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聚落的关系_植物与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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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聚落的关系

如果将地球比作人体，水即如血液，水系如血管，通则畅，壅则阻。人类生衍藩息之文明莫不与水相系。正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政治格言所隐喻，“水”既是生命的命脉，同时也是生命的险源。两线交织共同形塑了水－人－地的文化地图。

素有“巴山蜀水”、“天府陆海”之美称的成都平原与“水”有如孪生，这里不仅有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亦有中国南方最早的水利遗迹———成都方池街西周遗址中的砾石堤坝，不仅有李冰父子的治水伟业，亦有大禹、鳖灵的治水神话。治水功绩往往与旱涝灾害联系在一起。素来史籍及研究，皆以都江堰水利工程为界，李冰在岷江中心修建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凿开内江进水的咽喉宝瓶口，实行分洪减灾，引水灌田，从而形成玉盘托珠的川西林盘聚落格局，带来水旱不馑的天府陆海之称。

那么，成都平原上这种“林盘”聚落形态与史前聚落城址文明有何关系呢?或者更确切地说，史前聚落城址与水的关系如何呢? 根据地质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在距今5000年前后，全球进入相对干旱期，四川盆地十分干热，可能不宜人居，但成都平原却由于气候变干，水患减少，加之盆地西部山地诸河流提供的丰富水源，成了最宜人居的地方方才出现宜于人类活动的环境。而在3000年前之后，开始进入较冷的湿润期，成都平原的水患再次增多，进入古城毁弃与重建迁徙期。根据发掘简报及研究发现，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城址如宝墩文化遗址群、三星堆、十二桥、金沙等都滨河而建(图三)，城址主轴方向与附近的河流平行。城内地面普遍高于城外地面，大多似乎都有穿城而过古河道或者洪水冲积层。城墙与黄河流域的挖基筑墙(垂直的)不同，普遍呈斜坡状，应有明显的防洪功能。

按照聚落考古研究的基本内容，即单个聚落址及聚落址之间的共时与历时的演化关系来看，成都平原上的史前聚落遗址，在共时和历时的年代关系上，根据黄剑华等人的研究，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城址群(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崇州市的双河和紫竹等6座)到商周时期的三星堆古城、十二桥，再到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的金沙遗址，有一个逐渐从西南边缘逐步向腹地推进的过程。说明“古蜀人为了寻找合适的城市聚落生长点，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过程。”这个逐渐推进的过程似乎比较符合聚落形态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一般推论，即“平原地区的聚落遗址，有时呈散点式分布，有时则聚集成若干群落。„„农业的发生与发展对史前聚落的分布也有明显的影响。最早的农业聚落遗址多在山前平地或沼泽地带，后来逐渐向河湖岸边和平原推进。”同时，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古环境的研究结果相应，成都平原史前的密集的聚落城址亦似乎在“兴于水，毁于水”的治水文明探索中，找到了相应的解释。刘兴诗先生认为，在鳖灵凿山排洪、李冰完成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前，防洪应是古代先民争取生存的首要任务。1996年他与童恩正等考察新津龙马古城时，发现洪水痕迹，提出古城“兴于洪水，废于洪水”。嗣后，在温江鱼凫古城发现穿城而过的古河床，三星堆古城亦有曲折穿城而过的马牧河。„„从发掘的资料可知，当时城内不仅有居室，尚有大面积农田分布，生活、生产均赖围堤或城墙保护。一旦冲积扇平原上的河流改道，或洪水泛滥破城，便会予古城以毁灭性打击。人力既无法回天，便只有迁地为良，在附近另筑新城。

成都市区从西门车站到新南门车站长达数千米的弧形地带，属古郫江及其支流的沿河地带，分布着密集的商末西周时期的大型遗址群，构成成都古城的前身。这正符合《华阳国志蜀志》、来敏《本蜀论》等汉晋文献记载的望帝(杜宇)遇灾，丛帝(鳖令)治水，更迭政权，鳖令建立开明氏蜀国，‘徙至成都’的传说。

看来，“水”与古蜀之城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这种关联至今仍然留在现今城市名称中，如双流、新津、温江、蒲江、苍溪、岳池、内江、南溪、夹江等均与“水”有关。有些城名，虽然表面上看不出它与水的关系，其实却与江河大有渊源。象郫县，源于郫江;绵竹、绵阳源于古绵水;梓潼源于梓江和潼江;„„，蜀地许多民俗活动如“游江”、“放水节”、“吃秋水”、“龙舟竞渡”等均与水相连。蜀中民谚“四川是个回水沱”，更是一个颇具文化意象的描述:“蜀水”沟通内外，而“回水沱”则兼收并蓄。

一如炊格尔所言，聚落形态研究“不仅必须考虑影响聚落形态的各种因素，而且还要考虑不同因素影响一个特定形态的互动方式。”但考古学家所面对的是永远有所保留、沉默而又鲜明的大地言说。因而几乎所有的“复现”努力都只能是一种假说。一种“假说”能否经得起检验，取决于它的证据和方法的有效性及全面性。因此，关于“水”与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形态关系的探索还有很多地方有待深入。“水”在此已经不单单是水流、水系或洪涝之灾等自然生态环境，还具有更多的生存技能、文化、族群、宗教和政治意义，后一方面的探索目前还显得比较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