里亮堂。二是加快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基层民政要健全流动困难人群救助管理制度，开展无偿或低偿服务，创新救助方式，完善服务功能，不断扩大社会福利的受益面，按照全民共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将民政服务对象由特定群体逐步向更大的群体扩展。部门联动专项治理，规范民政服务
基层民政专项治理工作需要多个部门联动合作完成，要协调纪委、财政、公安车管、人社、住房、工商、国税、地税、住房公积金、银行等部门共同合作，积极参与，为民政工作提供人力保障，最大限度地现实公平服务。定期开展民政复核规范检查，清除不符合要求的关系户、人情户，及时纳入符合要求的贫困户，最大限度保障公平。引入科学技术手段，辅助民政管理
先进科技、网络信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积极引入科技手段，有利于辅助社会管理。多部门、多系统联合平台可以更好地复核群众信息，提高社会救助信息化水平，形成了一套部门联动、信息共享、智能化核查与人工比对相结合的社会救助核查新机制。信息技术也推动了居民参与网络问政，表达意见，例如微博问政，规范化微博问政不仅可以表达诉求，也能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与监督权。引导参与公益活动，营造慈善公共空间
部分基层社会组织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没有正规办公场所，没有层次负责的组织机构，会员加入比较随意，法制观念淡薄，内部管理不完善，民主建设不到位，缺乏社会公益、社会责任和自觉监督意识，需要在对他们进行专项整治的同时，还要积极引导，帮助组织公益活动，帮扶困难群体，要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服务社会、促进和谐的作用，并把这种公益性活动常态化，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进来，为百姓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引入社会工作方法，提升服务水平
民政工作引入社会工作是未来民政事业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各地民政部门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结合本地民政工作实际，引入社会工作方法、技巧与运作模式，为民政服务对象解决实际困难，取得很好的效果。社会工作方法在介入紧急危机事件时具有特殊作用。在有限的时间内，帮助服务对象重塑自信、培养自主能力等方面，社工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在实际救助工作中，引入社工模式和应用个案管理方法帮助流浪未成年人，全面评估流浪人员需求，资源整合、照顾协调，调动包括医生、护士、职业治疗师、临床心理学家等帮助寻亲服务、物质帮助、精神抚慰、人际关系恢复、自我认识、建立支持网络服务。畅通群众诉求，缓解群众不满情绪
基层民政是与群众打交道最直接、最经常的部门，要有很强的与群众良好沟通协调的能力，特别是县级与乡镇民政部门，需要耐心、爱心与真诚，才能做好基层民政工作，基层民政的服务对象也是底层最广大农民群体、失业及低收入群体，所以基层民政要照顾好基层群众的情绪，通过各种形式畅通诉求表达渠道。
第5篇：地域文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地域文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摘 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从地域文化视角，通过对上虞祝温村的研究，指出要实现在文化传承开发中推进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应具备内容、形式、队伍三个条件，即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加强地域文化载体建设、建设地域文化工作队伍，以期能为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开拓社会治理研究视野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地域文化；社会治理；祝温村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280-03
一、地域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作用和特点
地域文化一般是指在特定区域内具有一定特色和影响力的文化，简单地说就是“具有地域特征和属性的文化形态”[1]。关于“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文化单指社会意识形态，广义文化则将社会经济、宗教、政治、法律、乃至语言、衣食、家庭生活等都包括在内。换言之，广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一个社会过日子的方法”[2]。然而关于“文化”的广义狭义之分只是停留在对“文化”的静态分析上，若从动态角度分析“文化”，则“文”是指文字、文章、礼乐、制度等，梁漱溟认为，“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3]；而“化”是指人接受教育而发生变化，《说文解字》作“教行”解，正如《周易》所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4]。所以“文化”即指各类文化形态参与民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构建，最终积淀和表现在民众的观念和行为中，也就是说使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所普遍操持的生活信念和价值准则；因而，地域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其实质是通过参与构建社会共同价值观、共同行为规范、集体认同感等来构建和催生比较稳定的社会内生秩序，来参与社会治理，实现社会稳定，这正是地域文化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
基于地域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机制的分析，地域文化对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地域文化深刻影响着其所属区域的社会价值构建、社会行为规范、社会秩序生成和社会发展引领等①，也即构建作用、规范作用、生成作用和引领作用等。第一，地域文化影响社会价值构建。文化本身体现着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地域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其实是价值观念的传递，价值原则的塑造和价值观的确立，即影响着社会民众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第二，地域文化能够规范社会行为。在地域文化实现构建社会民众价值观的基础上，地域文化能够依托其所蕴含的价值原则规范民众社会行为，使民众社会行为合情合理合法，正如文化决定理论认为“文化是上层建筑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它决定了现实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规定了社会中人们互动的各种规范和内在标准，塑造着人的灵魂”[5]。第三，地域文化能够催生社会秩序。基于价值原则的塑造和社会行为的规范，其潜移默化地构建和催生出非制度性的内在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第四，地域文化能够引领社会发展。地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原则和人文精神对于社会发展起着精神引领和支撑的作用，通过地域文化传承和创新，能够创建和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社会文明风尚，推动社会朝着健康文明和谐的方向发展。
地域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具有地域性、内化性、稳定性、自觉性等特点：一是地域性。地域性是指地域文化影响的范围，地域文化因其与当地环境相融合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一般而言，其核心影响力范围在地域文化的所属地。二是内化性。内化性是指地域文化影响的方式，地域文化参与社会治理，不是外在的、强制的手段，而是内在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的。三是稳定性。稳定性是指地域文化影响的效果，因“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对社会和人的影响和控制不具有强制性，其作用发挥过程是人的思想和行为从内而外的转化过程，因而也是稳定和持久的”[6]，也就是说，由于地域文化是从引导和塑造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入手，以催生内在社会秩序和非制度性规范，通过内生的社会秩序来规范约束民众行为，因而其治理成效相对比较稳定和长久。四是自觉性。自觉性是指地域文化影响的目标，地域文化参与社会治理的目标就是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自觉地依德依习依规依法的参与社会生活，使社会治理更多地从依靠政府他律走向更多地依靠民众自律。
二、地域文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祝温实践
祝温村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在2006年由祝马村、温泾村、后桑村等三个村合并而成，全村面积1.7平方公里，下辖10个自然村，总人口1825人。近年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祝温村认真做好村文化建设和村级治理的结合文章，坚持“以文化人、以德润人，用健康向上的村庄文化促进农民群众素质提升”[7]，注重从当地文化、本村文化中汲取营养，以开展各项文化活动为载体，以文化精神凝聚人心，塑造了良好的乡风民风，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先后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浙江省“文化示范村”、“首届群众最满意平安村”等荣誉。总结祝温村“以文促稳”的推进举措，其主要做法有：坚持一个原则，开发一批资源，搭建一批载体，建好一批队伍。
