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汪精卫_关于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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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人际世界》系列之
——张学良与民国政要
千秋功罪任评说
——张学良与汪精卫
如皋蒋文祥
张学良与汪精卫同是近代中国有数的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对中国的历史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巨大影响。这对民国政坛上的一文一武，两个人都是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一个曾经是统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的赫赫少帅；一个曾经是“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侠客青年。但是在其后的政治生涯中，两人不同的人生追求，又造成了不同的人生结局。一个成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和千古功臣，赢得炎黄子孙的万人景仰，被铭刻于历史的纪念碑上流芳百世；一个则成为中华民族的头号汉奸和千古罪人，遭到子孙后代的千夫所指，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一、1910年，年仅27岁的汪精卫置生死于度外，刺杀溥仪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虽然暗杀失利，身陷大狱，却因此名闻天下。张学良说：“年轻时我最佩服汪精卫”。
汪精卫，本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83年5月4日生于广东三水，祖籍浙江绍兴。“精卫”是他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所用的笔名，取自《山海经》“精卫填海”的典故，后人多以笔名呼之。汪精卫生得眉清目秀，与梅兰芳、周恩来、张学良同列民国“四大美男子”。他于1902年春考中秀才，1904年又考取了公费留学生，东渡日本政法大学留学。
1905年7月汪精卫在日本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同年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他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中山的好评。
汪精卫最有名的文章是发表于《民报》26期上的《革命之决心》一文。汪精卫在文中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1907年初，汪精卫随孙中山赴南洋筹建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同年３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来结为连理。此后汪精卫又参加在新加坡筹建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10年1月，年仅27岁的汪精卫抵达北京，以开设“守真照相馆”为掩护，暗中策划谋刺大清帝国溥仪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虽然暗杀失利，却因此闻名天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的《慷慨歌》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报纸争相转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成为当时青年革命者广为传颂的诗句。汪精卫的狱中诗，悲壮动人、脍炙人口，其慷慨从容的革命气节不仅得到仁人志士的敬仰，就连他的政敌肃亲王善耆也为之感动。经过肃亲王善耆的斡旋，他终于由罪不可赦的死刑改判终身监禁。翌年辛亥革命成功，汪精卫被作为政治犯释放后重获自由。
对于这么一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张学良早就想一睹他的风采，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到了1921年，为了联合反直，奉、粤之间往来频繁，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使者，曾六次来奉天，张学良才与汪精卫有了初步接触。汪精卫第一次到奉天，曾举行过一次讲演。张学良听到汪精卫那条理清楚、慷慨激昂的现场演讲时，全身热血沸腾，完全被这位年轻的革命家所折服。此时的汪精卫，简直就是张学良心目中的大英雄。
此后，每逢汪精卫到奉，张学良都登门拜访，促膝相谈。谈得越多，了解得越深，张学良对汪精卫的钦佩之情就越深。多年后，张学良回忆说：“年轻时候我最佩服汪精卫！”此话并非虚言。实事求是地说，早年的汪精卫对张学良民主爱国思想的形成，无疑曾经起过极大的正面影响。
二、1930年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之时，蒋介石、汪精卫均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拉拢张学良，张学良思虑再三决定入关助蒋，从此与汪精卫结下了梁子。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一路攀升，最终荣登蒋介石一人之下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而汪精卫却在政权的争夺中屡屡败于蒋介石之手，甚至一度出走香港。其实，在国民党内如果论资历与名望，以及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汪精卫都远远超过蒋介石。1925年改组大元帅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汪精卫还以全票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但由于军权掌握在蒋介石手中，没过多久，他就落了下风。此外，汪精卫败于蒋介石，还有他个性的原因。汪精卫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与他周围的污浊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汪精卫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从不搞“封官许愿”，由于跟他捞不到什么好处，愿意跟随他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卫讨厌拜把子那一套，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作为国民党内资深的元老级人物，无论是从资历、声望、理论水平还是政治经验等诸方面综合因素来看，汪精卫仍不失为蒋介石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因而，在反蒋的军阀们想拧成一股绳讨伐蒋介石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汪精卫。于是，张发奎于1929年9月17日在湖北率先发表《拥汪讨蒋宣言》，电请汪精卫回国。
