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与世界文学的概念_世界文学的概念

2020-02-25 其他范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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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贺拉斯·恩达尔

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诺贝尔委员会成员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于1901年，逐年颁发，是瑞典发明家、实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创立的五大奖项之一。其中的三个奖项是用来奖励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还有一个是为了表彰为争取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一般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作家所能被授予的最高荣誉。中国的译林出版社即将出版一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丛书，这是一则令人欣喜的消息，也进一步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写作，与其他优秀作家的相比，有何殊异之处？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质疑：为什么该有殊异之处呢？作家的履历表上增添一个条目，一本书于是就改变了面目吗？以何种方式改变了呢？然而，一位作家的“作品”，不仅仅是一整套文本而已，还包含了阅读这些文本的心理前提。因此，一旦获奖，一些东西也就无可否认地改变了。

俄罗斯流亡作家伊凡·蒲宁193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曾在日记中描述，接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著名电话以后，他如何被一种心理反作用所困扰，本能地感到怀疑。他步行走回普罗旺斯的格拉斯小镇上他的小小居所，途中开始感到疑惑，相信这一切都只是出于他的自我暗示。快到家的时候，天色向晚，荒寂的橄榄树林中暮色渐浓，他看见了每一扇窗里的灯火，被带回到现实中来。人们都在那里，等着向他祝贺。“静静的忧伤停落在我心上。”他写道。他恍然明白他的生活永远改变了，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样子。他的写作也是如此。从那一刻起，他的作品将被视为属于精英阶层，依此被划定等级，无论人们对于精英阶层本身是什么样的看法。他写的书仍然有可能不被阅读，但作家蒲宁不再有可能被遗忘。从此以往，诺贝尔奖之光将永远在他写作生涯的窗口闪耀，仿若在静静地迎候。

由于诺贝尔文学奖为全世界所瞩目，由于它享有如此高的威望，诺奖获得者的作品不免被认为构成了一类经典。这就引起了不少批评指责，例如，20世纪许多最伟大的作家并不在获奖之列，获奖者中女性太少，欧洲之外的作家太少，而平庸之辈太多。我相信，于1901年开始了第一任诺贝尔委员会工作的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如果意识到他们将会启动什么，为后世带来什么，一定会感到惊恐。当然，在诺贝尔奖初创立的那些年头，没有人觉得这个奖项是定义经典的手段。“经典”的概念也并不适用于当时的文学。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说明，奖项颁发给前一年出版的一部作品，很显然，这指的是单一的一部作品而不是一整套著作。很显然，这位捐赠人希望诺贝尔文学奖在当代发生作用，而不是给从古到今的大师加冠加冕。不过瑞典学院引申了《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的用词，声称“前一年”应该主要理解为对作品持久生命力的要求，因此，较早的作品也可以获奖，但“只有当它们的重要性刚刚浮出水面”（《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第二节）方才可以。这样一来，考量一个作家毕生的全部作品而非一部单一的作品，就成为了一项原则。从瑞典学院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明智的，如果严格遵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来做的话，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

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初衷并不在于建立经典，当初它的捐赠者仍然希望它能具有国际影响力。一般文学奖项往往局限于一国或一种语言，但为何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把如此艰巨的任务交给瑞典学院，令其为全世界的文学选取获奖者？诺贝尔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在许多国家都有生意来往。他用五种语言交谈、通信。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的祖国是我工作的地方，而我在任何地方工作。”但这些都只是答案的一部分。诺贝尔的文学观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思想传统之上的。他在开始撰写最后一份遗嘱时，很显然深深地受到歌德与爱克曼的对谈中那一著名段落的影响，在这段话中首次出现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术语。那段话是这样的：“民族文学如今已经不那么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来临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使它尽快到来。”

诺贝尔在遗嘱中声明，他“怀着明确的愿望，希望评奖的时候不要掺杂任何关于候选人国籍的考虑”（《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第一节）。这一奖项是为了奖励个人的成就，而不是把作家当作 1 国家或者语言、社会或者种族团体的代表，也不是作为某一性别的代表加以表彰。遗嘱中没有任何关于“公平地”分配奖项的说法，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公平，这种取向显然都是与捐赠者的见解相悖的。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获奖作家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给人类带来了最大的益处”），而不在于奖项能取悦这一群或那一群人的自尊心。

