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园游_北京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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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校园游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现名。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北京大学校园游）
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胡适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不久，临时大学又迁到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大学于1946年10月在北平复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高校于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的校友和教师有400多位两院院士，中国人文社科界有影响的人士相当多也出自北京大学。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建设的新时期，并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两所大学之一。
百年纪念讲堂，值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崛起于燕园，其兴建得到李岚清等国家领导人密切关注和校内外各界大力支持。讲堂自2000年5月运行，依托北大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传承其前身五十年代大饭厅和八十年代大讲堂的厚重历史底蕴，践行会议中心整体服务思路，始终遵循“服务学校，服务师生”的工作宗旨，以弘扬高雅艺术、繁荣校园文化、服务素质教育为己任，力争成为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对外展示的形象窗口之一。
作为一所现代化多功能校园剧场，讲堂坐落于燕园中心位置，建筑面积1.26万平方米，建筑物最高处为34.8米，地上主体三层、地下一层，建筑风格独特，硬件设施一流，内设拥有2063个座位的观众厅，以及多功能厅、化妆间、排练厅、纪念大厅、四季庭院、会议室、展廊、贵宾接待室、观众休息厅等场地资源，另有先进舞台机械及自动控制系统、电影数字立体声还音系统等专业设备。运行以来，讲堂在配合学校重大活动基础上，每年承接推出文艺演出、电影放映、讲座、典礼、会议、展览、新闻发布等活动数百场，逐渐朝着成熟的综合性多元化剧场迈进。（北大清华校园游）
在探索、起步、成长的各个阶段，讲堂在“以人为本，科学管理；服务师生，繁荣文化”工作理念指导下，始终坚持外树形象，内强管理，内外品质兼修，以品质促发展。在准确定位基础上，讲堂着力打造“高雅艺术殿堂”和“素质教育课堂”的双重品牌，深化“以我们不断努力，赢得您更多满意”的服务理念，对内倡导民主工作作风、科学管理制度模式和人性化的管理方法，在营造和谐向上“家”文化的同时，推行人才战略、重视队伍建设，紧跟会议中心整体前进步伐，稳步推进讲堂各项工作健康开展，并将通过打造更多品牌、提供更优服务，答谢各方厚爱与厚望 图书馆已经建立110周年了。图，是指北京大学图书馆，它有1100多万册(件)文献资料，是亚洲高校第一大图书馆，在这里蕴育出无数的杰出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学术殿堂。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闻一多--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承载着一部深沉丰厚的中国近代史。
就是今天，静静地坐在湖畔，也容易让人联想起燕园中的诸多的大师们，想起他们曾经出入的楼阁、曾经坐过的湖边、曾经乘凉的古树，还有曾经的岁月、曾经的沧桑、曾有的精神和曾有的激情，也许这园中最大的魅力，正来自于一种深厚博大的人文底蕴。
一是馆舍。目前的馆舍由1975年落成的西楼与1998年落成的东楼相连而成，外观具盛唐风格，宏伟大气；坐落于校园中心，观之如知识圣殿。建筑面积近53000平方米，设施先进，环境舒适，恰是读书学习的好去处，也是拍照留念的好景观。二是藏书。到2011年底，纸质文献馆藏总量近800万册（件），电子图书达到276万种，中外文数据库500个，另有音像资料5.6万余件，自建特色数据库近20种、超过100TB。“汗牛充栋”远不能比喻馆藏之丰富，“书山”、“智海”或能勉强形容之。
三是服务。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图书馆的服务由传统的借还书、阅览等向多元化功能发展，数字资源服务、读者自助服务、学科馆员服务、阅读推广服务等新的服务手段和方式不断拓展。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可以帮助读者“足不出户”而获取本馆没有的资料，学科竞争力分析可以帮助机构或个人了解学术发展状况和趋势。（北京大学校园游）
“振兴中华”碑位于一教东南侧，是1980年入学的北大学生捐献给母校的礼物，她记录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1981年3月20日晚上，当中国男排战胜了韩国男排，将代表亚洲参加在东京举办的世界杯排球赛的消息传开时，整个北大校园沸腾了。人们打着鼓，挥着旗子，排着长队，唱着国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校园。
