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摘记_我的读书摘记论语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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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做学问的态度，不怕寂寞，不怕凄凉 独乐：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 与人乐：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与众乐：此中空洞原无物，何止容卿数百人 直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 诚意，征信 君子务本，币重言甘

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 世事正须高着眼，宦情不厌少低头 敏于事而慎于言 打通庙堂和江湖 飓风起于萍末 思无邪

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饱食终何用，难全不朽名

论语别裁

1、南怀瑾介绍

中国当代诗文学家、佛学家、教育家、文化传播者、诗人、武术家、中国文化国学大师。历任台湾政治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及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南怀瑾著作多以演讲整理为主，精通儒、释、道等多种典籍。他的人生观点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南怀瑾一生都在致力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不自见故明 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长

2、书整体情况介绍

首先，这本书的定位,是本《论语》的讲录，不是学者书斋笔耕的学术专着，而且是十五年历程中三四次讲课录音整理的合成。故而表达很随性、很率真，即使被录音整理成文，其风格不变。毋庸讳言，与在书斋经过充分构思酝酿的笔耕之作相比，该书文辞略欠秩序和严谨，其中细节上的谬误，字词上的差池在所难免，这是事实。就像某位学友所言:“南师的《论语别裁》，整书讲述信手拈来,关乎大意,不求细节,举例繁多,古今中外,想到说到,尤如聊天。但缺乏严谨的学术秩序……”我认为，这是就书的风格结构、体例形式和个别细节而言的，无关乎语义内涵。而且，我发现同样的文字南怀瑾有时会有不同的讲法，甚至抛开汉字标准注解，其目的是能让听的人懂他的“别裁”之意。当然，这也是引来非议的原因。

关于南怀瑾和他的书，历史学家李伟国有如下感悟:“南怀瑾在讲解中调动其平生读书、实践、阅世、思考、教人所得之深厚学养和独到观点，游乎经史子集之中，博征佛、道乃至西方宗教学术观点，不论出世入世，评比精义，正说反说，更提示出入禅道的旨意，且以通俗话语，深入浅出，为读者开启智慧之门户。”

二、千古注解《论语》重训诂而忽义理自汉以来，对《论语》的注解，不计其数。比较著名的有汉代诸儒注释的《集解》、《义疏》，唐代的《论语笔解》（韩愈、李翱）和宋儒《集注》，以及近现代的《论语正义》（刘宝楠）、《论语译注》（杨伯峻）和《论语今读》（李泽厚）等等。以上诸注虽有褒贬和争议，不过就是围绕征引、考据和训诂之类。从没有像《论语别裁》这样，一改千古惯例通则、甩开辞章训诂而着重把圣贤经典的义理还原出来。以往各种《论语》笺注，专主章句字词、纠缠枝节末微而忽于义理，将孔子要说的根本大义丢掉了，这叫舍本逐末。此其一。其二，古今众多的《论语》章疏，均工于章句的训诂译注，严谨刻板而只重考据。南怀瑾不重走辩词释义的训诂路子，因为各种《论语》章疏都反复注解过了，他着重于纠正、别裁语义内涵的谬误。南怀瑾的讲解风格是不离文字，但又不拘泥于就字说字、就文解文，而是从义理的角度，再现其精髓实质。因此，有时不去计较章句字词原释如何，而是将整个章句的语义直接结合事例引申了，他是活讲活用，所以不死摘死译。不仅如此，南怀瑾的阐释有别于任何一位注解《论语》学者的是，他既不困于原文章句，又能根据该章句的内容需要，有针对性地为读者（听者）插入原文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增加了读者对全面准确理解该章句所必须知道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俚俗（打通庙堂与江湖）。这些是南怀瑾不同于一般学者注解《论语》的一个特别之处。更要命的是，论语的要旨、孔子学说的核心和精髓是在义理上，不在章句文辞上，只是借助文字表述和示意而已。譬如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如果在文字上死盯死解这个“一”，就不可能有结果，甚至越解越远。所以，解经须尊“不离文字，不执文字，而为道用”的古训，对于经典义理的把握是要这样入手的。不能用训诂一般古文古籍的方法来注解《论语》、《大学》和《中庸》这样的经典。正因为如此，南怀瑾讲述《论语》时，才把重心放在对义理的阐释上，以还原《论语》真正的内涵和孔子的原意。这是南怀瑾注解《论语》于一般学者不同的根本之处。此外，他还善于结合当前社会实际，引以为用。加之其蕴意深邃而妙趣横生的讲解，就使得《论语别裁》“在众多的《论语》章疏中是尤为新颖，别具一格的。

3、挑部分精要读后感

南怀瑾：濯足沧浪哪得清（《论语别裁》）

崔子弑其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事情。齐国是鲁国的邻邦，当时有一大臣崔杼叛乱，杀掉了齐国君王庄公。孔子写《春秋》的微言大义，前面已经说过，他常用一两个字标明，衡论是非。这里的“弑”字，就是《春秋》大义的微言。凡是叛变的人杀了上面的都称为“弑”，所以在历史上看到弑，就知道是叛变杀了上面，在历史上永远留下叛变的罪名。这是中国历史哲学的精神，也是历史的道德观。无论怎样成功，如果做了不对的事，千秋万世都要负这个历史道德的罪名，弑就是弑，杀就是杀。对敌人打胜仗就是克，不是敌人就不能用克。这是一定的、刻板的，所以崔子叛变杀了齐君就是弑。