一是坚持一个原则。即坚持“以文化人，以文促稳”的原则。村文化建设是推动村级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祝温村或通过活动载体设计，如开展“乡风评议”和“五个十佳”评选等活动，树榜样、立典型，以身边优秀事迹、人物来教育感化村里百姓；或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如建设寓教于乐的墙绘文化，让传统美德、文明新风潜移默化，使人人崇德、行德、立德，在一次次文化活动中，逐步改变村风民俗，实现和谐稳定。无论是活动载体设计，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其目的都在致力于构建农村共同价值观和集体认同感，形成最大共识，以催生村里内在秩序的重构和巩固，推动村级社会治理。
二是开发一批资源。上虞有独特且丰厚的思想文化资源，如，孝德文化、乡贤文化、信义文化、东山文化、慈善文化、基金文化等，在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方面祝温村主要做好两个“结合”。一方面，将村文化建设与对接地方文化相结合。地方文化影响着当地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养成，滋养着当地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开展村级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和价值基础；地方文化易于被当地百姓所接受，便于形成价值共识，造浓农村文化氛围。在村级文化建设中，无论是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文化活动载体的搭建，都应充分利用开发地方文化资源，将地方文化融于每一项基础设施建设，融于每一项文化活动的设计，以增加群众的亲切感和熟悉度。祝温村将上虞孝德文化与村文化礼堂建设相结合，开设虞舜学堂、虞舜会堂；将上虞信义文化与村文化建设相结合，建设了信义广场、信义亭等；同时将孝德、信义等元素融于各项活动等，实现寓教于乐。另一方面，是将村文化建设与开发本村文化相结合。祝温村积极开发挖掘本村人文历史资源，让群众说自己的故事，使村级文化建设更具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也能够使群众自觉践行和传承本村各类人文历史资源的精神价值。祝温村充分挖掘本村各类乡贤名人，开发建设村乡贤文化；大力挖掘各类慈善爱心助捐事迹，开发建设村慈善基金文化；认真梳理村级创业发展史，开发建设村创业文化。
三是搭建一批载体。在开发挖掘文化资源的同时，祝温村注重活动载体的建设，围绕本地、本村文化资源开发系列易于被群众接受的、能实现较好宣传教育效果的实现载体、表现形式，通过努力先后建立起了文化礼堂、图书馆、乡贤走廊、文化长廊、创业文化史陈列室、信义广场、文体活动中心、文化活动室等教育学习活动场所；搭建了道德讲堂、虞舜学堂、虞舜会堂、春苗计划、贫困帮扶基金、“五个十佳”评选、村校共建计划等平台；组织相关力量创作了村歌《祝愿温馨》；修改和完善了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制度性规范。这些硬件建设、活动设计、规范制定等载体建设为地域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搭了桥、铺了路，为使文化资源效益转化为社会治理效益提供了可能性，并依托这些载体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是建好一批队伍。祝温村在队伍建设方面，首先是注重村干部队伍建设，加强村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充分发挥村干部队伍在村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和带头作用，为推动全村文化建设、推动农村社会稳定把准脉、布好局；其次是注重村乡贤队伍建设，加强乡贤组织建设，成立乡贤文化参事会，充分发挥乡贤在村文化建设中的智囊作用，在解决邻里纠纷、化解村民矛盾中的调解作用；再者是注重村文艺队伍建设，组建文艺表演队、健身舞队、腰鼓队等文艺团队，通过文艺表演活动的开展，宣传敬老爱幼、邻里和睦、相互谦让、勤俭持家等美德，既造浓了村里的文化氛围，又使村民之间更加和谐团结。
三、地域文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启示
传承开发地域文化，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总结祝温村“以文治村”的基层治理经验，概言之，就是要紧紧围绕和依托地域文化，传承开发地域文化的社会治理资源，结合地域文化抓好宣传教育平台建设，使地域文化能落地、能深入基层群众，发挥以文化人的社会治理效益，同时要加强队伍建设。因而在今后具体实践中，要实现在文化传承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发挥地域文化构建、规范、生成和引领作用，应具备或努力构建三个条件，即内容、形式、队伍。
（一）内容：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培育社会治理文化基因
地域文化是推进和创新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和载体，因而要实现“以文促稳”，首先就是要充分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培育社会治理文化基因，这是前提和基础。具体而言，一是要挖掘好地域文化。挖掘地域文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要挖掘和阐发地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教化意义、治理作用，开发地域文化的社会治理因素；另一方面就是要挖掘和寻找地域文化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的结合点，使地域文化能够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二是要传承好地域文化。在挖掘和开发之后，就应该以多种形式、多个维度和层次来传承地域文化，使地域文化能够绵延相续，同时要注重在传承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地域文化类型、精神、内涵等。总而言之，就是要通过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逐渐培育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丰富社会治理的文化资源。
（二）形式：加强地域文化载体建设，构建社会治理文化手段
内容的传达需要依托一定的表达形式。以地域文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要加强和创新地域文化表达、宣传载体建设，构建起多样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文化手段。表达、宣传载体建设，其实也是地域文化参与社会治理，发挥文化治理功能的过程，这是重点和关键。地域文化宣传载体建设，可以分为硬载体建设和软载体建设，软硬载体建设要兼具，不可偏废其一。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硬载体建设，如宣传孝德文化，可以建设孝德文化公园、宗族祠堂等，以开展孝德教育，维护和促进家庭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要加强软载体建设，地域文化软载体建设主要有两种类型，即规范建设和活动设计：规范建设，包括家规家训、乡规民约等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8]；活动设计，包括开展各类竞赛活动、评选活动、设置重要纪念日等。
（三）队伍：建设地域文化工作队伍，培养社会治理文化人才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无论是地域文化的挖掘传承，还是地域文化宣传载体的建设，都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地域文化工作队伍作为支撑和保障。因而，需切实加强地域文化工作队伍建设，大力培养社会治理文化人才，这是灵魂和核心。一是要有一批理论研究者，对于地域文化的挖掘、传承，对于地域文化与当下社会治理热点、难点问题的结合，需要有一批人作关注和研究。二是要有一批顶层设计者，对于推动发挥地域文化社会治理作用的路径、方法和载体等，要有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做到蓝图清晰、推进有序、效果明显。三是要有一批基层宣传者，地域文化的弘扬，需要有一批专业的基层宣传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既可以是地域文化的宣讲师，也可以是地域文化的优秀践行者，但是不管其成员组成如何，对于这支队伍的建设都应坚持两个原则。第一要坚持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原则，以正能量提振人心，凝聚人心；第二要坚持知行合一的原则，作为宣传者应以身示范，处处做榜样，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注释：
①参考谢新松在《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中对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内涵的界定，谢新松认为文化具有社会价值建构、社会冲突整合、社会发展导向、社会结构互动等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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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立刚（1987-），男，浙江上虞，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硕士，研究方向：文化哲学；
戴亚惠（1975-），女，浙江上虞，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学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项雅平（1967-），女，浙江上虞，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高级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第6篇：适应社会转型创新城市基层治理体制
适应社会转型创新城市基层治理体制
内容摘要: 当前我国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由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化（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对传统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制改造，使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职能与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分离，集体经济由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确保涉农社区居委会职能归位。
