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部分笔记_先秦两汉散文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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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两汉部分
学习笔记
一、《毛诗序》
1、《毛诗序》的的中心思想、理论依据和文艺观点是什么？
答：“毛诗”二字，是汉人的称呼，在汉代流传的有齐、鲁、韩三家的诗说，是立于官学的，赵人毛苌传的《诗》，在每首诗题下面都有序。本文是诗之大序。
本文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诗歌要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文章开头提出《关雎》一诗表现的是“后妃之德”，就是说，它的作用就是服务于统治者对“乡人”与“邦国”的教化和统治。
接着，作者用儒家的诗歌理论来作为论据：“是故治世之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紧接着，他认为变风、变雅的产生，是由于现实政治发生变化的影响，是为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而“大雅”“小雅”之分也是由于政有大小之分。至于“颂”则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总之，他肯定了诗歌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把文艺发展与现实生活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说明变风、变雅的产生，人民讽刺上政，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这是重视客观现实生活能影响文艺的进步观点。
2、《毛诗序》的）诗“六义”说答：《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日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本来风雅颂是《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表现方法，《毛诗大序》赋予“六义”的新说法。根据上下文的意思，风，指诗有教化臣民，并有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的作用；赋，指铺叙直说的写作方法；比，是比喻；兴，起的意思，“先言他物一引起所咏之辞也”，有一种“感发志意”的作用；雅是正的意思，“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是赞美神明的歌舞曲。它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中个别表现一般的概括性以及典型性的特征。“六义”说在经学史上的影响大于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
3、《毛诗序》的“情志统一”说
答：“情志统一”说是《毛诗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但具体所指，根据文中的论述，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毛诗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情志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4、《毛诗大序》的 “讽谏”说
答：“讽谏”就是讽刺的意思，但仔细体会词义，讽谏”是讽而谏，就是在讽刺之中包含着“谏（劝说）”的意思，因此在讽刺的程度上较“讽刺”要稍微弱一点。《毛诗序》提出了 “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
5、《毛诗大序》的 “变风”、“变雅”说
答：“变风”、“变雅”说是《毛诗大序》里提出来的说法，文中说：“至于王道衰，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大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郑玄《诗谱》将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列为“正风”，其余十三国风均为“变风”（但认为《豳风》是西周初年周公 旦避流言时的作品，其余“变风”是西周衰落时期的作品）。将《小雅》中的《鹿鸣》至《菁菁着莪》16篇、《大雅》中的《文王》至《卷阿》18篇列为《正雅》，认为它们是武王、周公、成王政治清明时期的作品，其余则都是“变雅”，是西周中衰后厉王、宣王、幽王时期的作品。“正变”说应该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但是反映了汉代儒家学者将《诗经》作品与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仅就这一点来说，有其在文论史上的意义。另外，“变风”、“变雅”的说法，也看到了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有其积极意义。
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6、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谈的文学思想主要包括哪些？
答：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本文从文学思想角度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历史著作是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的；第二、历史应该从政治观点出发，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有肯定有否定，即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第三、最值得注意的是“发愤著书”的观点。（省略：连接下面一题）
7、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观点。
答：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人民群众和正直的、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内心郁结着愤懑的感情，这种感情抒发出来，表现为文字，就成了天地间的至文。《诗经》中的变风变雅，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就都是这种至文。“发愤著书”是在封建社会里是一种进步观点，唐韩愈的“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宋欧阳修的诗“穷者而后工”都是对这种进步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8、谈谈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实录’精神和它的影响。
答： “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最早肯定司马迁的“实录” 精神的是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赞》。“实录”就是真实客观地记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不夸张，不隐瞒。《史记》的许多篇章都体现了他的“实录”精神，作者受到汉武帝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但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他的残忍和好大喜功以及求仙访道、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对汉高祖，也是既写了刘邦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实录”不仅是史学家写作历史著作的创作原则，也是文学创作的原则，我国古典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应该说是受到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影响，杜甫的诗歌被成为“诗史”就是一例。而后世许多文论家也经常以“实录”来批评文学作品，使之成为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原则。
