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水文化_孔子与孟子定

2020-02-27 其他范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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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孟子与水的的关系

孟子(约公元前390年—前305年),名轲,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主要继承者。作为亚圣,孟子不仅继承、弘扬了孔子的儒家之道,而且多有深化和发展。或是受孔子的影响,或是孟子本人对生命之源的水怀有特殊而深厚的感情,孟子对水的观察、思考和由水而感悟人生、阐发事理的程度毫不逊于孔子,他把儒家的“文化之水”推向了新的高度。

首先,孟子不但喜爱水,而且爱观察水。通过对水的观察和思考,说出了这样一番哲理深刻的话:“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流水之为物者,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这段文字不多,但内涵丰富。其一,登绝顶而一览众山小,经沧海则难为水,这的确是人生经验的真谛。沧海浩大,淼淼无涯,小江小河小池之水不可与之相提并论。其二,提出了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的观点,这与孔子“智者乐水”之说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从美学的角度讲,只有波澜起伏之水才具有屈曲生动之美;另一方面,在对自然之水的审美中,还可以透视出与“智者”相似的性情与品格,即强调要从水的自然形态和功能中寻觅和挖掘出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切体验和认识,而绝不仅仅流连于水的自然之美。其三,孟子称赞水具有“不盈科不行”的品性,这种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循序渐进的风格,正是立志行道的君子所效法的优良德行。

一次,孟子的弟子徐子请教孟子,为何孔夫子多次称赞水,水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孟子告诉他:“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料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子。”(《孟子·离娄下》)这里,孟子特别强调了“有源之水”的重要性,指出只有有源之水,才能不舍昼夜,奔流不息;而无源(无本)之水,即使在某一时段因雨水骤至而河满沟溢,但时令一过,干涸也就随之而来。对孟子这段话,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道:“水有原本,不已而渐进以至于海,如人有实行,则亦不已而渐进以至于极也。”由此观之,孟子这番议论是借水性将君子立身修道的过程充分表现出来:一是君子要像“有本”之水那样立于儒家之道这个根本,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二是水之“不舍昼夜,盈科而进”的特点,正与君子锲而不舍的修道过程相似。既有“不竭”之本,又能坚持不懈,努力躬行,就能渐进达到道德学问的完美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观水有术的孟子还从水的形态、性质和功用中找出论据,论述了他关于人性善和仁政学说,并从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事实出发,阐述了治水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人性问题,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提出来了。到了孟子时代,已成为诸子百家讨论的一个重大课题。孔子认为“性相近”,法家认为“性好利”,荀子认为“性恶,其善者伪也”,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等等。孟子别开思路,提出了性善说,并从人性的角度为“仁政”思想找到了本体论的根据。该理论一提出,立即引发了热烈的争论。于是,大千世界普遍存在的“水”,便被睿智的孟子拿来作为论证“性善”、反击论敌的有力“武器”。以水为载体,阐发性善,可称孟子性善说的一大鲜明特点。

对于人性问题,当时与孟子争论最激烈的当属主张“性无善无不善”的告子。告子以决堤之水的流向为论据,认为人性有如湍急的流水,从东方决口则可引之向东,从西方决口则可引之向西。人性本来无所谓善,正像水本来无所谓东西一样。以善辩著称的孟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同样以水的特性为论据,从容不迫地辩驳道:“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水虽无择于东西,却必定自上流于下,人性之向善,正如水之就下,是自然之势。人可以搏击或阻遏水流,使之跃起甚至倒流上山,但水的本性决不是上流。人性如水,向善如水往低处流,是自然而然的事。人之作坏事施恶行,与本性无关,犹水之过颡、在山,实乃“搏”、“击”所致。孟子以水的自然之势,阐发了他的性善说,尽管有失片面,但它充分肯定了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在孟子性善说的体系中,突出了孔子伦理体系中的仁、义、礼、智,他把这四者与人性善的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仁、义、礼、智这四大伦理道德范畴的根芽,即“四端”。他以自然界中的水、火为喻,鲜明地指出:“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完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说,凡是能保有这四端的,知道把它扩充开来,就会象火燃烧起来那样不可扑灭;就会象泉水喷涌而出那样无法遏止。

另外,孟子在谈到人性问题时,还表达出人类要自觉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思想。他指出,天下人谈论人性,只要能按它的本来面目(状态)去推究就可以了。本来的状态,以顺其自然之势为基础。人们之所以厌恶小聪明,就因为它往往容易穿凿牵强。为此,辩锋敏锐的孟子举出了大禹治水顺应自然规律取得成功的例子作为论证的材料。他说:“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者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意即如果聪明人像大禹治水那样,就不至于厌恶聪明了。大禹的治水(使水运行),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如果聪明人谈论人性也能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那可算大聪明了。由此观之,尽管孟子的上述论是由人性问题引发的,但它却从另一方面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大禹治水之所以获得成功,在于他能够根据水往低处流的特性,因势利导,才将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昭示人们,做一切事情,应切忌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孟子作为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还向我们描绘出治水对古代华夏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和重大意义,和不少水利、水名及水的流向的知识。所以孟子思想对于水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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