如若纯以国别来划分文学，缺点会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看看1901年至今的获奖者名单就清楚了。对其中一些作家来说，流亡，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流亡，是他们的写作无可逃脱的境况。他们国内的读者大众以及文学见解制造者们常常偏爱别的作家，而不是这些由瑞典学院选中的作家。在独裁的或者极其传统的社会中，诺奖获得者常常被认为是局外人或者是异见分子。

伟大的作家往往是流浪者，很难用种族或者语言把他们归类。引人注意的是，尤其是近年来，如此之多的获奖者都有着模糊或者有疑议的国籍归属。贝克特是用法语写作的爱尔兰人。卡内蒂是犹太裔英国人，来自保加利亚，他的文学语言是德语。获得诺奖的布罗茨基不再用俄语的“约瑟夫”称呼自己，而改用英语，他是一位用双语写作的诗人。奈莉·萨克斯属于德语文学，却不属于德国，也不属于瑞典，尽管她在瑞典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辛格锁定意第绪语和英语进行写作，他对消逝了的东欧犹太文化所进行的想象重建，正需要以异国他乡的经验以及一个现代世俗社会所提供的距离感为前提。

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外事人员最初拒绝承认奖项颁给了英国作家。贺信发至了特立尼达！但是奈保尔在特立尼达出生时，这个岛还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他也很早就移居到了英国，他从来都只是英国公民，最近他甚至还被英国女王封为了爵士。尽管如此，斯德哥尔摩的英国大使还是不情不愿、磨磨蹭蹭，最后才接纳这位极其英式的作家为同胞。

再回到获奖者名单的前面，我们发现上文提到的伊凡·蒲宁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流亡者，持着南森护照。我作为常务秘书深有体会：如果观察颁奖之后各界的反应，会发现带有敌意的评论往往是来自作家的祖国。伟大的作家是很惹人厌的。

文学的诞生

诺贝尔的遗嘱和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都假定，“文学”这个词的含义是众所周知、毫无争议的。仅有的补充说明不见于遗嘱，而来自章程里的一个段落，声明这里的文学“不仅指纯文学，还应包括因其形式和风格而具有了文学价值的其他作品”。其中“纯文学”一词是由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发明的，描述一类出于艺术意图而非实用或理论目的所写出的作品。可见，诺贝尔奖评奖过程采用的是一种约有两百年之久的文学观念，在今天它似乎已通行于世界大部分地方，但在当时它才刚刚被欧洲文化圈之外的世界所了解、接受。尽管如此，这一文学观念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也并非真的那么古老。

“文学”较早的定义往往着眼于一类“符合高标准”的书面写作，亦即具有经典品质的文学纪念碑。这些文本具有典范性的内容和风格，并非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想象性文学”。

按照这个问题的权威意见，阿拉伯语中的“文学”颇类似于18世纪法语中的“文学”：表示学问和良好的教养。当今日语中的文学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源氏物语》这样的作品被提升到了伟大杰作的地位。日语中原有的“文学”一词产生更早，但具有另一种含义；在明治时代（1868—1912），人们以德国“国民文学”（Nationalliteratur）概念为模型，重新理解了这一词汇。欧洲人认为属于种种文学类型的东西，原先在日本是与其他活动牢牢结合在一起的：书法、绘画、茶道、三味线，等等，这些都属于日语中所说的“游艺”，是相对“武艺”而言的。我们不应忘记类似的划分在西方世界也曾有过。比如，我想到克劳德·佩罗在《古今之相似》（1688）中对美术的讨论，其中有一个关于烟火制造的段落。曾几何时，我们是把艺术称作“人生的装饰”的。

直到约1700—1800年间，一种包含了散文体虚构作品的文学概念才在欧洲突破阻力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阻力更大，更占上风。汉语中的“文学”包括了诗歌和学者散文，与深思自省相关，被认为是建立在真实经历的基础之上。而虚构作品则属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在与西方文学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交流之后，中国的作家们都能自豪地以小说家的身份展现自己了。

