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威慑心理战_反恐怖斗争中的心理战

2020-02-27 其他范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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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威慑心理战

丰勇军

威慑心理战是心理战的重要样式,它是为了达成某种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目的,以强大的威慑力量或以实战的效果给敌造成心理上的震憾,使敌担心会招致无法承受的报复而放弃敌对行动的一种心理战法。有效的威慑心理战必须具备实力、决心、可信性等要素,三者的有机统一形成威慑心理战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抗美援朝战争中,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我军都成功地运用了威慑心理战的各种手段,达到了各种目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威慑心理战的经验。随着现代战争样式和特点的不断变化,总结这些经验,并加以发展,对于打赢下一场局部战争有重大意义。

以非战争的手段,如舆论宣传、外交攻势等暗示或显示我军力量和决心,以谒制敌之侵略企图,当敌置之不理时,坚决采取以战止战的手段,以实战的胜利给敌心理上以强烈的震憾,强化威慑效应,迫使敌屈服。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威慑心理战的主要手段。

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迫不及待地进行武装干涉。至1950年9月中旬,美实施仁川登陆,战局发生急转,朝鲜人民军转入战略退却。对于美国武装侵略、严重威胁我国安全的罪恶行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能容忍。中共中央军委为了保卫我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和必要时刻支援朝鲜人民的侵略斗争,及时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作为“未雨绸缪”之计。同时,在外交上以强有力的宣传表明我使用力量的决心,以谒制美帝国主义可能的入侵。9月30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发表演说,严正警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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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周恩来总理又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再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警告,表明我国严正立场。周总理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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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的外交宣传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使用力量保卫祖国安全的决心,但美国决策者忽略了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决心的坚定性,美总统杜鲁门专程从华盛顿飞到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举行会谈。后者轻视中国人民的力量,认为中国人民的警告只是说说而已,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3)于是,美军加快了向朝中边境的军事行动,同时也更加频繁地出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和乡村,公然将战火烧向我国。中国人民是说到做到的,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开赴朝鲜战场。结果,在经过了第一阶段的战略反攻性质的五次战役和第二阶段防御性质的阵地战的胜利,出其不意地给敌以沉重打击,迫使敌转入谈判。

在后期的政治谈判中,也是一场心理的面对面的较量,这其中,我军军事打击与谈判相结合,边打边谈,边谈边打,运用军事力量给敌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从心理上对敌进行威慑,迫使敌接受条件。1951年7月10日,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军事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被迫接受了停战谈判。但从停战谈判开始以后,美帝国主义始终不愿平等协商,企图以恐吓、讹诈的手段,得到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初期,它以“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提出把军事分界线划到朝中方面实际控制线以北几十公里,妄想不战而攫取包括战略要地开城在内的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种无理要求遭到朝中方面坚决拒绝和据理驳斥后,它又狂叫“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随即向我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同时向我后方运输线开展疯狂的“绞杀战”,企图以军事力量威慑我朝中军队,从战场上夺取谈判讹诈所得不到的东西。对于这种局面,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停战谈判是困难和曲折的,唯有经过坚决激烈的斗争和作持久作战的准备,才能取得胜利。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又针对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发出的战争叫嚣,严正宣告:“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4)这种使用力量的决心和坚定性,以及后来连续的战争胜利,给美帝国主义以强烈的心理震撼,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停战谈判才能减少损失,否则就是得不偿失,迫使美帝国主义回到谈判桌上来,最终签订了停战协定。这其中,灵活确定军事打击的不同对象和时机,也是实施威慑心理战的重要方面,例如,1953年4月26日,中断六个半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复会,志愿军为了促进谈判迅速达成协议,在多数兵团尚未完成新的战役准备的情况下,提前于5月13日(原定6月1日)动了冬季进攻战役。5月下旬,当停战谈判有了明显进展,美、英方面态度已有所好转,唯李承晚集团从中阻挠时,则将以西线为重点、打击美军为主的计划,改为以打击李伪军主,适当打击美军,暂不打英军。6月,在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志愿军准备结束夏季进攻战役之际,李承晚集团又企图扣留中朝方面的被俘人员,破坏遣俘协议。为了狠狠打击李伪军,志愿军又组织夏季战役的第三次进攻作战,歼灭了大量敌人,迫敌认输,很快按我方提案签订了停战协定。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充分展示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威慑力量的能力、决心和可信性,使美国侵略者及决策人不得不审慎行事,最后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这一次成功的坚决行动,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形成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国军队战斗意志顽强的形象,给美方在以后的行动决策中,以重要的参照系。美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总结这次战争时,无可奈何地供认:对中朝人民的战争乃是一场“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对错误的敌人所进行的错误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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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抗美援朝战争的威慑效果。