当前我国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由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化（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向小康社会迈进。这个过程，人们的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安全的需求、归宿的需求、社会公平和被尊重的需求、自我价值实现等社会需求大量上升，对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日益迫切。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的因素。”这就明确指出了社会管理的目的，并明确地界定了不同社会主体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和责任。其目的是要调动社会不同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体合力。因此，我们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成都市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大中心城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实验区，创新城市治理方式就成为深化各项改革的重要内容。2007年以来，成都市锦江区以城乡统筹、“五位一体”科学发展为总体战略，以政府与市场分开、政府与社会分开、市场与社会分开为基本理念，探索建立起了以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互动、行政性公共服务与自治性公共服务互补、政府支持与社区资源共享的城市基层治理新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我国城市治理新模式的形成作出了有益的探索。锦江区的探索实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调整街道职能，成立功能区管理委员会
2008年以来，成都市锦江区按照政府与市场分开、政府与社会分开的原则，职能归位，各司其职，科学合理地界定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和任务，着力解决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职能边界不清、职能转变不到位的现象，改革街道办事处治理体制，形成了新的街道治理体制：彻底剥离街道办事处的经济管理职能，将工作重心从发展经济转移到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来，主要负责基层党建、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社区建设、安全监督、应急管理、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8个方面35项具体职责；强化区级部门的经济管理和服务职能，使其全面履行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
（一）剥离街道经济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锦江区将街道办事处原来承担的招商引资、协税护税、固定资产投资、经济统计等经济管理职能，彻底剥离出去，划归政府相关部门，将工作重心从发展经济转移到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来。调整后的街道职能重新界定为：一是综合管理职能，主要是与社区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爱国卫生、计划生育、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等。二是公共服务职能，主要是统筹整合公共服务设施资源、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组织实施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投资环境、生活环境、文化生活等。三是指导自治职能，主要是指导社区居委会开展民主自治，吸引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构建和谐社区等。四是监督专业管理职能，主要是监督公安、工商、税务、安全生产、劳动监察、市政建设、环境保护、绿化、交通、食品安全、质监、药监、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市场监管等社会专业管理事务。为此，他们优化机构设置，厘清街道和区级部门的职责关系。按照“条块结合、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原则，调整、整合、优化区级经济部门工作方案和职责，承接原街道办事处承担的经济工作。同时，他们还建立了配套制度，落实街道职能调整的保障措施。
锦江区调整街道职能后，推动了街道办事处从管理经济向服务社会转变，改变了街道办事处“重经济、轻管理、弱服务”的现象；经济职能部门工作更加专业高效，初步形成了全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局面。一是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明显提升。街道治理体制改革后，各街道办事处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治理和社区建设上，实现了由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推动了民生工程、城市管理、综合维稳、社会建设等重点工作的有效落实。社区公共服务站成为街道办事处专门负责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窗口，提升了服务效能。二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到有力加强。街道治理体制改革促进了街道工作向社区下沉，使街道有精力指导社区自治，创新社区治理结构。三是建立了与街道办事处事权相适应的财力保障机制。街道职能转变后，通过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经费纳入专项资金，确保了公共服务落实到位；通过规范预算管理，整合财力资源，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增强了街道财政、财务管理和理财水平。
（二）成立功能区管理委员会。为有效承接街道剥离的经济管理职能，切实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全区经济管理体制，强力推进重点区域产业发展，完善城市功能，促进产业升级，形成“资源利用集约，优势企业集群，重点产业聚集”的竞争优势，推动新一轮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2008年6月，锦江区按照“职能归位，各司其职”的原则，从彻底剥离街道经济管理职能入手，根据全区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布局，设置了5个功能区管委会，作为区委、区政府派出机构。各功能区管委会主要负责按照全区城市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拟定功能区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规划，并做好战略、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负责监测、分析和预测功能区产业发展态势，对功能区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提出政策建议；负责功能区范围内招商引资、对外开放工作；负责功能区各类投资项目的推进、协调、服务工作；承担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负责功能区范围内企业服务、协税护税工作；负责功能区内经济统计及分析工作等。
通过功能区建设，锦江区打破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区域壁垒和条块分割，增强了核心城区的统筹发展能力和整体竞争力；招商引资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先导区成效明显，现代商贸、金融、总部经济、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经济活力明显增强；区综合治税领导小组成立以来，各经济职能部门的主观能动性被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出来，综合治税能力显著增强，形成了“部门协作、信息共享、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形成了有利于企业加快发展的良好环境。锦江区因此荣获了“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区”和“中国民营经济首选投资区”称号。
二、创新基层治理机制
锦江区现有街道16个，社区59个（城市社区43个，涉农社区16个）。针对实际工作中由于职责不清而造成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的现象，2008年10月，锦江区按照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居民自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政社分开、职能归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建设的总体思路，启动了社区治理机制改革工作试点，截止今年5月底，全区59个社区已全部实施了社区治理机制改革，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及其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为主体、社区公共服务站为平台、社会组织参与服务为必要补充的社区治理新机制。
（一）“一改”――改集体经济组织为公司，壮大集体经济。在对原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进行清产核资的基础上，组建以全体村民为成员的新型集体经济有限责任公司；对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净资产进行折股量化，每位村民一股；按照《公司法》设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定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股东代表推选办法、董事会和监事会选举产生办法以及总经理聘任办法；由全区“198”范围内（198区域指环绕成都市中心城区内的198平方公里的非建设用地，主要分布于成都市三环路以外，外环路以内）的11个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成立“成都市农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统一负责“198”区域的土地整理、流转和经营。
