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陈望道校长_陈望道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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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陈望道校长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1891年出生。青年时代才华出众，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春翻译出版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参加创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全国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校长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周恩来总理深爱《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曾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初，笔者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对陈望道校长非常崇敬，并有幸接触，此后又痴迷于他的事迹，现采撷片羽，以表达对这位杰出先辈的缅怀和敬仰之情。

博学谦和 大家风范

1960年夏天，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到校后，满耳听到人们高度颂扬老校长陈望道德高望重，学术地位如高山一样耸立于沪上，师生们对他敬仰不已。但大家普遍吐露苦衷，不易见到老校长，高年级的有些同学担心毕业前不一定有机会见上呢!可开学后一个多月，我就近距离接触见到了陈校长。此后，40多年来，他的形象、仪态、气质和人格力量，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上，成为我精神园地里一株高大的常青乔木。

一个星期六中午，一位青年教师推开虚掩的宿舍房门，亲切地说，“新同学，我是陈望道语言研究室的教师，现有两张老校长学术研讨会的入场券，欢迎你们参加!”我喜出望外地接过入场券，并愉快地表示，“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老师!”下午，我约了同室的一位同学一起去。我们两人首次参加如此重要的社交活动，心里泛起甜甜的滋味，换了几趟车，终于找到了位于市内的科学礼堂，门卫客气地让我们两位迟到者进去。大厅里约200多人，已人声鼎沸，一片热烈的交谈声。这是一个轻松自由、气氛热烈的茶话会。几名招待员在大厅人群里穿梭，托着盛有一、二种饮料和一些面包片的盘子。我和同室同学像两只稚嫩的小鸟，进入了上海学术界的林子，与会者都是斯斯文文、彬彬有礼的教师、学者、文人。我们胆怯地站在不显眼的地方，面对招待员递来的食品，不知如何表示。后来感到手中持一杯水可以显得自然一些。我们就大胆地向招待员取了一杯水和两片面包，首次享受招待会的赐物，比我后来在工作中出席盛大宴会还要兴奋。我们对陈校长的学术名著只是听说，尚未拜读，今天是怀着天真的想法而来的，希望亲睹老校长的模样和神采。我们在人群里小心地走动，鼓着勇气，问了一位长者，“陈校长来了没有?”“不是吗，他就在麦克风不远处，正在和几位弟子交谈。”我们挤近了细看陈校长。但见他个儿不高，头发花白，慈眉善目，穿着一身浅色的中山装，十分朴素，庄重地站着，亲切和蔼之状可掬。我睁大眼睛望着这位名震全国的一代宗师。遥想20世纪初，他年仅20多岁，凭着对祖国命运和人民苦难的高度关注，率先将红色经典《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让马恩圣火在中国大地上闪亮，产生广泛影响。周恩来总理曾回忆说，早年在天津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等书籍。他还对陈望道风趣地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历史将永远记住陈校长翻译马恩著作的首创之举。此刻，陈校长虽年近古稀，但神采奕奕，精神矍铄，举止言谈非常谦和平易，沉稳而不张显，没有半点架子和颐指气使，慈祥的目光给人以莫大的关怀和温暖，人人见了，由衷敬之。过一会儿，主持人对着麦克风说：“请大家安静一下，欢迎陈望老讲话。”会场上顷刻爆发出一阵欢迎的掌声，接着是寂静的恭听气氛。陈校长带着浓浓的浙江口音讲话。他从容地说，简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今天，我非常高兴，有这么多同行前来讨论我的《修辞学发凡》一书。我希望，赞同我书中观点的同行能不断增多，并多多宣传此学说的观点，还望继续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对于不赞同我们一派学术观点的同行们，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听到他们的新见解，这将俾益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陈校长讲话不多，但言简旨深，他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充满自信，对他人的观点则采取兼容态度。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陈校长就缓步走到人群中去，同人们进行亲切交谈。给人以人淡如菊的印象。

这次见到陈校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迪，并且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今后的人生。

求贤若渴 爱校如家

陈校长，不仅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本译者，而且参加创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进行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并在享誉时代号角的《新青年》杂志社担任一名编辑，参与编发一篇篇雄章檄文，显示了他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尔后，他投身于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32岁起就出任该校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积极为党培养急需的一批批革命干部。“上海大学”在教育与革命实践相结合上开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先河。

陈校长善于从一名热血青年、早期党务活动家转换成一位踏踏实实研究学问，并且取得卓越成就的学术泰斗，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解放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他深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倡导语文改革，在语法学、修辞学方面贡献尤大，所著《修辞学发凡》被誉为中国现代科学修辞学的奠基之作。

陈校长尤其钟情于教育事业，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从1952年至1977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任校长时间之久在全国高校的校长中是罕见的。他为复旦倾注了晚年的全部心血，复旦深蕴着他的理念和风格。复旦校风向以朴实严谨著称。当年我在复旦念书时，师生们常以陈校长引为自勉，常以复旦的校风砥励自己。人们赞扬陈校长宽容大度，豁达谦和，学问博大精深。

1952年复旦院系调整时，陈校长求贤若渴。他亲自到火车站将一些名教授接到复旦来。当年，复旦云集了一大批全国大牌教授和著名学者。如：数学界巨擘苏步青教授，不仅学术成就卓著，而且积极靠近共产党，银发之时实现入党心愿，成为当时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学习的一面旗帜。1977年后，他众望所归，接任陈望道担任复旦校长。生物系谈家桢教授在遗传学方面独领风骚，相传毛主席与他友情甚笃。曾多次与他在沪地开怀畅谈。历史系的周谷城、周予同教授在史学界英名显赫，周谷城先生关于“时代精神汇合论”曾震响史学和哲学界。谭其骧教授开创了历史地理新学科，名躁学术界。当年复旦还重视培育后辈，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青年学者，如数学系谷超豪、物理系杨福家、历史系金冲及和中文系蒋孔阳、章培恒，等等，均已崭露头角，后来成为海内外知名学者。

