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老师的读书经_李镇西老师谈教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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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西老师的读书经

[ 2009-9-10 10:44:00 | By: 维胜工作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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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自“与青春同行”

博士毕业后到现在，时间的脚步渐渐走到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尽头。这六年多里，我除了有近两年时间在成都市教科所，其余时间都在学校。我又开始了自由阅读（相对来说，读博阅读不是那么“自由”，是课程的迫使）。

我的阅读越来越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历史著作，主要是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史和国际共运史，如麦天枢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张建伟《世纪晚钟――紫禁城里的最后改革》、袁南生的《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笑蜀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重读）、马立诚的《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等等；一是反映中国现代和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著作，包括报告文学、人物传记、回忆录等等，比如瞿秋白的《瞿秋白写作生涯》、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万同林的《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老鬼的《母亲杨沫》、余英时的《重寻胡适的历程》、孙郁的《鲁迅与胡适》、陆建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邓超麟的《邓超麟回忆录》、丁东的《反思郭沫若》、李辉的《沧桑看云》、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郭小川的《郭小川1957年日记》、谢泳的《血色闻一多》、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光明的《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等等著作；一是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对此我得多说几句。

当今中国，没有什么思想学说能够比自由主义更能引起人们真诚的追求、狂热的崇拜、无知的误解和理性的质疑的了。但“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包括许多拥护者和反对者在内的人恐怕都没有认真地了解过，包括我――在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自由主义”就是毛泽东著名文章《反对自由主义》中所批评的那种“自由主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之类。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对自由主义产生了兴趣，因而零碎地读过一些相关的书；但我从来没有相对系统地读过自由主义大师们的著作。尽管凭着一些感性的了解，我对自由主义有着情感的向往；但我承认，我对自由主义的了解往往是只言片语一知半解，因而是非常肤浅的。没有对自由主义大师们原著（至少是中译本）的直接阅读，简单地赞美和指责都是不科学的，也是不严肃的。读博期间，开始接触自由主义学者的一些原著；博士毕业后的一段时间，我又比较集中地阅读一批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于是对自由主义有了比过去更深入的了解――当然仍然谈不上理解乃至精通。不过，在阅读的过程中有一些感想，边读边抄边写，做了几万字的读书札记。印象中，我主要读了这些著作：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杜威的《新旧个人主义》、霍布斯的《利维坦》、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孟德鸠斯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罗素《西方哲学史》、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哈维尔的《哈维尔文集》、顾肃的《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王炎《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李慎之与何家栋的《中国的道路》、王元化的《思辨随笔》、秦晖的《问题与主义》、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徐友渔的《自由的言说》等等著作。

我时不时也读一些教育学著作，但读得不多了。最近几年读过大卫·杰弗里·史密斯的《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保罗·傅莱叶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马克斯·范梅南的《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和《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对最后一本书，我赞口不绝，逢人便推荐。记不清是05年还是06年，在铁皮鼓的推荐下，我读过科尔伯格的《道德教育的哲学》，还写下了万字长篇读书笔记，虽然我基本上不同意作者的观点（我得实话实说），不过这本书对于拓宽我对德育的思考还是不无裨益的。最近我又读了目前比较流行的《教学勇气――教师心灵漫步》，还是说实话，我是读懂了的，也同意书中的观点，但这本书句法比较别扭，甚至还有病句，当然，我估计是翻译者的水平所致。

我重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和青年校长的谈话》《帕夫雷什中学》，这些书上再次留下了我的笔记。逛了一大圈，又回到苏霍姆林斯基这里，还是觉得这位教育家和我的心贴得最近。

按道理说，我已经做了校长了，应该看一些管理方面的著作，但我的确很少读关于管理的书。彼得·诺斯豪斯的《领导学：理论与实践》我翻了翻，印象不深。倒是我的同龄人的著作让我颇有收获，如程红兵的《做一个书生校长》、李希贵的《学生第二》《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不少人给我推荐一些企业管理的书――这方面书很多很畅销，但我有一种不讲道理的排斥，我固执地认为，学校不是企业，教师不是工人，管理学校和教师应该按知识分子的特点来管理。

我阅读文学的时间显然大大减少了，但也还是读了一些文学作品。王蒙的“季节系列”和三卷本自传我读完了――我对王蒙的作品依然关注，但因为王蒙过于“机智”过于长袖善舞，也因为他在自传中的一些言论，我对他的敬意已经大大减弱。还读过几部长篇小说，印象比较深的有阎真的《沧浪之水》、王蒙的《青狐》、张平的《国家干部》、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最后一本是女儿给我推荐的，但我只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了。

对了，说到文学作品，这里我得谈谈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两位作家是我以前不曾或至少是很少关注的。更多的是因为受某种时尚的影响，我开始关注了沈从文和张爱玲。沈从文的作品我读得并不多，但其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那意境，那语言，实在让我感到“迎面吹来凉爽的风”。

