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民风风俗_宋代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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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民风风俗
宋太祖建国时就确立土地私有产权制度，买卖自由，并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租佃经营成为重要的土地经营形式。租佃契约期满后佃农可以自由决定终止或续约。人口流动性增强，城市商品经济发展。
宋代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南宋初期对南方的大规模全面深度开发，促成南方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从此完全取代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
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孙永远不得杀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宋朝达到极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等俗谚都是出在宋朝。宋真宗时，状元出身的陈尧咨拒绝出任官级更高的武职。在理学的兴起、宗教势力退潮、言论控制降低、市民文化兴起、商品经济繁荣与印刷术的发明等一系列背景下，宋朝优秀文人辈出，知识份子自觉意识空前觉醒。史尧弼在《策问》中认为：“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也认为：“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 其后中国由于蒙古的入侵并对文人采取敌视政策，加上明清八股文与清朝文字狱严重压制学人思想自由发挥，中国除晚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宋朝一样兴盛的文化景象。
与唐朝相比，宋朝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略有下降，宗教也更加世俗化与汉化。后周时，周世宗下令限制佛教，废除各地非敕额的寺院，又贬斥儒学，废除孔子后代的免税权。宋太祖建立宋朝，致力于统一全国，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在一些方面继承和发展周世宗的政策。宋太宗任用文臣执政，儒学随之逐渐兴起，佛教也渐流行。宋真宗自称“礼乐并举，儒术化成”，大力提倡儒术，同时又提倡佛教，信奉道教，建立起儒佛道的思想统治。然而整体来说，宋朝宗教以道教较为兴盛，北宋许多帝王如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等都信道教，政府支持提倡，使北宋道教大盛，南宋较衰，但余风仍在民间。佛教在后周周世宗时，曾受打击，宋初渐复，但宋徽宗崇道抑佛，又略受打击，南渡后又复，在佛学研究上比之唐代要黯然消沉。此外，民间尚有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宋朝政府对文人之待遇在中国史上属于最高水平，由于宋代非常重视考生质素，教育事业也得到政府的支援。宋仁宗时，下诏州、县办学，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宋代官学，规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武学、律学及四门学和广文馆。中央各部门也设立书学、算学、画学、医学。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学校，并在路设立学官。教师先由地方选聘，后改聘进士或国子监、太学毕业学生，教材有国家统一颁布，多以五经为主。
宋朝的城镇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包括开封、洛阳、临安、大名、应天、镇江、平江、江陵、广州、成都、福州、潭州、泉州等。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夜市与晓市。南宋行在临安府人口在1274年达到125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就连南宋灭亡后，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天城”。
