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拳赤子心 璀璨奇译笔_追梦赤子心歌词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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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拳赤子心 璀璨奇译笔

——读瞿秋白有感

今去图书馆，偶见秋白一名，似乎从前有所听闻，取一书阅读。渐感动于其赤诚的爱国情怀、真挚的亲友情谊，感叹其卓越的才华、无双的译笔，感慨其早逝的年华……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他有许多精神、待人接物观点值得当代青年思考，而且其在文学，特别是在翻译方面的观点对现代有一定意义，于是深入了解其人其事。现略抒所学所感。

忧患一生的赤子

瞿秋白，生于没落“仕宦之家”，自幼饱读经史，18岁时痛失慈母，后一家星散。次年考入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为后来的留俄与翻译俄文著作打下了基础。此后，他曾积极参与五四学生运动，创办宣扬革命的刊物，并于22岁时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自此，他将一生奉献于中国共产党，为党为民奔波各地，翻译、发表大量马列重要论著和共产国际重要文件，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虽曾被诬陷、打击，甚至迫害，但至从容就义他仍未背叛党，更未伤害他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其实秋白爱国的情怀从他小时候就可见一斑：13岁时为剪辫而欢呼、14岁时为袁世凯剥夺革命果实而于国庆提写“国丧”二字„„而经历多年风雨后，这种情怀愈加深切，已渗透于他整个心灵世界，表现在他所有的革命行动中。可以说，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爱胜过了物质生活欲望，胜过了对自己生命的爱。于是，便有了心虽“殷殷地时时牵挂着”新婚的爱妻剑虹，但还是强忍思念，为国共合作等事往来于泸粤之间；娇妻病危之时，虽心如刀割，仍奔波于各种国共会议上；苏俄生活条件虽艰难，且自己病痛缠身，却坚持留俄„„一系列重国轻己事情的发生。其爱国之深切，令我感动。

而其中，最触动我的还是他对青年学生轻生一事的态度。1919年12月，秋白发表了《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一文，对北京大学曾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一贯热心国事的学生林德扬因不满现实而投水自杀一事进行了评论。他讲到，这些学生是因为 “发现了社会的种种罪恶，觉悟要去改造它，但遭受到几次挫折、失败”而自杀的，但“我们既然觉悟了，就应当预备着受种种痛苦，经种种困难”。他还讲到：“若是没有痛苦，没有困难，就可以达到我们改造运动的目的，那是社会本来没有缺陷，用不着改造，我们从前所做的本来没有谬论，用不着觉悟。我们既然预备着受种种痛苦，经种种困难，又为什么要自杀呢？”此话确为真理。而秋白也尽其一生向众多青年学子阐述了这一席话。他虽重国轻己，但他同样热爱生命，只是迫于现实、逼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不得已拼命工作而已。在遗笔《多余的话》中，他真实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见，他并非轻生之人，只是深感在国家存亡之时，需尽一份“微力”。

那时的青年轻生固然使人叹惋，但毕竟有点“痛国亡而不能救，愿与之同亡”的意味。但回顾当今，有多少学子，因压力过大、生不逢时、感情受挫等一连串原因而过早放弃了风华正茂的生命。更有甚者，小学生因被老师罚站而跳楼轻生。此类事件每每发生，我们都不免感叹：现在的孩子怎么了、他们的受挫能力就这么差吗、他们就如此脆弱？而每当此时，我又情不自禁警告自己：虽有万事不顺，但生命毕竟宝贵，切勿轻易言弃。今看秋白的言论，再次触动心弦。若万事均顺，确是人间一大美事，但这不免会使生命缺少了色彩。将其话稍加改动，或许可以讲成：我们既然活于此世，就应当准备着接受种种挑战，开创属于自己的人生。若是没有痛苦，没有困难，就可以获取成功，那你也不配拥有获得成功那一瞬间的的无限喜悦与内心的极大满足。当代青年在为车为房奋斗倍感重压之时，不妨想一想“我的父母亲友是如何关爱我，世间有如此多美丽的事物值得我眷念„„”,不妨在某个周末放下手头、心头的一切，约三五知己或找上父母，去山间湖旁散散步、谈谈心„„记得曾看过一篇文章，作者让我们“放慢脚步，看看路边的风景”，世间烦恼均由心生，放下了，便会轻松得多。此时的你，还有跳下去的念头吗？

秋白的一生可谓忧患重重，但他的忧国之心、爱民之情，特别是他对青年人的关怀从未改变。这一切一切，都是其拳拳赤子心的印证啊！郭沫若与瞿诀别时的诗正是对其高尚情怀和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名可屡易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

“并世无两”的译笔

“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这是鲁迅对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的评语。能得其称赞者，并不多见。秋白的译文，有点近似于白居易的诗，务求使字句通熟易懂，又不乏新意。在他的遗笔《多余的话》中提到：“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文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无疑，翻译该是他较为骄傲、喜欢的才华。而最令人赞叹的莫过于《国际歌》的翻译，从翻译中，秋白得出了“诗曲本不必直译”的认识，避开了中文意思与音律的矛盾，成为了翻译界和音乐界的一大美谈。

且不论他翻译的马列重要论著和共产国际重要文件对中国革命界的影响，就其在文学上的翻译就足以令人称道。在与鲁迅讨论翻译理念的《再论翻译——答鲁迅》中，他就说道：“翻译的问题在中国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从‘五四’到现在，这个问题屡次提出来，屡次争论，可是始终没有得到原则上的解决”、“问题根本不在于‘顺不顺’，而在于‘翻译是否能够帮助现代中国文的发展’”。从一开始，秋白就已经站在了民族、国家的层面上，仅这一点，就足见其在翻译上有过人之处。

然而，他并非只注重于国家这个大层面，他还能时时顾及到普通百姓，这就难能可贵了。像鲁迅这样的翻译大家，虽在翻译上有极大的成就，但往往还是停留在“区分读者文化程度进行翻译”的层次上。其“宁信而不顺”的主张使得翻译较为生硬，文字有时也深奥难懂，只适合于有学识之士阅读，但普通百姓就只能“望洋兴叹”了。而秋白提出的“中国的文言文，这是‘士大夫民族’的国语，与我们小百姓不相干。”一句真是令人叫绝。他一语道破了中国翻译的弊端，认清了中国翻译界的方向。

翻译，在今年的中国应该算是一个焦点。因为一个人，莫言，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记得曾有评论道：“莫言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好的翻译家。”对读者而言，能有一些好的译者出现又何尝不是幸运的呢？有谁愿意读些不明不白、与原文相距甚远的东西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古诗词一到外国就已经全无意蕴了。可见，翻译无论对中外文学的传播都是极其重要的。在对比了一些秋白与其他译者的翻译片段后，对此的体会就更深了。

秋白的翻译从数量、质量上都达到了极大的高度，被赞誉为翻译上的“开拓者”、“探险家”和“圣手”。这固然与他的文学修养有关，但也是他认真下功夫、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的结果。文中虽只列举了寥寥数例，但其翻译之精美仍令人叫绝。

瞿秋白，一位有炽热爱国情怀的革命者，一个热诚真挚的孩子、丈夫、朋友，一名文学造诣极高的文化巨匠，你的一生如火般闪着光芒，你的心却似水般平静柔和。你以一介文弱书生，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