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朱熹的语文教育思想改1_朱熹教育思想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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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朱熹的语文教育思想

摘要：作为宋代理学代表人物的朱熹，从培养儒家正统的封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出发，提出一整套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虽然他的教育思想中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培养封建道德的消极内容已被历史所扬弃。然而，他把读书作为格物致知的主要途径，从自已的实践和前人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许多积极的因素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仍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关键词: 朱熹 语文教育 目的原则

方法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一代儒宗。其学说在宋后数百年的封建社会思想界中占统治地位，极受推崇。而他作为教育家所取得的声誉和成就，可以与之相埒，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章。

朱熹才学渊博,贯古通今,尤为难得的是,他教学极其认真负责,真正做到了孔子所谓的诲人不倦。“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告知，而未尝隐。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宋元学案·晦翁学案》）。并且他在教育方面著述甚多, 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他在继承孔子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虽然在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下, 他教育实践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封建社会的稳定, 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但他在一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育理论, 其中很多方面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事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可以结合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笃行之”来分析。

一、提出了明人伦教育目的众所周知, 教育目的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对教育活动起着纲领性作用。古今中外有所建树的教育家无不明确地对教育目的进行阐释。在孔子提出的“学而优则仕”教育目的的基础上, 朱熹提出“明人伦”的教育目的, 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把做“仁人”、“圣贤”作为教育的任务和最终目的。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通过传授修已治人之道，使之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即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而语文教育则是实现这一改变的手段与途径。他以批判先秦以后到南宋时期学校所存在的弊端为出发点，精辟地指出“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而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因此他主张要恢复三代时优良的语文教育传统，要以“明人伦为本”，教人“德行道艺之实”，强调语文教育为当时的社会服务。

从教育的文道统一的观点来看，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他深刻地认识到教育不能仅以“章句训诂为业”而“不明道德之归”。语文教育是培养人的途径与手段，同时也是道德教育的途径与手段，而不仅仅是使学生“善为科举之文”。强调教育的思想性，是完全符合语文教育的规律的，尽管受历史条件和自身哲学观的制约，他强调的是封建的思想道德，但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考查，无疑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强调教育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是从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发的。当然，在他所在的时代，语文还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还只能成为道德教育的工具，充其量也只是一门特殊的工具而已。

二、独到的教学原则

朱熹是我国古代罕见的重视实践、热心讲学长达四十余年之久的大教育家,他的教学经验十分丰富,他对教学论的各个领域(包括教学过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和读书方法等)几乎都有独到的建树。在教学原则上，他主要强调三方面。

1、格物致知，博通专精。朱熹继承了孔子的“君子博学于文”、“博学而笃志”和孟子的“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的教学原则，提倡博学。他从《大学》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实践性观念,即“格物”与“致知”并以这两个基本概念衍演出教学过程就是格物穷理以致知的过程。他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只有穷尽万物之理，才能达到天理通明。因此他主张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这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大语文教育在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把握住了语文学科教育内容的广泛性与语文能力训练的多渠道。但同时朱熹也认为博学应该博通专精，不可贪多“徒博”。不能“杂而无统”，而应博约结合。朱熹主张读书治学应当是“开阔中又著细密，宽缓中又著严谨。”反对贪多嚼不烂的坏学风，“读书贪多，最是大病”（卷一O四）“泛滥百书”而不化，“不知精于一”。所以他一再强调“惟专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则反苦于杂乱浅略而无所得。”因此博学应从约入博，由博返约。博是积累，约是贯通，博是约的基础，约是博的升华。两者必须紧密结合，学习活动应当是从约入博，由博返约这样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应做到博学与专精的辨证统一。

2、循序渐进，自强不息。朱熹提出“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首先他认为这是由知识本身的逻辑顺序决定的。在学习中，由于书本及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所以学习“不可乱也”、“未明于前，勿求于后”。学习的过程还应当根据知识的难易程度确定次序，由浅入深，由小及大。他说：“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秩而不可躐等”。其次，朱熹认为语文教学要有个通盘的计划，周到的安排，教学进度要适当，要扎扎实实。“读书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农功，如农之有畔，为学亦然。今之始学者，不知此理，初时甚锐，渐渐懒去，终至都不理会了，此只是当初不立程限之故。”他将教育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这个阶段主要是识字、口语的教学以及基本的读书写字和口语交际习惯的培养。大学教育则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加光饰”，再进一步精雕细刻，把他们培养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四书五经学习文章的读写。最后，循序渐进也包括知识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他注解《论语》“譬如为山”时指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小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

3、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早在孔子时就被加以重视了，但是“因材施教”这个概念是由朱熹首次提出来的。朱熹称赞“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同时他继承孔子的思想，并对之进行了发挥。认为教师要遵循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实施有个性化的教育，才是造就人材的重要教育原则和方法。他看到了学生具有不同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等心理特征，并认为教师要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分别科目，进行不同的教育。朱熹经常面对很多学生，对各个学生的提问请教，他总根据不同的资质和水平的高低给予恰如其份的解答和点拨。这在《朱子语类》中多有记载。他注解《论语·先进》时曾说：“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另外一方面。在孔子“有教无类”的原则下，朱熹提出“小以成大，大以成大，无弃人也”的教育原则，虽然在南宋的社会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但这种思想闪耀着民本和人道精神的光华，给后世先进的教育学以无穷的启示。

