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吴_说吴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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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吴》解说词
(2012-04-01)【编者按】：由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联合摄制的电视纪录片《说吴》于6月29日起每天21：25在CCTV—10《探索·发现》栏目播出，次日9：20、15：50重播。根据栏目安排，《说吴》上半部4集和下半部4集分别于6月29日—7月2日和7月20日—23日播出，在央视播出后，无锡电视台将进行重播。
作为无锡市文艺精品创作重点立项资助作品，《说吴》是国内首部全面反映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吴文化演变的电视片，该片通过实景拍摄、专家采访、情景再现、珍贵资料并结合三维动画全景式地展现吴地悠久的历史人文风貌，历时近一年，辗转数省市拍摄完成。《说吴》的播出进一步奠定了无锡作为吴文化主要发源地之一的地位。为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千年历史故事，特刊登《说吴》的解说词，文字略有改动。
《回望勾吴》
《说吴》第一集（电视纪录片解说词）：我欲因之梦吴越
公元前506年，中原的诸侯们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拥有沃野千里、雄兵百万的楚国遭到东南蛮夷小国吴的攻击，此时，晋国史官，以卜卦闻名于诸侯的史墨预言了战事的结果——吴国完胜。
在诸侯贵族们看来，这个预言纯属笑谈，因为吴攻楚，简直就是以卵击石。
史墨接着发布了他第二个预言，不久的将来，吴必亡于越。
后来的历史，就像是史墨导演的一出大戏。几个月后，吴国占领了楚国首都郢。公元前473年，吴国在霸业的顶峰被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国所灭，宗师礼仪文化遭到清洗毁灭„„
古代吴国的核心地带是今天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全境，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地区，位于长江下游，并以太湖为核心。进入21世纪，这里在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进步之后，越来越重视对于地域文化历史的研究和探寻，苏浙沪各地对于古代文物和遗址展开了一系列修缮挖掘活动，随着这些工程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古吴国文物和遗迹得以重见天日，它们在博物馆的陈列橱窗后面，像时光走廊另一端的信物，让今生的人们遥望和回想着这片土地的前世。
在广袤的亚欧大陆，以北纬30度线为核心有一条神奇的文明带，它从非洲开始，向东依次穿过埃及的孟菲斯古城，两河流域的美索布达米亚，古代波斯帝国的首都苏萨，印度的哈拉帕遗址，中国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古蜀三星堆遗址，在这片大陆的东端，它横穿了一片丰饶秀美的水域——太湖。太湖流域的原始居民是越人，越人是居住于亚洲东南部的一个古老民族，6000年前，生活在太湖流域的越人创造了辉煌的良渚文化。考古学家认为，良渚文化的发展程度，丝毫不亚于黄河流域的远古文明，甚至在很多方面，它比当时的黄河文明还要发达。
对于越人早期历史，中国古代典籍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但是从一个人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们便正式进入了历史记载的序列。
这位古人的陵墓，位于无锡高新区的鸿山，他叫泰伯，是商末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的长子，对于这位远古酋长的儿子，历代名人甚至帝王都留下不少赞美歌颂之词。在叔父朱棣夺权威胁下痛苦不堪的明建文帝朱允文，更是称赞了这位古人的德行。纵贯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明初那样的武力兴替，手足相残几乎是权力转移的主要方式，而泰伯却为权力的交接转换提供了一种备受称颂的新模式。根据《史记·吴泰伯世家》记载，父中意于孙儿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但又碍于长子继位的部落祖制，身后无子的泰伯体察到了父亲的烦恼，主动前后三次让王，成全了父亲的愿望。他自己则偕二弟仲雍，千里迢迢来到太湖流域，落脚在无锡梅里。司马迁的《史记》这样记载了他们来到吴地后的活动。“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泰伯奔吴大约发生在3000多年前，其年代过于久远，《史记》是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正面描写这一历史事件的最主要的历史文献，但是，对这些记载，今天的历史学家也就一些细节提出了不少疑点，神秘面纱后面的史实究竟是怎样的？
泰伯为后世儒家所敬仰，主要是因为他的禅让行为。对此，部分学者通过对史料的研判提出了疑义。他们认为，当时的西周部落，已陷入部落首领继承权的内斗之中，在权力斗争中处于劣势的泰伯，最后不得不远走避祸。时隔三千年，从迄今为止掌握的史料，我们很难判断出，那个完美的泰伯形象，有多少是历史的庐山真容，又有多少是后人有意无意的夸大和改造。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层累堆积的历史屡见不鲜，一个丰富而多侧面的人经过几千年这样的造神、或者造鬼运动往往会变得遥远而虚幻，我们无法排除后世儒家和既得利益者为了政治安定考虑，对于泰伯基于春秋笔法之上的人为拔高。不过，拨开几千年来这些华丽的层累，我们必须承认，泰伯当年不管是主动禅让还是无奈退让，他和平交接权力的方式总是有利于社会文明发展的。
而对于泰伯终老的这片土地来说，他的到来还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和华夏文明圈里一个崭新的地域文化——勾吴文化的开端，自此，一片曾经蛮荒的土地成为一个国家——勾吴，一群曾被视为蛮夷的黎民也有了自己的称谓——吴人。
因为吴国的这种独特属性，它在春秋诸侯中一直是一个另类，国民是被称作蛮夷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却是正宗的姬姓周室宗亲。蛮夷和宗室两个身份左右撕扯和纠缠着历代吴王，这种自卑与骄傲交织的深层心理，使得吴国和其他诸侯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之中。
在吴国建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它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国。今天，这片土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当之无愧的龙头地区，然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华夏文明圈里，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是鲁和晋，综合国力最强的是晋和楚。吴，充其量是个二流国家。
这是2008年无锡市歌舞剧院的一场歌舞剧演出，在遥远的春秋，歌舞只有贵族才能享受。当吴国的王位传到寿梦时，在出访鲁国时观赏的乐舞，让他发出了由衷的慨叹。
从寿梦开始，吴国全面向中原先进国家学习。我们无从考证，寿梦时期的这一转型，是不是和那次歌舞演出有关，但可以确定的是，吴国的统治者们从那时起，强烈发出了跻身诸侯、同享尊荣的诉求。
据统计，2000年，长三角地区外来人口就已经占据了总人口的1/5，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吴国同样吸纳了来自各国的军事政治人才，能吸引这些人投吴的主要原因，是吴国的君王为他们提供了特别的恩宠信任，和施展自身才华的巨大空间。
伍子胥，带着满腔愤恨从祖国楚投奔吴，成为辅佐两代吴王的重臣，为吴国勾画了霸业的蓝图。
来自齐国的孙武，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系统军事理论专著的作者，在伍子胥的引荐下，随后投入吴王麾下。
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加盟，为吴国的霸业插上了猛虎的双翼。
这是现存于世的吴王剑。吴越之地，当时以兵器铸造闻名，吴钩越剑成为精良兵器的代名词，而大量史书同样记载了吴国男儿当时的骁勇尚武，可以想象，这群名帅麾下、利刃随身的勇士，在冷兵器时代是一股多么可怕的攻击力量。
东汉历史典籍《越绝书》记载，伍子胥来到吴不久，就为吴王阖闾主持修建了一座都城，在吴灭亡后1000多年的唐代，学者陆广微经考察，撰写了《吴地记》，认为这座阖闾城分为一座大城和两座小城，大城在苏州，小城在无锡闾江旁。
然而，不少当代学者，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近年来，在苏州城内进行的考古发现表明，地层中年代最为久远的出土文物，也只是来自于汉代，考古发掘的结果，印证了专家们的质疑。
如果阖闾大城不是在苏州城，那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对此，苏州的考古工作者们提供了一种说法。从2000年开始，在苏州郊外木渎镇，考古工作者们开始了对木渎春秋古城的挖掘工作，这次发掘在地层下发现了不少春秋时期的器物。同时，他们发现城池的形状也与古籍中描述的阖闾城基本相近，根据这些证据，他们认为，古籍中的阖闾大城，不在苏州老城，而是在与苏州城相距不远的木渎。
2006年江苏省考古队对无锡和常州交界的阖闾城小城遗址进行常规的挖掘勘查工作，然而，后来的发现使得这次勘查变得意义非凡。
卫星地形图和现场的勘查都清楚地表明：这里除了两座小城之外，还有一个大城残存的痕迹，而且地下挖掘出很多春秋器物，同时，《越绝书》里对于阖闾王城的地理位置周围景观的描述，竟然和这里的周边环境基本吻合。2008年8月，国家文物局专家初步认定，这就历史记载中的阖闾王城。迷失之城终见天日。
历史记载，在阖闾王城初建的时候，吴人利用古老的风水理论，在面向楚国的西门大做文章，试图克制这个邻近的超级大国，楚在西北，故阖闾立阊门以通天气，复名之破楚门。在群雄逐鹿的诸侯国中，吴为什么把楚当作大敌呢？
公元前510年，因为吴人和楚人在边境地区争夺桑树，两国爆发大战，人数处于劣势的吴军，在伍子胥、孙武两位军事家的率领下，意料之外、却情理之中的五败楚军，直抵郢都。楚这个被中原诸侯畏之如虎的巨无霸，竟遭如此惨败，消息震惊了列国。为了宣泄对楚的仇恨，表明自己的占领者地位，阖闾率领群臣，霸占了楚王和楚国群臣的王宫府邸，掠走钱财，占有女眷。这一野蛮的报复行为，遭到中原诸侯的一致谴责，并记录于史册之中。
事实上，吴国虽然迅速崛起，并在阖闾之子夫差执政期间成为春秋霸主，中原知识分子对它野蛮国家的印象却丝毫未有改观，作为贵族礼制和价值观捍卫者的孔子，在他的言论著作中，多次指责和嘲讽吴国的君主们。夫差喜欢精美的王冠，孔子无情地讥笑说：夫差搞不懂冠的礼制讲究，却口口声声要戴好冠，这太可笑了。
面对中原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攻击嘲讽，有武力撑腰，羽翼已丰的吴国走向反其道而行之的道路，开始以一种近乎逆反的心态对抗传统礼治。在周代，猪牛羊各一合称一牢，牢是尊贵的贡礼，周天子享受12牢的待遇，按照吴王的品级，它只能享受5牢，不过，夫差向鲁国索要百牢的贡礼，改写了延续几百年的规则，在列国的丛林里，强悍者，往往拥有改写规则的特权。此时的吴国，战胜了多年的宿敌楚，震慑了整个华夏文明圈，继而成为诸侯国新的霸主，国力之强盛，领土之广大到达了顶峰。
青铜礼器被称为国之重器，在那个时代象征着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存留至今的吴国青铜器，大部分都是阖闾夫差两代所铸造，那些厚重壮美的青铜器皿，目睹了一个远古军事王国最为辉煌的岁月。
在今天的吴地，到处可见吴国巅峰时期的历史印记。
随着吴楚战事的全面告捷，吴挥戈南向，把矛头指向南方的邻国越，吴与越的主体民族都是越人，两国长期以来也并无瓜葛，为什么这两个山水相连的邻邦在古吴国后期会成为你死我活的冤家呢？
2008年，无锡歌舞剧院排演的大型舞剧《西施》，在全国引起了不俗的反响。舞蹈从西施这个女性的角度，诠释了吴越战争那段为人熟知的历史。夫差击败越国后，越王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同时，用美女、财宝腐化夫差。吴王宠爱西施，终至亡国。然而，这段千古传奇，有多少是真实的历史呢？
我们不妨作一个反推，如果夫差专宠西施导致误国的事情属实，以当时诸侯史家和知识分子对于吴王的成见，他们不可能不把这件足以诋毁吴王形象的事情载于史册，而同时代的主要史学典籍均不见此事。这是不是说明，这个江山美人的传奇，是后人虚构的又一版本的红颜误国呢？
后世的历史学家意味深长地指出，吴国的衰亡，其主要原因正是因为他的连战连胜。多年对外战争的胜利，使得吴国的统治者们自以为找到富国强兵的捷径，而倾其所有，穷兵黩武，荒废经济发展，终于导致这个本来综合国力就比较薄弱的小国最后的覆亡。
这段悲剧，留给后世吴人最大的财富，恐怕并非那些脍炙人口的戏剧小说，而是一个惨痛而深刻的教训，透过历史这面镜子，吴人明白了，什么才是富强兴旺、长治久安的基石。
馆娃宫，吴王夫差最为奢华的行宫，传说当初他就在这里金屋藏娇，和西施共度良宵。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了一座香火鼎盛的佛寺。
胥门，当年因为直谏夫差被杀的伍子胥，他要求死后把自己的头颅悬挂在这里，目睹他视为祖的勾吴最后的结局。
山河犹在，故国无存，曾经尚武刚猛的吴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一切仿佛转瞬之间。
吴国败亡之后，其政治建制，宗庙社稷被彻底清毁，人民流散各地，他们成为后来吴姓人的祖先，今天这里的居民大多和春秋吴国的先民全无血缘关系，但他们依旧自称吴人。吴灭亡之后2000多年来，这块土地的建制经历多次变化，但是吴地始终是这一地区的总称。一个国家不复存在了，但是它的名字却留了下来。2000多年来，泰伯庙、泰伯陵一直被认为是天下吴姓人的宗祠，世界各地的吴姓人都来到这里立碑，表示认祖归宗的心愿。对于华人来说，对于祖先和根脉的铭刻与纪念已成为薪火相传的民族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清明时节，这里的人们会制作一种有三种馅料的米粉糕团，他们把这种点心叫做“三酿团子”，三种馅心，一青二白。在吴方言里，“酿”与“让”同音。当地人说，制作这种点心，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泰伯三让王位、奔吴拓荒的故事。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类都习惯于用各样的风俗和生活细节来回忆那些远去的人和事。
《说吴》第二集(纪录片解说词)：男儿何不带吴钩
三千年吴地兴亡事，道不尽风花雪月才子佳人。
也不乏金戈铁马、恩怨仇杀„„
让时光倒退2524年，这一天在吴国发生的一切，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当日午时。吴国贵族公子光在家中宴请吴王僚，这位自泰伯奔吴时算起的第二十三世吴王，是公子光的堂弟。父亲诸樊尊崇祖父寿梦的遗愿，将王位兄弟横传，希望最后王位能够传递到贤能的四叔季札，然而余昧却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僚。