但对张爱玲，我很难有许多读者那么高的评价。《倾城之恋》《小团圆》《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她的确太有语言天赋了，在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多姿多彩的精妙比喻，还有着流转自如的音韵节奏。有人说，张爱玲以其灵动飞扬的想象开创了一个美不胜收的语言世界。但我依然不喜欢张爱玲！道理很简单：我无法容忍国难当头，有一个女人能够从容而精致地抒发与整个民族格格不入的个人情感。就以很多人所赞赏的张爱玲的一篇“美文”《夜营的喇叭》为例。这篇文字不长，作者开头写道：“晚上十点钟，我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 单的音阶，缓缓的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最后作者写道：“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孤立地看这些文字，很美呀，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于1944年5月5日，敌伪《新中国报》以大块的文章欢呼日军在我国河南“大获全胜”，而在同一天的这张报纸上，就赫然刊登着张爱玲特为该报写的一篇散文，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夜营的喇叭》。一听到“皇军”的喇叭的调子，竟然那样的“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在这里，我无论如何没办法把文学和民族的灾难分开。她与胡兰成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说的是，类似的文字和情感，在张爱玲作品中绝不是个别的――赞美皇军的喇叭声，就不止一次。不要给我说什么“别‘因人废言’”呀，什么“别‘因人废文’”呀，抱歉！对张爱玲，我做不到――

国难当头，你可以不发出激越的呐喊，你可以沉默，但你不可以公开歌颂侵略者！也许在现在一些“思想前卫”的人看来，张爱玲不过是写出了她的真实感受而已，是“说真话”而已，但我认为，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要太无耻；或者再退一步，人可以无耻――那是你的“自由”，但请不要宣扬无耻，而且用精美的语言宣扬龌龊的无耻！正因为如此，我特别赞赏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1995年写的一段评论：“一个社会，纵在异族和暴君统治之下，也不能无文艺，因此在敌人豢养之下的汉奸报刊崛起之后，另一种作家艺人也就应运而生。这种作家艺人的作品，一定要有个大前提———那就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一定要为凶残的异族统治者和无耻的本族汉奸所接受。换言之，这是一种„顺民文学‟、„皇民文学‟，写得好的，也颇能承继战前„性灵文学‟的技巧；写起男情女爱来，也颇能惹出读者一掬眼泪，一声叹息，一丝微笑……这种作品兜来转去，只在个人情感小圈圈内，装模作样，惹人怜惜；山鸡野狐，终非上品———这就是张爱玲了。”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2005年10月巴金去世时我在纪念文章中的的一段话，请允许我再次大段引用――

我曾读到著名海外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巴金刻薄的评价，我当然不敢苟同。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读者，我没有夏志清那么渊博的学识，但我仍然有权利为巴金辩护。夏志清认为，中国现代作家过多地将精力集中在社会问题上，许多具有很高天赋和才华的作家之所以没有最终创作出一流的世界经典小说，则是因为他们过多地将自己的才情挥洒在社会事物上，小说的创作仅仅成为他们思想的传递方式或政治见解的宣传品。他说，“中国作家由于整日惦念的都是国家与社会问题，因此他们所求之于西方小说家的，主要还是知识上的同情与支持。他们对这些作家的思想和说教，拼命吸收，却很少去注意艺术上的技巧问题。”我认为，20世纪的中国有着太多的苦难，夏志清坐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优雅心态是无法真正贴近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作家的心灵的！面对苦难的中国以及这片土地上呻吟的人民，面对残暴到极点的侵略者和独裁者以及奋起抵抗的弱小民众，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如果不“整日惦念的都是国家与社会的问题”，他会感到羞愧甚至可耻！和平时期读有些纯文学的文字，我们会感到生活的有趣或美好，但在三十年代民族危亡的时候，一些悠闲的文人置民族苦难与视而不见，通过娴熟优美的文字谈“喝茶”，谈“女人”，谈“幽默”！这样的文字放在今天我一样喜欢，但在当时，“文学”是有了，良心却没了！巴金多次否认过自己是作家，他说他不过是面对令人窒息的中国，写出了“我控诉”！他没有想过所谓“纯艺术上的技巧”，只是凭着知识分子的善良与正直写出了自己的见闻和心声，因此他便成了中国的良知！这一点，外国人或者某些华裔学者是否认可，无关紧要，关键是巴金因此而获得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敬意！

我读当代文学不能回避曹文轩。对于中国最近一二十年的小说，我同意这样一种评价：“有故事，没文学。”但我觉得曹文轩例外。的确，现在许多小说，作者太注重“一下子抓住读者”，可以编织惊心动魄的情节，却忽略了或者不屑于“文学”――美的情感，美的形象，美的景物„„这一切当然都是通过美的语言来实现。曹文轩的小说我读的不多，《草房子》《青铜葵花》等几篇小说。但我实在是被征服了。无论是桑桑、凸鹤，还是纸月、细马，或者青铜、葵花„„都是生活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但曹文轩正是通过描写这些平凡的人们美好的心灵，演绎出了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谱写出一首首感人至深的人性的颂歌。直到现在，我一直都还给我的学生推荐曹文轩。

