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简明纲要重点提纲_中国当代文学重点

2020-02-27 其他范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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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绪论

“中国当代文学”的界定和分期

一、“中国当代文学”的界定。

“中国当代文学是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引自林湮、金汉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当代文学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有三个要素。

时间：1949年以来。

空间：中国大陆，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

性质：社会主义文学，或现代性文学。

这三个要素中，第一个要素基本没有争议。

关于第二个要素：如果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大陆文学是不全面的,应当包括了台、港、澳文学。

当代文学的性质：

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议。当代文学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但是“社会主义”不能涵盖整个当代文学。

二、当代文学的分期。

当代文学从1949年至今已经有近60年的时间。对这段历史，有两种划分段落的方法：三分法和两分法。

一是“三分法”：

1、1949-1966（其间有17年，我们称之为“十七年”）。

2、1966-1976（*十年）。

3、1976至今。（新时期）在新时期文学二十年中，有人主张把90年代的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学”。

二、“两分法”。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为界把当代文学分为两块。

“两分法”，还有一种概括的表示方法：50～70年代中期文学。7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

两种分发有什么不同？推荐作品：

一、“十七年”：

①柳青的《创业史》

②梁斌的《红旗谱》

③杨沫的《青春之歌》

④赵树理的《三里湾》

⑤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2、新时期：

①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②张炜的《古船》

③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

④残雪的《黄泥街》、《苍老的浮云》

⑤陈忠实的《白鹿原》

⑥二月河《雍正皇帝》、⑦唐浩明《曾国藩》、⑧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致一九七五》。

上编

20世纪50-70年代中期的文学

第一章文学背景与文学思潮

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渊源

文学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代文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五四”文学、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然后是解放区文学。解放区文学是新中国文学的“雏形”。

中国当代文学的“前身”是建国前的“解放区文学”。这两种文学有颇多相似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说，前者是后者的扩展与放大。

“解放区文学”的成熟是在1942年，这一年，在延安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

《讲话》有几个重要原则：

①文艺为政治服务。毛泽东明确说过：“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从属于政治。”

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

③倡导文艺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毛泽东要求创造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文学。

二、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

1、会议名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

2、时间：1949年7月2日至19日

3、地点：北京（当时称北平）

4、会议组织：郭沫若为大会主席，茅盾和周扬为副主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在会上讲话。

5、重要文件：郭沫若的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总结解放区文艺经验）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总结国统区文艺经验）

说明：周扬的报告多方面总结、肯定了解放区文艺的成就；而茅盾的报告虽然也谈到了国统区文艺的成绩，但更多地是提到了缺点和不足。

6、大会的意义：

①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统一全国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方向。其理论表述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从文学史的角度说，这其实意味着：新中国将更多地以解放区文艺作为典范，把解放区文艺的经验或规范推广到全中国。②文艺工作者管理的体制化。

大会产生了全国性的文艺组织：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会后，紧接着又成立了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如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等。

中国作家的体制化对文学的影响非常大。作家由解放前的自由职业者转变为中国作家协会或各种文化机构的干部，成为拿薪俸的国家工作人员，于是，为国家服务成为义务。

7、缺陷与失误

建国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文艺应当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表达空间。

但是，实际情况是，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充分注意，相反，文艺为政治服务得到了更多地强调。附：建国后历次的文代会 1、1949年；

2、1953年；

3、1960年。

4、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5、1988年；

6、1996年；

7、2001年；

8、2006年。

在第八次文代会上，铁凝当选全国文联主席。此前为郭沫若（1、2、3届）、巴金和王蒙。

三、建国初期的“三大批判”

新中国一成立，几个大的批判运动随之就在文艺界、知识界展开。

1、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武训（1838-1896）是清朝末年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出身贫苦，以自身的经历认识到没有文化的痛苦，于是“行乞兴学”。武训这种精神发生了很大影响。

建国前夕，电影导演孙瑜着手把这个故事拍成了电影(赵丹主演)。1950年上演，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武训传》提出了严厉批判。

这个批判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武训的兴办义学与农民革命对立起来，认为受压迫者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获得解放。《武训传》被认为是在贬低暴力革命，宣传阶级投降主义。