（二）“一撤”――撤村改居，建立社区治理体制。全面撤销16个村组建制，成立16个社区居委会，设立社区党总支部或者党委，通过“公推直选”产生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领导班子，打破城乡体制上的二元结构，实现涉农社区治理体制与城市社区接轨，城乡居民社会服务全覆盖。
（三）“两分离”――剥离社区的政府职能和经营职能，促进职能归位。一是在城市社区实现原居委会承担的政府职能与社区自治职能分离。建立社区公共服务站，把社区居委会承担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分离出来，由社区公共服务站承担；区级部门的审批服务类事项全部下放社区公共服务站，对暂不具备下放条件的转移类及非行政审批类事项简化审批程序，将原有的“社区―街道办事处―区级职能部门”三级工作流程，缩短为“社区公共服务站――区级职能部门”两级工作流程；在社区公共服务站设立统一规范的服务窗口，定期发布《社区公共服务站服务事项目录》。二是在涉农社区实现原村委会的自治职能与经营管理职能分离。通过对传统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制改造，使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职能与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分离，集体经济由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确保涉农社区居委会职能归位。
（四）“三强化”――强化领导核心作用、自治作用、自我服务作用，提升自治功能。一是强化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优化社区党组织设置，普遍设立社区党委或党总支，实现党组织向院落、楼栋、单元及各类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全覆盖；通过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主任、社区党组织对社区重大事项拥有提案权、建立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等措施，使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在社区治理中的组织、领导、监督作用；改革党员教育管理模式，推行单位、社区党组织双重管理制度，加强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建立健全党员作用发挥机制，党支部向辖区党员发放《党员活动证》，记载党员参加社区服务的活动情况，并通过经常性开展活动，发挥党员带头参与社区建设的先进性作用。二是强化社区居委会的自治作用。成立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与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社区居委会一起，形成社区事务决策、监督、执行“三分离”的自治格局。明确界定社区居委会的主要职能，建立社区工作准入机制，社区不再无偿承担职责范围以外的其它政府行政事务。实行居民代表常任制和社区重大事项提案制，明确社区居民代表的“四权”（即：提案权、评议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和参与社区自治的方式。完善自治机制和自治体系，成立住户管理委员会、业主管理委员会、家属管理委员会、业主自治管理监事会等居民自治细胞组织，采用手机短信、网络等信息手段，丰富社区居民代表参加议事决策的形式，尤其是完善“四会一走访”（民情恳谈会、社区事务听证会、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评议会，居委会成员定期走访联系群众）制度，真正发挥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三是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作用。通过推进社区服务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引导和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积极性，促进覆盖全域的服务网络建立，不断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把政府部门可以不直接承担的社会服务性、事务性工作，通过委托、购买、授权等形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针对社区成员多元化、需求多样化的实际，整合公共服务资源，拓展“社会协同”空间，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群众有偿个性化服务、志愿者参与义务服务的有机结合，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公益事业中的作用。把完善社区服务与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促进就业结合起来，运用市场机制推动社会化、产业化的社区服务。
锦江区完善社区治理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明确了社区基层组织间的关系，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扩大了基层民主，促进了居民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全面提升了社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了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向纵深发展，得到了居民群众的普遍赞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一是明晰了基层治理的组织架构，填补了基层治理的真空。通过完善基层组织治理结构，形成了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及其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站、社会组织四种社区基层组织共同治理社区的格局。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各类组织的领导核心，在街道党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负有统揽协调社区建设全局的责任。社区居民代表会议是社区民主决策的基本组织形式和最高决策机构，实行社区居民代表常任制，推行社区重大事项提案制；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是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常设的监督和执行机构，对社区居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社区居委会是居民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公共服务站，与社区居委会是伙伴合作关系，负责承担政府延伸到社区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在行政管理上接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在业务上接受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监督。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慈善公益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二是自治和公共服务功能同时得到了加强。社区居委会不再无偿承担职责范围以外的其他行政事务，使社区居委会有时间和精力按照自治组织的要求履行职责，强化了社区自治功能。在新的社区居民自治体系，由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及其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三驾马车”组成，分别负责对社区事务的决策、监督和执行，形成了新的社区工作运行机制。工作运行准则遵循“一个章程、两项程序”（社区居民自治章程，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社区协商议事会议程序）；工作运行方式遵循“三会一走访”（社区事务听证会、民情恳谈会、工作评议会，居委会成员定期走访联系群众）制度。新建的规范、高效的社区公共服务站，居民在社区即可办理绝大部分行政事务，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办事效率。三是党的执政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在完善社区治理机制过程中，通过以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主任、社区党组织成员兼任工作委员会委员等方式，有力提升了社区党组织的工作效能，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及时贯彻落实到社区，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四是现实了城乡一体。村改居后，建立和完善了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公共服务体系及社会化保障体系，实现了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低保救助以及就业的同质化。四是基层其它工作得到了全面推进。职能归位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得以加快推进。由于理顺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土地整理、流转、产业培育等工作得到快速推进；农用地从农户到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流转，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土地资源参与项目建设和经营等先后得以实施，增强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实力。
