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礼贤下士 方可纵横捭阖_礼贤下士阅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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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礼贤下士 方可纵横捭阖—观六月中美对话随想
释不归 发布于2015年6月29日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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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老朋友释不归
【人多并非力量大】
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刚刚结束。先不论会谈的结果，且看两个细节挺耐人寻味：
其一，中方去了两位副总理，一位国务委员，十几位正部长，四十几位副部长，更有不计其数的工作人员及随团企业及社会知名人士，浩浩汤汤向华府挺进。美方则由被戏称为“备胎”的副总统（美国副总统并无实权，宪法规定其只在总统无法行使职权时接任总统职位）拜登带队，“四把手”国务卿克里，常务副国务卿和副国务卿（相当于副部级），以及助理国务卿（相当于厅局级）出席，外加一箩筐的志愿者，相比之下尤显“不够隆重”。双方开会时，中方底下坐了一排部长，而美方坐了一排幕僚（虽级别不高，但权力不小）。别看此次中美对话活动一场接着一场，但美方组织起来还是井然有序，像是学到了咱大排档的“翻台”本事，应对起来绰绰有余。有美方官员向笔者透露，这是美国务院[注]有史以来在其大楼里组织的最大规模活动，虽然他们不太明白为什么近期中方来访活动都扎着堆儿办，只好本着既尊重客人，又节俭办事的原则，接待中方各代表团。
其二，美方尊重中国外交礼仪和风俗，煞有其事地陪中方“走过场”，但同时又经典地玩起了两面三刀的功夫。其在会上尽拣好听的说，下会采访倒“吐露真言”了，但全是坏话。拜登在会上各种示好，接受采访时立刻就说“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云云，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和刘延东副总理开会时兴致盎然，接受采访时照样不客气地对我国正酝酿的NGO管理立法表示不满、大加指责，更不要提在台海问题、南海争端、中日关系、朝鲜问题等方面的种种“忠告”了。对此，中方却鲜有反应、回复，外界认为我方可能在采取“充耳不闻”、“避其锋芒”的打法，殊不知是“无奈何，非不愿也；无奈何，乃不能也”。现场中方这么多部门领导，谁来回应，怎么回应?没有研究讨论及领导拍板又怎敢回应？看来，在国际关系的博弈场上，并不是人多，声儿就大。
【人才素质决定一切？】
作为两国最高层级的对话平台之一，参会的官员经过层层选拔，足称精英，但两国在外交场合上的表现却有一定差距，那差距到底在哪里?某俄国著名战略家说过：“人的素质决定了战斗水准和战略成败”。放眼中美博弈，由于两国人才培养和晋升机制存在较大差异，两国政治精英所具备的素质也各有特点。在双方的对话和交锋中，美方政治人才长期面对媒体和公众，加之其拥有较为健全的发言机制，使其在舆论场上更显积极主动，甚至是“咄咄逼人”，更能适应现代国际政治中话语权争夺战的特点。而中国政治传统向来是谨言慎行，“说错不如沉默”，给人的印象必然不善言辞、呆板被动。此外，美国务院志愿者们也让人印象深刻。他们大多数是国务院各司局的公务员，中文流利、语气谦逊、举止端庄。你若愿意，可以天南海北的跟你一通热聊，但要想从他们那挖到什么内幕消息，他们坚定的态度会告诉你“门儿都没有”。这种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紧密结合，确实突出其政治人才较强的专业性、服务性和综合性能力。
【不拘一格降人才、赢人心】
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首要环节是教育。随着现代社会知识几何级数般加速累积，学科门类越来越细，内容越来越深，人不经过正规教育体系的系统培养而能成才，几属天方夜谭。受文明特性和教育传统的影响，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教学理念，被认为存在较大缺陷。较之欧美教育注重启发、引导和传授，从而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能力，中国教育体系则过于循规蹈矩，学术的条条框框对学生思维约束较大，其产出人才大多原则有余，创新付阙。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们政治精英对外表现的整体性不足，在处理合作伙伴关系时义利观不足，在面对矛盾问题时灵活性不足，其自然在镁光灯前的反应就显得不够主动了。