瓦舍是重要的庶民游乐场所，内有勾栏，专供大众娱乐。东京的瓦舍见于《东京梦华录》的就有十座。临安的瓦舍见于《武林旧事》的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内容呈现商业化、专业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新趋势。演出的内容主要包括说唱、戏剧、杂技和武术等。其形式多样，深受大众的好评。而在农村，宗族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的主因。廿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衙，其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在理学的教化下与士人的影响下，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薰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 ；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族长通过订立乡约乡规来保持社会的秩序。地方绅士通过办学、救济事业、修桥铺路等手段造福乡里。
妇女的地位在宋朝大幅度下降。贞节观在宋朝得到发扬，从宋朝开始在中上层阶层妇女实行的缠足风俗严重迫害妇女的身体与心灵，官妓这种制度在宋朝已经沦为出卖肉体的工具，且花样繁新。
衣：崇尚节俭——奢侈之风盛行。
食：北宋肉类以羊肉为多——南宋羊肉价格高，一般人吃不起。
住：百姓住房较为简陋，稍稍富裕点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结合。
行：牛车——骡子——乘轿。
南宋以杭州为首都，江南湿热且水源丰富，因此社会上下都有爱洗澡的习惯，临安城里营利性的澡堂就很多，以至形成了独立的一个行业———“香水行（”《都城纪胜》）。
民间有在五月端午或七夕捣凤仙花染红指甲之俗。如《燕京岁时记》：『凤仙花即透骨草，又名指甲草。五月花开之候，闺阁儿女取而捣之，以染指甲，鲜红透骨，经年乃消。』
周处《风土记》云：『七月七日，其夜洒扫庭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祀河鼓(即牵牛也)织女。』唐诗人祖咏《七夕乞巧》诗云：『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迎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穿针乞巧者，或穿七孔针，或穿九孔针，用一根彩线连续穿过为巧。《醉翁谈录》：『其实此针不可用也，针褊而孔大。』 《东京梦华录》载：『摩侯罗惟苏州者极巧，木渎袁家所制益精。』宋代苏州虎丘有玩具市场，被称为『虎丘耍货』，包括泥娃娃、泥美人，彩画鲜妍，制作精良。杭州西湖玩具，被称为『湖上土仪』，有泥孩儿、莺歌、花湖船等。《梦粱录》载：『内庭与贵宅皆塑卖磨喝乐，又叫摩睺罗，孩儿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彩装襕座，用碧纱罩笼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玉珠翠装饰尤佳。』宋许棐『泥孩儿》诗云：『牧渎一块泥，装塑恣华侈。双罩红纱厨，娇立花瓶底。少妇初尝酸，一玩一心喜。潜乞大士灵，生子愿如尔。』
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约新谷登场的八月，是为秋社。陆游有《秋社》诗云：『雨余残日照庭槐，社鼓咚咚赛庙回。又见神盘分肉至，不堪沙雁带寒来。书固忌作闲终日，酒为治聋醉一杯。记取镜湖无限景，苹花零落蓼花开。』
《梦粱录》：『观潮，其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自后官府禁止，然亦不能遏也。有《看弄潮诗》云：『弄罢江潮晚入城，红旗飐飐白旗轻。不因会吃翻头浪，争得天街鼓乐迎！』可见市民对弄潮儿像接待英雄一样欢迎他们。
南宋杨万里有《三月三日上忠襄坟因之行散得十绝句》诗，当时上坟已由祭扫变为带食盒酒具到郊外踏青的活动；而路旁许多卖粉捏孩儿、象生果子等物的小贩用赌博形式吸引买主，这种赌博称为『关扑』。
宋代衣服以丝织、麻织、毛织品为主。宋代只有海南有木棉布——吉贝布，苏东坡有诗“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和陶拟古九首》）。中原无棉织品，当时的所谓“布”，是指麻、葛等制品。东坡有诗谓：“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病中游祖塔院》）。其“葛”就是一种布。
宫廷、贵族、官员都以穿锦品、丝绸为主。史载宋时养蚕业很发达，织锦的技术也相当高超，缝制、织染、绣花技艺也已很高。
《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市井服装习俗：“其卖药、卖卦、皆具 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以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之人便认得是何色目。”