人们从石狮守卫的北京大学西门进入，不远处便能看到一对秀丽的华表矗立在办公楼和庑殿围合的那半敞开的空间中。继续漫步向东，无论从哪条路进入以未名湖为主体的园林空间，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整个的燕园中，未名湖更如烟波浩淼的海洋，在光的作用下，湖面似停泊着万千星辰，发出瞬息万变的光芒，在未名湖畔，东可观湖光塔影;西可看钟亭落霞;南可望湖山林木;北可览层楼幢影，处处都充满了诗情画意。于是，有人把燕园的精髓概括为“一塔湖图”(即一教或一体、博雅塔、未名湖、北大图书馆)。
博雅塔，指的是在未名湖东南，有一座十三级密檐宝塔倒映在碧波之中，这是1924年7月燕京大学为了解决生活用水，掘的一口水井。它的水源丰沛，外形则仿照通州燃灯古塔的样子，用辽代密檐砖建成。塔共13级，高达37米，除塔基座以外，全部用钢筋水泥建成。因为此塔主要是由当时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晨光的叔父捐资兴建，所以又曾命名“博雅塔”。博雅塔的位置看似平常，但却也是设计者独具匠心的巧妙安排和精心推敲的选择，它高高的塔身，能让校园内外时时出现它不同角度的美丽身影。塔本身可以说是点石成金之作。作为校园供水不可缺少的构筑物，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大煞风景，而这个水塔则利用制高地形，在风景区内用一种特殊处理方式，对构筑物采取巧妙的建筑造型，化不利为有利，成为使用功能、艺术造型、环境协调三方面高度统一的杰作。如果顺螺旋梯向上还可直达塔顶，在那极目远望，北京西山秀色便可尽收眼底，令人心胸开阔;向下观又可见澄湖如镜，塔影毕现，随清波则能荡漾出无穷的诗意，难怪北大人称这里的景观为“湖光塔影”。
未名湖，是北京大学校园内最大的人工湖，位于校园中北部。形状呈U形。湖南部有翻尾石鱼雕塑，中央有湖心岛，由桥与北岸相通。湖心岛的南端有一个石舫。湖南岸上有钟亭、临湖轩、花神庙和埃德加·斯诺墓，东岸有博雅塔。是北京大学的标志景观之一。
湖，是指未名湖，它是在原有自然水面的基础上规划整理而成。据知情者说，它的名称是出自钱穆教授的灵感。它能以“未名”而扬名天下，却是因为那些曾在湖边散步、凝神的大师们，是他们自由、深邃而悠远的思想熏陶，让这湖水、这园林生出了一种独特的灵气。有一首诗曾一度在北大流行: 未名湖北的镜春园，在圆明园被焚时它的卷棚顶也随之不复存在，但其木框架却还傲然挺立，并有一老垂花门，门联上写着“乐天知命，安土敦仁”。多少年过去了，这里仍是林木葱茏，荷塘映绿，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旧园的风貌。
斯诺墓坐落在原花神庙遗址(位于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南岸)上。墓碑为一长方形的白色大理石，碑上镌刻着叶剑英题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下注英文。墓旁松柏环绕，绿草如茵。迎面一湖碧水，更觉幽静肃穆。
基本信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年)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坎萨斯城一个出版印刷业主之家，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
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 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斯诺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6月，斯诺又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不久即搬回东城盔甲厂13号居住。（北京大学校园游）
当时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他们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斯诺夫妇则在游行当日和其他外国记者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他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北平沦陷后，斯诺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死城，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1960一1970年斯诺墓曾三次来中国访问，著《大河彼岸》等书。对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1972年在日内瓦逝世，按照他生前遗愿，将其骨灰的一部分运来北京，于1973年10月19日安葬在此。
美国人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多次到过延安，采访过毛主席，写有红星照耀中国等大量很可观的文章。
北京大学钟亭
来到燕园的人们，一定不会错过钟亭--那个坐落在未名湖西岸小土山上的小小的六角亭。之所以说不会错过，是因为小土山的位置极佳，北面临湖，正对着北大人极为熟悉的翻尾石鱼;南面土山脚下就是乾隆诗碑，诗碑西面不远处，就是蔡元培像，蔡元培像与乾隆诗碑中间夹着一条小径，小径通向湖边。
基本信息据有关考证，原来老北大就是用钟来报时的，钟亭之所以亭中有钟，大概最初的想法就缘于此。在《北大旧事》中，有一位老北大的校友这样描述当时的钟声的:“北大二院的退课大钟从来不是用电机钮去控制，而是一架高高的，古旧的朽木座子，上面悬挂着一口黑黝黝的沉沉的铁钟，至少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
当时学校开办的时候，当事者不知从哪里物色得来的，而至今仍由一名年纪已近七十的、满脸灰白的胡须、身上穿一件退色蓝布短袄来敲打，每次约敲十六到十八响。这钟声，声音嘹亮，不但在北大二院，就是在一院、图书馆、研究院、东西斋等地方也没有不能够听清楚的。