作为诸樊的长子，公子光认为僚窃夺了属于自己的王位，并且昏庸无能。专诸的出现让他觉得夺回王位的时机到了。因为，专诸愿意为他赴死。
专诸，吴国人。时为生活在太湖畔的一个普通屠夫，重义豪侠，远近闻名，后经伍子胥推荐成为公子光的门客。《史记》载其相貌“熊背，深目，貌甚伟”。为了顺利完成刺杀吴王僚的使命，专诸还专门学习了制作美味的烤鱼之法。
鱼肠剑，铸剑大师欧冶子顺承天地万物之精气所铸五口宝剑之一，至今也无人知道它因何而得名。
现在，这口宝剑就静静地藏在专诸手端的烤鱼鱼腹之中，震惊历史的一幕就要开演了。
拔剑刺杀的过程其实只有短短的一秒。但这一秒无疑却改写了吴国的历史。因为，在吴王僚轰然倒地的瞬间，另一个怀揣山河之志、图鼎盛霸业的君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当年的公子光成了春秋五霸之一的吴王阖闾。而“重然诺、轻生死、成大事”的刺客专诸，完成使命之后则静静地躺在无锡鸿山的半坡之上。不久之后，又一位吴地的侠义刺客要离也陪伴专诸葬于此山。
春秋时期吴地的腥风血雨，在390多年后的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眼里，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史记·刺客列传》中“专诸刺王僚”的故事也伴随着那柄鱼肠剑流传了2000多年，而专诸、要离也与聂政、荆轲一起，跻身于春秋战国时期“四大著名刺客”之列。
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吴地，与温山软水长相厮守的吴人竟然在古代四大刺客中堂而皇之地占据两席。这在世人看来，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今天的吴地，以温文尔雅、崇文重教著称，温和的民风，柔润的秉性与这片温山软水相得益彰。几乎没有人把威猛刚勇、热血贲张这样的词汇和这片水土上的人联系在一起。
那么，吴地民风真的自古就是温文尔雅、与世无争的代名词吗？
事实上，春秋时期，地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吴地，民风强悍、侠义轻生、尚武任侠，与中原诸国相比，似乎更多保留着野蛮时代粗犷剽悍的风气，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之国。然而，正是这个蛮夷小国，自吴王寿梦时开始崛起一方，至阖闾与夫差时期更是问鼎中原，逐鹿天下。世人谈及吴国军队更是闻风丧胆，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叶文宪教授认为：春秋时期的吴人是一群尚武之人，称霸最主要的原因是凶悍、强悍，好勇轻死。视死如归的吴人，无论战场格杀、恩怨角斗，还是朝廷刑罚，轻死之风盛行，涌现出了一批像专诸、要离那样悲歌慷慨的伏节死难之士。吴人蛮勇好战，崛起东南、所向披靡，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但是，当我们仔细梳理那些历史的残片，就会发现，貌似凶悍蛮勇的吴人其实并非只逞匹夫之勇，而是充满运筹帷幄的计谋与智慧。
位于苏州市西南的穹窿山，山高林密，素有“吴中第一山”之称。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到此，寻访一位春秋时期吴国先人的足迹。据传此人曾隐居在穹窿山的茅蓬坞，呕心沥血著成兵法13篇，献于吴王阖闾。后人称这部军事著作为《孙子兵法》。
孙武的到来使吴国的军队战斗力陡增。作为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的作者与执行者，孙武可谓治军严谨，用兵如神。
孙武的到来使得强悍的吴军如虎添翼，剽悍的民风融入了充满智慧的军事谋略和赏罚分明的严明纪律，吴人的强悍与先进的军事思想所激发出的战斗力是难以想象的。
而吴楚之间的一场大战就在这时爆发了。
公元前506年，楚国攻打已经归附吴国的小国——蔡国，这给了吴军伐楚以借口。阖闾和伍子胥、孙武指挥训练有素的3万精兵，乘坐战船，溯淮而上，直趋蔡国与楚国的交战地。楚军见吴军来势凶猛，不得不放弃对蔡国的围攻，收缩部队，调集主力，以汉水为界，加紧设防，抗击吴军的进攻。不料孙武却突然改变了沿淮河进军的路线，放弃战船，改从陆路进攻，直插楚国纵深。伍子胥问孙武：“吴军习于水性，善于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呢？”孙武答道：“用兵作战，最贵神速。应当走别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它个措手不及。逆水行舟，速度迟缓，楚军必然乘机加强防备，那就很难破敌了。”
就这样，孙武在3万精兵中选择了强壮敏捷的3500人为前阵，身穿坚甲，手执利器，势如破竹，大败楚军。直至攻入楚国的国都郢，楚昭王带着妹妹仓皇出逃，伍子胥鞭尸楚平王以泄杀父之恨。孙武以3万吴军击败楚国20万大军获得完胜。这场春秋时期的以少胜多、长途奔袭的经典之战，至今为后人津津乐道。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身为齐国人的孙武会选择吴国作为其施展抱负的地方，按照国力对比，吴国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时期充其量是个二流国家，远非齐国、晋国、楚国、秦国可比。那么，这个地处东南的小国是靠什么吸引了一代兵圣呢？
苏州大学吴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王卫平教授分析说：孙武投奔吴国的最大原因是当时吴地偏安东南一隅，社会环境相对安逸，适合隐居著书立说。同时，吴对楚摆出一副北上争霸的姿态，这可能也是吸引孙武奔吴、施展才华的一个原因。
无论何因，孙武的出现让本就强悍的吴国军事实力达到了顶峰，从而能够以弱胜强，打败楚国，称霸一方。吴楚之间的战争，自寿梦时算起已经征战百年，除了宗族之间的恩怨之外，究竟是什么驱使着两个国家绵延不断的兵刃相见呢？
这里是安徽省铜陵市，春秋时期这里是吴国疆域的西北端。铜陵的得名是因为这里盛产铜矿。
这座看似普通的小山包，坐落在铜陵市郊。山下有一个不大的山洞——“金牛洞”。身为铜陵博物馆副馆长的刘宝林已记不清是第几次来这里考察了，但每次来，他都会有新的发现。
金牛洞是春秋时期古人采铜之处。金牛洞的发现，印证了春秋时期就有人在此采铜炼铜的历史事实。很多迹象表明，吴人当时的采铜技术已相当成熟，在机械化并不发达的古代，他们又是怎样进行开采工作的呢？
古人先用火对洞壁进行焚烧，然后泼水裂石，因为铜与石涨缩系数不同，经烧灼、泼水后便很容易被分开。不难想象，当时在铜陵地区曾有无数的劳工在这样的地方火烧、锤击，不分昼夜地采铜，空气中永远弥漫着烟火与铜臭焦灼的味道。他们可能不会想到，他们用血汗一声声敲打出的是一个帝国的梦想。
“青铜”，是古人有意识地将铜与一定的锡或铅配比而熔铸成的合金，因为以铜为主，颜色呈青，故名“青铜”。铜陵地区在春秋时期被称作“吴头楚尾”。顾名思义，此处是当时吴楚两国的交界地带，在这里曾发生多次吴楚之间的争战，那么，作为青铜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铜矿，是否就是两国争夺的焦点呢？ 叶文宪教授认为：吴国和楚国的战争，主要是为扩展势力、争夺江淮之间的地盘，而铜矿资源自然也是重要的争夺对象。
吴楚不断为争夺地盘和资源而争战，而与当时吴人的野蛮不羁相比，楚人也许称得上是谦谦君子。这一点，从吴人与楚人在获得铜资源后的大相径庭的用途上略见一斑。对神灵的敬畏和对音律的迷醉，让楚人铸造青铜礼器与乐器的技艺走向巅峰；而尚武蛮勇的吴人却将青铜铸造出了天下无敌的神兵利器。
这是一柄正在无锡市博物馆展出的吴王光剑。它出土于安徽南陵县，剑长54厘米，无锈、历经2500年仍有光泽。剑柄呈椭圆柱形，上有两道箍棱，剑格宽厚，上有镶嵌绿松石花纹。近格处错金铭文为:“攻吾王光自作用剑，恒余以至克战多功”。
据《战国策·赵策》记载：“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从出土的这柄吴王光剑来看，埋藏地下2500多年，至今仍青光熠熠，锋利无比，可见史书之说，绝非虚辞。
“吴钩越剑，天下名重。”千百年来，宝剑一直是统治者的挚爱，不仅显示身份地位，也是古代男子常见的装饰。从“吴人作钩”“干将莫邪”到“季子挂剑”，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传说，今天成为认知宝剑价值的有力佐证。
浙江德清的莫干山，因春秋时吴地两位铸剑大师而得名，“干将”和“莫邪”既是人名也是剑名，雌雄双剑的传说让吴地的铸剑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相传二人曾在此地采天地之精华，筑炉炼剑于山中，铸得宝剑献于吴王。文献上曾记载，当时的楚国曾愿意用一个城池的宝贝换取吴国的一把宝剑，而吴王却毫不动心。
吴剑不仅锋利坚韧，且剑首部分有精美装饰，镶嵌玉石，并以同心圆护手，精致美观。当时吴地相对高超的兵器冶炼术，对吴国尚武争霸的扩张野心，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物质保证和技术支持。
然而，作为权力象征的吴王剑，却没有一把是在吴地的中心出土或发现的。建国以来，在安徽省南陵县、庐江县和山西省原平市等处出土或发现有吴王光剑；在河南省辉县、山东省临朐县和湖北省襄阳市等处出土或发现有吴王夫差剑。吴国向南征越，向西伐楚，向北又会盟诸侯于黄池、与晋争锋。光是吴楚争战，规模较大的就有五次。这些吴王剑出土或发现地的分布，就足以看出当年吴国君王的征战范围。然而，连年的征战使吴国国力空虚，最后被越国所灭，不可一世的吴王夫差用最后一柄夫差剑自刎城中。
吴国，越国，楚国的铸剑技术是一脉相承的。《荀子·强国篇》载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剖刑而莫邪也。然而不剥脱，不砥砺，则不可以断绳”，可见制作一把“莫邪”那样的宝剑需要制模、浇铸、热处理、锻打、磨削等诸多复杂的工序才能完成。当然，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铸剑师往往和神秘二字紧密相连的，他们的技艺也是密而不传的。在无数的文献古籍里难觅关于铸剑工艺流程的具体记载。
这把越王勾践剑，1965年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通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剑刃长45.6厘米，剑宽4.6厘米，剑阁宽5厘米。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有间隔只有0.2毫米的11道同心圆，剑身呈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镶有蓝色玻璃，背面镶有绿松石。剑柄以丝线缠缚，靠近剑格处有鸟篆铭文——“越王鸠潜，自乍用剑”。
此剑深埋地下2000余年，出土后光亮如新，并锋利无比，乃吴地铸剑术所铸宝剑之极品。
要复制这样一把宝剑，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在不断的失败与摸索之中，金海鸥用了10年，终于找到了其中的法门。
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在不断的锤击敲打中，一口宝剑逐渐成形，那么，先秦时期的青铜宝剑也是这样制作的吗？
制模、炼烧、浇铸、打磨，一系列繁琐的工艺，虽有现代技术的支持，技师们每一步骤也十分精细严谨，成功率却仍然只有5%左右。这就不难想象，在远古条件和环境下要制作出一把传世宝剑是多么的艰难。
吴地的铸剑术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古代吴人相信剑气是有魂灵的，铸剑的过程更像是一场神圣而复杂的仪式。在流传千古的传说中，最著名的当属干将莫邪的铸剑故事了。相传，铸剑名师干将莫邪夫妇，奉吴王之命铸传世宝剑两把，然而筑炉燃解99天之后，矿石仍未熔化。最后，莫邪挥别丈夫毅然跃入熔炉，顷刻之间风云大变，九天之灵气汇入炉中，终铸成一对绝世好剑，名曰“干将剑”与“莫邪剑”。
古人认为“吴越之剑，迁乎其地不能为良”其实这并不在于地气，而是由于制作技术的精良。金海鸥耗费10年之功、潜心复制的这柄“越王勾践剑”，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吴越名剑制作工艺的精妙与神奇。
阖闾时期为强国扩张需要，不仅在金陵设立冶城，且遍寻天下名匠，“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导致吴地“作钩者甚众”。
《汉书·地理志》记载说：“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好勇忘死的春吴人与锋芒尽显的吴剑，是那个时代吴地文化的最强音。
吴地利器自吴国灭亡之后，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它并没有走出人们的视线，一代代文人墨客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两千多年来的诗词歌赋中，吴钩越剑这一沙场利器，无数次地闪现出刚勇清健的身影。屈原《楚辞·国殇》中曾经提“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而唐代诗人李贺的《南园》一诗则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吴国的利器已经上升成为一种英雄气节、视死如归、骁勇善战、刚毅顽强的精神符号了。
自泰伯创立勾吴起，吴国历经25代君王，前后共700余年。穷兵黩武的吴国在鼎盛时期迅速走向了灭亡，吴越大地融为一体，民间的尚武之风也随之逐渐衰落。随着吴地后世经济发展、政治演变、人口迁徙、教育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六朝以后吴地民风逐渐由刚勇强悍转为温婉阴柔。吴地远古的尚武之风今日早已无处可寻。虽然项羽推翻秦国暴政的8000主力精兵来自吴地，孙坚也曾在此建立三国东吴之霸业。但比起春秋吴地剽悍的尚武之风，后来的吴地民风还是少了些粗犷剽悍与忘死轻生。
这里是位于南京市中心繁华地带的朝天宫。它已和身后的冶城山融为一体，包围在现代化的钢筋水泥之中。相传吴王阖闾与夫差都曾派人在这里筑炉铸剑，为争霸天下制造神兵利器。2000年前的硝烟早已散尽，现在这里是南京市民的休闲场所，每日清晨，都有许多市民在这里舞剑强身，他们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是春秋时铸就天下名剑之所在，他们的一招一式之间也不再拥有当年的舞动乾坤之势了。
晋室南渡、宋廷南迁，大规模的政治避难将北方士族文化带到荒蛮的吴地。爆发于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对北方的经济文化无疑是重大的打击，但大量人口、技术和资源的南迁，却为吴地后来的繁荣发展带来了机遇。
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社会风气变化的物质基础，荆棘遍地的水泽荒野早已变为万顷良田，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令吴人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大量北方士族阶层的拥入，使吴地风气逐渐发生了改变，“士族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审美追求，为早期“蛮勇”“尚武”的吴地文化注入了崇文阴柔的特质，增添了许多“诗性”的特征，雅化了吴文化的审美取向，清秀、温婉、纤柔、静雅遂逐渐成为吴文化后来的重要特色。由是，吴地文化的“江南特质”日益清朗，吴文化也终于完成了从“尚武”向“崇文”的转型。
远离了那些金戈铁马与刀光剑影后，吴人们学会了谦和与忍让。停止无休的征战已经成为吴地的民心所向。