三、大力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在改革城市基层治理机制中，锦江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按照“依托社区、服务群众”，“政府扶持、大力推进”，“自愿参与、市场运作”，“制度规范、严格监管”四项原则，依照“壮大服务类、做实事务类、规范活动类、发展慈善类、培育维权类”分类指导办法，减少限制条件，降低准入门槛，简化设立程序，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并结合锦江实际，创新了社会组织管理方式。
（一）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方式。一是实行登记备案双轨制。出台了《锦江区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在坚持依法登记原则的基础上，实行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双轨制，由重入口登记向重日常监管转变。对急需登记的社会组织，采取边登记边完善手续的做法；对需备案的社会组织，采取降低和减少备案条件，简化备案程序等办法，准备备案的社会组织向所在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经初审后，由街道办事处审核并备案，凡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均予以备案；备案社会组织达到登记条件后，不执行筹备期，可直接申请登记；将过去实际存在的既无登记又无备案的“草根”社会组织，通过规范使其有序发展；实行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脱钩，改革清理机关的“附属”组织，注销一些能力弱和建非所用的组织，淡化“官办”色彩。二是完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区民政局负责全区社会组织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监督管理工作，在全市率先成立区社会组织管理局，区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科更名社会组织服务科，充实人员配备，强化工作职能；街道办事处负责备案社会组织的监管和指导；社区居委会负责备案社会组织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三是建立沟通机制，促进合作互动。区级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在出台涉及行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重大政策前，主动听取和征求有关社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部门举办的各类听证会、恳谈会，凡涉及社会组织利益的，吸收社会组织代表参加；社区居委会组织听证会、恳谈会等时邀请社会组织代表参加；社会组织参与行业调查，及时报告相关信息和对策建议，主动参与决策。同时，锦江区正在筹备成立“区社会组织管理局”，承担全区社会组织的统筹规划、登记备案、监督管理、协调指导等职能；筹备成立“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主要承担社会组织的综合协调、行业指导、行业管理等综合服务工作；筹备成立“区社会组织服务指导中心”，该中心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承接社会组织的初审、年检、评估等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包括组织专家团队、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社区群众参与项目运行监督及运行结果第三方评估等工作。
（二）鼓励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制定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激发和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是设立政府扶持专项资金。每年安排专项经费，对五大类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进行资金扶持。给予新成立社会组织一次性开办扶持资金，登记注册的最高不超过2万元给予扶持，备案的按照最高5000元/个的标准给予扶持；对在参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成效显著、群众满意度较高的社会组织，以“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扶持；对暂未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但有利于促进公共服务的项目给予专项扶持；对启动资金不足的可给予一次性补助，对新建社会组织前3年运行确有困难，经审核确认给予适当补助；建立税收优惠配套措施，最大限度地给予税收优惠。二是建立完善激励机制。制定社会组织激励制度，表彰先进社会组织，宣传先进典型；积极鼓励企业、个人和社会力量支持社会组织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快速发展。三是加强社工人才建设。抓好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储备，建立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库和社会工作人员培训制度。四是探索孵化培育社会组织模式。在街道层面搭建平台，组织扶持登记至少一家可管可控的民办非类社会组织，赋予培育孵化功能，按照孵化申请―初期评估―实施孵化―中期评估―完成孵化”五个步骤，对具有发展潜力的备案社会组织提供场地、资金、能力建设等支持，进行专业化、全方位培育，促进其转化为专业性强、运作规范的登记社会组织。
（三）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府从相关社会领域中脱离出来，适当放权授权，建立明确的政策和措施，规范社会组织的职能，把不再由政府部门直接承担的社会服务性工作、把不便于管或政府直接实施成本过高的社会事务性工作，通过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给社会组织。一是健全项目民主管理机制。逐步扩大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使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重要载体，初步建立社区多元化服务机制。二是明确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定期发布政府购买服务的需求信息，引导动员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承接服务项目。目前，已确定社会管理、社会事务、卫生教育等七类25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三是细化购买服务流程。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实行项目民主征询、方案民主决策、过程民主监督、效果民主评议，建立体现群众意愿的立项制度、符合社区实际的评审制度和群众积极参与的管控制度，充分发挥居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和保障群众的监督权，建立社会化的评价制度，采取单项评议和年终评议相结合的方式，组织辖区内居民代表和项目受益群体开展满意度测评并公示结果。
（四）加强对社会组织监督管理。坚持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一是发挥社区党组织监督作用。坚持社会组织业务建设与党的建设同步，明确社区党组织负有督促和指导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责任，确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二是健全监管机制。构建区、街道、社区三级的社会组织监管体系；建立完善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之间的协同监管机制和执法联动机制，提高监管合力和应急反应能力；建立健全社会组织预警体系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着力提高危机处理能力；加强对社会组织接受社会捐赠的监督，按照登记、备案权限对捐赠资金来源进行监管，对捐赠资金使用情况须提供审计报告，确保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三是加强监督管理。强化“双重管理”制度，着力构建上级主管部门、区民政局（区社工委）、业务主管单位、社区居民参与的四条监管防线。四是引导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帮助辖区社会组织成立“锦江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引导全区社会组织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以章程为核心，健全社会组织各项内部制度，加强管理制度规范化和体系化建设，完善社会组织决策与内部调控体系，健全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或董事会、监事会等；建立资格管理和行规行约，对会员、会员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和资格审查，按其服务能力和现实表现实行准入和退出制度。
（五）健全监管评估机制。建立由区级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专家和社区群众四方参与的社会组织评估机构，每年对社会组织实施一次评估，将评估结果档案向社会公开，广泛宣传和充分利用评估结果，接受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评估的导向、激励和约束作用；建立社会组织等级评定制度和社会组织诚信制度，组织和督促各类社会组织开展诚实守信活动，树立诚信、守法、自律的理念，对诚信守法、严格自律、作用突出的给予晋级表彰、政策优惠；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基础信息数据库，全面评价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问责机制，对不参加年检、有名无实、管理混乱的进行问责警示，对违法活动的依法予以注销。