同学们住在附近胡同里面的，早晨躺在满屋阳光的床上，一觉醒来，听到上课的钟声再洗脸漱口都来得急。因此，这钟声富有诗情画意，自非普通的电钟能及其万一。”而那时所用的钟自然不是如今钟亭里的这口钟。关于钟亭内这口钟的由来，颐和园那座皇家园林里有这样的记载:“岛北侧的岚翠间，1889年慈禧曾做为阅兵台，检阅李鸿章调来的北洋水师及新毕业的水师学堂陆战队学员。为适应演习，把小火轮改为炮舰，东西两岸排列着炮队和马队。当时为水师报时的大铜钟，1900年险被劫走，后来置于燕京大学内，今北京大学内未名湖畔钟亭内即此物。（北京大学校园游）
翻尾石鱼是圆明园属园长春园中西洋楼的石刻构件。今存北京大学未名湖西侧近岸水中。
长春园北部的西洋楼景观”谐奇趣“主楼南侧有一大喷水池，翻尾石鱼就是这个喷水池中央的装饰物。此件西洋翻尾石鱼，由黄鹤色细石精雕而成。鱼身长165厘米，高87厘米，下部鱼肚宽90厘米，上部鱼嘴宽42厘米。圆明园惨遭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两次焚烧、劫掠，使世界名园沦为废墟，珍贵文物流失殆尽，翻尾石翻尾石鱼
鱼也被变卖。后被朗润园主人载涛买下。燕京大学1930年班毕业时，将此石鱼买来送给母校以作纪念。从此，翻尾石鱼就在未名湖畔安了家。翻尾石鱼是在圆明园之一的长春园北部，有一组仿照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样式设计的建筑，俗称”西洋楼“。这组建筑最西面靠南一点的就是”谐奇趣“。
”谐奇趣“建于乾隆十二年，他的前面是一个圆形的大喷水池，周围有雕刻精美的四只羊和十只鹰，嘴里日夜不停地向池中喷水。翻尾石鱼就是这个喷水池里的装饰物，属于西洋石刻艺术。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圆明园在19世纪后半期惨遭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两次焚烧、劫掠，沦为废墟，珍贵文物流失殆尽，翻尾石鱼也被变卖，后来被朗润园的主人载涛买下运到朗润园。
根据《平西报》、《燕京新闻》记载，石鱼在朗润园里放置多年，燕京大学1930班学生毕业时，为了表达赤子之心和爱国热情以及对母校的深情，将此石鱼买来送给母校，从此翻尾石鱼就在未名湖畔安了家。蔡元培与北大
在北京大学的校园深处，在未名湖畔的苍松翠柏之间，矗立着原北大校长——我国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先生的半身铜像。当21世纪的曙光即将来临之际，这位曾给北京大学带来盎燃生机，使北大成为享誉中外的中国最高学府的老校长，正以他深遣的目光、博大的胸怀、卓越的思想，注视着、期待着、启迪着这所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百年学府，在新的世纪里创造出新的辉煌。
翻开北京大学百年奋进的光辉史册，人们就会发现，没有谁能比蔡元培同北大的关系更为密切的了。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蔡元培，北大就不成其为北大；没有北大，蔡元培也不成其为蔡元培。蔡元培与北大，是名人与名校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完美结合。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要纪念的自然是这位与北大同在的、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老校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园游）
1916年9月1日，已近知天命之年仍在法国“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蔡元培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是当时的教育部总长范源濂发来的。电文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收到这封恳请自己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报以后，蔡元培思忖良久，心潮起伏，一时难以平静下来。
清季翰林出身、后为忠诚的革命党人的蔡元培，早在15年前就走上了民主革命、教育救国的道路。他以年近5旬之身去国远游，留学法国，其目的就是要融合中酉文化，培养硕学闳材，以教育救国强国。在法国，他和吴玉章等发起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努力为中
国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创造条件。留法勤工俭学在当时国内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影响，不少人积极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其中一些入在法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虽然留法勤工俭学取得了进展，但蔡元培并不满意。他总觉得“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同内之切实”。现在机会来了，擅权专制的袁世凯倒台了，共和国出现了新的转机和希望。尽管当时北京大学的风气口碑不好，但它毕竟是由中央政府举办的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对全国教育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最高学府，他可以把北大作为基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自己的夙愿。经过一番考虑，蔡元培初步打算接受范源濂的邀请，回国出任北大校长。