这座不算雄伟的小山峰，坐落于无锡惠山的东侧，名曰锡山。当地人传说无锡市名称的由来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最流行的说法是，秦始皇发兵统一中国之时，大将王翦的军队埋锅做饭时偶然发现了一块碣石，上书“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无锡因此而得名„„ 从这个口口相传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现代吴人对岁月静好、生活清宁的殷殷向往。无锡影视家协会主席许墨林先生告诉我们：无锡名称的由来虽有多种说法，但他更倾向民间的这种传说，虽然难以找到历史的依据，却真实地体现了吴地人民心中渴望和平、幸福、吉祥的美好愿景。
历经沧桑洗礼之后，吴地已成为与远古剑气啸傲迥然相异的人文之乡。刚勇尚武的民风似乎早已荡然无存，但是，当年人们崇尚武士侠客、天下名剑的踪迹还依稀可寻：苏州城内至今犹存专诸巷，干将路、莫邪路现在仍是苏州的主要干道。这些沿用至今的地名，也许正是吴地人心中挥之不去的英雄情结和对那段峥嵘岁月依依眷恋的真实佐证„„
《说吴》第三集（电视纪录片解说词）：君家正在吴门住
无锡玉祁镇上的这条小街不过百米，是风貌普通的江南民巷。可是，在这短短的小街里却走出了众多的名人：薛暮桥、孙冶芳、薛明剑、秦古柳、薛佛影„„现在，他们的故居在街道两侧紧密相连，成为当地人引以为豪的人文景观。
无锡的钱氏是江南望族。城外的七房桥村，曾是钱氏家族的聚居地，而钱穆、钱伟长、钱俊瑞、钱临照、钱令希等大师和两院院士使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落蜚声中外。
因为紫砂壶和竹海闻名于世的宜兴，同时又是“教授之乡”、“院士之乡”和“书画之乡”。5位书画大师、22位两院院士、30多位大学校长，周培源、蒋南翔、徐悲鸿、吴冠中等名家大师无不是从这里走向世界。
蔚为壮观的人才群体，让人们有了这样的疑惑，吴地江南究竟是怎样的一方圣土，何以从古至今，人才辈出呢？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东晋时期的吴地画家顾恺之所概括的山水之美无疑是江南风景的写照。江南不仅有清秀的山水，也是文人墨客心中的一片精神乐土。
大江之南，山温水软，人杰地灵。
江南在字面上的意思是指江之南，江即是长江。明清之后，江南的地域概念几经变异，现在指的是今天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里曾经是春秋时期吴国统治的核心，所以人们也称此地为吴地。
在古代，坚实的农副业经济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开始，作为鱼米之乡的吴地江南，普通人家经常把余粮做成小吃，松软甜糯的糕点，曾是古代人民生活富裕的标志。小吃的原料是江南盛产的稻米和农副产品，在农业立国的古代，粮食生产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有着天下粮仓之称的江南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支柱，因此也就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民间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句谚语：“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它所描述的是公元4世纪初，西晋末年的永嘉年间，匈奴不断的侵犯，扰乱了北方的政权和人民生活，而江南吴地被描绘成世外桃源般的安定之地，北方人对南方的憧憬引发了史称永嘉南渡的大移民。据历史学家谭其骧统计，永嘉年间北方迁往南方的人口就达90余万，占到北方人口的1/8，江南不仅成为平民的避难所，也成为士族和知识分子营造的文化中心。受到日益浓厚的文化气息感染，江南人家最朴实的生活理念被浓缩成一句家训——“耕读传家”，悬挂或雕刻在门楣之上。读书被当作和耕种同等重要的事情，成为家族世代兴旺的保证。
位于无锡的东林书院，每到周末就有一些低龄的孩子们来到这里，跟随老师们诵读经书，师生一起陶醉于读书的乐趣之中。孩子们读书的东林书院，兴建于北宋，是当时江南理学的传播中心，明朝时候，这里声名远播，讲学议政、视天下为己任的东林精神便是从这里弥漫朝野。今天这里仍然延续着读书育人的传统，孩子们以学习中国传统典籍为主，这些当代人的课余读物，在古代却是读书人不可不读的著作。
饱读诗书，是古代读书人体现其学识的重要标志。读书不仅是为了学习圣贤知识，也是寻求个人发展、改变人生际遇的重要手段。
自隋唐兴起到清末废除的科举考试，在中国延续了近1300年，它既是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是读书人实现“学而优则仕”梦想必经的考验。考生需要经过由地方到中央设立的层层考试，还要在不足一米见方的考舍内度过九天，考试复习，生活起居都不得离开。在今天看来有些残酷和可笑的事情，却是当时万千学子金榜题名这一人生幸事的开端。
这幅魁星点斗图，其图案是由“正心修身、克己复礼、鳌斗”十个字组成，科举考场前都可以见到它的碑刻，据说如果考生能看出隐藏在图上的这十个字，便有望金榜题名，甚至高中状元。
在中国古代科举史上，共有596名文状元，吴地走出的状元就占到总数的20%以上；明朝全国共录取状元90名，仅苏州一府就有8名，占全国比例近1/10。清朝的114名文状元中，江苏一省就有49名。新中国一共产生了1390名两院院士，江浙两省的院士总数就达到564人，达40%以上。
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吴人在科举这一文化大战中总是每每取胜，使得一种培养优秀文化人才的良性机制形成了，在创造科举奇迹的同时，吴地社会同步建立了许多文化坐标。
吴地流传着许多有关读书和科举的传奇佳话、一方面为读书人树立了楷模，同时也为优秀文人的诞生并梳理出江南才子这一特定知识分子的形象奠定了基础。“这位古人称不上美男子，却是气质飘逸的化身；他风流倜傥，又历尽坎坷；他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他一生清高自傲，被称为天下奇，从而名留青史。在明代的”四大才子“中，他的知名度最高，他就是江南最富传奇色彩的文人唐寅唐伯虎。”
唐伯虎乃明代“四大才子”之首，他的诗书画号称吴地三绝。但是，他的知名度似乎更多来自他的传说轶事，其中“三笑点秋香”的故事家喻户晓、流传最广。故事中的唐伯虎风流儒雅、聪慧过人而又浪漫多情。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却并非靠着拈花惹草的风流韵事而名扬天下。
唐伯虎作为一个读书人，也曾把考科举中功名视为人生价值的体现。他才学横溢，以乡试第一名解元身份前往南京参加会试，当时街头巷尾盛传新科状元非他莫属，但这次南京之行却成了唐伯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被诬陷参与科举舞弊而锒铛入狱，而他的灾难还不止于此。
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妻子死了，妹妹死了。孑然一身的唐伯虎，又遭遇了科举冤狱，与李白“散发弄扁舟”的孤傲抗争一样，唐寅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后半生的唐伯虎对礼教章法不屑一顾，笑傲江湖，醉意书画，卖字换酒，行为洒脱，放浪形骸，民间流传的多情风流的才子唐伯虎捕捉的只是他外在的一面。
在古代，吴地江南不乏唐伯虎这样游离于正统之外的知识分子。号称张颠的书法家张旭，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高启，舍圣贤书、行万里路的徐霞客，蔑视权贵的《三言》作者冯梦龙，绝意仕途的金圣叹„„这些大胆挑战世俗、个性张扬自由的吴地文人一起构成了古代吴门才子的群像。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以唐伯虎为代表的古代吴门才子渐行渐远。但他们的形象似乎已经定格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如梅如竹，既馨香孤傲、柔情万端，却又宁折不弯、铁骨铮然。吴门才子，就是这样才情兼备、儒雅浪漫，清峻秀逸中带着狂傲，灵动聪慧中不乏稚拙，多才多艺更似乎浑然天成，这似乎已经成为吴地才子贯穿古今、一脉相承的共同气质。
1990年，在全国热播的电视剧《围城》，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一位现代吴地才子的极大兴趣。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既正直又软弱，既精明又不谙世事，既入世又玩世的知识分子，虽然才气横溢，却终于成为那个时代的“零余者”。许多人都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或多或少总会烙印着一些作者的自己的个性特征，那么，《围城》的作者钱钟书与小说主人公方鸿渐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这位伏案写作的老人便是《围城》的作者钱钟书。相比那个无心致学、即便留洋也买个假文凭了事的方鸿渐，钱钟书却是一位学贯东西、博古通今的鸿儒。钱钟书出生在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便是颇为知名的国学大师钱基博。也许因为家境的熏陶，钱钟书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一生钟情于书籍。他不仅喜好文学，博览群书，涉猎范围也广博而活泛，且不乏深度。在他身上，感性和知性水乳交融般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幽默通俗、文采斐然的小说《围城》与精深严谨的学术巨著《管锥篇》，竟这样出自同一人之手，着实令人称奇。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子，而且是一个“狂才子”。还在清华大学念书的钱钟书就曾放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当得了钱某人的导师！”钱钟书率真书生气的性情和恃才傲物的才子风范，成为吴地才子的最好注解。
这种才子风范与庸常世俗是格格不入的。大多数时间里，钱钟书深居简出。曾经有位英国女士读了他的书，仰慕钱钟书的才华反复求见，而钱钟书的答复竟然是“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就够了，何必非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期间，钱钟书同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冲击，这对他来说是陌生的课题。遭遇了人生的起落之后，这位吴地才子在无奈之下似乎对社会人生看得更穿。
很少有人能够窥探到钱钟书的内心世界，对于一个不写自传，不出全集，不见记者，大隐于市，却又个性鲜明、光彩夺目的文人，钱钟书身上无疑具有一种神秘的气息。人们对他左手右学的崇拜和敬佩，不论称其为大学者或是大作家，似乎都没有比“才子”这两个字更入木三分。
比起钱钟书，同住在无锡学前街一带的顾毓琇，较少被人熟知。如果不是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特意绕道费城探望这位老师，许多人对顾毓琇这个名字还会感到陌生。
其实，顾毓琇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罕见的才子——一个能够左手娴熟于人文、右手精通于数理的旷世通才。
“学博于文，业精于理”，这是别人对顾毓琇的评价，顾毓琇是著名的机电专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多产的人文杂家。他一生创作了众多话剧、小说、散文、诗词和音乐作品，集剧作家、导演、诗人、音乐家于一身，吴地才子多才多艺的形象在他的身上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顾毓琇的主要成就来自于他在科学领域的钻研，他仅用四年半的时间，就获得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也成为第一个获得该校科学博士的中国人。26岁的顾毓琇解决了长期困扰电机学界的一项学术难题，为他赢得了有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蓝姆”金质奖章。至今，由他研究的科学成果仍广泛应用于基础数学、机电学和国际航天领域。
从顾毓琇身上，人们开始瞩目吴地知识分子中日益崛起的科技人才。物理学家周培源；植物病理学家裘维蕃；化学家邹承鲁；船舶设计专家辛一心；美国太空衣之父唐鑫源；建筑大师戴念慈；计算机专家王选„„这些科技精英人物改变了吴地才子只重诗词书画的观念。
学者诗人教授、清风明月劲松——是顾毓琇的自我评价，也是对吴地才子群体秉性的概括。综观历史，弃武力以智慧取胜、舍死板而以灵动见长的特征已经成为吴地知识分子的共性，而这种贯穿古今的人文气质也有着更深的文化和心理根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片山温水软的土地与吴地才子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人杰与地灵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番关系？
太湖，是吴地最大的一片水域。长久以来，它被视为吴人的精神家园和吴地文化的源泉。从古至今，人们对这片水域有着独特的钟爱之情。
吴文化常常被视为水文化，而太湖正是水文化的象征。在吴地，长江、运河等水系与太湖共同构成了吴地的水乡特色。吴人衣食住行中的蚕桑丝绸、稻米鱼虾、城和村、桥和船，莫不与水息息相关。
老子说：“上善若水”。
孔子云：“智者乐水”。
“水”的自然特性是“随物赋形”，灵动善变，顺应时势，温润通达，可进可退，柔中有韧，以柔克刚，涨落有序，盈枯有时，流转不已，灵活变化„„吴人性情中的细腻多情、温柔浪漫、聪明灵动、活跃机敏正是水文化在人才特色上的真实体现。人们在与水世界的互动中，也获得了认识世界、感悟人生的重要启迪。
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养育了吴人灵活善变、善于观察、审时度势、把握机遇、随时调整自我的长袖善舞性格，这种文化性格对后世吴地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早在3200多年前，来到吴地的泰伯，是追求和谐、三让王位的君子。吴地先民接纳了这样一个外地人，并尊为吴人的先祖，因势利导和乐于变革的人文精神已经有所彰显。
春秋时期，常熟人言偃远行鲁国向孔子求学，成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当中唯一来自南方的学生。学成回到江南的言偃，一生致力在吴地传播孔子学说，被后世称为南方夫子，开创了吴地求学之风。魏晋之后，随着文化中心的南迁，在南北方文化、中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吴人再次展现出随时度势、兼容并蓄的水文化特征。日益富足的物质生活和对文化品位的向往，共同促成了诗意江南的诞生。
刘士林说：中国诗性文化中有两种形，一种是北方的那种诗性文化，一种是江南的。总体上讲，北方的诗性文化呢，它是以齐鲁文化为代表，它比较关注政治，关注伦理。比如儒家特别讲教化，儒家有一个说法叫诗教，诗教呢就是用诗歌来达到教化、规范、引导人的作用。和北方的诗教相比呢，江南的城市文化的发达，生活的富裕，他的伦理教化的要求就不迫切，相反的是人们娱乐、消费，过一种很快乐，有诗意的生活提供了条件，所以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种形态。