锦江区在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过程中，把社会组织作为继政府部门与企业之后的第三种力量和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摆上重要位置，在发展规划上，把社会组织建设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承接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一些职能，增加了公共服务能力，建立起了连接政府与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平台，各种社会资源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被吸引和整合，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吸引力，培育了公民精神和自治能力。同时，通过把政府部门可以不直接承担的社会服务性、事务性工作，以及企事业单位剥离的社会职能和服务职能，通过委托、购买、授权等形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既改变了过去那种政府独自负责制定公共政策，同时又独自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掌舵与划桨不分的做法；又拓展了“社会协同”空间，推进了社区服务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构建起了覆盖全域的服务网络，使社区满足居民需求的服务项目大幅度增加。
（中央党校“社会治理创新研究”课题组，课题组成员：向春玲、林梅、陈名财，执笔人：向春玲、陈名财）
第7篇：大数据时代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摘要：本文在介绍和评述大数据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借助于大数据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现代信息手段推进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新路，为大数据时代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大数据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网格化服务 信息技术 互联网
大数据是继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之后，又一新的技术革命，它标志着人类社会正从信息时代、知识时代向智能时代迈进。大数据时代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大数据时代，如何把大数据技术运用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是一个需要各级政府认真思索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最近，我们对抚顺市高山社区利用大数据来创新社区治理的实践进行了多次调研，了解到该社区在社区管理和服务中，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大数据思维，使用了大数据技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种做法值得参考和借鉴。
一、高山社区以大数据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做法
高山社区位于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北部高尔山脚下的城乡交界处，是2006年底棚户区改造后回迁的。2012年，高山社区在抚顺市率先垂范实行网格化管理。利用大数据思维以及使用大数据技术，将高山社区划分成5个网格，形成“人到格中去，事到格中办”的管理和服务模式。将环境整治、维稳综治、安全生产、民生保障和便民服务等工作下沉到网格，构建以大数据为依托的全方位社区服务框架。社区管理和服务形成崭新氛围，获得全省远程教育示范站点、全省就业示范社区、全省学习郭明义先进社区、全省打击传销示范社区、全市文明社区和全市和谐创建先进社区等荣誉称号百余项。
（一）完善基础信息采集，建立社区服务信息库
拥有真实可靠的数据信息是大数据应用的前提和基础。高山社区结合网格化管理，借助“一图两表四册”入户采集信息。采集整理的数据分为基础数据、政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三大类，把房屋数据、人口数据和社会组织等划分为基础数据，把走访数据、党建数据和舆情数据等划分为政务管理数据，把服务数据、政策公告、医疗数据和活动数据等划分为公共服务数据。构建“问需于网格、分解整合、零距离服务”的数字化管理和服务平台，从而为居民提供精细化的服务。
（二）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
（三）以服务居民为宗旨，实施社区网格化服务
二、高山社区以大数据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显著效果
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是提高治理水平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方法和措施，高山社区以大数据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效显著。
（一）提高了社区管理和服务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应用大数据的终极目的也是利用数据信息的价值性为人类社会服务。如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如何依法保障居民的各种权益，如何使居民得到更多实惠，是高山社区为奋斗目标。一方面，实施惠民工程，强化社区公共服务效能。为了使居民可以自由参与、主动发声，高山社区创建了社区论坛。利用这个互联互通的对话空间以及发声渠道，各利益主体实现了线上对话和线下协商。社区居委会可以及时地发现居民的利益诉求，通过“两代表一委员”进社区，组织线下的协商协调，圆满地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另一方面，强化志愿服务，加大社会组织的培育。高山社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的成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建立了社区、居民、政府和企业的共赢机制，这也是社区治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高山社区有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向政府寻求帮助，吸引辖区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二）增强了社区居民自治能力
不断增强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终极目标。高山社区一方面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另一方面大力培育公益性社会组织，服务居民的渠道不断拓宽。通过建构“共驻共建、多方参与、管理有序、利益协调”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优化了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使居民更加主动全面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形成多方参与的工作氛围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目前，高山社区建立了居民议事制度，设立了党代表工作室、民情议事厅。不断地提高社会组织、辖区单位、志愿者队伍和居民主动参与社区自治的热情，不断地强化社会组织的作用，有效地加强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能力。
三、从高山社区以大数据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得到的启示与思考
大数据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各行各业已经广泛应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我们要积极利用大数据来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从高山社区的实践来看，我们得到的启示与思考如下。
（一）培养大数据思维是大数据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大展身手，智慧城市落地生根，过去的信息化概念已经跟不上信息技术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的脚步。因此，传统的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必须通过改革实现创新与突破，才能满足大数据时代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从高山社区的实践探索不难发现，转变观念、培养大数据思维，把大数据理念为我所用，有助于增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管理个性化化、服务智能化和决策智慧化。
（二）掌握基础数据是大数据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
大数据时代，掌握基础数据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各项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都需要大量的数据。否则就不能准确了解居民的各项基本需求和个性化需求，也很难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服务。高山社区为了及时掌握精准数据采取了以下做法：第一，科学划分社区基础网格。第二，开发社区采集综合信息系统终端软件。主动学习和探索社区基础数据采集、存储、分析、整合和控制的方法，使基础信息采集规范化、标准化。第三，整合规范网格管理人员队伍。网格员实行定岗定责制，统一规范采集本网格流动人口、常住人口、辖区企业等信息，提供给街道公共信息资源库。
（三）确保数据安全是大数据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保障
第一要在信息系统的软硬件投入方面做技术上的安全保障。第二在制度建设方面要重视数据的采集和应用。如何把握好个人隐私和数据开放之间的度，如何把握好数据需求与国家信息安全之间的度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高山社区的实践表明：第一要理清社区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和工作权限。每个网格的网格长和网格员应该只有录入、修改和访问本网格居民信息的权限，而不具备登录访问其他网格居民信息的权限。这有利于避免人员流动等原因造成的信息泄露。第二要保证数据应用者使用的数据信息是非隐私的。这既能促进数据的共享和开放，又有利于保障公众的个人隐私，避免商业企业秘密的泄漏。
第8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中共XX市委组织部