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标准

西方之外的种种文化，通常都以诗歌为理解文学的基础。然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深远影响使得“模拟”（mimesis）成为理解何为文学的关键，致使诸如戏剧、叙事诗这样的类型也被纳入文学之中。西方的文学观念由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最终塑造成形，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学观念为准的。不过，有了章程中的那段补充文字，更古老的文学定义的遗风余韵还能在诺贝尔奖的规定中占据一席之地。关于如何理解文学的那句话被引申了五次，其中有两次是为了授奖给哲学家，三次是为了授奖给历史学家，柏格森和丘吉尔分别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这种好古的倾向似乎颇有预示性，在当前的文化气候中，诗歌和虚构作品相对来说正在衰退，而报告文学、游记文学、目击者实录、自传和散文似乎正在文学领域内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很难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当时觉得应该以怎样的标准来判定作品的文学价值，来作为诺贝尔奖的评奖依据。遗嘱中，他仅仅说奖项应该授予“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关于“理想主义倾向”，诺贝尔指的是什么，还没有人能够给出无可争议的解读。

当现代主义在西方文学或至少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大获成功的时候，瑞典学院被指责维护过时的理想，对当代文学的真正创新视而不见。然而瑞典学院的院士们相信，如果获奖作家的作品不具有广泛的感染力，是不符合诺贝尔遗嘱的精神的。自1947年来，诺奖颁给了不少“现代主义的伟大先驱者”，例如纪德、T.S.艾略特，还有福克纳，瑞典学院舍弃了原先对精英主义的抵触，向知识分子的见解靠近。在其后的获奖者名单中，你既能发现特立独行、只为少数幸运者写作的大师，也会看到享有世界声誉、拥有广泛读者群的作家。

迈向世界文学

当下对世界文学的探讨中，“中心”与“边缘”的概念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一般认为，诺贝尔奖体现了西方文化圈核心地带的文学取向。然而，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工作使我们看到，文学系统绝非一个统一、集中的整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世界文学概念，没有所谓的中立区域，也不存在一种为所有人共享的跨国界的视野。要使全世界文学创作的潮流汇聚一处，形成一种统一的大文学，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促使我们形成另外一种世界文学的概念。这一概念并不指代全世界现有的全部文学作品，而意味着一种语境，我们希望把获奖的作品带入这个语境。世界文学意味着一个逐渐成形的共同体，翻译就是它的通用语言。全世界的各种民族文学将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相互影响。这一进程中，诺贝尔奖无疑是一种催化剂。

艺术、真相与政治

——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

哈罗德·品特

我在1958年写了下面的话：

在真实与假想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在真实与虚假之间也没有。一件事物并不必然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它可以既是真的又是假的。

我相信这些说法仍然有意义，仍然适用于通过艺术来对现实进行探索。因此，作为一位作家我坚持这些说法，但作为公民我却不能。作为一位公民我必须问：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戏剧中的真相永远是难以确定的。你永远也无法确切地找到它，但是对于它的寻找却是必须的。显然就是这种寻找驱动着人们去努力。这种寻找就是你的任务。你常常在黑暗中偶然遇到真相，跟它相撞，或者只是瞥见与真相相似的一个形象或形状，而经常是还没有认识到你碰到了真相。但是真正的真相是，在戏剧艺术中，根本就没有被发现是一种真相的这种东西。它们有很多种。这些真相相互挑战，相互畏惧，相互反映，相互忽视，相互嘲笑，相互之间视而不见。有的时候你感到有一刻你有真相在手，然后它就从你的指缝间滑出，消失不见了。

经常有人问我，我的剧本是怎么出来的。我说不出来。我甚至不能概括我的剧本，除了说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他们所说的。那就是他们所做的。

我的大多数剧本都是由一句话、一个词，或者一个意象引出来的。特定的词语经常有一个意象紧跟而来。我想给出两句话作为例子，它们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后面跟着意象，而我紧追不放。

这两个剧本是《回家》和《往日》。《回家》的第一句话是：“你用剪刀干什么了？”《往日》的第一句话是：“黑色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没有更多信息。

在第一种情况中，显然是有个人在找剪刀，并且正在向某人询问它的下落，他怀疑这个人偷了剪刀。但是不知怎的，我知道这个被问的人没有提供关于剪刀的任何信息，而且也没有提供关于那个发问的人的任何消息。

“黑色的”我认为是对某个人的头发的一种描述，一个女人的头发，也是对于一个问题的回答。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发现自己都被迫紧追事件。这件事发生在视觉上，非常缓慢地退去，穿过阴影进入光明。