注重发挥宣传工作中的威慑性宣传的作用,以造成敌人的心理压力,迫使敌放下武器;同时注重向国际上宣传我们的和平主张和宽俘政策,形成外交威慑力量,使敌疲于应付。这两方面始终贯穿于整个战争过程。

对敌人宣传采用威慑性的词句,不失时机地进行心理暗示,是威慑宣传的重要的手段,对于动摇敌人的军心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有些俘虏说,他们见到阵地前的标语:‘山头如坟墓,投降是活路’,马上就装起病来,不想打仗了。有些看到了我们的传单后就逃跑或自伤。有些俘虏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着“投降”两个中国字,他说:‘这是最保险的两个字’”(6)。阵前喊话也是威慑宣传的一种方式。我军对喊话与军事作战结合的体会是:当敌被我火力压制或被击溃处于混乱状态时,喊话最易奏效。如在阵前喊口号“反扑就是死亡”并公布敌人伤亡数字,其锐气顿挫。某连在攻打红山包战斗中,功臣龚正连以冲锋枪及手榴弹压制了敌人一个火力点,用喊话争取了五个敌人投降。某军七连战士林荣柞用“不投降就炸死你们”来威慑敌人,从两个地堡内俘虏了十八个敌人。

把宣传攻势和军事上的胜利结合起来,会使宣传攻势具有更大的压力。某部八连埋了两具敌屁,在边上立了两个十字架,上写:“看吧!美国士兵们!他们为了华尔街大亨的利益,把自己的生命断送在这五千里的荒山里,你也愿意死在这荒山上吗?”有的部队在敌人死亡处立了一个标语牌:“昨天,你的五十个同伴在这个山坡上无辜地送了命,你愿意做第五十一个吗?”(7)另外,善于抓住“白马山”,、“老秃山”、“伤心岭”、“狙击兵岭”、“丁字山”、“上甘岭”等各地的胜利,宣传中朝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对敌人有很强的威慑效应。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的威慑性宣传作用是明显的,就是对敌宣传的本身,也有威慑的作用。如在我军使用了阵前广播宣传后,“敌方士兵则议论:‘他们现在为什么这样活跃?想是占了优势!’‘长官说北朝鲜炸光了,为什么还有喊话的机器和留声机?’真是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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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宣传,争取了大量敌人的投诚或投降。为配合军事行动,减轻军事行动的压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此,美国陆军宣传处也不得不承认我军的宣传“涣散了士兵的战斗情绪”。兵数量保持在每年3万5千至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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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纽约时报》报导:美军在侵朝期间“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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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充分反映了我军威慑性宣传的巨大作用。向敌国人民宣传我们的和平主张和宽俘政策,使敌国人民进一步认识战争实况和战争带给他们的痛苦,博得敌国人民的同情和共鸣,以掀起反战情绪,对敌国政府施加压力,而通过战俘向敌国人民进行宣传,是这种宣传工作的最有效的做法。这便于形成国际、国内的舆论压力,迫使敌让步,这是利用外交威慑力量进行威慑心理战的战法。战俘与本国各阶层各地区人民有广泛的密切的联系,他们熟悉本国人民和前线士兵的思想动态。战俘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牺牲品,通过他们讲述见到的战争实况和战争带给他们的痛苦,可以有力地驳斥帝国主义评功中朝人民的欺骗宣传,有力地号召本国人民和前线士兵反对战争,拥护和平。如军委总政治部在1951年敌军工作情况简报指出:“实发俘虏家信13000多份,俘虏家属来信17000多份,组织600多名俘虏录音,每日向外广播。同时组织了俘虏写稿件、宣言、拍照片发往国外进步报刊,通过这些宣传工作,志愿军的宽俘政策在国外已有很大影响。我们会收到很多家属的感谢信,甚至连英、美官方(如美军第八军公报,英前陆军大臣斯特拉撤,前国防大臣辛威尔),以及英、美反动报刊(如美军‘太平洋星条旗报’、美‘星期六晚报’、‘纽约时报’等)也不得不承认‘所有俘虏都受到良好待遇’,‘被俘士兵受到中国人医药治疗’‘还准许俘虏写信回家’。到1951年11月汉莱的造谣时,宽俘政策的效果更为显著。如英陆军大臣说‘从我们所知道的六千封给他们(俘虏)亲属的来信里,都众口一词地着重说他们待遇是相当好的。’许多美俘家属来信,认为汉莱的造谣不过是‘为了使士兵更坚决的打仗而已’(11)。这样,通过宽俘政策,实际上充分展示了我军的实力和自信,同时通过美国国内家属的强烈抗议,“有六百多俘虏写了家信,信的内容大部分是要他的母亲、妻子和报馆联系,要求议员们行动起来,停止侵朝战争”,(12)