宋代对士、农、工、商的服饰，限制极为严格。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民俗》记载：“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当铺)掌事，即着皂(黑)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可见，在宋代，除从服饰上可以看出等级差别外，还可以看出他们所从事的行业。
北宋的东京，已传入南方的烹饪技术，改变了以前北方人粗放的饮食习惯。在那里，北馔、南食、川饭等几种菜系互相竞争，使饮食业变得更加丰富。宋室南渡后，随着大量北方人口的迁入，东京的饮食业也进入临安，使南北的饮食再次得到交流，形成“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吴自牧《梦粱录》卷16)的局面。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文献的记载来看，两宋的烹饪技术已经相当高超，有烹、烧、烤、炒、爆、溜、煮、炖、、卤、蒸、腊、蜜、葱拔、酒、冻、、签、腌、托、兜等几十种，每一种都可以做出二十多个品种，可谓丰富多彩。
宋代的农历除夕夜，据《梦粱录》的记载，人们要“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门神和钉桃符，主要是为了驱邪避灾，祈求新年好运。门神原先用的是古代传说中能打鬼驱邪的钟馗，北宋末年则以唐代名将秦琼、尉迟敬德代之。人们还贴年画，以增添喜庆气氛。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当时出现了木版年画，便于人们购买张贴。宋人还有除夕夜守岁的习俗。《东京梦华录》载：“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袁文的《瓮闲评》评论说：“守岁之事，虽近儿戏，然而父子团圆把酒，笑歌相与，竟夕不眠，正人家所乐为也。”
宋代农历正月初一，三更过后、五更来临之时，爆竹便响彻天空。不仅宫中爆竹山响，要举行隆重的元日朝贺礼。寻常百姓也竞相燃放爆竹，开始了拜天地、祭祖先、互相拜年的活动。同僚亲朋之间拜年时，要赠送名刺(即名片)。如果自己不能亲往朋友家拜年，要派人骑马到每一位朋友家，连呼数声，留下一张名刺，表示已前来拜年。节日里还有大量的娱乐活动。如北宋东京，元旦放假三天，“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袜、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入晚“贵家妇女，纵赏关睹，入场观看，入市店饮食，惯习成风，不相笑讶”(《东京梦华录》卷6)。南宋的临安，元旦入夜，还有放烟火、赏灯等许多娱乐活动。
宋代的足球相当普及。宋人著有《蹴鞠图谱》等专论踢球的著作。踢球者组织的足球团体有“圆社”“齐云社”等。当时有两种不同的踢法，一种是设球门，比赛进球的多少，另一种是比赛踢球的花样。花样脚法有几百种之多，除用脚外，还可用头、肩、臀、胸、腹、膝等部位处理球。在瓦子勾栏里踢球，就是比赛踢球的花样。宋代足球高手辈出。苏轼的书童高俅，后来服侍一位大臣，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宫中向端王(后来的宋徽宗)显露了球技。端王非常欣赏，将他留下，时常陪练足球。端王即帝位后，高俅也官运亨通，职至宰相，并任朝廷最高武官达二十年。还有一位道士球艺极高，能“使鞠(球)绕身，终日不堕”。
1951年发掘的河南禹县白沙镇一号宋墓前室西壁壁画“宴饮图”。画高约九十厘米，宽约一百三十五厘米。画面采用了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方法，男女坐像、桌椅、卷帘等凸出壁画5～10厘米。在卷帘、悬幔之下，居中摆着一方桌，桌上放着酒壶、酒杯。桌两侧的靠背椅上，坐着一对中年男女。男子居右，头戴蓝帽，身穿圆领长袍；女子居左，头梳高髻，上穿绛红袄，下穿白裙，二人袖手对坐。人物身后绘有水波纹屏风，屏风前站立三位女侍和一位男童，他们手捧唾壶、盒子、果盘，侍候主人。这幅壁画对面，还有一幅女伎乐图，画面上共有11人，中间一人女扮男装，扬臂起舞，其他人手持各种乐器，分左右而立，为舞者伴奏。两幅画联系起来看，对坐的这对男女应是该墓主人。他们神情肃穆，欣赏着对面的女伎乐。这是宋墓壁画中比较流行的题材，墓中结构复杂的砖雕梁架斗拱，加上墓主人饮酒品茶的日常生活，使幽暗的墓室转化为一个充满温情的家庭。此画真实地反映了宋代服饰和家具的特点，也表现了当时富裕阶层人们生活享乐的情景。
《宋代庖厨》图反映了当时食品加工的场面，出自1958年河南偃师酒流沟宋墓出土的画像砖。图左为温酒厨娘，头戴高冠，身穿小袖对襟、旋袄，站在方型火炉旁，火炉上有一酒壶，厨娘正在拨火温酒。中间一人为烹饪厨娘，她上穿交领窄袖袄，下穿长裙，裙外还系有围腰，双手腕上戴钏镯，她一边挽袖一边正准备收拾桌上的鱼。方桌旁还有洗鱼的盆和煮鱼的炉火、锅等。图右几位妇女正在忙着倒水、做菜。整个画面，反映了宋代的烹饪技艺和饮食习俗。
宋代狮子舞非常盛行，尤其是儿童们跳起狮子舞都兴高采烈。这一时期的狮子舞，注重武艺，表演常与打斗相结合。狮子有时还口吐烟火，以增强神威武勇的气氛。这幅以儿童生活为主的风俗画反映了宋代民间舞蹈的盛行。