我写剧本，总是从给人物取名为甲、乙、丙开始。

在后来成为《回家》的那个剧本中，我看见一个男人走进了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他向一个坐在丑陋沙发上看赛马报的年轻人提出问题。不知怎的，我怀疑甲是父亲，而乙则是他的儿子，但我没有证据。然而，这一点随后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乙（后来成为莱尼）对甲说，“爸爸，你不介意我换个话题吧？我要问你些事。我们之前吃的那顿饭，它叫什么名字？你管它叫什么？你为什么不买一条狗？你是一个给狗做饭的厨师。这是真话。你以为你是在为一群狗做饭。”所以，因为乙把甲称为“爸爸”，那么对我来说，似乎有理由假定，他们是父子二人。很清楚，甲是个厨师，他的烹饪似乎没有得到很大的尊重。那么这意味着没有母亲吗？我不知道。但是，正如当时我跟自己说的那样，我们在开头永远不知道结尾。

“黑色的。”一扇大窗户。傍晚的天空。一个男人甲（后来成为迪利）与一个女人乙（后来成为凯特），坐着喝着什么。“是胖还是瘦？”那个男人问。他们在谈论谁？但是，随后我看见了一个女人丙，站在窗前，处在另外一种光线下，她背朝着他们，她的头发是黑色的。

这是一个奇妙的时刻，创造人物的时刻，直到此刻之前他们尚不存在。随之而来的东西是断断续续的，难以预料的，甚至是引起幻觉的，尽管有时候它会是无法阻挡的雪崩。作者的位置非常奇特。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不受人物的欢迎。人物抵制他，他们不好相处，他们也不可能确定。你肯定无法指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说，你和他们玩的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游戏，是猫捉老鼠，捉迷藏，躲猫猫。但是，你最终发现，你手中得到了有血有肉的人，得到了有着他们自己的意志与个人情感的人，他们是由你无法改变、操纵或者扭曲的部件构成的。

所以，艺术中的语言仍然是一种非常含糊的处理，是流沙，是蹦床，是一个随时会在你，也就是作者的脚下破裂的池塘的冰面。

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对于真相的探索不会停止。它不能中止，也不能延期。它是必须面对的，就在此时此地。

政治戏剧所表现的是一系列完全不同的问题。无论如何必须避免说教。客观性是基本的。必须让人物自己呼吸。作者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趣味、脾性与偏见而束缚和限制他们。他必须准备好从多种角度、从全面和不受约束的方向上去接近他们，有时也许会是出人预料地得到提名，但是仍然给予他们走自己道路的自由。这并不能总是成功。当然，政治讽刺作品并不遵守这些戒律，事实上正相反，这些正是它本身的作用。

在我的剧作《生日晚会》中，我想我是让所有的选择都在一座可能性的茂密森林里自由行动，直至最后才集中于一个征服行为。

《山地语言》没有故意摆出这种自由行动的样子。它是野蛮、暴躁和丑陋的。但是剧中的士兵的确从中得到了某种乐趣。人们有时会忘记，施暴者很容易变得厌倦。他们需要一点笑料来提高士气。当然，这一点已经被发生在巴格达的阿布·格拉布监狱的事件所证明。《山地语言》仅仅持续二十分钟，但是它可以一小时接一小时地演下去，继续继续再继续，同样的模式不断重复，不断继续，一小时接一小时地继续下去。

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归于尘土》的故事似乎发生在水下。一个溺水的女人，她的手从波浪中伸出来，又沉下去，看不见了，她伸手求助，却发现四下无人，水面上和水面下都没有人，她只看见漂浮的阴影和反光；这是一位妇女，一个消失在溺水场景中的身影，这是一位妇女，她无法逃脱似乎只属于他人的厄运。

但是正如他们已经死了，她也得死去。

政治语言，比如政治家们使用的语言，不敢贸然进入这一领域，因为大多数政治家，根据我们能够掌握的证据，感兴趣的不是真相，而是权力和维持这种权力。为了维持这种权力，重要的是要让人民处于无知状态，要让他们在生活中对于真相一无所知，甚至对于有关他们自己生活的真相也一无所知。因此，包围着我们的是一张由谎言织成的精美壁毯，喂给我们的全是这种精神食粮。