陈校长爱校如家的精神十分感人。1965年复旦成立60周年，准备将国权路窄小的校门移至邯郸路校门，当时有关部门只拨款一万元，陈校长感到实难敷用，就慷慨

解囊，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一万元补上，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堂堂正正的大校门。这件事，直到复旦百年校庆前夕，人们才从陈校长的子女那里得知。大家深为老校长的默默做事、无私奉献的精神敬佩不已。

陈校长在“*”中是免遭批斗的全国仅有的几名“保护校长”。他早年译介《共产党宣言》的业绩，恐怕让那一小撮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家都感到十分棘手。陈校长于1977年逝世，已有幸看到“四人帮”垮台，中国刚展露春天的幼芽。

厚爱中文系 鼓励青年学子

陈望道曾在1927至1930年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故对中文系情有独钟。中文系师生对陈校长总是敬重有加。系里设立了陈望道语言研究室，老校长直接带领宗廷虎等弟子，让其语言学说发扬光大。师生们赞扬陈校长广招人才，各施其能。当时，中文系师资力量十分雄厚，学生们感到无比高兴和荣幸。郭绍虞是全国知名教授，年轻时即与郑振铎等发起创立著名的“文学研究会”，解放后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他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权威专家，在全国享有崇高地位，晚年担任中国古代文论学会会长。系主任朱东润教授，陈校长对其非常器重，赞赏他的人品和学问，虽非中共党员，委以系主任使命十年之久，直至“*”爆发。陈校长对这位解放前曾任中央大学教授如此信赖，反映了“用人不疑”的磊落胸怀。朱先生工作和为人在师生中有口皆碑，10年“*”尝尽被揪斗折磨的苦头，“四人帮”垮台后，于1978年以82岁高龄重新执掌中文系，朱老也不负众望，于1979年83岁时荣幸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学术著作频频问世，他的写作生涯直至92岁生命的终止时刻。朱老高龄入党在复旦传为美谈。再说，刘大杰教授当时美名沪上，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学史专家，所著《中国文学发展史》成为同类著作中的瑰宝，至今还被同行们击节赞赏。据说，他曾应邀到北大演讲《红楼梦》，产生轰动效应，对其生动精彩而富于激情的精辟论述，博得课堂里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掌声和喝彩声。赵景琛教授讲授“中国戏曲理论”，深受学生欢迎。他曾兼课上海戏剧学院，学生们赞赏其边教边唱、声情并茂的讲课特点，羡慕复旦学子有这么出色的教授。当时中文系还有诸多名教授，如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优秀弟子蒋天枢教授、著名版本目录学专家王欣夫教授、语言学家吴文祺教授以及音韵学专家张世禄教授等，均受到陈校长的垂爱，这些全国稀有的珍贵学科，在复旦校园吐艳溢香，争奇竞放。当年，复旦老教授被视为“国宝”，也是青年教师和广大学生心目中敬佩的师长和崇拜的偶像。

陈校长对青年学生研究学问十分关怀。我年级两位同学曾在1963年向陈校长去信，谈及研究语言方面碰到的问题。信中写道，鲁迅先生在《鸭的戏剧》一文中，运用了谐音的辞格，而陈校长在《修辞学发凡》中的称引，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里正式出版的鲁迅原作，两者很不一致，请问是怎么一回事。陈校长对这封普通来信非常重视，他特意在办公室备了茶水，热情地约见了上述两位同学。赞扬他们不肯轻信的态度值得肯定，拿鲁迅原作和称引作对比，这本身就是一个学风问题。称赞他们做学问比较认真而且细心，能够发现和提出问题。然后，陈校长进行实事求是的解释，说明他的著述是依据鲁迅先生亲自给他的本子而写作称引的，也不会有错。如果还有疑问，可写信询问许广平先生。我们的同学对陈校长高度负责的答复，十分感动。从中也可窥见学术大家治学的严谨作风，值得后辈们学习和发扬。

陈校长淡泊名利，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连与学生毕业留影也难以见到。我们这一届同学太荣幸了。1965年8月6日下午，在灿烂的阳光下，在校园的大草坪上，他穿着一身淡色中山装，悄悄来到我们中间。系主任朱东润教授平时不苟言笑，此时特别兴奋。那天不仅老校长光临，连百忙中的党委书记陈传纲，穿着简朴的夏装，也喜滋滋地来到我们中间。校长和书记分别坐在朱东润主任的右边和左边，他们面露微笑，同我们一届全体同学留下了毕业合影。这是陈校长与中文系学生唯一的一次毕业合影。感谢历史老人的天作之美，否则失去此次机会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珍贵留念了。看看“*”期间的同学的毕业合影，真让人啼笑皆非，大家端坐在草坪上，人人手举语录，老教授荡然无存。试问，没有教授和老师，还可谓之大学吗?

在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时，我们这一届同学，阔别40年后欢聚在母校。当我们踏在校园新修的“望道路”上，倍感亲切，仿佛又回到了老校长和老师们身边。呵，40年了，岁月悠悠，我们敬仰师长的情愫始终在心中流淌。我们愿一辈子行走在老校长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