江南地区以舒适、情调为核心的人文精神超越了以温饱、平庸为代表的生活和思想制约，人们的生活空间也变得情趣盎然、韵味深厚。具有才学修养的人被视为高居社会前沿和能够引导生活潮流的群体，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偏爱，因此社会风气由尚武转向崇文，全民重视读书教育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北宋时期的《吴郡图经续记》中，学校第一次专列章节介绍，到了南宋时期，范成大撰写《吴郡志》时，学校章节位列卷四，其位置已经列于官宇之前，由此可见教育在吴地拥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天的无锡碑刻博物馆，即是当年的县学遗址，这里保存着许多记录吴地办学的历史。“无锡县儒学题名记碑”，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在这块碑上面，记录了明朝万历年之前，无锡历届县学教谕的姓名。教谕，即是今天所说的正式老师。能把老师的名字刻碑传世，由此可见尊师重教在吴地的蔚然成风。
清末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工商实业转变的吴地经济更加推动了教育的发展，1898到1923年，无锡共创办了各类新式学校达369所。越来越多的吴地工商业者投身到教育事业当中，成为推动近现代教育的坚实力量。荣氏兄弟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从文人自省修身，到民间尊师重教，再到精英人士的社会责任感，倡导教书育人的社会风气，使吴地孕育出更多的教育家和学者群体，像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许智宏，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等等，正是从他们身上，人们也看到了吴地重视教育的传统在新的时代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如果要对吴地的人才辈出予以解读的话，从正心修身到读书仕进，从激扬性情到学以致用，从文化兴邦到为国育才的思想沿袭便是其核心根源。
从无锡东林书院激荡起的古老声音，在今天有了新的回响，吴地世代传承的树人育才传统也融入了新的理念和内涵。曾经由近代工商业者荣德生创办的江南大学，今天已经成为新时期教育的典范，在这里，教育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扩大，广泛的专业、灵活的办学思路、进取的姿态、治学以用，以用促学的学风，正是吴地文化笃学尚行传统新的诠释。
江南才子，曾是对吴地卓越知识分子的最佳标注。在新的时期，这里的莘莘学子，正在用自己的学识和尝试重新构建这个词汇的内涵。务实求真的社会价值观和敢为人先、超越自我的个人价值取向，正在激励更多的新型人才在此成长，而他们，也将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最坚实的动力来源。
《说吴》第四集（电视纪录片解说词）：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是初冬时节太湖光福渔港的清晨。
这条七桅船的主人叫蒋富宝，他家的船自1873年从这个港口下水，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太湖。算来他是这条船的第四代主人，很可能也是七桅船的最后一代船长。
像这样的七桅船、五桅船，以前在太湖上随处可见。它是太湖的象征，水上的精灵，吴地人的骄傲。据说，这种样式的帆船最早是南宋岳家军的军舰，后来战事平息，太湖的渔民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把它改造成了渔船。几百年过去了，太湖依然烟波浩渺，帆影点点，船上的生活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靠天吃饭是渔民们的生存法则。没人知道一天的收获会怎样，可能鱼虾满仓，也可能无所收获。
蒋富宝的船是太湖上仅存的几条七桅船中间的一条，曾经有人想出高价把它买下作为收藏。但老蒋没有同意，不是因为价钱的原因，而是从出生起便在这条船上的他，已经离不开水上的生活了，他总觉得有船才有家。
吴地先民自古就习惯了船上的生活，古文献中记载说：“吴人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吴越春秋》中更是形容吴越之人“以船为家，以楫为马”。无论生产、生活还是军事、娱乐，吴人无一不与船为伴。先古吴人还曾把船作为死者的安葬之所，视船为灵魂的栖息之所。
很难想象现在这片被称为人间天堂的富庶之地，当年曾经荆棘密布，水泽湖泊交错，时常洪水泛滥。因为水患频仍，在中原人眼中，吴地是一片南方的萧索蛮荒所在，很少涉足。而远古时便聚居于此的吴人则在这里开始了一段与水为伍，与船相伴的传奇。
吴人与船的故事，就开始于水中漂浮的这一块块木头。他们曾骑在圆木上顺水漂流，从而躲过了一场又一场洪水的浩劫。后来有人抓住一块木片向前划行，渐渐演变成了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把圆木掏空，人坐其中，还可随身携带物品，这就是吴人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独木舟。
那么，吴地造船的历史，究竟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期？
这里是位于江苏常州的淹城遗址。3000多年前，这里的城池有三道水系包围着，形成了固若金汤的军事堡垒。现在，远古的城塞早已灰飞烟灭，但当时的环城水系却完好保存了下来。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次清淤过程中，人们在内城的河道中发掘出了三条春秋时期的独木舟。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国考古界。其中最大的一条为整段楠木火烤斧凿而成，长11米、宽0.9米、深0.45米，被学者誉为“天下第一舟”。
古淹城独木舟的出土，昭示着春秋时期的吴人已经把船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了。
春秋时期的吴人是一群骁勇善战、忘死轻生的尚武之士。而吴国在阖闾、夫差时期军事势力一度达到鼎盛，北上中原的野心以及目空一切的霸气，让这时的吴国成了一部超级战争机器。他们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称霸一方。在一次次的征战中吴国训练出了一支强大的水军，无人能够与之争锋。
这是镌刻于战国时期铜壶上的战船图形。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战船已经分为上下两层，航行与战斗互不侵扰，十分先进合理。这种战船的原型正是吴国的军舰。据《越绝书》记载，伍子胥著有水战法，规定了舟船尺寸、水军编制和船队战法。其中主要的战船大翼——宽6尺，长12丈，可容战士26人，其中擢手50人，舳舻手3人，操长钧、矛、长斧兵器的各4人，官吏、仆人、射长各1人，共可乘91人。伍子胥时期最大的战船“余舟皇”号，船高6层，可载兵士2000余人。
在拥有了如此尖端的战争利器后，吴国君王称霸的野心迅速膨胀。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费全国之工修筑邗沟，当时无数劳工日以继夜地劳作，引长江之水北上，从而将吴国的战船开进中原腹地。
夫差称霸中原的野心最终还是破灭了，但那条耗费万民之力修筑的邗沟至今仍静静地流淌着，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有确切纪年的第一条大型人工运河。1000多年之后，隋炀帝又在它的基础上开通了闻名遐迩的“京杭大运河”。
大运河的开通，贯通了中国的南北，也让吴地在大一统的中国开始扮演新的历史角色。“夜半江声听不住，南船才过北船来”是古人对扬州当时繁忙水路运输场景的形象书写。而大唐的盛世更让这里成为当时中国最繁华的交通枢纽与贸易集散地之一。
这些精美的瓷器藏于扬州双博馆，它们均出土于扬州地区，却并不是在这里烧造的。这些当时中国著名窑场的精品，通过水路汇聚扬州，再远航到世界各地。扬州，就如同现在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最繁荣的贸易港之一。
可以想象，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船货物汇聚于此，繁忙的漕运让吴船成为承载帝国经济命脉的重要工具。而同时乘船而来的各地精英也令当时的吴地人才济济、欣欣向荣。“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就是对这一盛况的最好注解。
随着航运的发展与各地人才的汇入，吴地的造船业也蓬勃兴旺起来，很多船型都领先于世界。这种平底的沙船，就是这一时期吴人对世界造船史最大的贡献。吴地沙船平头、方艄、平底、船身较宽，吃水浅，在水上航行时受到的阻力也较小，因而行驶平稳，在水浅沙滩多的水域很容易通过，直至今日仍在使用，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里程碑。
这是一艘在扬州出土的唐代独木舟，长5米，高40厘米，由独根巨木制成。据专家考证，这很可能是一艘在当时往来于大船之间的小型运输船，方便快捷，自由穿梭于码头与商船之间。与它同时出土的还有一艘大船，虽然已经残破不堪，但在它身上考古人员却发现了一项领先世界百年的先进技术——水密舱壁。
延绵的京杭大运河贯穿整个吴地南北，在扬州与长江相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十”字。中国最重要的南北水路与东西水路自隋唐时起直至今日，船只终日往来不息。吴地的粮食、丝绸、手工艺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的政治中心。风浪中前行的吴船对中国政治的巩固与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漕运的蓬勃发展，变相刺激了吴地的经济繁荣，同时也让吴人有更多的机会去认识、探究更广阔的世界。
公元1405年，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就从这里出发了。
这是南京长江边的一处普通的公园，从高处俯瞰，三个巨大的水池构建了公园的主要景观。由于环境宜人，每天都有很多当地百姓在此闲庭信步，他们也许并不知道，600多年前，这里曾是一片皇家的禁地。
郑和，原名马三宝。明朝永乐皇帝最为赏识的宦官，现代人眼中15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之一。公元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命其率领庞大的240多艘海船、27400名船员组成的超级船队从这里开始了划时代的伟大远航。他们带着天朝的礼物，沿途访问了30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至公元1433年，郑和舰队前后共出航七次。人们把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称为“郑和下西洋”。
这是明代《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图中，位于长江边的宝船厂与江中的太子洲遥遥相对。现在从高空望去，这里的地理位置也与航海图中所示并无二致。那么，郑和的宝船是不是就在眼前的这片水塘里修建的呢？2003年，南京博物院对这里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谜团渐渐浮出了水面。
在这次挖掘中一根长十余米，通体黝黑，方头扁尾，边缘圆润的海船舵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表面并没有涂过任何油漆的痕迹，木质纹理历历在目。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沉没水底600年的木材依然基本保持原样，足见其木质之坚硬。经过专家考证，这种木材产自东南亚，后经过长途运输抵达南京后再进行加工。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除了皇家没有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
明代先进的造船技术，突出表现在航海船舶体积的增大上。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明代一尺约合今日0.311米，依此推算，则下西洋最大宝船船长约138米，宽约56米。这种巨型海船，莫说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即使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它是15世纪中国造船业遥遥领先世界的明证，也是吴地造船史上的里程碑。
太仓浏河的天妃宫始建于北宋宣和五年。据史料记载，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从刘家岗出海之前，都会率领船队官兵把这里整修一新，进香求拜，以求出海平安。这块《通番事迹碑》记录的是明宣德五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前在此朝拜的场景。但是，此后天妃宫再也没有迎来如此浩大的船队，那些辉煌一时的宝船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自明朝中后期直至清末，历代的帝王们因为各种原因都放弃了海上贸易与海上交通的发展，闭关锁国，海禁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吴地的海船制造在这一时期发展缓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陆漕运蓬勃兴起，内河船在这一时期扮演了主角。
《姑苏繁华图》绘于清乾隆年间，长卷表现的是当年苏州城的兴盛与繁华。图中，南来北往的各类船只近400艘，在胥门万年桥和阊门吊桥、山塘桥的河面上，篙动橹摇，帆樯满河。往来如梭的货船中，满载着大米、棉花、柴草和瓷器。游船中的人们，或品尝美味的苏式船菜，或吟诗作对、抚琴而歌。这时的苏州已成为除了帝都北京以外的天下第二大城市，吴船此时也不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运输工具，功能上的细分使之承载了更多的文化内容。
山塘街东起阊门渡僧桥附近，西至虎丘望山桥，长约3600米，俗称“七里山塘到虎丘”。与其说这里是一条街市，不如说它是一条江南水乡生活的景观大道。乘船游走其间，依稀还可以感受到《姑苏繁华图》中所描绘的“居货山积，行云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的市井繁华景象。而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一回中，也把阊门、山塘一带称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可见这条有1100年历史的水道当年是何等的繁盛。
吴人“以船为家，以楫为马”的生活在近100年中逐渐被现代化的交通所取代，那些港道河汊中的各式木船已被更大更快的机械铁皮船所淘汰。这些停泊在岸上的舟楫，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彩，它们就像一尊尊雕塑，只能默默地诉说着从前。