正如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那样，入侵伊拉克的正当理由是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量极其危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中某些可以在45分钟内发射，并且带来可怕的破坏。有人向我们保证这是真的。结果不是真的。我们被告知说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关系，对于2001年的“9·11”事件负有责任。有人向我们保证这是真的。结果不是真的。我们被告知说伊拉克威胁着世界的安全。有人向我们保证这是真的。结果不是真的。

真实有时是完全不同的。真实与美国如何理解它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以及它选择如何体现这个角色有关。

但是在我回到当下之前，我想先看看刚刚过去的事情，我是指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我相信我们有责任对这个时期进行至少是有限度的审视，这就是时间允许我在这儿所做的一切。

每个人都知道战后时期在苏联和整个东欧所发生的事情：有计划的兽行、普遍的残暴，以及对于独立思想的无情压迫。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被充分地记录下来并且得到证实。

但我在这儿想要说的是，同一时期美国的罪行只有粗略的记载，谈不上文件记录，谈不上法律确认，更谈不上作为罪行得到公认。我相信这一点应该被指出，而事实真相对于当前世界的立场有着重大影响。美国在全世界的所作所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联存在的限制，但是它清楚地表明，它已经得出了结论，它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力。

事实上，直接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并不是美国最喜欢的方法。总的来说，它更喜欢它所谓的“低强度的冲突”。低强度的冲突意味着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但是要比你猛然把一颗炸弹投在他们中间慢一些。它意味着你让一个国家的心脏感染上了疾病，意味着你植入了一处恶性肿瘤，然后你看着这个坏疽恶化下去。当平民百姓受到镇压——或者挨打致死——而你的朋友们，即军界、大企业舒舒服服地掌握着权力，此时你走到摄影机前，说什么民主已经得到了普遍胜利。在我所说的这些岁月里，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这是司空见惯的。

尼加拉瓜的悲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在这里我选择将它提出来，作为过去与现在美国对它在世界上所起作用的看法的一个强有力的范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出席了伦敦美国大使馆的一次会议。

美国国会将要决定是否给予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更多的钱，以支持他们反对政府的战争。我是代表尼加拉瓜方面说话的代表团成员之一，但是该代表团最重要的成员是约翰· 梅特卡夫神父。美国方面的头头是雷蒙德·塞茨（当时仅次于大使，后来他当了大使）。梅特卡夫神父说，“阁下，我负责尼加拉瓜北部的一个教区。我的教民建了一所学校、一个医疗中心、一个文化中心。我们和平地生活着。几个月前，一股反政府武装攻打了这个教区。他们摧毁了所有的一切：学校、医疗中心、文化中心。他们强奸了护士和教师，屠杀了医生，以最残忍的方式。他们的行为像野兽一样。恳请美国政府撤销它对于这种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行为的支持。”

作为一位理智、负责任、非常成熟的人士，雷蒙德·塞茨颇具声望。他在外交界很受尊重。他倾听了，停顿一下，然后相当凝重地说，“神父，”他说，“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情。在战争中，无辜的人总是受难。”一阵寂静。我们凝视着他。他没有退缩。的确，无辜的人总是受难。

最后有人说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辜的人’是贵国政府资金支持的残酷暴行的受害者。如果美国国会给予反政府武装更多资金，那么更多这类的暴行将会发生。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贵国政府支持对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进行谋杀与破坏，难道不是有罪的吗？”

塞茨十分冷静。“我不认为你说的事实能够支持你的结论。”他说。

当我们离开大使馆的时候，一位美国使馆助理告诉我说，他喜欢我的戏剧。我无言以对。

我应该提醒你们，当时里根总统做出了如下声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在道义上相当于我们的开国元勋们。”

美国政府支持残酷的索摩查政权在尼加拉瓜的独裁统治长达四十年之久。尼加拉瓜人民在桑地诺解放运动的领导下，于1979年推翻了这个政权，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人民革命。

桑地诺政权并非完美。他们显得相当傲慢，他们的政治哲学里包含着许多相互矛盾的东西。但他们是智慧的、理性的和文明的。他们开始建设一个稳定的、体面的和多元的社会。他们把死刑废除了。把成千上万遭受贫困的农民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回来。授予超过十万个家庭以土地。建立了两千所学校。一场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将这个国家的文盲率降到了七分之一以下。建立了免费教育制度和免费医疗服务。婴儿死亡率降低了三分之一。小儿麻痹症被根除了。