1916年10月2日，蔡元培同吴玉章一道由马赛乘船回国，11月8日抵达上海。对于蔡元培是否出任北大校长一事，在他的友人中有不同看法，在一些革命党人中也有异议。不少人劝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弄不好反倒会坏了自己的名声。对蔡元培深有所知的孙中山却主张他去，认为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传播革命思想。孙中山的支持和嘱托坚定了蔡元培任职北大、改造北大的决心。他当时曾说：“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后来还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表示自己毅然决然的态度。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抱着整顿、改革北大的宗旨和决心，迎难而上，赴京就任北大校长的职务。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职视事，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有成就也最为人所景仰的一段辉煌历程。
既有革新精神又有民主作风的蔡元培，从踏进北大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与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躬回礼。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致敬，他都脱帽还礼。这一件令校工和学生感到惊讶的新鲜事，不啻是给封建积习严重的北人吹进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预示着这所学校将在改革中走上新的途程。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了就任校长的演说。针对当时北大存在的不良风气，他着重提出“拍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并阐明大学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突出强调学生要把“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放在首要位置。这个演说在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就在蔡元培就任校长的这一年，北大进行了一次纪念校庆20周年的活动。校庆纪念歌词写道，“棫朴乐英材，试语同侪：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桯改，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材。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喜此时幸遇先生蔡”，反映了北大师生对蔡元靖的由衷欢迎和热切期盼。
此后，蔡元培在北大兴利除弊，祛旧布新，使陈腐的北大一变而为鲜活的北大，名副其实的北大。有人评论说“蔡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励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蕴蓄，乐育国内之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校，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笈，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在蔡元培长校期间，北京大学的新风气、新局面终于出现了。（北京大学校园游）蔡元培接手的北大无异于新瓶旧酒：辛亥革命后校名虽然由京师大学堂改成北京大学校，但本质并无多大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顽固守旧，不容许有新思想进来。学生则多是官僚
和大地主子弟，有的一年要花几千银元，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对读书毫无兴趣，对当官之路却千方百计地去钻营。面对被搞得乌烟瘴气的北京大学，蔡元培首先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一是延聘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引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二是改革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注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积多年办学之经验，蔡元培深知要办好北大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而又热心教育的教员。他认为“学课之凌杂”和“风纪之败坏”是北大的两大弊端。“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为此，他人尚未走进北大校门，就开始了延聘名师、罗致英才的不懈努力，并留下了“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以及不拘一格聘任没有大学学历的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等佳话。
1916年12月26日．正是教育部正式下文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那一天．他一大早就急匆匆地来到北京前门外大街的一家旅馆，造访因创办《新青年》、宣传民主科学思想而声名愈来愈大的陈独秀。对陈独秀，蔡元培早有所识，认为他足自己从整顿文科入手进而整顿