这里是建于六朝时期的姑苏寒山寺。那一首脍炙人口的《枫桥夜泊》让这座古刹名扬天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现在，寒山寺的钟声依旧，但寺外运河上的客船却少了几分诗意，多了几分嘈杂。人们在通过科技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失落了许多过往岁月中的别样精彩。吴地形形色色的木船早已不再扮演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角色，20年、或50年后它会不会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呢？
这个看似普通的作坊位于苏州市横泾镇，门前的水道与太湖相连。工人们正在用传统的方法制作仿古木船。他们的经营对象主要是旅游景区，虽然现在的销路不错，但不难发现工人们已都年过花甲，有些力不从心。
造船的老师傅告诉我们，这种木船的制作技艺也许就要在他们这一代人手里中断了，他们的子女没有人再愿意学习传承这门技艺，对他们而言，这是十分辛苦却赚钱不多的活计。
吴船，在人们的视线里渐行渐远，吴地造船业也渐渐褪去了往日繁盛的色彩。这个二三十人的造船厂在今天木船制作加工领域算得上颇具规模了。老工匠们那些看似信手拈来的技艺也许不久的将来就会离我们远去，而我们需要挽回的也不仅仅只有这些。保护即将遗失的吴地船文化成了当务之急。
制作船模在徐海林看来是要用心才能完成的，每个细节他都力求达到与真船一致。20年前，当他还是一个普通的造船工匠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他的手艺将来会用在这里。
在徐海林的记忆中这些形形色色的木船曾经在吴地的河道湖泊中扮演者各自的角色。每一条船仿佛都拥有着自己的生命，那些桅帆与橹篙间的故事，在他的手下又一次次的被提起，船模的制造已经成为保护吴地船文化的另一种方式。
吴地的船，在苍茫的岁月中渐渐演变、淘汰、超越、发展。船文化作为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吴地的标志性符号，每一个来吴地的人都想通过与船的亲密接触，感知这里的风土民情。船文化在社会外力的作用下也渐渐发生着嬗变。
相对于上海，南京来说，甪直是个小地方，但在王华英眼中这里有她的一切。46岁的她，和其她船娘一样，习惯每天一早就把小船擦得干干净净，等待着今天的第一位船客。但在10年前同样的清晨，甪直古镇的河道上并不是这样的景色。
那时的船只是各家的代步工具，而且像这样小木船已渐渐被水泥船取代。当大家以为这种木质小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第一批游客的到来使它重新焕发了生机，也改变了小镇人们的生活。
王华英的家乡甪直古镇位于苏州市吴中区。镇里水网交错，至今仍保持着江南水乡的原始相貌。自开发旅游以来，这里便成为世人了解吴地水乡文化的重要窗口，乘一叶扁舟、听曲船歌，成为来此探访古镇的游客们最津津乐道的节目。在吴地，像甪直这样的水乡古镇已大多开发为旅游景区。吴船则扮演了新的文化角色。它仿佛是一部穿越时间的机器，引领着世人穿梭于那些古巷水道之间，让人产生一种幻觉，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又回到了南船北楫竞往来的岁月。
从区域性特点看，吴地处于长江下游区域，通江近海，信息发达，与外界交往便利，溯长江，可直上荆楚巴蜀；环太湖，可周行浙皖赣；沿运河，可贯通京杭；济沧海，可横跨大洲。吴地多水，所以多船。密布的水网、通江近海的地理环境，不仅催生了发达的造船业，也孕育了吴人开放通达的胸襟和包容的心态。
密布的水网、发达的造船技术与开放通达的地理环境，深刻地影响了吴地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心态，培育了民众心态的开放性和文化的多元色彩。因而，诞生于这一区域的不同文化形态“吴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不约而同地烙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开放性、包容性和吸纳性。也因此，这一区域在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成为外向型经济的重镇。
这一排排码放的木头产自马来西亚，质地坚硬，防腐抗虫。它们长途跋涉来到这里为的是圆吴人心中的一个梦。设计师正在绘制的是郑和船队的两千料海船，其总长71.1米，宽14.05米，主帆高38米。这张设计图并不是用来制作三维动画或舰船模型的，它是为建造一条真正可以远洋航行的巨型海船作必要准备的。你可能难以想象，在郑和远洋航行600多年以后吴地的人们又要再一次复制他的远洋梦想，并且使用的是和他一样的木质帆船。
要复制一艘明朝初年的木质宝船，工序繁琐复杂到难以想象。技师们在无数次的研讨与实践中，进行着与历史的对话。如果时光倒退140年，负责制造中国第一艘机动船的吴人徐寿不会想到，现代人为了制作仿古海船也要付出与他一样的艰辛。而600年前那个下令郑和远洋出海的永乐皇帝也必将期待宝船的重现于世。这一次，吴人对船的热爱以及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会不会再次创造奇迹？而时隔600多年以后的第八次下西洋，会不会又在吴地起锚呢？
贯穿吴地的大运河，在客观上为吴地文化增添了通达开放的气度。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以及宋代以后对漕运的充分依赖，加速了吴地与中原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互动，吴地与外界的交流更为广泛，在粮食、土布、蚕丝的大宗交易中，在纺织、铸造、冶炼、印刷等技艺的交流和戏剧文化的传播中，吴地不断扩大着与外部的经济文化的交往和互动，这种完成于水上的互动使江南地区逐渐纳入到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
《说吴》第五集（电视纪录片解说词）：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是无锡郊外太湖边的一个鱼市，每到渔季，太湖沿岸就遍布这种自发形成的水产市场，对于这里的渔民来说，世世代代的渔场——太湖——简直就是上苍赐予的一份厚礼，这里出产100余种可以食用的河鲜，其中又以并称“太湖三白”的鱼白鱼、白虾和银鱼最为知名。
太湖占据了吴地的中心，长江从吴地横穿而过，汇入大海，围绕一江一湖，整个吴地水网密布，构成了独特的水乡地理风貌。
自古以来，气候湿润温和，植被繁茂，水土丰沃的江南因而被中国人视作人间天堂。丹青妙手们，以这里的风土景致为蓝本，抒发隐逸的情怀，描画理想中的桃源„„而宣纸上这些静谧的山林后面发生着什么呢？
寒山寺的闻名天下，是因为唐朝人张继的那首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千百年来，诗句和古寺一起变得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然而，人们却并不清楚寒山寺的真正来历，它得名于唐代一位名叫“寒山”的出家人，而寒山和拾德在中国民间被称作“和合二圣”，对他们的崇拜延续了千年，因为天下统一稳定、个人生活和谐安逸一直是中国人最深切的梦想。
然而，在现实的中国历史中，天灾，兵祸，暴政一直伴随着多灾多难的中国人，黄河流域，在每次社会动荡，外族入侵中都沦为重灾区，对于那些不愿泪浸胡尘，渴望桃源避秦的中原先民来说，北是游牧民族出没的荒原，东靠浩瀚的大海，西边是渺无人迹，寸草不生的戈壁，南方，就成了避祸移民的唯一方向。
当先民翻山涉水，风餐露宿，来到吴越之地时，他们惊异地发现，这里原来是绿瘦红肥的温柔水乡。
对于初到吴地的先民来说，这片水乡简直就是就是上苍赐与的一片桃源，相对北方的苦寒之地，同样的辛勤劳作，在这里能得到更丰厚的报偿。这里出产的粮稻蔬果水产，让他们得以安身立命，世代繁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时期，也是北方人大规模移民吴地的第一次高潮。北方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可以想象，他们的辛勤劳作，在这片土地上取得了巨大的回报。吴地人口增长和新移民的拥入都出现了飞速的增长。
人多地少，促使吴地先民不断研究和揣摩精耕细作的技术和手段。相对于北方而言，吴地从三国以来，直到蒙古入侵，拥有了宝贵的一长段相对比较安定、和平的区域性政治局面。宋朝开始，中国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天时地利人和，使得这片区域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天下粮仓。
无锡的温光照老人，在双休日请来全家人，为自己做寿，他们租了一条游船，在悠悠评弹声中享受着传统的太湖船点，由于物产的丰饶，在遥远的古代，那些移民吴地的中原士绅就开始讲究精致的饮食，追求细腻雅致的生活品位。而从唐宋开始，吴地的风貌和气质也越来越细致，风雅。这是南宋时期反映苏州城市格局的碑刻地图——平江图。从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苏州这座在水网上建设起来的吴地城市，在宋代就已经是一个规划缜密、布局合理的大都会，苏州古城的水陆双棋盘布局沿袭了1000多年，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大的改变。作为古代吴地的核心城市，苏州逐渐崛起于中国江南，宋代开始，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直至今日，人们对这一说法依然高度认同。
13世纪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东方见闻录》中，用充满赞叹的语气描述了苏州这座城市，说这里漂亮得惊人，商业和工艺十分繁荣。当地人精于工艺，城市里有许多学识渊博的学者和医术高明的医生„„当时，很多读过《东方见闻录》的欧洲人都认为马可波罗是夸大其词，甚至欺骗。在黑死病蔓延的13世纪，欧洲人很难相信，在遥远的东方，会有这样富丽的城市。
宋代以来，苏州出现了大批能工巧匠，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苏造”、“苏式”这些词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精美细致、高品质的代名词。1403年，武力夺取侄子政权的朱棣，在首都南京总是寝食不安，也许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游走着太多被他加害的冤魂„„1417年，决意迁都北京的他，为帝国新京的宫殿选定了一位设计师。他，就是出生于苏州香山的建筑师蒯祥。
蒯祥和以他为代表的苏州香山帮工匠，在明代北京的规划和建设工程中，发挥了居功至伟的作用。
苏州相城区，御窑砖瓦厂。这里出产的砖瓦，因为质地优良，在明清两代是皇家建筑的指定砖瓦，其产品被誉为金砖玉瓦。今天，这里依旧遵循着古老的制作流程，为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中国各地古建筑和仿古建筑提供着砖瓦。
御窑砖瓦，用料并无特别，其独特之处，就是每道工序的精益求精，500年来，工人坚守了传统的制作流程工艺，也坚守了不变的品质。
泥和土，无非是司空见惯的材质，然而因为吴人对于细节的专注和执著，它们也被点石成金，得以独步天下了。
经过历代吴人的建设，到明代中期，吴地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在整个明帝国的税赋财政中，吴地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苏、松、常、镇、湖、嘉六府土田仅占全国总数的4%，而田赋却占全国总数的22%。当时就流传有“江南赋税甲天下，苏松赋税甲江南”的俗谚。有学者更指出：“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在每年为朝廷贡献了巨额赋税的同时，吴地农业也开始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
过剩的劳动力，资金和产品，投入到了商品化生产中，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上世纪80年代，很多国内学者认为，此时的吴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今天，对这一论断学术界仍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吴地率先走出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了商品经济的步伐。在当时人们的笔记中，大量记载了吴地的商业发达和民生富庶的境况，并给予了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返的评价。
当时，吴地的富人生活的考究精致引发了不少道统先生的指责，他们认为，这种奢靡的风气违背了儒家传统的道德观，败坏了社会风气。
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针对奢侈性的消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适度奢侈能够刺激社会的消费和工作机会，对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具有正面的意义。凯恩斯也许不知道，400年前的中国吴地，一位大胆而富有远见的吴人，和他所见略同。
他叫陆缉，来自苏州，在一篇叫做《论奢》的文章中，他指出，奢侈是富裕的产物，而享受生活，消耗资财，能够刺激整个社会的商业和服务，从而创造新的财富。作为出生于16世纪传统农业社会的文人，陆缉，第一次正面肯定了消费行为的积极意义。
苏州市中心玉器城的大门口有一副对联：“美玉何求先向蓝田寻善种，良工安在自来吴郡出高能。”赏玩玉器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美玉和良工的结合，才能造就传世上品。众所周知，优质的美玉出自西域的昆仑，而制玉妙手却以吴地最多。苏州人陆子冈，是明代海内闻名的玉雕大师，历史记载他非美玉不琢。苏州博物馆内收藏着一些陆子冈制作的玉牌，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的用料今天看来都颇多瑕疵，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打开明帝国的地图，你会发现，和前朝的元代以及后世的清代相比，明朝的版图要小得多，出产美玉的西域，此时并不在明朝版图之内，这种缺憾，恐怕陆子冈也无可奈何„„
无论是商业贸易还是艺术创作，都需要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作为基础和后盾，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吴地维持了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地区小气候，然而，一场毁灭性的风暴即将到来„„
这是清代画家追忆清军入关后在江南纵兵屠城的画面：1644年，多尔衮辖下的清军主力部队进入长江以南地区，在这里遭遇了南明政权的顽强抵抗。对于拥戴前明的江南地区，满清军队实行了留发不留头的残酷血洗，为了几缕青丝，千千万万的人头落地。
每次皇权易手，都免不了满地疮痍。吴地，这一次也未能幸免，反倒成了明末清初战乱中受破坏戕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天下初定，满清的统治者们慢慢意识到，他们已是天下的主人，不是过路打劫的强人，而帝国的府库，需要吴地的贡献。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逐步调整了入关时对于江南的压制政策。压在吴人头上的政治坚冰，慢慢开始消融。
崇尚汉族文化的康熙、乾隆，都曾六下江南，这里风雅润泽的景观人文，深深吸引了祖孙两代君王。从那些流传至今的御笔诗词中，不难看出，清代君主们对这片土地有着特别的偏爱。
经过肃杀凛冽的严冬，春风又绿江南岸。
