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狄更斯与工业革命_工业革命与工业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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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狄更斯与工业革命

2012年05月30日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作者：方钦（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研究员）

1851年5月1日上午9时，英国伦敦，50多万人聚集在海德公园。

在这里，一座由钢铁和玻璃为主要建材，占地19英亩的建筑，用不到6个月时间拔地而起。在这座被称为“水晶宫”的建筑里，举行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当时叫做“万国工业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

野心勃勃的大英帝国，向世人展出了她自工业革命之后技冠群雄、傲视全球的辉煌成果。从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来说，那时的英国有理由骄傲：自1870年之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英国的人口增长了3倍；人均收入提高了2倍；农业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从50%左右降至20%以下；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些小渔村因为纺织业和冶炼业的发展转眼间成为巨型城市。

简言之，一个在长达一千多年中缓慢发展的农业国，在不到20年间突然一跃而成为世界工业巨头。这样的转变发生得如此突然，出乎意料，而且显然不符合英国人的性格。如果回顾英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工业革命之前（事实上工业革命之后很多情形亦是如此），英国社会几乎所有的变革都是通过渐进的方式完成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当一海之隔的法国大陆爆发大革命的时候，大多数拘谨保守的英国绅士并不看好。

以柏克（Edmund Burke）的观点为例，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一个社会基础，而个人的自由、人类的文明以及一切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美好事物，皆有赖于此。

历史证明柏克是对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目标的大革命最终屈服于军事独裁统治，并且以数十万人埋葬于俄罗斯大草原而告终。与此同时，只关心下一餐饭如何解决的英国人，却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整个人类命运的格局，向我们展示一个前所未见的现代社会。然而这也就产生了另一个难解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工业革命也是一场突如其来、动摇英国社会根本秩序的“革命”，它又为何会在英国发生？

不仅当时的人们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回顾这段历时感到难以理解。如何解释工业革命对当代学者来说也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至今，我们仍然对当时发生的许多故事的细节并不清楚。比方说工业革命准确的出现时间，为什么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地区，它又是如何传播到其他国家的，推动工业革命出现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如何来评价工业革命对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在政治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一直以来众说纷纭。

到了21世纪之后，随着英国自1200年起其工资、价格、人口、地租以及资本收益等数据都具有了非常完善的整理和记录，经济学家得以使用各类数学工具对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重新进行细致入微地计量分析。但结果仍不令人满意。

曾经一大批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认为工业革命的核心评价标准是经济增长率的急剧提高，然而数据分析显示在工业革命发生的18世纪，英国的经济效率没有出现持续增长，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5%；曾经我们认为开放的自由贸易为英国政治经济的繁荣带来深远的影响，然而从英法的贸易资料中分析得到的结果，在整个19世纪，英国政府对国际贸易的管制越来越强，甚至超过当时以经济管制著称的法国；曾经有学者提出创新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然而从当时英国最重要的纺织业中获得的数据中可以发现，纺织业的创新产生的收益非常有限。

这一系列令人沮丧的研究成果会让不少对启蒙、对工业革命、对“现代性”充满信心的学者产生幻灭的感觉，更弗论当时那些普通的英国民众。

对他们而言，也许英国的强大繁荣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是他们关心的东西。他们在意的是自身生活境况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变得动荡不安。旧有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发生变化，急剧拉大的贫富分化让那些以平均数值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变得毫无意义，甚至连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都开始变得不确定，这一切都会让一个身处工业革命之中的普通人感到生活无法忍受。

图：狄更斯 而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就是那样一位“普通的”伟大作家。他写于《双城记》中的那段如今已成为“万金油式的”的开场白：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部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这不仅是当时那些被夹在工业革命掀起的社会发展巨浪中进退两难的普通民众的内心独白，也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处于急剧转变中的社会里那些普通民众犹疑情感的最佳表达。

图：《双城记》 通常我们给狄更斯贴上的标签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早年生活的艰辛使得他更为关注英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阴暗面。《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董贝父子》、《小杜丽》、《远大前程》……这一幅幅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风情画卷，在狄更斯的笔下它们的主色调通常是灰色的。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困苦和悲惨，甚至使得作家自己所颂扬的人性的美好面都披上了忧郁的色彩。狄更斯不满意他所身处的社会，同当时许多忿恨不满的思想者一样，他把这个社会弊病的缘由归罪到那些支持赞扬社会发展的思潮头上，经济学自然首当其冲。1848年，在一次支持奴隶制的种族主义演讲中，卡莱尔（Thomas Carlyle）第一次将经济学贴上了“阴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的标签。

1854年，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出版，题献给卡莱尔。这部小说是狄更斯对经济学以及功利主义思潮最激烈的批判。小说的主人公，葛擂梗（Thomas Gradgrind），是“一个专讲实际的人。一个讲究事实、懂得计算的人”。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葛擂梗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亚当•斯密，一个叫马尔萨斯。狄更斯自序道，“我的讽刺作品所反对的是那些人，在他们眼中除了符号和均值，别无其他——他们代表这个时代最邪恶和最可憎的恶行。”事实是狄更斯这类批判不仅是无力的也是错误的。或许古老的慈善观念、人性光辉的确在高速的经济发展和与之伴随而来的社会思潮面前支离破碎，然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重塑与一个新社会相适宜的道德秩序。

1861年，穆勒（John Stuart Mill）发表《功利主义》一文，狄更斯如果愿意，就会发现他所痛恨的功利主义不仅仅只是算计而已，在穆勒为代表的思潮中，效用的计算已经加入了“感觉和情感”。狄更斯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所强烈批判的这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也是造就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原因。没有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还在为食物犯愁的英国人不会有闲暇去阅读他的小说；没有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文化教育的普及，他的作品也不会有那么广泛的读者群；没有经济增长所冲破的旧有社会身份的约束，作为小鞋匠的狄更斯可能根本没有机会成为作家。

只有一个伟大的时代，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尽管作家的某些观点，可能并不伟大。时至今日，英国在狄更斯诞生后又行走了200年，昔日大英帝国的荣耀早已不在，但这个社会也并没有变得那样糟糕。狄更斯有生之年所见的只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就的前奏而已。从1780年到1860年，英国人均收入只是翻了一番，从1860年到1990年，却增长了8倍。而同一时期，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较，英国的成就并不是最突出的。200年之后，这个世界仍然既没有直奔天堂，也没有投入地狱。

经济学，仍然是当代社会思潮中的显学。而狄更斯的小说，他的名言隽语，仍然在世界各个角落流传。而对于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那场至今仍显得琢磨不透的工业革命，如果她能开口说话，她一定愿意用狄更斯在《双城记》的结尾而非开头所写下的那段话来评价自己：我现在已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