汪精卫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分别委任阎锡山、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
三、胡宗南、何键、李宗仁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他一人统领这些反蒋大军，一时声势极盛。但这支七拼八凑的队伍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指挥不灵，步调不一。不到半年，汪精卫的反蒋大军就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和收买瓦解。
到了1930年初，“中原大战”正式爆发后，阎锡山电请汪精卫北上主持党务。汪精卫在北平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精卫被奉为“扩大会议”领袖。此后不久，汪精卫、阎锡山等人又成立了反蒋国民政府。为争取东北军这一强大的力量，汪精卫又是去电又是派人，并应允优越条件，期望张学良能站在自己这边。在“挺蒋”还是“倒蒋”的天平上，30万东北军这颗砝码加在哪头，哪头就必胜无疑。
面对当年的偶像，张学良或许心中会有一丝别样的情怀。但面对是支持国家统一，还是助力纷争战乱的选择，张学良思虑再三，最终还是站在了蒋介石一边。
蒋介石任命未满30岁的张学良为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又给他拨去3000万银元，还许以平津地盘交给他管理。于是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发表“巧电”：“吁请各方，即日
罢兵，以纾民困。”通电支持南京政府，亲率十万东北军挥师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阎锡山望风而逃缩回山西，冯玉祥则因部下倒戈而全线崩溃，蒋介石大获全胜。
当得知张学良已经出兵助蒋，汪精卫在他的办公室里好长时间呆立无语，不得不于9月20日匆匆离开北平。张学良的选择，让汪精卫痛失一次难得一遇的倒蒋机会。此后，他便对这位东北军少帅产生了难以化解的怨恨。
三、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忠实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受到全国人民的责难，汪精卫趁机落井下石，给张学良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
可以说，“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心中永远的痛。难怪他在给《“九一八”丛书》题词时写下“历史伤痕，痛苦回忆”八个字。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借此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当夜，张学良接到参谋长荣臻打来的电话和随后而来的十万火急电报，请示如何处置，张学良回电“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第二天上午10时，张学良在北平协和医院接见天津《大公报》记者，第一次对外界公开表态：“我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军挑衅，不得抵抗。”下午2时半，张又在病房会见沈阳《盛京时报》记者，称“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 我已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于是，张学良对日“不得抵抗”、“绝对不抵抗”等说法公开见诸报端。
由于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不抵抗，日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五个月不到便占领了全东北，致使东北3000万人民沦于日寇的铁蹄蹂躏之下长达十四年之久。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背着沉重的包袱，受到全国人民的责难，最使他难受的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黑锅。他曾经对人说过，这是汪精卫给他起的，“世界上哪有不抵抗而成为将军的呢？！真是莫大的讽刺，比挖祖坟还厉害。”
人们实在弄不明白，作为封疆大吏的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
就连张学良最喜欢的四弟张学思也当面质问他：“为何下令不抵抗？为何将国土拱手送于日寇？为何弃东北的父老兄妹于不顾？为何不念杀父之仇？为何不顾误国之羞、失土之恨？„„ ”
张学良真是有口难辩：“难道我就不愿意抵抗吗？我就愿意丢掉国土、丢掉老家和祖坟不管吗？唉！事情很复杂，不是凭感情冲动就能解决的。你要相信，东北问题中央政府不会不管，国联不会不主持公理的。我还要听蒋先生的啊！”
其实，“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学良就已经觉察到日本人在东北可能要下手了，他急忙向蒋介石请示对策。1931年7月15日，张学良向在庐山主持会议的蒋介石郑重提出：“东北之安全，非借武力无以自保，吾人自应早为之计。”
但是，蒋介石当时正一门心思要集中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他于1931年7月22日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表示要“全力剿赤不计其他”。
“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蒋介石曾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望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事变爆发后，蒋又再次致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扩大事态，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
事实说明，张学良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替蒋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黑锅。他曾经多次对人说起：“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 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
背到哪一天呢？”直至迟暮之年，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才道出实情：“‘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
四、1932年，淞沪抗战正酣之际，汪精卫曾商请坐镇北方的张学良进兵热河，以牵制日军。张学良拒绝了汪的要求，此后二人交恶，政治对立日益加深。