人才培养源于教育而远不止于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情商”建设至关重要，而提升情商离不开多渠道的实践。欧美历经数百年的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发展历程，已繁衍出一套臻于完善的联合培养机制，学校、企业、市场，以及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紧密结合，提供了大量实践机会。能力的培养在教育和实践的互动中，达致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国传统教育颇推崇“知行合一”的理念，但现实中相关机制的发展水平却相差甚远，“产学研联合培养”的口号空喊多年而无实际性进展，远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导致人才的理论水平和基础素质较高，但执行和实践能力却有很大欠缺，施行政策时“光说不练”的现象仍比较突出。前不久，国内某经济学家发文警示推行“一带一路”政策避免一味“纸上谈兵”可略见一斑。
如何才能胜任自己工作并在工作中不断革新自己？这是中国政治精英需要深思的问题。首先，我们对自身的不足和差距要有清醒认知，在某些方面可能需数代人的努力才能赶超对手；其次，从改革人才培育体系着手，大力培养人才的创新能力，注重提高实践和执行能力，优化人才选拔机制；最后，各权力部门只有不拘一格地放下身段，礼贤下士，不搞团团伙伙的圈子文化，任人唯贤、唯能，不断通过加强对基层人才的培养，从而在中华民族中真正挑拣出自信、友爱，明理、敏锐，通变、达观的现代政治精英，以此丰满自己的枝叶，撑起一片凉荫。如此，这片树荫底下才能容得下朋友，留得住人心。
【要发展还是得靠朋友】
毛泽东主席在论统一战线时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今，谁是我们的对手？谁是我们的朋友？也成为中国对外发展的首要问题。面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广大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成为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创新驱动的重要动力。加之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将在海外投资和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先行者。李克强总理也曾直言：“对民营企业家,不光信任,还要依靠。”
然而，在具体的对外活动中，某些官方做法没能很好地发挥“朋友”的作用，有时还会让“朋友们”略感心寒。此次中美对话的官方报道刻意隐去了中国企业的现场表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官方的守旧思维仍未跟上新形势的发展。另举两个生动事例：
其一，去年中方访俄活动中，俄罗斯领导人一路给俄企业站台，并明确表达俄政府对俄企“扶持、服务”的原则理念。中方则运用“熟悉”的官方语言，强调两国长期的友好关系。轮到企业发言，某在俄中资企业女代表用一句“希望俄罗斯别总是光喜欢中国人的钱，只希望钱来，不喜欢中国人的人，不希望人来”，一针见血地点出了俄罗斯人的傲慢并引起哄堂大笑。俄方领导当场诚挚道歉，并保证欢迎中国企业和人士来俄。
其二，韩国某国会参议员携一众韩国知名企业到广州开会，其发言环节和座次问题一度成为网络热点话题。一是韩国代表团由一位主要官员带领众企业负责人坐前排，其他官员全部靠后；中方是官员无论大小一律往前排，企业无论央企民企一律靠边靠后坐，对话“阵型”差异甚大。二是韩方官员以五句话结束简单发言后，剩下的发言时间都交给韩方企业。而中方恰好相反，官员侃侃而谈，企业洗耳恭听。结果很多韩企没办法，只能会后去找中企交流。不少中国网民事后调侃说“中国官员在„做政治伪姿态‟这一点上确实不如韩国政客”。
“别只喜欢民企的钱来，不喜欢民企的人来”。如今，民企人士的对外交流能力不比政府官员差，特别是在私下沟通和利益博弈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莫将有志报国、甘于奉献的朋友当作仅供利用的对象，“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要紧随时代的步伐，改变“官本位”心态，与广大民间力量和社会人士做互利共赢，相知相依的真朋友，切不可在中国深入改革的关键时期，令逐渐解放、前进的思想倒退。
笔者不禁想起习近平总书记“三次流泪《忆大山》”的交友用权原则，感受习总书记“尊贤重士、求贤若渴、布衣之交岁久愈真、贫贱之交不可忘”的崇高情怀。更要督促所有官员“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倘真如此，必是国家之幸、民众之福。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是以，我出此言，众生不知认我为何友？
[注]：美国国务院（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美国联邦政府主管外交并兼管部分内政事务的行政部门，直属美国政府管理的外事机构，相当于外交部，其行政负责人为国务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