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案例_纳税评估及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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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是对还是借?
【场景一】
1952年的最后一天,《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这篇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时,使用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在建国初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修正税制的方案,是由财政部提出,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讨论通过,政务院12月26日召开的第164次政务会议批准的。接着,又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过意见。12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热烈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制修正的通告”。
修正税制的通告发布之后,山东分局向明等3人和北京市委分别于1953年1月9日和11日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央财经委员会,反映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新税制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53年1月15日,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1
2月10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三同志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主席、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同志把税制修正了哪些地方,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一作了说明。毛主席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场景二】
6月15日,财经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调查的材料,提出一个重要设想,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个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后经修改,形成题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准备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他有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纲写道: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12毛泽东给周恩来等的信,手稿,1953年1月15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2、243页。
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这次讲话标志着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已经考虑成熟。
【场景三】
在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要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的5个文件印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还给这五个文件加了一个总题目:“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实际上变成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列席会议的,共163人。从1953年6月13日开始,到8月13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会议地点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会议议程共三项:财政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中心是财政问题。
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逐个对各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
全国财经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一篇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很显然,他是要以这条总路线为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这条总路线上来。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财政问题,一开始就集中到对新税制的讨论和批评。会议的其他两项议程,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都没有怎么展开讨论。新税制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会期原定半个月,结果开到8月13日,足足开了两个月。
会议的头一个月,即从6月13日至7月13日,大家在发言中多是就税制的业务问题发表意见。在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励一些与会者对主管财政工作的薄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对周恩来说,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解决问题。
7月13日薄一波作了第一次检讨以后,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给薄一波扣了许多不适当的政治帽子,有的还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
8月1日,薄一波作第二次检讨,仍不能通过。这样,会议就很难作结论,也结束不了。毛泽东指出:不能“以为会议上一切发言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意见是不适当的”。他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请回来参加会议。
陈云在会上发言,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他指出:
“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贷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应该考虑。按照修正税制,就是不按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纳税,而是按买卖关系纳一道营业税,说这样办就‘公私一律’了。所谓‘公私一律’,实际上是给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加一道税。由此推论下去又提出批发商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大批发商不纳税,这样就变更了纳税环节,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6
6关于新税制的五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情况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的回信;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原因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