1932年初，汪精卫就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之职。这一时期，他对日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淞沪抗战正酣之际，汪精卫曾商请坐镇北方的张学良进兵热河，以牵制日军。但张学良却以“巩固后方”为辞，拒绝了汪的要求，让汪精卫很是不悦。此后不久，汪精卫偕宋子文飞抵北平，与张学良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二人交恶，掀起一轮互相攻击的电报战，从而为1933年张学良下野埋下了伏笔。
1932年8月6日，汪精卫连发五电，斥责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宣布：自己“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张学良；望张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无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此举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函电交驰，互相指责，一时好不热闹。这边国民党中执会8月7日决议致电并派人慰留汪精卫，那边张学良在北平极力分辩，声泪俱下，随后又致电汪精卫称他会坚决辞职。
对于张学良与汪精卫北平会谈的内容，过去从未披露，史家也难知真相。在沉寂了几十年之后，张学良1990年8月在台北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终于自揭谜团。汪精卫对我说：“你应该和日本打。”我问：“政府是否有同日本打的准备？打起来是否有胜利的把握？”他回答：“没有。”我问：“那为什么让我的东北军和日军冲突？”他说：“现在政府面临外界很大的压力，如果你能同日本打，政府对外就有话可说。”我说：“如果政府决心同日本开战，蒋委员长应该给我下命令，我服从命令。”于是，他说：“那样岂不是不赏我这个行政院长的面子。”我还是没有理会他，我说：“我做不到，你也没有准备吧，有战则必胜的希望吗？”他回答：“战则必败。”接着我说：“你想利用我部下的生命和你的政治生命做交易，那我是绝对不干的。”张学良与汪精卫发生了激烈冲突。打这以后，两人的政治对立日益加深，直至终生未能消解。
尽管如此，张学良在汪精卫中央党部遇刺时还是曾毫不迟疑地舍身相救。
1935年1月1日，国民党举行四届六中全会，以摄影记者身份进入现场的刺客孙凤鸣，本来打算在代表合影时刺杀蒋介石，但敏感的蒋介石觉得现场秩序很乱，不肯露面。同样对汪精卫媚日媾和外交极度不满的孙凤鸣退而求其次，连发三枪，枪枪击中汪精卫。国民党元老张继从背后奔过去一把抱住刺客，张学良从正面冲上前一脚踢掉刺客的手枪。汪精卫后来向“二张”每人送了一支精美手杖，感谢他俩的救命之恩。
熟知张、汪不和的人便问张学良为何要救汪？张学良回答：“汪兆铭遇刺时，我确实救过他。当时没有余地去判断受伤者是谁。见到他负伤，很自然地就那样做了。”此时的张学良，虽然和汪精卫有分歧，但至少还是把汪当作“同志”看待的。否则，他不可能临危舍身、出手相救。
五、1936年12月，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西安“兵谏”，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国抗战的爆发，成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和千古功臣。
张学良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原因就在于他一心要抗日。他与日本人既有杀父之仇，又有失地之痛和毁家之恨，因此，他要洗刷掉强加在他头上的“不抵抗将军”的恶名，率领东北军走上抗日的最前线。
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生了严重分歧。晚年的张学良坦言：“我和
蒋委员长私人感情很好，但存在政见之争。”“蒋主张‘安内攘外’，我主张‘攘外安内’。”因为“在蒋先生心里，他的第一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一敌人是日本。”
张学良借着为蒋介石五十岁生日祝寿的机会，试探着对蒋直谏：“孙总理当年也搞过国共合作，委员长是今天的总裁，仿照总理先例，和共产党联合一下，也许是国难期间的一个办法。”蒋介石批评张学良年幼无知，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
后来，张学良又真诚地对蒋苦谏：“为了拯救国家民族，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支援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的官兵怎能不动心？共产党与日寇，究竟谁是国家民族的最大敌人？”蒋介石质问张学良：“究竟是你服从我，还是我服从你？”
直至最后，张学良声泪俱下地对蒋哭谏：“当前的国策，应当是枪口对外，委员长必须放弃剿共，领导全国抗日。否则将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板着脸拍着桌子大骂张学良：“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
张学良的直谏、苦谏、哭谏对蒋介石全然无效，“兵谏”，成为张学良别无选择的选择。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了逼蒋抗日的西安“兵谏”，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致电陕北中共中央邀周恩来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经过中共、张杨和宋氏兄妹的多方努力，最终蒋介石以人格担保，达成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一致意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也为全国抗战的发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可是，正在欧洲看病的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竟然发表声明予以指责。事发当天下午，陈璧君发电报给汪精卫，告知“西安张学良兵变，真相未明。”12月16日，汪精卫致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事变突起，至为痛心”。12月22日，汪精卫由意大利热那亚乘波士坦号轮船启程回国。行前，还发表了一个声明，指责西安事变“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与御侮南辕北辙。”
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说：“百年沧桑，是非自有公论。评价张学良将军，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的记录是不偏不倚的。试问今日之华人，有谁能否认张学良将军有一股莽劲，有何人能够否认他是个伟大的爱国者，又有何人能够否认他有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如果我们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