北大的最理想的助手。他把陈独秀列为自己延揽人才的首选对象，不辞辛苦，亲自登门拜会。蔡元墙求贤若渴，陈独秀却因办《新青年》等原因推辞。于是，蔡元培仿效刘备“三顾茅庐”，几乎天天都来探望陈独秀。有时来得早，陈独秀尚未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自己坐着板凳在门口等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由于蔡元培诚心纳贤，加上他应允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北大来办等实际问题的解决，陈独秀遂同意到北大任职，并于1917年1月13日获教育部批准，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请来的这位文科学长，两年后成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此后，蔡元培又相继聘请了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吴虞、鲁迅、周作人等具有革新思想和丰博学识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文科任教。此外，马叙伦、沈尹默、陈垣、陈大齐、萧友梅、沈兼士、徐悲鸿、熊十力、马寅初、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陈启修、高一涵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也被聘为北大文科、法科教授、导师。在理工科方面．蔡元培聘请当时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瑮担任理科学长，还聘请知名学者李四光、丁燮林、颜任光、何杰、翁文灏、王星拱、李书华、丁文江、俞同奎、朱家骅、冯祖苟、秦汾以及外籍专家葛利普等为教授。一时间，北大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术空气浓厚活跃，教学科研盛况空前。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名，从其中76名的年龄来看，35岁以下者43名，占56．6％；50岁以上者仅6名，占7．9％。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只有21岁，胡适、刘半农也只有二十七八岁。陈独秀也才38岁。这样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大过去的陈腐之气，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除了积极延揽积学与热心的教员以外，还借鉴西方大学的模式，对北大的领导体制、系科设置、教学制度、课程内容、招生制度等进行厂一系列改革。
李大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中共北京地委、北京区委和北方地区的工作，曾任中共第三、四届中央委员。1924年，他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并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英勇就义。
李大钊就义后，他的灵柩一直没有下葬，停放在北京宣武门外妙光阁浙祠内。1933年4月，李大钊就义六周年时，北大师生由校长蒋梦麟领衔，共同发起为李大钊遗榇举行公葬的活动，蒋梦麟校长亲自为李大钊在香山万安公墓代购了墓地。李大钊的生前好友、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执笔为李大钊墓碑撰写了碑文。（北京大学校园游）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8年起，在北京大学任史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同时为《新青年》杂志主编，传播马克思主义。1927年4月被反动军阀张作霖逮捕，英勇就义。此铜像为北大7
7、78级毕业生捐资建造，由我国著名雕塑家傅天仇教授创作，北京钢铁学院、首都钢铁公司协助铸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在沙滩红楼专门开辟了李大钊先生纪念室。在今日的北大校园中，7
7、78级学生捐资建造的李大钊半身铜像安放在俄文楼。1995年，北大党委将党务和思想工作最高奖命名为“李大钊奖”。李大钊永远活在北大师生的心中，永远感召着北大师生为“学术上的发展”奋进，为民族的复兴奋进。让我们用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之初的三名党员之一的张申府的话结束此文：“他应说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不论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为人，他的待友处家，都是无可訾议的。他的思想的前进，他的行动的积极，他的为人的纯洁，他的对人的温厚，他的道德的高尚，他的革命情绪的热烈，所有这些兼而有之，真可说是一时无两。” 北京大学静园草坪是目前北大校园内最大的一块草坪。春秋时节，和风煦日，这里是很好的休闲之地。同时，静园还是北大师生们一个重要的课余活动场所，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的文艺晚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草坪两侧的建筑称为六院，是六处三合院落。六院地处未名湖之南，比湖北之四斋显得娇小玲珑，多了些幽静典雅之意。六院在民国时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同样是取中国传统文化中“水南为阴”之意。现今这里是一些院系的办公地，仍然保持着古朴的风格。
北大静园和六院是北大校内最幽静且学术研究机构最集中的地方。
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坐落在燕园中心的静园草坪北侧，由几块红色大理石组成。其文字介绍显示，纪念碑于1993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97周年纪念日）揭幕，主要纪念的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期间，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北京大学83位师生，革命烈士纪念碑象一个“心”字。
