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_司马迁与史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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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记》的历史意义

两千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撰了一部记载了上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的史学著作。然而当时为完成自己心愿而撰写这篇著作的他并未预料到这部著作带给后世的将是怎样的一个奇迹。

《史记》被后人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不仅仅因为它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更是因为它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以及对后世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这一点由“史记”这个史书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就可以看出。

幼年司马迁聪慧好学又受其父司马谈影响，对历史事实本就十分感兴趣，司马谈又在临死前将编撰一部完整而真实的史书的心愿和重任交付于司马迁，接任太史公后的他又更深刻的认识到了身为一名史学家的职责，因此构思创作一部完备客观的史书，他势在必行。而在《史记》的编撰中，最为亮眼的的便是它的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即使因为“李陵叛降”事件，自己被判处屈辱的宫刑，司马迁也未歪曲汉武帝的形象，抹煞其功绩。正是因为他的实录精神，《史记》才得以不朽于世。

《史记》的创作不仅建立在众多典籍的基础上，还建立在司马迁本人多年的实地考察和精心筛选之上，这体现了司马迁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抹杀王孙贵族和将相大臣的光彩功绩，也不隐瞒他们身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穷苦人民的丑恶嘴脸，不受私人情感影响的公正记载，是他客观实录的精神。

司马迁是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观念来写这部著作的。在写作手法上，他常用人物生平加自己的评论和感受的方法来呼应其“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的，而“详今略远”的写作方法则更好的涵盖了三千多年的历史而又不显累赘。

在人物塑造和叙事上，作者不拘于人物阶层，更全面的记载了社会人生百态。刻画的人物个性鲜明，性格多样，结合了生活背景和社会经历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生动丰满，而“互见法”的运用则弥补了人物描写的一些不足，使人物刻画更趋于完善。以时间为序的纪传方式使各传记间形成了一种连贯性，每一个传记的起因、经过间穿插琐碎细节，从而在人物命运的偶然性中得到历史必然的结果。透过表象去深刻思考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历史的必然性，最终达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史记》的编撰对于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它首先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体裁，贯通古今，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这种历史编纂学方法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甚深，历朝正史基本都采用了这种体裁撰写。其次，它建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自司马迁编撰出《史记》之后，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再次，它开创了阶级、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领域的综合纂史方法，是第一部为经济、少数民族和卑微者立传的史家著作，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史学的发展。另外，它还建立了史学的“传记文学”的先河，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唐代散文大家韩愈和柳宗元肯定了它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鲁迅先生的一句评价最为形象：“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最后，《史记》中许多故事情节生动典型，戏剧性强，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为后世小说、戏曲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创作出了许多如《赵氏孤儿》这样的有世界影响的名著。

《史记》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颗明珠，是国学的珍宝，它所寓意的历史因果规律和必然性值得我们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