给美国政府心理上施加了更多的压力。“有的俘虏说他们亲眼见到过放回去的人。这批人后来回到美国,新闻记者访问,报纸上发表消息,影响很大,美国当局为此事大为恐慌。”相当普遍地了解我军的宽待俘虏政策,把政治影响扩大到国际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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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英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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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世界人民更具体地认识到我军是正义之师,使我们可以在政治上道义上和外交上重重地打击敌人。

在揭露和战胜敌人的细菌战中,中、朝两国政府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先后多次发表声明和宣言进行了严肃地抗议和谴责,从政治上外交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如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在北京和沈阳举办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畴的实物图片展览。1952年5月至53年11月,新华社又陆续公布了凯尼斯、伊纳克等25名美中飞行员关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和公开信,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从亚洲、西欧各国一直得到南美洲和美国国内,到处都举行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掀起了反细菌战的斗争,使美帝国主义在道义上、政治上完全陷于孤立地位。

深入进行教育和动员,使广大指战员克服恐美的情绪,坚定仇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信念,同时以胜利的战果来打破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广大官兵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消除敌实施威慑的影响。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威慑心理战的重要方面。

战前,由于我军未与美帝国主义直接交战过,部分指战员对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有恐惧心理,再加上国内外反动欺骗宣传,部队一度对作战缺乏信心。为此,各部队进行了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在教育中,各部队都注意引导战士用辩证的观点去全面看待美帝国主义,一方面用大量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只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我们有理由从战略上蔑视它,同时又要看到美帝国主义还有优势的技术装备,还有较强的力量,我们必须从战术上重视它,谨慎小心,讲究斗争方法,不能麻痹大意。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上,说明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美军虽然在装备上占有优势,但它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加上兵源不足,士气不高,远离后方,同盟国不强,内部矛盾很多,要战胜我们是不可能的;我军虽在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有政治上的优势,有党的领导,有祖国人民、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支援,士气高昂,兵源充足,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敌人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打败敌人的侵略是完全可能的。通过教育,指战员认识到,这个仗能够打,只要扬我之长,击敌之短,避我之短,抑敌之长,就能战胜美帝国主义,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崇美、恐美、的思想情绪,极大地激发了斗志,增强了敢打必胜的信心,为争取胜利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由于深入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部队阶级觉悟大为提高,士气高涨。在此基础上志愿军革命英雄主义获得了新的普遍的发展,‘为祖国争光!’‘为朝鲜人民报仇!’‘立国际功!’成为最响亮的战斗口号。战争第一年就涌现了功臣十万八百五十一名,出现了象杨根思、罗盛教式的国际主义的英雄人物。”(15)

战争过程中,敌人对心理战是非常重视的。“敌人对心理作战是重视的。敌心理作战部长会亲自到朝鲜视察。其中每营各指定一名干部兼管心理作战。敌人充分利用了现代化的技术进行宣传。敌人团师广播组,常在炮火轰击我阵地之前后,在飞机上广播,甚至放映电影,或用女人喊话、唱歌。师、团可随时请求派飞机散发一定内容的传单,传单数量很大,反映时事问题快,和谈开始的消息,我们有些前线部队首先是从敌人宣传品中知道的。敌人对我部队情况有较详细的研究。其宣传内容多是夸大他们炮火威力与现代化装备的作用;”(16)这其中,威慑心理战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而对我军而言“还必须估计到另一方面:我军内部成分不纯;任务还很繁重;昼夜赶修工事,部队疲劳;长时期的守备阵地,生活枯燥;经常受到炮火威胁,部队相当艰苦;而且部队分散,思想不易及时了解和控制;若再加上敌人欺骗宣传;其中少数敌意志薄弱、立场不坚定的落后分子经不起考验时,是可能出问题的。”(17)因此,“只注意做敌人的工作,不注意反对敌人对我们部队的破坏工作,或认为敌人的反动宣传在我们部队内不会发生丝毫影响,因而采取消极的、置之不理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必须对反动宣传主动地加以揭发和驳斥。必须明文规定:一切部队人员对敌人的反动宣传应以严肃的态度对付;对敌人的宣传品,绝不能留下用作文具、溲纸或卷烟纸,而必须一律收起,少数送交政治机关研究,其余全部焚毁。”