9、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与文学的真实性的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答：“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 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文学的真实性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但司马迁的“实录”必须以写真人真事为原则，只能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选择事件、组织材料、裁减史实、安排情节，不能虚构人物和事件；文学的真实性则是通过艺术形象从本质上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它不同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可以在不违反本质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夸张、想象等艺术手法虚构人物和事件情节，构思文学作品。（参见《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司马迁文论选录”）
三、王充《论衡.艺增》
10、王充的文学理论思想是什么？
答：王充，字仲任，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著作《论衡》主要是在哲学上阐述他的进步主张。王充生活的时代，谶纬迷信之学盛行，形成了一种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针对这种虚伪浮华、因循抄袭的现象，作者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疾虚妄”、“归实诚”的主张，对“虚妄”的文风进行全面的批判。王充在《语增》、《儒增》、《艺增》等篇里系统地对历史上流传的书籍和“传1
语”，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指出了人们喜好“言事增其实”的“虚妄之传”是一种歪曲历史，夸大事实的恶劣作风。他强调书写和评论事情必须实事求是，“不可增损”。在这些篇章中，表现了王充敢于反对虚妄，蔑视不良倾向的进步观点。他在反对虚妄地夸大事实的同时，对“经艺”上的增语，并未持绝对的否定态度。在《艺增》中明确的指出“经艺之增”和“百传之语”的夸大事实有一定的区别。他认为经书上描写的事务，“增过其实”，是“皆有事为”，即事出有因。他已经初步觉察到文学作品应用夸张的语言是为了达到一定的褒善和警恶的社会目的。说明他已经朦胧地意识到并且开始探索关于艺术夸张的创作规律问题，这对后来的文学理论家起了良好的影响作用。但是由于他还不完全清楚文学的特点，以至于他在本文中详细的考察“鹤鸣”能否“闻于天”，武王伐纣，血能否漂杵等问题，用自然科学的真实去要求艺术的真实。认为文学作品是“增之也”，这说明他不完全了解文学作品的规律和特点。另外，在他的文学理论中还存在一些形而上学的思想。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除了它思想上的矛盾以外，还在于他对“文”的概念的了解比较含混，分不清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界限。但他肯定“经语之增”，实际上承认了文学作品的夸张手段，这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不失为重要贡献。
11、王充在《论衡》中提到“增”，它有两层含义是什么？
答：一是妄增，即是说假话；二是妥增，则是在不悖事理的前提下，对语言表达来一点夸大其辞的修饰，对事情描摹得更鲜明。这种“增”就很像文学创作中的 夸张 手法。
12、什么是王充“为世用” 主张？
答：“ 为世用”是汉代思想家王充在文艺理论方面的重要见解之一。语出《论衡·自纪》：“为世用者，百篇无害；无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用者为上，少者为下。”这包话不仅给写作提出一个要求，而且回答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了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为社会服务。所以，在他看来，凡是对社会有用的文章，多多益善，无补于社会的则不应该去写。王充认为，“为世用”是古代一切优秀作家所坚持的原则。孔子、孟子、韩非子、陆贾、桓谭等人的著作都是为了社会需要才写的，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论衡·对作》)。尽管他对这些历史人物及其著作的评价并不完全切合实际，但他强调的“因因”而作的思想却是值得肯定的。王充“为世用”的文艺主张，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天人感应”的“谶讳”神学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这一进步的文艺思想不仅在当时起了推陷廓清的作用，同时对后世文艺理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提出：文学作品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然后才能为世所用；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王安石声称“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上人书》）；顾炎武提出的“文须有益天下”，以及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艺主张，莫不是王充“为世用”主张的发扬光大。
13、什么是王充 “劝善惩恶”？
答：王充还很重视文章“劝善惩恶”的作用，认为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作用于社会：一是“疾虚妄”，即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敢于进行分析和批判；二是“求实诚”，即纠正当时人们因盲目崇古而摸拟因袭的“虚妄”毛病。使人心归于实诚。对于“为世用”的文艺主张，王充不仅积极提倡，而且还把它当作自己写作的准则，如《论衡》一书，他自己就认为全部是“疾虚妄”之为(《论衡·佚文》)．此外，王充还把“为世用”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他极力推崇西汉桓谭的《新论》，就因为这部书“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
四、班固《两都赋》
14、简述班固《两都赋序》的主要内容
答：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索汉赋发展的源流，着重介绍西汉武、宣之世辞赋创作的盛况并分析其原因，论述汉赋所表现的内容及文学价值。班固指出汉赋源自于古诗；汉赋的内容：
一是抒下情，通讽喻；一是宣上德，尽忠孝。班固赞扬了“大汉之文章”能“炳焉与三代同风”，在同艺术上肯定其价值。
文章第二部分：进一步阐述汉赋在政治上的意义，强调要恢复和发展西汉辞赋的传统，并说明自己创作《两都赋》的缘由。班固的赋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什么是赋？ “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认为赋是诗的后续，是另一种形式的诗。第二、汉赋产生和盛行并不是在“大汉初定，目不暇给”的时代，而是在“崇礼官考文章”的武、宣之世。从而指出了汉赋“雍容揄扬”的特点。第三、班固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说明了汉赋的价值。从内容说，赋即可“抒下情而通讽喻”，也可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从形式说，汉赋的文章，彪炳于世，是不可或少的。第四、扬雄少而好赋，老而辍不复为，对辞赋持基本否定态度。如果仅从讽喻立论，或依据扬雄在特定时代的某些感受，从而全盘否定汉赋的价值和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与影响，那是不公平的。
五、王逸《楚辞章句序》
15、王逸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是什么？
答：王逸，字叔师，东汉有名作家。《楚辞章句》是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为后世学者所重视。《楚辞》，西汉刘安和司马迁都作了很高的评价，但东汉班固却持反对态度。《楚辞章句序》继承刘安的观点，比《离骚》为《国风》、《小雅》，肯定“怨主刺上”为诗歌的正统。
王逸在文学理论上的新贡献：其一，他初步意识到文学作品有其相对独立的艺术价值，所以他说，楚人对屈原不仅“高其行义”，而且还“玮其文采”。他说：“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取华藻。”这各主张对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篇起了很大的影响。其二，他还初步意识到，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进步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的完好统一。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之说，就表达了这种观点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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