美国指责这些成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颠覆。在美国政府的眼里，这是建立了一个危险的范例。如果允许尼加拉瓜建立社会与经济公正的基本规范，如果允许它提高医疗健康与教育的标准，获得社会统一与国家自尊，那么邻国就将提出相同的问题，做出同样的事情。当然了，当时对于萨尔瓦多的现状就有激烈的抵抗。

我在前面说过“谎言制成的精美壁毯”包围着我们。里根总统就简单地将尼加拉瓜形容为一个“集权主义地牢”。这种说法被媒体，当然也被英国政府，作为一种准确和公正的意见所广泛接受。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桑地诺政府领导下的杀人小队的记载。没有严刑拷打的记载。也没有系统的和官方的军人暴行的记载。在尼加拉瓜，没有教士被谋杀。事实上，这个政府里有三位教士，两个耶稣会的和一个马利诺外方传教会的。集权主义的地牢其实存在于邻国，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美国已经在1954年颠覆了危地马拉的民选政府，据估计有超过二十万以上的民众成为后续而来的军事独裁政权的牺牲品。

1989年，六位世界上最杰出的耶稣会教士在圣萨尔瓦多的中美洲大学遭到残酷杀害，凶手是在美国佐治亚州贝宁堡接受训练的阿尔卡特团的一个营。那位极其勇敢的人，大主教罗梅罗，在做弥撒的时候遭到了暗杀。据估计有七万五千人被杀害。他们为什么被杀害？他们之所以被杀害，是因为他们相信，一种更好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获得的。这种信念立刻就使他们被归为共产主义者。他们死去了，因为他们敢于对现状，对无尽的贫困、疾病、潦倒与压迫提出质疑，而这些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权利。

美国最终颠覆了桑地诺政府。这花了好几年时间，克服了相当大的阻力，但是，无情的经济压迫和三万人的死亡最终破坏了尼加拉瓜人民的精神。他们被搞得精疲力竭，贫困重新降临。赌场又回到了这个国家。免费医疗与免费教育没有了。大企业纷纷回来了。“民主”占了上风。

但是这个“政策”绝不限于中美洲。它在全世界得到执行。它无穷无尽。它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支持（在很多情况下豢养）了每一个右翼军事独裁政权。我是指印度尼西亚、希腊、乌拉圭、巴西、巴拉圭、海地、土耳其、菲律宾、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当然，还有智利。1973年美国带给智利的恐怖是永远不可能清除的，也是永远不可被饶恕的。

在这些国家里，发生了成千上万的死亡事件。它们发生过吗？它们都应该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吗？答案是肯定的。它们发生过，它们应该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你们不会知道这些。

它从来没有发生过。没发生过任何事情。甚至当它正在发生的时候，它也没有发生。它无关紧要。它无足轻重。美国的罪行是系统的、连续的、邪恶的和冷酷的，但是很少有人真正谈起它们。你得把这一点归功于美国。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着一种非常有效的权力操纵，同时假扮成为一种普适性的善的代表力量。这是一种出色的，甚至可以说是机智的、非常成功的催眠行为。

我向你们指出，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最伟大的奇观。它残忍、冷漠、蔑视一切、冷酷无情，但也是非常精明的。就像一个推销员，他出去只有靠自己，他最畅销的商品是自恋。他是一个成功者。听听每一位美国总统在电视上说的那些话吧，“美国人民，”比如这句话里，“我要对美国人民说，是祈祷和捍卫美国人民的权利的时候了，我要请美国人民相信他们的总统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

这是一种闪闪发光的策略。其实语言是被用来屏蔽思想的。“美国人民”一词提供了一张令人宽慰的非常华丽的靠垫。你不需要思想。只需要靠在这张垫子上。这张靠垫可以扼杀你的智力以及你的批判能力，但是它很舒服。当然，它不适用于四千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以及两百万关押在延伸到美国各地的巨大的古拉格监狱中的人们。

美国不再为低强度的冲突感到烦恼。它感到保持沉默或者甚至是拐弯抹角已经没有意义了。它把牌摊在桌面上，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它对联合国、国际法或者批评意见毫不在意，认为它们是不起作用、无关紧要的。它还牵着一只咩咩叫的小绵羊跟在自己屁股后面，那就是可怜而又懒散的大英帝国。

