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格物致知_朱熹格物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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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朱熹—格物致知

摘要：格物致知 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对于格物致知 的真正涵义，已是儒学思想史上的千古之谜。从最早为《大学》作注的东汉郑玄，一直到现代的儒学学者，已经争论了一千余年，至今仍无定论。

关键词： 未解之谜 格物 致知 朱熹 穷理 正文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礼记·大学》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一段。但是，《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其后再未作出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两个词汇。

然而，“格物致知”一直是儒学思想史上的千古之谜。它之所以使儒学界争论达千余年，首先是因为“格物致知”是《大学》八目的基础功夫、更是“诚意正心”的修持基础，也就设计了心性修为的根本基础，而超越了先秦儒家的思想深度。与先秦道家之学相通。宋儒理学兴起之后，为了排斥佛、道两家，程颐自创“理”以取代“道”，而朱熹更是无视《史记》记载而硬要认为“孔子访周所拜见的老子，并非道家老子，而是另有其人”。其次是因为“格物致知”的字义解释难以适当，这也是因为缺乏相关《大学》作者意旨的文献可供证明“格物致知”的正确意义。这样就使以后诸儒随意发明而强行解释“格物致知”，从而造成了至今的儒学思想上的千古难题。

据记载是东汉郑玄最早为“格物致知”作出注解，而自从宋儒将《大学》由《礼记》独立出来成为《四书》的一部后，“格物致知”的意义也逐渐成为后世儒者争论不休的热点议题。现在关于“格物致知”的流行诠释多是根据朱熹学说的部分观点而出现的。其实朱熹关于“格物致知”的观点之所以在后世成为主流，并非是因为获得后世儒家学者的普遍赞同。事实上，朱熹学说在南宋当时因政治党争而被斥为“伪学”，后世的许多儒家学者也都大力批判朱熹对于“格物致知”的学说观点。但元朝中叶，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官方采用为科举取士的应试准则，明太祖时期又独尊《四书》上的朱熹学说为官方思想权威，明清两代历时五百余年的科举应试更是以朱熹学说为准。在数百年的官方教条权威下，朱熹在“格物致知”上的观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后世社会上的普遍流行观点。

朱熹”格物致知”学说在重视人的道德修养的同时，强调外部事物的考察和知识的学习扩展。因而，可以说“格物致知”学说是求真和求善的结合。他的“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朱熹看来，“格物“之”格“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至”，“格物”便是“至于物”，也就是达到极致。另一层是“尽”，“格物”就是“知尽”，而“知尽”就是“理穷”。因而，“格物”与“理穷”并称。朱熹沿习二程的说法，认为“格物”之“物”意为“事”，不仅指事体，也指事情。由此便知，朱熹的“格物”包括“即物”和“至极”，而且“格物”又是“穷理”。“格物”目的便是主体考穷事物之理，其核心在穷理。

第二，“致知”与“格物”相联系，单独来看，“致”就是推及、扩充的意思。知的含义则相对较为复杂，“知”包含“能知”和“所知”，能知为能觉之知，即主体的认识能力；所知为知识之知，即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所以“致知”就是推及知识，是认识的知识得到扩充而所得的结果。朱熹肯定了人本来是有知的，但是因为理未穷，受到世间事物的蔽塞而不能到达通明，“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足也”，所以必须进行后天的学习方能达到。

第三，朱熹把“理”作为认识的最终目的，“格物”的精义就在于穷理。“格物”所穷之理，既是自然之理，又是道德伦理。因此，“格物”的基本精神就是人通过对外在的对象的考察，从而把握体现在事物中的义理；或者是通过实践履外在的伦理规范而体认其真谛。

第四，朱熹“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明善”，他在《大学章句》最后指出“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因而，“格物致知‘论从这个角度上说就是对于儒家伦理的认识和修养方法，最终当落于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上。朱熹肯定格物致知的工夫是一个由量上的积累到质变的过程，他侧重认识过程中的“贯通”，只有到达“豁然贯通”的境地，才能“物格”、“知至”、“理穷”。

第五，朱熹的格物致知肯定了耳目之官与思辩对穷理的作用，肯定了人学习知识和外部事物的重要性，但他“格物穷理”的目的并不在运用所穷之理，所致之知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改造，不在于把握世界万物的规律，或应用与技术发明来促进人类的进步。这与近代西方认识论兴起的背景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总的来看，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既在求真，也在求善。所谓求真就是追求真理，求善则是完善自身的伦理道德，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它不仅获得了对于外部事物的知识，也是对于自身道德体认的践履。知识愈多，认识就愈广愈深，心中之知就愈明；推而扩之，便能够达到对事物义理的认识和对“天理”的体认，即所谓“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所以，通过这样的为学工夫，既丰富了知识，又能正心诚意，达到“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从“格物致知”是求真求善的途径上可知，朱熹哲学中“穷理”和“明善”是结合在一起的。

最后朱熹所提出 “格物致知”的观点最早是讲给皇上听的。他34岁的时候，孝宗继位之后召见了他。他就给孝宗讲了“格物致知”，说帝王之学，必须要“格物致知”。第二年，他又去见皇帝时说，大学之道，即“格物致知”。皇上没有做到“即物穷理”没有做到“即事观理”，所以就没有收到治国平天下的效果。由此可见，理学提出 “格物致知”这些理论，不是用来约束老百姓的，而首先是针对帝王之学的。

虽然说朱熹的“格物致知”首先是讲给帝王听的，但是现如今它也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它教育我们要具有探索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决心，虽然对一个事物的认识无法到达终点，但是我们还是要向终点靠拢，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所以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应该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同时还要培养自己的道德修养，做到求真和求善的完美结合。

格物致知作为千古之谜，现在依然存在，然而朱熹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其作出了全面、经典的解释，为中国思想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格物致知的解释带来了质的飞跃，现如今我们需要沿着朱熹的步伐不断探索，努力实现求真和求善的完美结合。

［1］《中国历代哲学智慧》，外文出版社 ［2］ 朱熹．《四书章句》．中华书局．1983 ［3］ 乌恩溥．《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宋元部分程颐语录 ［4］《大学章句》《4书章句集注》，上海书店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