18世纪，距离明末清初那场毁灭性的战乱不到100年，吴地重新站到了整个中国经济、文化、艺术的制高点。
国外学者估计，当时吴地的可量化财富总量，相当于工业革命初期的整个英格兰积累的财富。
乾隆年间，出生于吴地的画家徐渭，看到家乡繁华鼎盛的景致，激起了强烈的艺术创作愿望。后来，他把一幅描画苏州百业兴旺、市况繁荣的长卷《盛世滋生图》恭献给乾隆皇帝，以歌颂皇上的德政。这幅被誉为《清明上河图》姊妹篇的长卷，如今被珍藏在辽宁省博物馆里。徐渭以写实的手法，描画了当时吴地的核心城市苏州的繁荣和兴旺。在明清两代，以北京为中心的直隶是帝国的政治中心，而以苏州为中心的吴地，是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在曹雪芹那部千古奇书《红楼梦》，中，作者也赞叹道：“姑苏，是天下一等富贵风流之地。”
这枚来自南美洲的银币，俗称鹰洋。在中国曾经一度被当作硬通货币使用，遥远的南美货币为何会大量进入中国并在民间广泛流通呢？
16世纪，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南美洲，相继发现了几个巨大的银矿，历史记载，每个印第安人家里都要派出一人到银矿服役，前后有50万印第安人累死在这些银矿里。在明代确立银本位之后，缺少银矿的中国成了白银的主要需求国。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沾满印第安人血汗的银币和银锭就随着新开通的东西方航道，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换回西方人趋之若鹜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在当时中国的外销商品中，吴地的丝绸和棉布享有世界性的声誉。
浙江省湖州市的辑里村，是太湖边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这里的蚕桑业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至今，这里的家家户户，依旧程度不同地从事着蚕桑生产。300年前，这里出产的优质蚕丝，因为洁白柔韧，质量精良，被内务府定为皇家专用品，成为吴地丝绸的佼佼者。而盛产优质丝棉的吴地，曾经长期享有衣被天下的美誉。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辑里丝在清代成为一个在国际市场上最受认可的丝绸品牌，继而成为整个吴地丝绸的代名词。在16、17世纪秘鲁、菲律宾等国的文献中，我们还能找到这样的记载：吴丝引入后，物美而价廉，畅销于全国，本地丝织业被完全冲击殆尽„„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画卷，在16世纪到18世纪的300年中，东西方航道上那些源源不绝的船队，把产自吴地的生丝、绸缎、棉布运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吴人的精工巧做，风靡了整个世界。
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家潘若兰，在她的著作《大分流》中提出，在工业革命前，中国的吴地经过长期的财富积累，成为当时世界最为富庶的地区。今天，从大量当年吴人制作、使用和赏玩的器具、艺术品中，不难体会当年他们生活的精致优雅。
出产美玉的西域，在乾隆平定准格尔部之后，重新归属到中央政府的版图内，美玉良工融为一体，苏造玉器和中国玉器工艺一起走向鼎盛。
富裕的士绅文人为自己修建的私家园林，如今成为了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遍布吴地，于静谧雅致中镌刻出我们这个民族在美的理解与创造上曾经企及的高度。
太湖边的鱼市，伴着晨光重新开张„„几千年来，太湖边的吴人依水栖息，靠水得利，不知经历了多少世代，他们最熟悉水，最了解水。西方人也许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水代表着某种柔中有刚、刚柔相济的力量。而吴地人则相信，绵延不绝，曲折向前的水，和他们的命运和气质有着太多的近似，在水中融入着吴人的血脉与灵魂。
《说吴》第六集（电视纪录片解说词）：为有源头活水来（下）
1792年，中外关系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年，年逾耄耋的乾隆皇帝迎来了万里之外的英国使团。然而，因为以马嘎尔尼为首的英国使节拒绝向大清皇帝下跪，这一次本来可以划时代的会见最后变得不欢而散。
2000年来，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皇帝受命于天，是天下的共主。四海之内，莫非王臣，向皇帝跪拜是文明人起码的礼节和教养。但遥远的西方人并不这么看。此后的100年里，跪拜一直是中西方交往中一个主要的争执点，对于那个时代的中西方人士来说，跪与不跪，这是个问题。
100年后，问题解决了。1891年，在位的光绪皇帝颁布了一个新诏，大意是：以后西方使团来华，要有专人接待，一切外交礼节遵循各国惯例„„拜见中国大皇帝终于可以不跪了，西方媒体在盛赞清帝国这一务实做法的同时，也记住了直接上书皇帝奏请取消跪拜礼仪的那个中国人——无锡人薛福成。
26年前，薛福成还只是来自吴地的一名年轻书生。在1865年的科举考试中，他出人意料地并未答题，而是给曾国藩写了一封长信。当这封书信辗转交递到曾国藩手中时，书信里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主张让他颇为赞同。
很快，这个年轻人，在曾国藩的保举下走向官场，他和那些前辈吴地学子一样，在这古老的科场上脱颖而出。而和他们不同的是，他在八股文章之外，书写了自己对世界独特的观察与思想，这样的开局仿佛预示了薛福成整个的政治生涯。
在薛福成官场生涯开始的1865年，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仍处于懵懂之中。这一年，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日不落帝国海外殖民地的总面积达到了本土的100倍，贸易总额占到了全世界的1/4。这一年，美国的南北战争结束，新大陆上的合众国走上了快车道；这一年，统一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开始出现在欧洲的版图上，现代欧洲的地缘格局开始形成；这一年，我们的邻居日本，西南诸蕃开始酝酿倒幕，一场影响岛国和世界历史的变局即将拉开序幕„„
19世纪，充满变革、矛盾，是重写规则与格局的世纪。曾经以富庶和强大的天朝自居的清王朝，此时面临着它开国以来、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和挑战。在这个长期以来保守而凝滞的所谓超稳定社会里，变革的暗流正在悄悄地积聚、涌动，直至喷发。
200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平和静谧的内心世界，此时在船坚炮利和祖宗礼法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吴县人冯桂芬，林则徐的得意门生，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他和所有文人一样，震惊而愤懑的质问道：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国会被小小的蛮夷所压制？（《制洋器议》“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然而，在这之后的若干年，冯桂芬却提出了惟善是从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本身就具备见贤思齐、行健自强的传统，对于当时很多在祖宗礼制和变革之法中游移不定的中国人来说，冯桂芬这个吴人在同样艰苦的思想矛盾后高屋建瓴地抓住了本质。
苏州人王韬，一生撰写、编译了大量介绍海外风土人情和国家概况的书籍文章，1875年，在他的《变法自强》政论中，第一次提出变法的概念，根据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断定“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
在无锡博物馆里陈列着几件陈旧的化学实验工具和课本，它们曾经属于两个值得我们记住的吴人——徐寿、华蘅芳，在距今天一个半世纪以前，他们率先把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学等基础理论引进中国。他们并没有施政济世的高论，但在中国人知识结构近代化的历程中却居功至伟。
同为吴人的薛福成，选择了和他们殊途同归的另一条救亡之路。
来无锡旅游观光的外地人，往往会迷醉于山水而忽略了市中心这片壮观的宅院。钦使第，它曾经的主人就是那位以一封书信跻身政坛的薛福成。在他从政的30年中，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整个过程，先后以曾国藩、李鸿章幕僚的身份，参与了大量洋务维新的理论及实际工作。在他的言论著作中，率先提出了君主立宪的政治构想，主张经世致用、工商强国、藏富于民，并鼓励私人创设公司。这些在当时让守旧派震怒不已的言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纷纷被证明实属真知灼见。
薛福成的勇于任事、政绩卓然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褒奖，为此清廷特赐在其家乡无锡修建“钦使第”以褒奖其历史功绩。不过，长期在外任职的薛福成生前并未在这所他亲自设计、宏大气派的宅院里生活过，在为维新图强的奔波中他不幸染病逝世。然而，他的故乡吴地和整个世界一样，终于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之旅。
苏州，曾经的吴地核心，全国经济文化重镇，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光芒渐渐暗淡下来。在一个海洋贸易的时代，后起的上海靠着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慢慢取代了苏州，那个曾经稳定千年的吴地地缘经济政治格局，此时，在惊涛骇浪中已面目全非。
1890年2月1日清晨，上海黄浦江金利源码头上的法国“伊拉瓦第”号远洋轮船，起锚开航了。在这条船上有一位重要的旅客，他，就是身为清廷驻英法意比四国使节的无锡人薛福成。此时已是清王朝外交重臣的薛福成，在考察了西洋各国情况后，不断上书光绪帝和李鸿章，提出一系列改良的具体措施。1894年，这位颇得光绪帝赏识的高官在回国述职的路上因病辞世，与他病危的同时，清帝国和日本开战，检验30年同光中兴的一次大考——甲午战争爆发了。
在薛福成无锡宅邸，细心的游客会发现，这座宅院的整体建筑风格并不统一。穿过正厅，步入薛府后院，古雅的中式建筑顿时变为西式的洋房，同一所宅院中，为何前后的风格如此迥异呢？
父亲薛福成去世以后，这所豪华宅院由其长子薛南溟最终完成修建并继承下来。薛南溟，当时和父亲同在官场，对于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文人而言，进入官场，是实现自我和服务社会的最佳途径。
父亲去世后第二年，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完败宣告结束。对中日两个民族，这场战争都是一件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对清政府而言，历时34年的洋务运动所有成果化为乌有，昙花一现的所谓中兴最终归于失败，中国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惶恐和绝望之中。甲午之后，中国经历了最为黑暗和屈辱的10年，当时这幅讽刺清政府对外屈辱卖国的《时局图》细致地描画了中国当时所处的窘境。
与父亲薛福成同在宦海沉浮的薛南溟，在甲午战争结束的这一年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弃官从商。三代为官的薛家就此改换门庭。对于自己的事业和前途，两代想法一致的吴人却作出了不同的人生规划。
靠着父亲积累起来的资金、人脉和自己的苦心谋划，薛南溟很快建立并经营起永泰丝厂，向国外供应优质的“金双鹿牌”蚕丝，这个品牌在后来的纽约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像奖。薛家的基业传到薛南溟三儿子薛寿萱手里时，家族产业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这时已形成了以永泰为中心的丝茧垄断集团，生丝总产量约占无锡丝业的60%以上，出口生丝占当时上海出口总量的50%，薛寿萱因此被称为“丝茧大王”。
薛南溟的故乡无锡，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还只是吴地的一个小县，显赫的薛家在这里是尽人皆知的望族，薛家的宅院因占地面积巨大，人称“薛半城”，至今无锡人的口中还流传着不少关于薛家的逸事。
火车，这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早在进入中国伊始就通到了无锡。从20世纪初期开始，这座小城在地理区位上集合了京杭大运河水路交通和沪宁铁陆路交通的双重便利。
自明清以来，无锡因为运河漕运的地理优势，渐渐和长沙、芜湖、九江一起成为中国四大米市。而在这四个米市中，无锡又属于规模较大的。
这是无锡运河岸边的粮油批发市场，它的前身就是闻名全国的无锡米市。今天这里依然是苏南重要的粮油制品集散地，每天生意兴旺，客商来自五湖四海，然而，今天这里的繁荣已经无法和旧日相比。
米市的背后，有一整片街区，当年这里居住着在米市从事贸易、运输的人们，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多半和粮食贸易已经全无关系，但许多关于昔日米市繁华的旧事和逸闻，却在街坊中流传至今。
在20世纪以前，无锡一直是一个小地方，可夸耀的恐怕只有这熙来攘往的运河米市，它非但不能和邻近的苏州相比，一直以来只是常州下辖的小县。在城镇密布的吴地，无锡一直名不见经传。然而，当历史走到20世纪的时候，它积蓄千年的能量开始喷发了。
这些陈列在博物馆中的老照片，真实记录了一个吴地工商业重镇当年蹒跚起步时的轨迹，早在19世纪60年代，最早的民族工商业店铺作坊就在这座小城陆续出现，他们中间不少，后来都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大企业。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很多城市的民族工商业都开始在艰难的时局中蹒跚起步，无锡人后来能够得以脱颖而出，除了得益于吴人世代流传下来的勤劳伶俐，其善用金钱，精于理财的优点也成为他们崛起的关键。
到1929年，无锡形成了纺织、缫丝、粮油三大支柱产业，工人达7万余人，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工业总产值达7726万元，在全国六大工业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广州居第三位。而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居第五，因而被誉为“小上海”。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中国几个主要的工商业城市中，只有无锡的崛起，并没有依靠国外的资本和管理，完全是靠国人自己的智慧与勤勉。
那个年代的无锡人，在艰难的时局中，靠着吴人与生俱来的勤勉聪慧和务实变通，把一个三等小县建设成了中华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核心，并最终成为上海之后吴地工商业最为繁盛的城市。