(18)

在教育的基础上,广泛启发战士提出对付敌人反动宣传的办法。“反击敌人宣传的最好办法,是从政治上主动地戟敌人,这同时也就教育了部队。要尽可能减少被动解释的办法,要教育部队严格划清敌我的界限,禁止敌人宣传品在部队内流传。对于散发宣传品与进行广播的敌方飞机、坦克必须组织有力的军事打击。”19如某团某连,在守备战中,提出的四项很好的办法:

(一)()对反动传单,提出不看、不听、不当敌人义务宣传员。

(二)对阵前喊话的敌人,组织部队“打活靶”。该连曾在两月中打伤敌人七百五十名,不仅使敌人不敢活动,还锻炼了新兵,培养了射击手。

(三)对敌人的广播飞机和带着播音器的坦克,组织火力射击,使其不敢随便活动。用这种办法长了自己的志气,减了敌人的威风。

(四)加强前沿部队的思想领导。领导干部要深入下去发现问题,展开群众性的慰问,互相鼓励情绪。又比如,1952年的全军第二届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上报告中指出:“我们战士们创作的许多快板,不仅政治、思想性相当高,而且艺术的水平也不低。如“美军十大怕”政治思想性强,合乎战术要求,鼓舞了士气,教育了部队。”挥了很好的作用。

以胜利的战果来打破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广大官兵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是战争过程中,反敌威慑心理战的有效手段。如《从上甘岭作战中看到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不断地宣传作战的意义、决心和胜利。特别在困难时,这种宣传有很大意义。整个作战中,部队是有必胜的信心的。但当表面阵地暂时为敌占领后,许多同志思想沉重,看不清已得的胜利,考虑今后如何打法等;这时,政治工作进行了有力的解释,宣传胜利,算胜利账,特别是志司两次表扬,不仅大大的鼓舞了士气,更重要的是使上下普遍加强了对战斗意义和已得胜利的认识。上级对这一作战‘全力支持坚决打到底’的决心,给部队极大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政治工作由此更加强了这方面的宣传,沉重的情绪消除了,决心信心大大加强,使部队越打越坚决,保持了持续的高涨的士气。这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21)(20)这种积极的对付敌人的办法在消除敌人威慑心理战的影响中发

总的来看,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反敌威慑是卓有成效的,使志愿军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士气。上甘岭战役的政治工作总结中指出: “这种高涨的士气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一是平常作了很多工作,作对了,提高了部队的觉悟;二是战时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22)比如第一条当中,主要进行了“作战意义、坚守阵地意义的教育加深了认识,产生了高度的责任感;进行了新英雄主义教育,部队荣誉思想加强,荣辱界线明确。产生高度的荣誉感;”(24)(23)

使部队“有充足的信心和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思想准备。”这就充分说明了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有力地表明新中国是不可战胜的。战争胜利的本身就具有深远的威慑效应,使帝国主义认识到新中国是一个不可侮的力量。高技术条件下的现代战争,威慑心理战仍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总结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威慑心理战的经验,并在现代条件下加以发扬光大,必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注释:

(1)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第三册,第7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

(2)(3)《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第15页、16页。(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41页,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

(5)(6)(7)(8)(11)(12)(13)(14)(15)(16)(17)(18)(19)(20)(21)(22)《政治工作文件汇编》,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秘书处编,第522页、662页、695页、718页、655-656页、669页、664页、667页、521页、654页、682页、682页、686页、593页、295页、283页、284页、285页。

(9)(10)《心理战概论》,第2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丰勇军 男 1974年生 浙江金华人,南京政治学院军事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地址:江苏 南京政治学院 研究生队 邮编210003 电话:025-3463004 025-3463006(民)0501-73594(军)***(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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