基层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化解矛盾纠纷的中坚力量、维护社会稳定的首道防线、应对突发事件的坚强堡垒和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纽带。为进一步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资源转化为社会治理资源、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组织活力转化为社会治理活力，我们围绕基层党组织如何推进社会治理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和细致思考。
一、XX市基层党组织现状
XX市共有各级党组织884个，其中党委48个，党总支20个，党支部816个。共有党员24585名，其中，男19595名，占79.7%，女4990名，占20.3%。在全市党员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有6868名，占27.9%；高中（中专）有7201名，占29.3%；初中及以下的有10516名，占42.8%。35岁以下的5513名，占22.4%。
（一）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情况
XX市各级党组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一是党内民主建设不断深化，建立党员旁听基层党委会议制度，全面推进党务公开、“公推直选”，坚持落实“四议两公开一监督”制度，进一步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二是村（社区）干部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基层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的第一线，在组织建设、发展经济、安全稳定、征地拆迁、计生服务、农业发展、环境整治、精神文明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三是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有效加强，加大对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管理、教育、培训力度，实行从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中招考乡镇公务员制度，建立了村干部离任补助、村干部参加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提高村（社区）干部基本报酬和办公经费标准。四是扎实推进新形势下的党建工作，重点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突出抓好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全市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覆盖率均已达80%。五是切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今年来，全市发展党员176人，建起了覆盖全市的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络，建立了多支党员志愿队和党员服务队，切实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二）基层党组织服务社会治理的潜在优势
全市202个村（社区）两委班子完成了换届选举后，村干部年龄年龄结构有所改善，知识文化水平有较大提升，服务社会治理意识不断强化。由“特殊党费”援建的村级阵地已全面投入使用，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已成为集党员活动、村民议事、咨询信息、便民服务、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阵地，服务群众的能力有效增强。在各村社区建立服务平台，党员干部参与群众相关事务的办理，深化推行上门办公制、错时工作制、服务承诺制等系列为民服务制度，确保一般事务 2 有人办，专业事务有人懂；每周定期组织党员干部深入村组一线，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问题。通过上党课、民主生活、廉政教育专题会等多形式强化党员思想教育；村干部把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作为一项基本任务来抓，千方百计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建立村级后备干部档案，选好苗子、重点培养，加大党员积极分子发展培训工作。
二、基层党组织推动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
XX市以解决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健全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体制机制，全面推进社会治理。
（一）具体做法
创新组织设置，构建社会治理的网络体系。主动适应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变化，创新组织管理和设置模式，以“横到边、纵到底、无缝隙、全覆盖、立体化”为目标，夯实社会治理组织基础，让基层组织体系覆盖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全过程。推行“支部+协会”、“支部+公司”、“支部+基地”、“支部+合作社”等设置模式，切实加强了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引领，更好地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产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兴趣相投”的原则，以企业移交社会化管理党员、下岗失业党员、复转军人党员、未就业大学生党员、外地流入党员为重点，建立楼栋党支部、灵活就业人员党支部、离退休党支部、流动党支部等，3 对流动党员实行“双管”、下岗职工党员实行“托管”、离退休党员实行“直管”、在职党员实行“协管”，确保了党员管理不脱节、作用发挥好；加大“两新”组织中党组织的创建力度，发挥好“两新”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做到成熟一个、组建一个，建立一个、巩固一个，巩固一个、带动一批，切实加大党的组织覆盖面。通过组织创新，构建起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社会治理网格化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健全制度建设，提供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社会治理，机制是关键、制度是保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决不能止于“硬件”，更要优化“软件”。健全责任机制，推行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专项述职、专题研究、专门部署和“一岗双责”等制度，切实督促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真正把基层党建工作重视起来；健全服务机制，推广第一书记“1+1”制度，党员、村(居)民代表联系户制度，基层干部撰写“民情日记”制度，镇村为民办事全程代理制度等，不断提升基层组织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健全基层党组织议事制度，不断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重大政策专家咨询制度、公示制度、公开征求意见制度，确保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健全党内监督机制，推进以村干部述职述廉，进一步健全村务、政务、党务公开制度，促进村级民主政治的不断深入；健全村组干部管理的激励机制，重点通过让利于基层的方式，让村干部充分感受到在村工作既有工作压力，又有盼头和想头，能安心在村 4 工作。
强化队伍建设，夯实社会治理的人才支撑。实施“添活力工程”，加强基层后备干部队伍建设，采取“三推两选一培”的方式培养选拔基层后备干部；实行采取公开招考、组织考察等形式招录基层工作人员,并作为后备干部加以培养；建立村后备干部信息库；加大对基层后备干部的组织推荐和上岗使用力度。实施“强能力工程”,提升基层党组织干部能力素质，举办全市性培训班,组织到发达地区学习考察；选派基层干部到市机关或发达地区挂职；举办“支书讲堂”交流推广先进工作经验，建立基层干部培训基地。实施“增动力工程”,激发基层党组织干部工作积极性，建立基本报酬与业绩奖励报酬相结合的补贴保障制度；建立基层组织“两委”干部养老保险制度；加大从优秀党组织书记中考录乡镇公务员、招聘乡镇(街道)事业编制人员工作力度。实施“提魄力工程”,创新基层组织班子成员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健基层党组织书记工作目标公开承诺制度；建立健全岗位责任考核办法；建立对基层组织班子成员“双检双述双评”定期考核制度；评选表彰优秀基层党支部书记。
加强阵地建设，建立社会治理的平台建设。加强基层组织基础设施建设，实行了大厅开放式办公，将民政、计划生育、农村合作医疗、国土资源管理等12大类38项服务事项，全部纳入村级便民服务室，确定专人办理，建立了《首问责任制》等12项服务制度，进一步拓展了服务功能，实现“群众动嘴、5 干部跑腿”的转变；加强基层组织活动平台建设，积极整合资源，配套完善了教育培训室、学习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建立健全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管理，积极向所有党员、群众提供政策咨询、党建知识、党员教育培训服务和党员纳新、关系接转、流动党员管理、困难党员群众帮扶等基本服务，使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真正成为联系党员的桥梁和纽带、服务党员的重要窗口，资源共享、服务共建的工作平台；积极打造基层组织干部活动中心，针对无职党员发挥作用缺乏平台的现状，结合每位无职党员的专长，积极推行设岗定责制，为其量身定做岗位，让无职党员有位而为，推行了村干部轮流坐班制度，确定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文书和大学生村官等村“两委”班子成员中推行轮流坐班办公，并向全村村民公布了坐班人员时间表和坐班干部联系电话，方便了群众办事。
（二）积累的经验
基层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领导核心、直接力量和重要纽带，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社会治理的着力点。抓班子、带队伍，是强化社会治理的力量保证。拓宽选任渠道，加强教育培训，锻造党组织书记党性修养、道德品质，增强服务群众、引领发展、协调利益关系、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先锋队和生力军。