到了上世纪30年代，无锡已成为中国主要的轻工业中心，面粉产量占全国12%，蚕丝产量占全国40%，在江苏省内，无论生产能力还是产值，无锡都名列榜首。在一个民族内忧外患不绝的黑暗年代，无锡人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寻找着光明。
那个年代创业者们的不幸，是生逢乱世，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度里，很多人的志向和理想都难免最后成为遗憾。然而，经历千年磨难积淀下来的坚忍和乐观让那个年代的吴人依旧充满向上的生命力和奋斗精神。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影像中前辈吴人的故事，我们却目睹了他们在乱世中缔造的奇迹。
直到今天，这个奇迹仍在延续。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无锡，有“四大家族”或“六大家族”，每一家都是富可敌国，而他们为服务社会、造福桑梓同样做了不少善事。经商之道在于赚取钱财，但无锡商人们的境界却远不止于此。
周新镇是一座位于无锡市边缘的老乡镇，然而和江南许多千年古镇相比，它的历史其实并不悠久。清末民初，无锡第一代工商业企业家周舜卿在发家之后，回到故乡，依着河岸在村子里平地修建了这座市镇，并将其命名为周新镇，使一个普通农庄在短短的时间内变成了一座城镇。镇子后面这两座简朴的砖楼是周舜卿为自己工厂的外地员工修建的宿舍，这种善待员工的行为在当时的无锡工商业企业中并不罕见。
八旬老人俞铁铮，是周新镇的老住户，他的父亲曾经长期跟随周舜卿工作，至今还记得这位工商业家的很多事情。
尚德，一直是吴地文化中为人称道的精髓，而无锡工商实业家们以自身所为践行了尚德这个理念。
新中国成立后，荣德生荣毅仁父子作出了将企业留在大陆的决定。1993年，荣毅仁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也是中华民族工业资本家获得的最高级别的政治荣誉。
2007年，茂新面粉厂的原厂房被改造成为一座国字号的博物馆——中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博物馆。从薛福成的钦使第走到这里，不过短短的5分钟，然而，在吴人求索的道路上，它却曾经那样地漫长而艰辛。
新开放的工商博物馆，除了展示无锡民族工商业取得的历史成就之外，以较大的篇幅表现了早期民族工商业者们关注社会，心系天下的情怀与素养，人们相信，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依然具有普世的价值。就在无锡工商业博物馆开馆的2007年，人类社会经历了自192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经济劫难，曾经以财富积累的速度和规模傲立天下的西方各大投资银行，设计出能让财富倍增的高杠杆金融衍生品，最终却因为巨大的风险把全世界拖下了泥潭。人们在抨击这些金融财团、戳破经济泡沫的同时，也在思考着一个在财富社会里被久已忘却的古老问题，真正的财富是什么？
人们相信，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将一直伴随着我们的今天和未来。
《说吴》第七集（电视纪录片解说词）：醉里吴音相媚好
2008年8月8日，全世界都被这场盛典倾倒了。中国山水意境中的昆曲经典《春江花月夜》，婉转而缥缈。昆曲，中国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戏曲，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起源于江苏昆山。
人们同样无法忘怀这个场景，磅礴而豪迈，他们所使用的乐器叫做“缶”，至今已经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
中国最早的乐器缶，出土于江苏无锡。
这里，是出土乐器缶的无锡东郊的鸿山吴越贵族墓。2007年，在考古挖掘的遗址上建起了一座高规格的现代化博物馆。当年伴随缶的发现，还出土了全套的战国早期礼乐仪仗和乐器，根据实物和相关的记载，专家模拟重现了那时上流社会的乐舞场景。
苏州市吴江县的芦墟镇，正在举办一次面向村民的宣卷演出。宣卷，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说唱形式，除了曲高和寡的昆曲、丝竹等高端音乐艺术形式之外，这类通俗上口的民间音乐艺术在吴地同样大行其道。早在泰伯奔吴之前，这里的原住民就以民歌的形式记述历史，崇拜神灵，后来这些民歌历经流传演变，被称为吴歌。吴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吴地的音乐发展。
在整个中国的版图上，吴地只占据了东部一隅。然而，这片文化昌明、气息优雅的水乡同时也是中国音乐艺术的伊甸园。迄今为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认定的人类非物质和口头文化遗产中，与中国有关的有四项：昆曲，古琴，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蒙古族长调。其中，昆曲发源于吴地，同时，吴地又和成都平原一起同为古琴艺术的重地。
昆曲，评弹，锡剧，苏剧，沪剧，吴歌，宣卷，道乐，丝竹„„在中国，只有这样的一个地区，这么密集的拥有如此众多、高质量且影响深远的音乐艺术门类。
2008年，在中国文化界同样发生了一个新闻，白先勇先生改编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在全球巡回演出。《牡丹亭》再次风靡天下。整整410年前，当江西临川人汤显祖的这部与梦有关的经典问世之时，社会上曾经掀起过更大的轰动，当时的人们在笔记中这样写道：“牡丹亭一出，家户传诵，几令西厢减价。”
410年前，在亚欧大陆那头的海岛上，另一个伟大的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也在构思一个跨越人间和灵魂世界，关于仇恨、死亡和背叛的故事，那就是伟大的悲剧《哈姆雷特》。人们不会忘记，在16世纪的末尾，当启蒙的晨光划过中古夜空的时候，亚欧大陆两端两个同样伟大的生命，一起刻画着尘世的生死、爱恨，那是人类文明史上多么奇妙和绚烂的年代。
从戏剧文学和思想深度的角度来看，两部经典应该说在伯仲之间，不过，低吟浅唱的昆曲《牡丹亭》在艺术表现形式的丰富性上更胜一筹。然而，在此后的400多年里，两部作品却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2004年，是莎翁诞辰440周年。这一年，全世界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波兰、英国、美国当年分别重拍了电影《哈姆雷特》，有人统计，莎翁的《哈姆雷特》是全球演出次数、改编影视剧次数最多的话剧。也就是在这一年，青春版《牡丹亭》首演的轰动在东方古国引发了抢救昆曲的呼声，600年的艺术，到21世纪伊始，气息已经衰微到需要抢救了。
抢救传统文化，令人扼腕叹息，也让人额手称庆。在今天的吴地，保护、传承那些日渐衰微的传统音乐艺术，已经成为各地共同的文化工程。
无锡南运河边一座小小的道院——水仙道院，这里，是筹建中的无锡道乐博物馆所在地。
道教，其历史可上溯至先秦，是中国最大的本土宗教，和许多宗教不同的是，道教一直比较重视在法事崇拜活动中的音乐表现，中国道士，善于用器乐演奏和人声吟诵的方式，颂扬诸神，传播道法。吴地的道教音乐，是中国各地道教音乐中的佼佼者。
吴地道乐，历史可追溯至西晋，它继承了古代“巫以歌舞降神，祝以言辞祷神”的传统，吸取了帝王庙堂仪典音乐、祀礼音乐等成分，还受到堂名音乐、江南丝竹和吴地文化的熏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吴地道士里也出现了大批才华横溢，技法高超的词曲作家和演奏家。
上世纪90年代，因为机缘巧合，几位当时已经年逾古稀的道乐演奏家有幸一起参加水仙道院一场隆重的道教法事演出，专门研究无锡道乐的钱铁民先生用家用摄像机记录下这宝贵的资料。
从那次以后，那些身怀绝技的老道友们再没有聚到一起演出过，他们的飘飘仙乐，人间再也无缘听闻，而这些仙风道骨的音乐大师们，也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成为渐行渐远的传奇。在诸多的道乐传奇人物中，被誉为南鼓王的无锡人朱勤甫声名最为显赫。1921年8月，波士顿交响乐团专程来到无锡，就是为了倾听朱勤甫演奏的十番锣鼓。
鼓，是正一派道乐的核心乐器，而吴地道乐演奏家中，技法出神入化的鼓手更是层出不穷。
在吴地道乐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她深刻地影响了同地域的其他姊妹艺术，比如昆曲、评弹、丝竹乐、民间音乐、地方戏曲等，同时，她在中国音乐史上也留下了大量彪炳千秋的音乐家和作品。被称为“瞎子阿炳”的民间音乐家华彦均和他的《二泉映月》，已经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人所共知的艺术丰碑。而人所不知的是，华彦均自幼就在无锡雷尊殿修道，《二泉映月》其实正是取材于道乐而来。
初冬的一个周末，无锡市中心依旧喧闹如常，而市中心黄金地段的锡剧博物馆里，一场面向普通市民的锡剧演出即将紧锣密鼓的拉开帷幕。
锡剧，是苏南地区主要的地方戏之一，历史不长，只有100多年，是由苏南民间一种叫做滩簧的曲艺表演变身而来。滩簧，原是一种二人说唱，在田间地头，村舍宅院即兴表演，通俗而随意。锡剧的出身，决定了它的大众艺术属性，活泼自然的演出，通俗易懂的曲目，使得锡剧很快就在无锡、常州以及沪浙等地流行开来。不过，和许多乡土艺术一样，当时不少的锡剧剧目不免流于庸俗轻浮，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曾指斥锡剧为淫剧，并以妨碍风化为理由下令将其封杀。当时，以谷剑尘为首的吴地知识分子对锡剧进行了系统的改良，1935年，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的潘国俊再次审查了改良后的锡剧文戏，给出了肯定的评价，使锡剧这个为普罗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剧种得以绝处逢生。
知识分子热爱戏剧音乐艺术，并且热心投入艺术创作和改良，这在吴地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翻开吴地戏曲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文人的广泛和深度参与，使得吴地的音乐戏曲艺术在发展过程中质量和水准不断得到提升。
这是明朝嘉靖年间一个民窑青花瓷盘，这是昆曲《玉簪记》的图谱，通过对比不难发现，瓷盘图案完全取自于《玉簪记》的剧情。而在当时的中国，涌现了大量类似的以昆曲剧情为题材的绘画、瓷器、雕刻和民间工艺品，古人形容那时国人对于昆曲的热情用了这样的词句：全民痴迷。
昆曲，最早不过是起源于昆山这个小地方的一个地方戏曲种类，而经过清曲唱家魏良甫的改良，他的艺术美感和感染力陡然提升。
关于昆曲这个古老曲种的所有文物和资料，都陈列在位于苏州平江历史街区张家巷的昆曲博物馆中，同吴地很多戏剧曲艺博物馆一样，在休息日安排对外演出已经成为这里的传统。
这些痴迷的昆曲爱好者，有一个有趣的昵称——昆虫，每到演出的时间，博物馆大殿中挤满了前来一睹昆曲芳容的昆虫们，随着昆曲抢救挖掘和普及工作的陆续推进，重新发现这个古老曲种的魅力并深深喜爱上她的人们多了起来，不过，这样的境况仍然无法和昆曲全盛时期的胜景相比。
研究戏曲的人们把昆曲叫做百戏之祖，事实上，昆曲的确直接影响了包括京剧、赣剧、川剧汉剧、越剧在内的诸多地方戏曲。清朝中期以后，昆曲开始逐渐衰微，到了1927年苏州昆曲传习所成立，民间人士开始挽救昆曲颓势的时候，他们整理了400多部昆曲曲目，这个数量只是昆曲全盛时期曲目总量的一小部分，然而，这400部昆曲，今天大多数也已经失传。
50岁以上的人大都还记得这部《十五贯》，1965年，浙江昆曲团赴京演出《十五贯》，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对于这部戏赞扬有加，周恩来总理评价这出戏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从这以后，昆曲开始重现生机。
时至今日，昆曲的抢救传承工作一直在进行之中。但是，也有不少人质疑，在生活节奏日益紧张，文化艺术高度多元化的今天，600年前的昆曲价值何在呢？
这是中国唯一一所传授单一曲艺种类的学校——苏州评弹学校，1962年，在第一任名誉校长陈云同志的倡议下创办，40多年来，她一直为整个江南地区培养着评弹艺术人才，一批批学员少年时代起就从这里走进了评弹这一古老艺术殿堂。
传统的评弹艺术，一直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普及和传承，400年前，其雏形就在苏州出现了。评弹，其实是评话和弹词两种艺术形式的合称，在吴地经济繁盛的明清两代，成为市井百姓主要的娱乐方式。20世纪初，评弹艺术的中心移至上海，并以此为据点，涵盖整个江浙地区，其影响力甚至远达京津，武汉等外地都会。
据历史记载，乾隆下江南时，苏州评弹艺人王周士为皇帝现场表演，颇得嘉许。在乾隆的支持和鼓励下，王周士创办了评弹会社——光裕社，此后，光裕社便成为评弹艺术传承与普及的主力，其影响绵延至今，成为评弹艺术传播的中心。
和其他姐妹艺术相比，评弹在几百年的流传中形成了相对完备和严密的传承体系，几百年来，光裕社所培养的评弹艺人，遍布吴地和整个江南地区。直到上世纪60年代，评弹在整个江浙地区，一直是最有影响力的地方曲艺形式。
和很多传统艺术一样，今天的评弹同样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和窘迫，由于观众的老化，这项曾经在吴地最为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陷入了演员收入低，人才流失严重，传统作品日益失散的恶性循环当中，对于这一趋势，老评弹艺术家们忧心忡忡。
2008年年底的一天，苏州市几位退休干部工人，一起讨论着他们共同创建的一个小网站的改版规划。两年前，他们一起凑了4000元钱，办起了一个吴地传统音乐艺术网站，至今，他们一直在自掏腰包，维持着网站的运转，而这个简陋的小网站，至今已经吸引了共计40余万的浏览量。
对评弹的前景忧心忡忡的周明华，每周有3天要在苏州市几所大专院校和老年大学义务教授苏州评弹课。今天他为老年大学准备的是评话《吴越春秋》。作为评弹演员，他是深深地陶醉于说书人统驭乾坤的快意之中。悠然婉转的吴侬软语中，书里书外的时光漫漫流逝„„
周明华的义务教学已经坚持了5年，而在他的时间表里，并没有截止的时限。
《说吴》第八集（电视纪录片解说词）：天光云影共徘徊
难得有这样一片土地，在历史的舞台上始终扮演着振奋精神和宽慰内心的角色——精明实惠中恪守向上向善的道德理想，灵动秀逸中暗孕轩昂的进取精神，安逸自足中不乏变革创新的要求，祥和稳定中涌动着开放吸纳的渴望„„
中国的长三角地区，曾是春秋吴国强权的中心，也曾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今天，重要的经济圈已在这里形成，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嘉兴等城市共同构建起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城市联合体，塑造了经济互惠共荣，文化多元共生的新形象。这些城市因为地缘的关系都曾受到吴文化的滋养。而各自不同的历史境遇也赋予这些吴地城市以鲜明的城市品格与文化个性，他们共同托举起吴文化多元绚烂的星空。
苏州老城改造，最大限度保留了原有的韵味，古代的城墙城门、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得以最大限度保存下来。
盘门，是苏州现今唯一保存完整的水陆城门，这座在元代得以修复重建的古建筑，依照的是约2000多年前吴国筑城的基础。传说吴王出于国家发展和军事的考虑，在此构筑了吴国新的国都，盘门即是都城的八个城门之一。盘门最早的含义是“蟠龙之门”，在城门之上，曾经悬有木制的蟠龙，目的是震慑南方吴国的夙敌越国。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兵攻克了吴国国都姑苏，旷日持久的吴越争霸终于划上了句号，延续了7个世纪的吴国就此灭亡。勾践下令灭绝吴国世系，捣毁吴国社稷、夷平吴国宗庙。吴国的新国都姑苏城，从建设到毁灭，只不过短短40年的时间，便成为了一片废墟。久远的亡国之痛，在今天的苏州城早已没有了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安逸、悠闲与雅致的气息。