三、丰富而科学的教学方法

朱熹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富于科学性，很受学生欢迎。洋洋一百四十卷的朱子语录一书便是他的学生们记载下来的他数十年主要教学活动的实录，从中可以充分领略他的教学方法。他的这些教学活动中不仅反映了他独到的教学方法，也体现出了他精辟的教学理念和理学思想。这些方法归纳起来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学贵知疑”。朱熹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实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却无所疑，方始是学。” 学习实际上就是一个“无疑――有疑――无疑”的过程。“学贵知疑”。“疑”既是积极思维的表现，又是探索问题的动因。朱熹对“疑”的作用评价很高，把学习上的设疑、质疑、引疑看作是教学的重要方法，是启发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重要步骤。因此老师在语文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生疑”。这个“疑”的角度自然是多方面的，不宜机械理解。能就课文中的某一点提出问题，不管这问题是属于课文本身的还是属于前人成说、老师讲授内容的；是属于字词的还是义理的，只要所提的问题中有一点自己的见解或是有一点值得解答探讨的价值，都是“生疑”的表现。“生疑”不能凭空杜撰，它必须建立在对所学对象的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同时生疑并不只是要求学生只是在别人提出问题后才去思考，而是在老师所创造发现问题的条件下，能自己设立疑问，去进行积极思考，“疑”才会成为深入学习的起点。可以互相诘难，也可独立思考。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无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生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释疑”，学生产生了疑问，要解开它，就要动脑、动口、动手，主动地从疑团中抽出头绪。不要将现成的结论塞给学生，多让学生自己学习。他告诉学生，“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个引路底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

这样才能使学生勇于思考，发现问题，不放过每一节的疑点，敢于发表独特的见解，并进行积极的致密的思考，反复推敲，以抓住问题的关键，最后找出问题的答案，从而达到无疑。

2、熟读精思。熟读精思,学思结合的方法是朱熹对学生不厌其烦耳提面命反复强调的：“大抵读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之于吾之口；继之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之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只有熟读精思，才能对文章把握得深透，才能准确牢固地记忆具体说,又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朱熹认为读书不必贪多,关键是要读得精熟,读一篇,读一本,就须吃深吃透,真正烂熟于心。“读书不可贪多,且要精熟.如今日看得一板,且看半板,将那精力来更看前半板。两边如此,方看得熟。”即每日留出一半精力去复习前日所读的课文,以求精熟。要读熟记熟,一是要反复读,二是要在读的过程中加强理解。反复阅读能加深记忆,加强理解不仅同样能加深记忆,而且更使读书确有所获。其次, “读”要与“思”紧密结合,这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朱熹十分强调思维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学者理会道理,当深沉潜思。”又说:“直须反复推究研穷。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间又把出思量；晚间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岂有不得的道理？”这个说法当然不能算朱氏的发明，孔子早就将过了，但朱熹有其个人的发挥。他的观点:“读”就是学；学就是读，而思,则不能直接视为“学”,只可算是“学”的一种催化剂，“学”的辅助手段。两者虽然相辅相成却不能混为一谈。“熟读精思”的教学法在今天的语文教学中仍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

3、知行结合。朱熹主张切已体察、学以致用，他重视知的作用，“论先后，知为先。”“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同时他也强调行的重要性，“论轻重，行为重。”“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 但二者也是紧密结合, 缺一不可的。“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他要求学习不要停留在问、思、辨等内部活动上，主张要用已获得的知识指导自己的行动，学习活动是知与行相互依、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过程。要使学习获得如期效果，就必须处理好学习中知与行的关系。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就用，认知的目的在于行。“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语言，体之于身。如克已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复：我实能克已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因此语文学习应当“从容乎文义句读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否则虽广求博取，是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 同时从知识到能力的转化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主体借助已有的知识去获取新的知识，新的知识只有纳入主体的旧有的知识体系中去，才能被理解，这种理解还是浅层次的；而理解并不是终极目的，主体还必须将所理解的知识尽可能地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不断的丰富与完善，以求更高层次的理解，更好的运用，这个过程是没有终点的，每读一遍《红楼梦》，我们都有更新更深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熹这种“切已体察、学以致用”的学习方法是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与运用的。

朱熹的语文教育思想当然并非尽善尽美，其中也有不少封建思想。但是像上述的那些教学的目的、原则和方法，即使是对今天的语言教学，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至于他的严谨信真的教学态度、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那是足可成为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工作者们应该效法的楷模。

参考书目：

《性理精义》、《中庸集解序》、《镇江府学记》、《晦庵文集》、《朱子语类》、《论语训蒙口义序》、《文章学与语文教育》、《朱子语类辑略》、《朱子全书》、《论语六》、《晦翁学案》、《大学或问》、《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