陈文子也是齐国的大夫，和崔子是同事，地位相当。古代的交通工具，一部车子为一乘，用四匹马驾驶。有马十乘，就是有十部马车，一共四十匹马。以现在来说，小轿车就有十辆以上了，直升飞机几架不去说他。“弃而违之”，对崔子的叛变看不下去，把自己的偌大财产都丢掉不要，逃离了齐国。“之于他邦”，又流浪到别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每个国家都很乱，到别的国家一看，“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他说，这个国家的大臣们，也都是混蛋，和齐国的崔子一样，都不是好东西。“违之”，因此又走。周游列国，到处走。“之一邦”，又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又是感叹！整个世界都是一样，都在混乱，大臣都和崔子一样，没有好东西！“违之”，离开了。这个陈文子，后来不知到瑞士或者非洲的什么国家去了（一笑）。子张就问孔子，老师，像陈文子这个人，你看，了不起吧？“子曰：清矣。”孔子说，好！很清高。清高的人往往比较自私，只顾自己，不能算是忠臣。否则，为什么自己国家有难，弃而不救，到处乱走？这里看不惯，那里看不惯，难道国家太平了，就非要你来住吗？

绝大多数清廉之士，最高的成就只到这个地步。他们清，很清。他们批评什么事情，都很深刻，都很中肯，很有道理。但是让他一做，就很糟糕。高尚之士谈天下事，谈得头头是道。不过，天下事如果交给他们办，恐怕只要几个月就完蛋。国家天下事，是要从人生经验中得来。什么经验都没有，甚至连“一呼百诺”的权势经验都没有尝过，那就免谈了。否则，自己站在上面叫一声：“拿茶来！”下面龙井、乌龙、香片、铁观音，统统都来了，不昏了头才怪，你往地上看一眼，皱皱眉头，觉得不对，等一会就扫得干干净净。这个味道尝过没有？没有尝过，到时候就非昏倒不可。头晕、血压高，再加上心脏病，哪里还能做事？一定要富贵功名都经历过了，还能保持平淡的本色，最了不起时是如此，起不了时还是如此；我还是我，这才有资格谈国家天下事。不然去读读书好了。

至于批评尽管批评，因为知识分子批评都很刻骨，但本身最了不起的也只能做到清高。严格说来普通一般的清高，也不过只是自私心的发展，不能做到“见危授命”，不能做到“见义勇为”。所以古人的诗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也是从人生经验中体会得来，的确大半是如此。屠狗辈就是古时杀猪杀狗的贫贱从业者，他们有时候很有侠义精神。历史上的荆轲、高渐离这些人都是屠狗辈。虽说是没有知识的人，但有时候这些人讲义气，讲了一句话，真的去做了；而知识越高的人，批评是批评，高调很会唱，真有困难时找他，不行。

讲到这里，想起一个湖南朋友，好几年以前，因事牵连坐了牢。三个月后出来了，碰面时，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三个月坐牢经验，有诗一首。是特别体裁的吊脚诗，七个字一句，下面加三个字的注解。他的诗是：“世态人情薄似纱——真不差，自己跌倒自己爬——莫靠拉；交了许多好朋友——烟酒茶，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我听了连声赞好。这就和“负心多是读书人”一样，他是对这个“清”字反面作用的引伸；对社会的作用而言，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孔子对于陈文子这种

人的评论只给他一个“清”字。总之，“水太清则无鱼，人太清则无福。”这话很有道理。子张又问陈文子这个人，够不够得上“仁”的程度？孔子就说，他对仁的观念都还没有，怎么可能达到“仁”的修养？

4、几句话总结

我们读书，要透过语意，要透过语文内涵的意义，找出思想、道理的真谛，这才叫学问

千年以来，人们对孔子的印象是冰冷刻板、不拘言笑、不近人情，甚至是迂腐——因为圣贤之人是不能随意说笑、玩闹的，也不能生气、发脾气，甚至不能有作为正常人应有的情感和欲望。一句话，不能有喜怒哀乐。所以已经失去了孔子原本真正的面目。我无意为南怀瑾辩护，因为他一生所做所行，自有公论；也不是刻意美化孔子，因为既然是至圣，当然是知行完备、至善之人，一个才德全尽的圣人何须我来美化？我只想辨明真相，还其本来面目而已。其实，孔子很开明、很通人性，活泼幽默而多有言笑；比我们一般人更亲切随和，更懂人情、善解人意，而且情怀博大。我们来看看《公冶长》篇的5.8章句:“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这里的语句辞章近乎白话，无需笺注。所以，南怀瑾更不去逐文逐句地翻译，而是直奔本句对话双方所谈的内容“仁”。“首先他问子路的学问有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是说是否达到以仁道入世的程度？孔子说:‘不知也。’”然后，南先生根据孔子和孟武伯说话的语境和当时的对话场景，给我们提示了孔子对孟武伯的问话，不好正面作答的隐衷:“孔子说的是一句幽默的答辞，不肯定的话”对于孔子不肯定的答话，孔子为什么有不好正面作答的隐衷，钱穆先生也有释解:“不知也:仁道至大，仁德至高，孔子不以轻许人，故说不知。” 由此可见，钱穆先生也看到了这一点，绝不是南怀瑾的个人随意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