由几块红色大理石组成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坐落在燕园中心的静园草坪北侧。纪念碑是1991年“七一”北京大学党委倡议建立的，建成揭幕于1993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97周年纪念日），主要纪念的是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直至抗美援朝，北京大学（包括西南联大、燕京大学）的师生校友中牺牲的83位革命烈士。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的正面是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的题词“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的碑文记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牺牲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第一位就是革命先驱李大钊。
塞万提斯像矗立在北京大学勺园荷花池北侧的草地上，北京大学校史馆的西南方。该像为铜制塑像，高2.35米，塞万提斯身着西班牙披风，右手持书，腰挎宝剑，目视前方，风度威武而潇洒，既散发着文学骑士般的无畏气质，又闪耀着理想主义者的智慧之光，时时吸引着无数学子深深注视的目光。（北京大学校园游）
1616年4月23日，塞万提斯去世，被草草埋葬，甚至没有立下墓碑。直到1835年西班牙政府才在马德里的西班牙广场为他建立了纪念碑，碑的上端有塞万提斯的石雕像。1986年北京市与西班牙马德里市结为姊妹城市，之后，马德里市政局特意复制矗立在该市区广场的塞万提斯像，赠送给北京市民。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它安放在北京大学校园。1986年10月3日在北大举行了安放仪式。
西南联大纪念碑碑座为圆拱形，高约5米，宽约2.7米，碑身嵌在其中。碑文由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撰写、闻一多篆刻、罗庸手书，享有“三绝碑”的美誉。1178字的碑文，通篇诉说联大建校始末及历史意义，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碑后刻录了834位联大参军同学的名字。
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院士说，西南联大的历史同时载入三校史册。三位校长今天一同体认当年那一段悲壮而又辉煌的历史，是为了传承“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校训，让南开、北大、清华的历史友谊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像当年的西南联大那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全部的力量。
目前，北大、清华和南开均已在校园里树起西南联大纪念碑。无论在昆明还是北京、天津，四座西南联大纪念碑树起令人仰望的精神高度，传承着先辈们爱国、科学和民主的精神。(3)因并校而吸纳了燕京大学大部份人才并同时搬入燕园的北京大学从人员和设施配套(包括图书馆)上均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燕京大学的角色，因此认为北京大学可以在某程度上称为燕京大学的传承者。北大校友门
北京大学西校门是1952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成为新的北京大学之前，燕京大学主校门。校门两侧有两头石狮，这是…这座校门是由燕京大学校友捐资修建，故而又称之为校友门。燕京大学有着众多杰出校友，其中包括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黄昆院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著名医学家吴阶平院士等等。历史上的燕大至今仍是北京大学的一笔宝贵财富，对今天的北大有着深远的影响。北大西门上面挂有北大校友，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的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北京大学书写的校名，他所书“北京大学”四个字苍劲有力，气势雄浑。
校门左右两侧还有一对威武的石狮，鬓发虬卷，目光炯炯有神，使西校门更增加了几分庄严。关于这一对石狮的来历，有人以为石狮取自圆明园，其实不然，它们乃是原燕京大学于一九二四年从民间购得的，在北大文书档案馆里，还存有当时购买这对石狮的契据。西校门内一座精心镂雕镂的石桥，也由校友所捐，名校友桥，弯弯小桥，淙淙流水，蕴涵北国江南的神韵。旁有年代久远的银杏树，她是燕园里的老人。
正对西门的是校园的主要建筑，即现在的办公楼，其间空地上还耸立着从圆明园迁来的两只华表。西校门向西而行，是清代名园鸣鹤园的遗迹；往南的一片绿地和荷塘，是明末画家米万钟勺园故址。（北京大学校园游）
对于北大而言，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或者将来，西校门的地位都是极为重要的。西校门作为燕园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已经成为北大形象的重要代表，也是人们认识北大的重要窗口。如今的西校门已经不单单是师生进出的校园大门，而是已经演变为北大的象征，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内容；进入西门，就进入了北大这块精神的圣地，登上了这座神圣的学术殿堂。浴缸、饮水喷泉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