苏州至今仍然留有许多古代吴国的遗痕。这座江南古城的名字，在隋炀帝取名苏州之前，也大多延续着与“吴”字的联系，比如吴县、吴郡、吴门、吴江等等。它们成为古城苏州回望过去、逐本溯源的文化参照，而“吴”字，也当仁不让地成为苏州城的文化烙印。
吴国灭亡之后，在长达700余年的时间里，相比于政治、文化拥有突出强势的北方，吴地没有继续致力于政治与征战，而是转向经济的积累，发展生产、休养生息成为吴地在这个漫长时代的重要主题。
何在权老人是江南的一名普通农民，他现在经营的这片土地，是他的祖先垦拓荒山开辟出来的。这段历史的久远，几乎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期。那时，江南适合耕种的土地并不多，为了对抗魏蜀两国，东吴政权不断动员民众、屯田垦荒。此后，持续历朝历代的农业生产，为后世江南成为天下粮仓打下了坚实基础。
东吴政权的显著成就还远不止于此，在距吴国灭亡700多年后，这里再次成为吴地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今天的南京，即三国时期吴国的国都建邺。虽然东吴只有短短的70年的历史，并且多次迁都，但这里却始终被认为当时吴地最富核心气质的城市，南京的荣登历史舞台，也掀开了这里作为六朝古都历史的序幕。
雄踞于滚滚长江之畔的南京，是古吴时期吴王铸造兵器的地方，也是今天长三角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六朝古都，历尽风雨沧桑。三国时期的东吴，亡命于此的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以及北宋之前的后唐政权，无不建都于此。
南京作为政治中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既有长江天险可以隔断北方的铁骑，又有江南蒸蒸日上的经济作为后盾。然而，历史赋予南京的辉煌都非常的短暂，强大的梦想总是伴随着失落、悲情、偏安、沧桑等字眼，陈后主的悲投胭脂井、李后主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咏叹，都令南京的历史蒙上了一层悲怆的色彩。
传说，当年秦始皇曾经察觉南京具有帝王之气，于是命令开凿河道破坏这里的风水格局，这条河道便是著名的秦淮河。虽然这只是民间传说，却仿佛影射着绵软的江南支撑不住宏伟的政治梦想。秦淮河的内河，曾是南朝时期江南地区最繁华的所在，商贾往来，文人荟萃，豪门望族也大多聚居于此。在这里，金粉楼台，桨声灯影软化了政治家的雄心，却激发了文人墨客的浪漫豪情。因此，在南京定都的政权，虽未了却统一江山的宏愿，却成了文化兴盛、思想活跃的推动力量。南朝时期，佛教文化开始盛行于江南地区，王室贵族们一边纸醉金迷及时行乐，一边着力兴建宗教寺庙，人们对生与死，兴与亡也有了充满禅意的解读。佛禅的意境、魏晋的玄学、政治的遗憾，再糅入些许吴地江南的温婉，南京遂成为吴地城市中风情最为独特的地区，亦秀亦豪，一切都介乎于南北之间。南京有一处连渔樵贩夫都知道的著名景观，称为“栖霞落日”。一切仿佛快要结束，一切又会重新开始，天际之间，尘世似有似无，大概只有从这种辽远宏阔的景观中才能领略古都南京带给人的深邃意境。
无数的达官贵人和知识分子便在遗憾、无奈和虚无的心境驱使下纷纷寄情山水，寻找着生活和心灵的后花园，吴地江南最富闲情逸致的苏州，在这个时候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归处。
苏州园林建筑代表的是士族的审美意趣。它们选址于生活便利的城区，建筑极尽精致细巧之工，在高墙之内兴建出幽静雅致、移步换景的人造景观。蕉窗听雨，风叩门环，诗书琴瑟，居闹市而近自然，几乎所有的苏州园林都遵循着这样诗情画意的原则，园林成为当时人们审美情趣最直观的艺术载体。
苏州园林品味高雅，它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人生理想和审美追求。从某种程度上，园林建筑是主人文化个性、艺术趣味、价值取向的缩影。苏州园林层出不穷的景致凸显了园林主人和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在高墙深院内营造亭台楼榭，辅以书声琴响，园林主人隐士风范彰显无疑。
苏州园林文化是隐逸文化的符号。园林的兴建者或是富商旺族、或是退隐的官宦，园林的设计者也尽是文人雅士，这些风雅名流云集于此，不断建造园林，也打造了大雅而小众的生活趣味。
昆曲，是最适宜在这样的园子里演绎的风雅剧种，咿咿呀呀地唱了600年。在文人雅士的研磨和推崇下，成为备受青睐的百戏之母。昆曲中很少涉及国家兴亡、天下大事，而更注重表现才子佳人的浪漫情怀。在幽雅的园林之中享受这种细腻婉转的音律，当是那个时代构成了最令人称羡的生活场景。
从公元4世纪到19世纪，苏州一直是一个都城之外的文化中心，到了明清两代，更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当然，这里的诸多生活情趣不仅是苏州的，它反映了整个吴地百姓的文化生活和审美追求。
伴随这一诗化的生活追求，吴地诞生了许多颇具特色的工艺品，它们既是生活器具，也是文人雅士人格意趣的折射。
隶属无锡的宜兴，向来以制作紫砂壶遐迩闻名。在今天快节奏的时代，以纯手工方式制作的紫砂壶，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紫砂壶，本是人们饮茶的器具，却在吴人的生活追求中逐渐烘托出高贵的身价。从设计构思，到动手制作，再到烧制成型，制作一把紫砂壶的工艺相当复杂。一把壶制作完成后，还并非真正的佳品，还需要人为地开壶、养壶，方能臻于完美的境界。一把紫砂壶，不仅用于品茶会友，更像是一种吴地文化的符号。
紫砂工艺大师徐秋棠：紫砂呢，我们也把它叫做文人工艺品，因为它一个是受文人，艺术家的影响在发展在生成，原来的茶壶比较大，后来呢，有时候呢，当然是文人的影响，一个人一把，一手一把茶壶，所以茶壶呢，它也变小了。那么就把文人的那种境界，加到紫砂茶壶上。所以茶壶呢就有了艺术生命，它好像不是一个实用器皿了。
一把手工制作的紫砂壶到底价值几何，这个问题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茶壶里融入的是吴人安逸、雅致、奢靡、悠闲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追求，踩着悠闲的节奏、自在的生活一直是吴地人的梦想。
然而，当时间进入到19世纪后，这种文化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颠覆，进取务实功利的文化冲击着惬意与优雅，吴地文化的内涵与核心也因此而发生着深刻的改变。
整个19世纪，全世界都在经历着动荡，欧洲大陆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也完成了思想的变革，新的生产秩序逐渐得以确立。
美洲大陆上，美国结束了南北战争，响应着欧洲的变革，亚洲的日本也开始了明治维新。
一种令人兴奋和不安的气息席卷着全球，并开始影响到自称天朝大国的清帝国。一座吴地的小县城最先觉察到了这种味道。
穿越无锡城区的古运河，曾是清代江南地区最繁忙的河段之一。这里是清政府江南粮食采办的重要枢纽。无锡也是江南最大的丝产地之一，所产蚕丝不仅供应周边，还出口海外，是名冠东南的丝茧市场。然而，此时的无锡，还只是一个小县，历朝历代的建制中，无锡或属于常州府，或属于苏州府，卑微的政治身份和重要的经济枢纽地位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也使无锡凸显出与众不同的民风和挣脱行政束缚的征兆。
与传统儒家文化中轻视经商的观念不同，重视工商、义利兼顾成为吴地文化的重要内涵。这一点在无锡尤为明显，无锡人的口头禅中常有“交易”一词，在无锡人看来，“交易”的含义几乎就等于价值。务实进取、重视工商的民风正是无锡日后积极变革的内在原因。
引发变革的直接导火索，是19世纪中叶开始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政治事件。1843年，根据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上海被迫成为允许外国人居住和开办企业的通商口岸。地位与无锡类似，滨临大海的小镇上海，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和新贵的名利场，新的价值观在变化莫测的时代潮流中逐渐确立起来。上海的开埠引发了整个江南经济格局的改变，而在江南的内陆地区却经历着影响更为深远的事件。
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给江南地区延续了千余年的安逸繁华以最沉重的打击。在这场农民起义中，富庶的江南沦为战场，废墟无数，人口锐减。据统计，仅苏州一府，“实在人丁”就从340余万下降到128万左右。
江南的地主与富商们纷纷携带世代积累的财富，避难上海。他们不仅转移了财富，也使江南的中心地位向上海偏移。旧时代的衰落，新时代的崛起，精明的无锡人看到的不止是乌篷船的飘摇和江南的动荡。他们也看到了农商时代的结束和工商业时代的开始。
梅园是无锡著名的园林，和无锡众多现代园林一样，这里不是供文人休闲归隐的场所，而是工商实业家事业成功的标志。兴建梅园的人，是近代无锡投身民族工商业的先行者。荣宗敬和荣德生自1901年起，先后在无锡、上海、汉口、济南等地创办面粉厂、纺织厂，被誉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至今在梅园里，还留有当年兄弟两人开办面粉厂时从法国购入的石磨。它们记录了民族工商业者奋斗的历史，也记录了无锡城市的崛起。
从1895年第一家工厂业勤纱厂在无锡诞生，到1937年拥有315家工厂，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加工业成为无锡近代工业的三大支柱。无锡的工业产值也从零升至全国第三位，区区小县成了江南的工商业重镇。经济的转型不仅改变了无锡的经济格局，也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刺绣，一直是江南地区最负盛名的手工技艺，直到今天，苏州民间仍可看到许多绣娘的身影，无论在弄堂里，还是在车间内，无论是个人爱好，还是经营行为，刺绣都可以成为绣娘一生的职业。
无锡的锡绣，与苏绣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也有着同样的成就。自汉代起，无锡就流行绣花和服饰刺绣，到了明代中叶，无锡的“对纱绣”更成为朝廷钦定的贡品，直至近代，锡绣一直不乏广泛市场和能工巧匠。
采访赵红育：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无锡的刺绣很盛行，当时无锡成立了一个全国第一个民间刺绣组织，锡山绣工会，那么当时我们无锡四乡八邻的人都会绣花，而且绣得都很精美，在全国的得奖数是第一的，而且在巴拿马也得了金奖。
精微绣是锡绣中最有特点，也是最令人惊叹的技艺。精微绣有“寸人豆马”之绝，在小如米粒的人物脸孔上不仅要绣出五官，还要神情毕肖，这种精细的程度要用放大镜才能欣赏。然而这种精湛的技艺却已濒临失传，相比于苏州庞大的从业群体，无锡今天，却只有不到5个人还从事着锡绣工作。曾经繁盛的民间工艺成了少人问津的文化遗产，锡绣不再是文化的符号，无锡绣娘肩负的担子显得有些沉重，因为她们也不知道，锡绣会在她们手上就此终止，还是会延续下去。
无锡最有代表性的手工艺品，是这种用当地所产的黑泥捏出的泥偶。惠山泥人，最早是民间用以供奉的塑像，而今天则成为主题多样、工艺复杂的艺术品。无锡泥人中最著名的便是这对被称为“阿福”、“阿禧”的胖娃娃。他们手里通常抱着金元宝、玉如意、辟邪或红鲤鱼，虽然随着时代演进，他们的形象也发生着变化，但平安、如意、发财、富足，这些朴素平民思想却一直延续至今。
也许这些寓意显得过于现实，但这正是当代无锡人务实精神的体现，简约高效取代了细腻精致，坦诚直白代替了委婉内敛。告别留恋、放眼未来，轻装上阵，勇往直前，正是无锡人鲜明的精神特点。
曾经也是江南水乡的上海，在新时代到来之际，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个迅速成长起来的移民城市，在短短的百余年中迅速成为江南地区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各种文化在这里生根、繁衍，共存和交锋，形成了影响整个吴地江南的新的文化形态。
上海社科院的熊月之教授认为，海派文化是典型的移民文化，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其实细分一下，上海人85%来自全国各地，但是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于江浙，尤其是江南，也是吴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吴地人。实际上海派文化，上海人的底子，就是文化的底子，其实是吴地文化的底子。
作为一种海纳百川的新的文化，海派文化不仅继承了吴地文化传统中的灵动和机敏，精明和务实，更有善于包容的气魄和引领潮流的摩登时尚。上海，无可取代地成为吴地文化新的领军城市。
吴地文化曾经是城门城墙簇拥的强权，曾经是密布的水网承载的繁华安逸。今天，置身精彩纷呈的时代，吴地江南正书写着一页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篇章，它有着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丰富的阐释和面孔，同时，它也将面临和应对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曾经支撑无锡经济的古运河，如今已经告别了旧时的繁忙。在它的旁边是无锡历史最悠久的街道之一——南长街，以编制竹制品打发时间的老林，和众多枕河人家一样，一面经营着自己的日子，一面等待着搬离这里的可能。
技术员小李每天都要到离家几公里外的工地上班，一座现代化的商厦将在这里拔地而起，为了彰显不同，设计者赋予了这里传统的建筑风格，使之具有更鲜明的吴地文化性格。
无锡的南禅寺也是一片忙碌，作为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寺庙，这里正进行着为期1个月的修复工程，以保障这座古老的建筑仍能继续屹立于此。生机勃勃的上海，将面对2010年在此召开的世界博览会。每座吴地的城市都在发展的同时思索着同样的问题：作为吴地文化的继承者，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由自己创造的过去和未来呢。
担任过苏州市长、现任无锡市委书记的杨卫泽说：应该说整个吴地文化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化。但是不要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精华，都没有糟粕，你不要认为这个是精华就永远是精华，现在的社会的发展只有创新才能够有不竭的动力。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理性，要有世界的眼光，要有全球视野，要有理性思维，然后在这个理性的思维的基础之上，世界眼光的前提之下，付诸于我们创新的行动。
文化的无穷魅力，恰恰来自不断的承继与嬗变。不同城市的不同风格与取向，共同构建起吴地文化的多彩与辉煌。在共同见证了历史的荣辱和沧桑之后，在未来，这些吴地的城市还将共同面对更多的抉择与考验。无论怎样，人们相信，吴地文化作为一种贯穿古今的人文精神，一定会像历史证明的那样，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发展，嬗变延续，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