宋代人有赏花的习俗，每当春暖花开时节，城里的男男女女就“争先出城探春”，结伴赏花。《东京梦华录》就记载了当时园圃之多和花开之盛。
宋人在典礼、宴庆、佳节、出游时有簪花的习俗。簪花又称插花、戴花，本是重阳登高习俗，“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写的是苏轼在杭州赏花插花的情景，发出了春光易逝、人生易老的感慨。黄庭坚的词中也有“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的句子。
宋人相亲，定亲，主要是男方家人到女方家去，如果相中女方，则“以钗子插冠中”，谓之“插钗子”，如果不如意，则“留一两端彩段，与之压惊，则此亲不谐矣”。
宋人延续唐朝风俗，喜欢坐凳、椅子和绣蹲，同时伴有茶几、衣架、梳妆台、太师椅和画屏。坐姿的标准是双腿垂下，而不是跪坐。原来，古人皆习惯于席地而坐，汉代才开始坐于床。起初，人们仍保持席地而坐的姿势，“凡坐必屈脚”，南朝末期才逐渐有“跛床垂脚”，也就是垂脚坐于床沿上的坐势。当时，尊贵者独坐一床，宾客臣属连床而坐。坐床习俗由西域胡人传入，胡床在魏晋至隋唐时期使用较广，到了宋朝有钱有势的人家不仅居室必备，就是出行时还要由侍从扛着胡床跟随左右，以备临时休息之用。这种胡床已具备了凳子的形状和功能，但因那时没有“凳”的称谓，人们还习惯称之为“胡床”。宋以后，凳子的使用逐渐增多，凳子的名称也被广泛使用，并从床的品类中分离出来，独立成凳。另外，宋朝男性坐在凳椅上已司空见惯，但是妇女若坐在凳椅上，则是惊人之举。南宋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上说：“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杌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宋时的凳子形式多样，主要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形等几种。宋朝时期，下级见上级或卑着见尊者，都以跪拜或叉手为礼。而妇女则不行跪拜礼。男子行“肃拜”礼时，双膝跪地，两手放低。“拜手”即跪地后两手至地，这是较重之礼仪。丧夫者则头垂至地，此时首饰要全部卸掉。朱熹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曾令妇女鞋底装上木头，使行动有声，便于觉察，以防私奔。
宋朝男子有簪花习俗。男子簪花古来有之，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有“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王昌龄《九日登高》“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重阳节要插戴茱萸花从两汉至唐代已经有过流行。虽然汉唐已有男子戴花现象，但不是很普遍，也只有在重阳节这一天佩戴。明清时期，偶有为之。惟有两宋男人戴花蔚然成风，最为兴盛。宋朝男子不仅头插鲜花，还有将巾帛彩剪成茱萸、菊花来佩带。受到妇女头上簪花的影响，皇帝大臣也头上簪花。
汉族服装受契丹族服饰影响较大，汉族女子流行穿一种叫“褙子”的服装。这种来源于辽契丹服的褙子穿在身上的效果与唐朝时小衣大裙造型截然不同，而是表现出了衣长而露短裙廓形，女子穿上褙子会显得端庄、稳重、典雅。宋朝时女子普遍流行穿褙子，并普遍以缠足为风尚。
由于晚唐五代时期门阀士族已经没落，科举考试制度到宋代真正得到广泛应用，对社会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科举制度使大量过去贫寒的读书人一跃成为士大夫阶级，使政府与社会有了紧密的联系，也打开平民入仕为官的管道。透过科举入仕的知识阶级在宋朝时已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优势地位，在法律上也拥有许多特权，因而社会大众以中举任官做为读书的首要目标，社会也就衍生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尚。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透过社会、乡约、族规、家礼等各种方式深入民间，推广于全社会。中国自宋代以后也得以构成一个比唐代远为普及的文化社会族群。而基层知识分子，构成基层乡绅，并成为村镇百姓与官府的桥梁。他们指导公共工程、支援学校与书院、编纂地方地志、参加地方祭典、纠集赈灾工作、招募地方自卫武力、提供村镇行为规范。两宋时期，透过科举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阶级，是一个同时拥有政治权力、经济优势、学术文化素养的新兴族群。优势条件的结合促使这个时代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普遍发达的时代。因此，总体而言，到了宋朝，经济上除了一些皇亲国戚、富商大贾外，社会已无明显的阶级之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