抓基层、打基础，是强化社会治理的组织保障。创新组织设置，扩大党组织覆盖面，形成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城乡 6 党组织体系和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体系。强化基层党组织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排忧解难功能，使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抓重点、拓领域，是破解管理瓶颈的重要路径。实施党建品牌创建工程，精心打造农村“富民党建”、社区“和谐党建”、企业“活力党建”和机关“效能党建”品牌，在农村、社区、机关、企业等领域中形成一批看有形象、学有榜样、说有经验的党建典型，增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活力。
抓载体、搭平台，是激发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抓好重点行业及窗口单位破解发展难题，及时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引导基层党组织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社会化服务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激发出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
（三）存在的问题
经过调研，我们发现影响的原因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社会治理中作用发挥，主要有以下方面：
对社会治理工作认识还不到位。一些党组织认为只要抓好经济工作就行，无需顾及社会治理工作；个别基层党组织找不准社会治理的切入点，党建和社会治理“两张皮”现象比较突出，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工作结合不紧密。
党员干部服务社会治理的能力亟待加强。随着群众利益诉 7 求的多样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给当前做好群众工作带来严峻挑战，群众的公共参与意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在逐步增强，这些都要求基层党员干部不断提高应对复杂矛盾、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转变工作作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进行社会治理的基层力量亟待加强。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不够，基本处于“单兵作战”状态，整体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城乡之间、社区与单位的“城乡互联、共驻共建”缺乏制度性保障，导致资源的闲置和资源匮乏的矛盾；急需建立一支职业化、规范化、知识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社区专业管理人才十分紧缺。
三、党组织有效服务社会治理的思考与建议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动力和源泉在基层。应努力把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管理优势和服务优势，全面提高XX市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
（一）党组织助推社会治理的途径探索
以基层组织管理体系创新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注重党政主导、部门联动，在面上完善一张网络，构建“全面覆盖、无缝衔接”的社会治理组织体系。依托区域化大党建格局，坚持“以块为主、条块结合、整体联动”原则，从横向来说，形成了与市工商局、市国土局等职能部门的源头管理协作机制，与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工商联等人民团体的党群联 8 动机制，与行业协会、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枢纽的区域联动机制；从纵向来说，形成了以各街镇为主体的区域化、网格化管理模式，完善基层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党员责任四级网络建设，全力构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基层管理新格局，确保基层管理实现全覆盖，努力把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资源转化为社会治理资源。
以基层组织服务机制创新推动社会治理服务创新。注重整合资源、拓展功能，在线上提升一个中心，打造“上下贯通、贴心贴身”的基层组织管理服务综合平台。依托“网络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片组户联系”制度，实行干部包片、包村、包组的工作方法，提供党员干部“上门式”服务；构建县（市）乡村三级便民服务网络，建成社区服务大厅，将服务延伸到村、辐射到户，实现群众办事“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推行“一站式”服务；不断改进服务方式方法，对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不同服务，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把服务民生服务群众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将群众关心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安全等服务逐项梳理出来，提供“菜单式”服务。
以基层组织阵地创新推动社会治理载体创新。注重发动群众、自我管理，在点上巩固一批阵地，把基层组织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的品质生活共同体。推进基层组织管理工作标准化，对社区（村委会）统一硬件配套标准，统一社区场所设置，统一管理服务措施，着力解决新型基层管理脱节、服 9 务缺失的突出问题；推进基层管理主体多元化，充分发挥基层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能力，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组织自我管理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推动基层组织管理服务长效化，实施“走门串户、联系群众”制度，深入开展“支书进家门、组织作承诺、党员见行动”活动，发放“党群干群连心卡”，记好“民情日记”，将基层管理服务常态化、长效化。
（二）党组织助推社会治理的具体构想
坚持党委领导，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社会治理全员化参与。坚持党委领导，完善社会治理格局，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充分发挥好党委在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整合社会资源，积极引导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协同作用；发挥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作用，扩大基层民主，依法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强化源头治理，做到关口前移，把街道、社区作为源头治理的前沿，综合协调和引导各部门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地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为社会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建强基层队伍，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加强教育培养,重视在学习中提高干部、在实践中锻炼干 10 部，教育干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选拔任用,打破陈旧的用人观念和做法，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群众信得过的基层干部，选拔到领导班子中来;真情关怀爱护,在工作上要多体谅支持基层干部，在生活上要多关心照顾基层干部，在舆论上要大力营造全社会重视、关注、支持基层工作的浓厚氛围，增强广大基层干部的荣誉感、自豪感和干事创业的热情;抓好监督管理。对少数基层干部已经存在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早打招呼，及时提醒，认真帮助，严加督促。要结合农村实际和基层干部的特点，认真研究选拔优秀村干部进入乡镇公务员队伍和担任乡镇领导的问题、村干部报酬待遇落实以及正常增长机制的问题和村干部的社会保障问题。
密切联系群众，培育良好社会心态，推进社会治理常态化服务。建立健全党员干部联系基层制度，实行“干部包村包户”，每位领导负责联系一名致富能手，挂钩一户困难户，帮助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定期开展民情走访、民意征询、驻点办公等活动；坚持工作重心下移，定期开展接访下访、民情恳谈、蹲点调研等活动，建立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让“为人民服务”成为一种理念、11 一种常态，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
狠抓基本保障，改善基层组织条件，夯实社会治理物质化基础。加强基层组织基层设施建设，有计划、有重点地改善各级组织的办公条件和基层干部的生活条件，让基层组织有地方办公，让基层干部有心思工作，让基层群众有条件办事；搭建基层组织活动平台，坚持“因地制宜、功能完善、适度超前”，将村级组织办公场所、党员活动、科技培训、医疗防疫和村民议事等硬件资源整合起来，把村级活动场所建设成“议事中心”、“培训中心”、“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建设成凝聚党员、联系群众的重要平台；加大基层组织建设投入，把人力、物力、财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让群众在基层就能把事办好，让各种矛盾纠纷能在基层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