周恩来1956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西安事变是值得纪念的。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他这个英雄人物是个人英雄主义，但用在抗日上就用对了。张汉卿在被扣后，还给过我两封信，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使人怀念和尊敬的。张汉卿将来能救援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的了。”“无论张学良是死是活，我们中国共产党都评价他为千古功臣！”
六、1938年12月，汪精卫发表响应日本近卫声明的“艳电”，公开脱离抗日阵营，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成了中华民族的头号汉奸和千古罪人。
汪精卫早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时，就开始被恐日情绪所困扰。当时汪精卫刚刚就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日本军国主义就立即挑衅，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被日寇的淫威所吓倒，只看到日本的军力强大和武器精良，却看不到中国的地大人多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南京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5月，中日又签订了《塘沽协定》。1935年5、6月间，又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这些时说：“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他在7月29日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腔作调，表面上说得慷慨激昂、气壮如牛，实际上是色厉内荏、畏敌如虎，私底下一再表示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
到了8月3日，汪精卫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古人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他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汪精卫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其“求和”、“投降”的心态十分明显。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卫千方百计寻找“和”的机会。1937年10月，德国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正中汪精卫下怀，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刚刚兴起的全国抗战毫无热情。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他死心蹋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了下去。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陈璧君秘密出逃，抵达河内。12月22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实行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公开为日本侵略者涂脂抹粉，胡说什么日本对中国并无领土要求，要求重庆蒋介石国民政府与日本近卫内阁“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不可失此“良机”。
1939年9月，汪精卫在《我对中日关系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标》的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中日间“结怨不如解怨”的看法。他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
1940年3月30日，经日本策划，汪伪南京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兼国府主席。汪伪政府的辖区包括苏、浙、皖等省大部，沪、宁两市和湘、鄂、赣、鲁、豫等省一部。在其辖区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捕杀抗日爱国人士。配合日本对重庆政府进行诱降，妄图瓦解抗日阵线。
1941年3月，汪精卫成立清乡委员会，集结大批伪军伙同日军实行反共清乡，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委托经营”某些工矿企业，强征粮棉，实行物资统制，并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在文化教育上，施行奴化教育，提倡中日亲善，共存共荣。
1941年11月，汪精卫追随日本参加《国际防共协定》。1943年1月，对英、美“宣战”。同年11月，又伙同伪满洲国和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的伪政府签订《大东亚共同宣言》，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因患“骨髓肿”而客死异乡。作为中国最大的卖国贼头子，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汪精卫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里还想补白的是，1943年还发生了一幕汪精卫到长春拜见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闹剧，构成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令人不齿、最具讽刺性的一次小丑聚会。
历史竟然会如此地捉弄人。30年后，当年名满天下的英雄刺客，去长春与当年刺杀的对象——摄政王载沣的儿子相会时，当年的小皇帝已经长大成人。虽然赶下龙坛已久，但在日本的扶持下1933年建立了“满洲国”，梦想复辟皇室大业。而伪南京政府的总理汪精卫，已经早生华发，那个曾经“慷慨歌燕市”的侠客，如今却只能“从容做倭囚”了。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这一南一北两个傀儡政权的首脑，端着架子要表演一番“合作”的把戏。10年前，当溥仪在日本人的卵翼下称帝时，汪精卫闻讯曾大骂溥仪是“傀儡”。现在作为另一个傀儡的他，竟然去为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祝贺“满洲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兴隆”。
当时，双方为会见的礼仪发生很大矛盾，汪精卫坚持一定要以两国元首礼相见。但当汪精卫走进伪满洲国皇宫时，事情却突然发生变化。只见溥仪立于上方，让汪精卫等站在下方，侍卫官一旁高呼“三鞠躬”。汪猝不及防，勉强行礼，礼毕溥仪始与汪握手。当天汪精卫回到寓所，顿足捶胸、痛哭不已。当年“引刀成一快”的高傲的“少年头”，如今却低得那样卑微下贱，那样忍辱含羞，真是英雄末路、走狗落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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