我们的道义感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还有道义感吗？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它们是否涉及一个现在很少使用的词汇——良心？良心不仅与我们自己的行为有关，而且与我们所负有的对于他人行为的责任有关吗？所有的良心都死了吗？看看关塔那摩湾。数以百计的人没有受到指控而遭监禁长达三年，没有法律代表，没有正当程序，从技术上说被永久监禁着。这种完全违法的事情始终维持着，根本无视《日内瓦公约》。它不仅被所谓的“国际社会”所容忍，而且几乎很少被想到。犯下了如此暴行的这个国家还竟然宣称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想到过关塔那摩湾被监禁的人们吗？媒体对于他们说了什么？他们偶尔出现——第六页上的一小条新闻。他们被送进了一个不毛之地，也许永远回不来了。目前有许多人在绝食，被强迫进食。不用镇静剂或者麻醉剂。就是一根管子插进你的鼻孔直达喉咙。你会吐血。这就是折磨。英国外交大臣对此说过什么？什么也没有。英国首相对此说过什么？什么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美国已经说了：批评我们在关塔那摩湾的所作所为就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你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边，要么反对我们。所以布莱尔就闭嘴了。

入侵伊拉克是一种土匪行径，一种公然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显示出对于国际法概念的绝对蔑视。这一入侵是一种蛮横的军事行动，是由一系列谎言加谎言、对于媒体因而也是对于公众的粗暴操纵激发起来的；是一种旨在强化美国对于中东的军事与经济控制的行动，作为最后一招，它假扮成为一种解放行动，因为其他所有借口都无法证明它的正当性。它是一种坚持使用武力的可怕行为，应为成千上万无辜人民的死亡负责。

我们给伊拉克人民带去了折磨、集束炸弹、贫铀、无数的任意杀戮、痛苦、潦倒和死亡，并称之为“给中东带去了自由与民主”。

你要杀死多少人，才有资格被称为大规模杀人犯和战争罪犯呢？十万？我觉得足够了。因此布什与布莱尔应该在国际刑事法庭面前受审。但布什很聪明。他不认可国际刑事法庭。因此，如果有任何美国士兵或者政客（由于此事）发现自己站在被告席上，布什就会警告说，他会派去海军陆战队。但是托尼·布莱尔已经认可这个法庭，因此，可以对他提起公诉。如果这个法庭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把他的地址给他们。伦敦唐宁街10号。

在这种情况下，死亡无关紧要。布什与布莱尔都将死亡置于次要地位。在伊拉克暴动之前，至少有十万名伊拉克人被美国炸弹和导弹杀害。这些人无足轻重。他们的死亡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属于空白。他们甚至没有死亡记录。“我们不做尸体统计。”美国将军汤米·弗兰克斯这样说。

在这次入侵之初，有一幅照片刊登在英国报纸的首页上，是托尼·布莱尔亲吻一个伊拉克小男孩的面颊。标题是“一个感激不尽的孩子”。几天之后，在报纸的内页上有一个故事和一张照片，是另外一个失去双手的四岁男孩。他的家人被一枚导弹炸飞了。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回我的手臂？”他说。故事到此为止。哦，托尼·布莱尔没有将他抱在怀里，没有拥抱其他任何伤残的孩子，也没有拥抱任何血淋淋的尸体。血是肮脏的。当你在电视上发表真诚的演说的时候，它会弄脏你的衬衫和领带。

两千名美国人的死亡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他们被送进了黑暗的坟墓中。葬礼不引人注目，安全地进行。伤残者躺在床上慢慢腐烂，某些人将这样度过余生。