进入新世纪，我一直订阅《随笔》《炎黄春秋》《同舟共进》《老照片》《中流》（后来停刊了），每次都认真地读，每篇文章都不放过。透过字里行间，我能够感受到一些人物或事件的细节，甚至能够触摸到《人民日报》或《新闻联播》上看不到的鲜活的历史灵魂。

我依然对历史充满浓厚的兴趣，读大量公开出版的或地下出版的纸质著作或网络书籍，让我了解到许多教科书没有的历史真相。比如，这几天，我一直在读沈志华的《中苏关系史纲》，这本书依据最新解密的档案（包括苏联解体后公开的档案资料），对过去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进行了更接近历史真相的叙述。我因此明白了，许多过去历史教科书中“不容置疑”的“权威”说法其实离历史的真相还差得远呢！

我继续喜欢读杂文随笔和政论文章。李锐、龙应台、邵燕祥、谢韬、杨继绳、杜光、鄢烈山、沙叶新、钱理群、资中筠、流沙河、黄一龙、杨东平、谢泳、傅国涌、卢跃刚、林治贤等人的文字，依然是我的“阅读最爱”。

必须提到吴非的文字。他的杂文，不但我读，我还给我学校的老师推荐。今年春节过后，我给我校每一位老师都发了吴非的两本杂文集《不跪着教书》和《前方是什么》。前不久我刚刚写了一篇短文《吴非的良知》：“吴非文字的一针见血，掷地有声，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深刻――我不认为吴非有多么‘深刻’，他洞察人们浑然不觉的虚伪和道貌岸然的假相，所用的武器无非就是‘常识’。我曾在冉云飞博客上读到一句话：‘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见识，比见识更重要的是胆识，比胆识更重要的是常识。’吴非的胆识就在于他敢于说出常识。今年二月，我在给程红兵的信中写道：‘我之所以现在到处推荐吴非，是因为他从许多司空见惯的‘常态’中揭露除了病态，他说得不过是常识，但在一个互相欺骗的社会，说出常识便是深刻，更是勇气。读他的文章，我好多时候感到惭愧，因为从中读到了我的庸俗和苟且。’”

近十年来，随着网络的兴起，我还有大量的网络阅读，有些网站，比如“五柳村”、“博客中国”、“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以及一些境外网站是我几乎每天都要光顾的。在这些网站上，我读到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甚至尖锐对立，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各种思潮暗流汹涌的较量，比如，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大家都看到了――贫富悬殊、腐败猖獗、环境恶化„„有人主张深化改革，特别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公共权力受到监督与制约；有人则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甚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认为，多看一些不同观点，总是好事。何况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正是在这样的自由阅读中，我感受到了，在《新闻联播》所展现的“盛世中国”“和谐社会”背后的重重社会危机，也感到了鲁迅所说的：“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我由此忧心忡忡甚至惊惶不安地关注着中国的现状与未来。

随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我读到了越来越多的大陆没有出版的书籍。有人物传记，表达对人物的不同评价；有历史纪实，展示历史的不同侧面。这些书，真真假假，鱼龙混珠，但总只听比一种声音好。不过，这些书现在都还是“禁书”――有的书据说是“非法出版”。我就不明白了：香港难道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在香港合法出版的书，怎么到了大陆就成了“非法出版”了？这样说，对得起香港骨肉同胞吗？

写到这里，我不禁笑了：我真正的阅读是从“禁书”开始的，现在依然在读“禁书”。如果要给这篇冗长的文字取个标题，最恰当的也许应该是：《从“禁书”到“禁书”》。

最后再罗嗦几句：

第一，这篇文章所提到的书籍，大多根据记忆和现在书房里的藏书。按现在大家比较认可的“专业成长阅读路径”衡量，我的阅读完全是“跟着感觉走”（读博期间例外），对其他老师缺乏指导意义。真的，这绝不是谦虚。

第二，作为教师，而且还是一个比较知名的教师，阅读的大多数书并非教育教学的书籍，这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似乎是个遗憾。但我不认为教育教学书籍读得越多越好，毕竟教育首先是一种实践。

第三，如果用一个特级教师的标准衡量，我的阅读还有许多盲点，我怕这篇文字误导许多老师。但我认为，读书和实践的关系很微妙也很复杂，书读得多不一定书就教得好，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搞教育可以忽略尽可能广博的阅读。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尽可能”。

第四，给青年老师推荐优秀的教育著作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从来都不认为教师“必须”读什么才能成为优秀教师。包括我特别推崇的苏霍姆林斯基，我也不认为是非读不可的――不然，在他之前，难道人们就没有办法教书了吗？阅读其实非常个性化的，绝对因人而异。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处环境（包括时代）、志趣爱好、家庭背景、独特性格等等，都决定了他的阅读史是“唯一”的。不是没有共性，但更多的还是个性。

2009年8月14日－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