因此死亡者与伤残者都将腐烂，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坟墓里。

下面是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我在解释一些事情》的选段：

一天清晨，一切都在燃烧，一天清晨，火焰

从地下蹿出，吞噬着人类，从此之后烈火燃烧，从此之后战火纷飞，从此之后鲜血流淌。

拥有飞机和摩尔人的匪徒们

戴着戒指带着女人的匪徒们

匪徒们带着祈祷的黑衣修士

从天而降杀害儿童

儿童的鲜血流过街道

没人大惊小怪，就像儿童的鲜血。

那些会被走狗唾弃的走狗

那些会被干蓟草撕咬并吐出的石头

那些会被毒蛇憎恶的毒蛇

和你面对面的时候，我看见

西班牙的鲜血像海潮般涌起

用一阵骄傲和刀剑的浪潮

淹没了你。

叛变的将军们：

看着我的太平间，看着破碎的西班牙：

从每一座房屋里都飞出了燃烧的金属

而不是鲜花

从西班牙的每一个孔穴

西班牙都出现了

从每一个死去的孩子那里，都出现了一支瞄准的步枪

从每一桩罪行中，都诞生了子弹

总有一天会找到

你的心脏作为靶心。

如果你要问：为什么他的诗歌

不歌唱梦想和绿叶

以及他祖国的巨大火山。

那么来看看街道上的鲜血吧，来看看

街道上的鲜血吧。

来看看鲜血

在街道上横流！

让我说清楚些，引用聂鲁达的这首诗歌，我绝不是要把西班牙共和国与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相提并论。我引用聂鲁达的这首诗歌是因为，在当代诗歌中，我没有读到过对于平民的轰炸进行如此强有力的、发自内心的描述。

我在前面说过，美国现在对于它自己的做法是完全坦白地摊出底牌的。它正式宣布的政策现在被定义为“全面优势”。这不是我的话，是他们自己的。“全面优势”意味着控制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和所有相关资源。

美国现在占领着遍布在全世界132个国家的702个军事设施，当然，可敬的是，瑞典除外。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那些地方的，但是他们的确就在那儿。

美国拥有8000枚现役的可供使用的核弹头。有2000枚一触即发，可以在报警15分钟内发射。它正在开发新的核武器系统，叫做超级巨弹。英国总是十分配合，也打算更新他们自己的三叉戟核导弹。我想问问，它们对准谁呢？奥萨马·本·拉登？你？我？乔·多克斯？中国？巴黎？谁知道呢？我们知道的是，这种幼稚的疯狂——拥有和威胁使用核武器——正是当前美国政治哲学的核心。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美国处于一个永久性的军事状态下，没有任何松懈的迹象。

美国有数以万计的人——如果不是数以百万计的话——对于他们政府的行为感到恶心、羞愧和愤怒，但是从现状看，他们还不是一股团结起来的政治力量。但是，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日益增长的焦虑、不安和恐惧，是不可能减少的。

我知道布什总统有许多极其能干的演讲稿撰写人，但我愿意毛遂自荐担当这项工作。我建议他可以在电视上向全国作如下简短致辞。我看见他表情严肃，头发梳得十分整齐，认真、迷人、真诚，经常是风趣的，有时运用一点苦笑，具有令人好奇的魅力，真是一个人上之人。

“上帝是好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好的。我的上帝是好的。本·拉登的上帝是坏的。他的上帝是一个坏的上帝。萨达姆的上帝是坏的，除非他没有上帝。他是一个野蛮人。我们不是野蛮人。我们不把人头砍掉。我们信仰自由。上帝也信仰自由。我不是一个野蛮人。我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是一个热爱自由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我们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社会。我们执行富于同情心的电刑和富于同情心的注射死刑。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不是独裁者。他才是。我不是一个野蛮人。他才是。他是。他是。他们都是。我拥有道义上的权威。你看见这个拳头了吗？这就是我的道义权威。请你们不要忘记。”

一位作家的创作生涯是非常脆弱的、几乎是赤身裸体没有防御的活动。我们不必为此落泪。作家做出了他的选择，就必须坚持下去。但是，说真的，你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风浪，有些风浪冰雪交加。你出去只有靠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你找不到隐蔽处，找不到保护伞——除非你撒谎——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你就已经为自己构建起保护伞了，而且（这可能有争议），你就变成了一个政客。

今天晚上，我已经好几次提到死亡了。现在我将引用我自己的一首诗，题为《死亡》。

死尸是在哪儿找到的？

死尸是谁找到的？

死尸找到的时候是死的吗？

死尸是怎么找到的？

死尸是谁？

谁是他的父亲或者女儿或者兄弟

或者叔伯或者母亲或者儿子

那位死者、那个被遗弃的死尸？

那具尸体被遗弃的时候死了吗？

那具尸体被遗弃了吗？

谁把它遗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