毛泽东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封建统治阶级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是在解放前夕拍摄的，（1950年底拍摄完成并上演）在开始拍摄时是得到地下党组织的授意和进步文化界的支持，也是抗议国民党对教育事业的摧残。

2、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红学”最早的一派是“索隐派”，把什么都看成作者对当时生活的“影射”。

进入现代以后，有胡适的“考证派”，被称为“新红学”。“新红学”肯定“《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分析了《红楼梦》的艺术特点，并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俞平伯被认为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

1954年5月，两个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翎（刚从山东大学毕业）投书《文艺报》，询问能不能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批评。当时没有答复。

后来他们在《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红楼梦〉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对俞平伯的批评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俞平伯没有把《红楼梦》看作一部具有反封建倾向的现实主义作品，没有注意到《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反封建意义。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感叹自己的身世”，是“情场忏悔”之作。

第二，俞平伯没有注意小说丰富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传统，认为它是“脱胎于金瓶”、“源本西厢”。

第三，用大量烦琐的考证代替了科学的批评。

后来，这件事得到毛泽东的关注，他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表示支持李希凡和蓝翎。《文艺报》也因阻拦“小人物”的批判文章而被改组。

《红楼梦》研究本来应当是正常的“百家争鸣”，俞平伯的研究是文学研究一种非常正的路子。而李希凡、蓝翎的路子则是马克思主义的。

经过这场批判运动，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术研究都失去了合法性。

3、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曾经留学日本，1933年回国后担任“左联”的书记和宣传部长。

胡风是一个很有思想的文艺理论家。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形成了自己一套比较完整的文艺理论。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①坚持“五四”新文学传统，反对借口“民族形式”，接受封建传统的东西。

他认为包括民间文艺在内的封建时代的文艺，在内容上总的说来反映了封建意识。他说如果我们接受旧的形式，会使我们现代中国人带上僵尸的气味。

②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精神，要求文学真实、深刻地反映生活，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的传声筒，反对公式化和概念化。

他认为革命文艺要不断揭示民众中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③主张在文学创作中要发挥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作家应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去拥抱现实，从而创造出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反对把人当作容纳客观对象的“死的容器”。

胡风后来的悲剧与他的文艺思想有很大关系，能够看出，上述胡风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有些出入的。这个“出入”应当是胡风悲剧的主要原因。

建国前，胡风与周扬等人就有较深的矛盾。最早的是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1942年，《讲话》发表以后，受到革命文艺界，特别是党员热烈的拥护；但是胡风是有所保留的，他基本上坚持了自己关于文艺的观点。在论争中，胡风与周扬、郭沫若、艾思奇等人形成对垒。建国后，对胡风的敲打一直未断，但是还没有公开化。

1952年，胡风集团的骨干成员舒芜在武汉《长江日报》上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披露：“十年前，《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

后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在编者按中首次点明“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才存在。

1954年，中央通报高岗、饶漱石事件，指出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骄傲情绪。胡风误认为是在敲打周扬等人，以为机会到了。于是上书党中央、毛主席，写下了著名的“万言书”《对文艺问题的意见》（27万字）。

胡风最初的动机是指望借助毛泽东的支持，击败周扬等人，但是后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1955年1月11日，胡风不得不写出了长达十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

1955年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展开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从此，一场全国规模的胡风思想批判全面铺开。

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全国有21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其中逮捕92人，隔离72人。正式确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在铁窗里度过了漫长岁月。

胡风1955年5月17日被捕。直到1965年底判处14年徒刑后监外执行。从1955到1965，十年间，胡风都是关在单人牢房。

随后*开始，1966年，胡风与妻子梅志被迫离开北京，到成都“安家落户”。然后被赶到一个茶场居住。1967年再度被逮捕在成都监狱里，单独关押。1970年以后，长期关押，导致胡风精神错乱。他的妻子梅志被叫去照顾他。到了1979年他才获得自由。当时，仅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声讨文章的知识界名人就有：

郭沫若、茅盾、夏衍、冯雪峰、老舍、叶圣陶、郑振锋、钱钟书、康濯、刘白羽、艾青、欧阳予倩、沙鸥、刘绍棠、冯至、丁玲、巴金、周立波、许广平、趙树理、俞平伯、朱光潜、冯友兰、梁思成、茅以升、钱伟长、苏步青、华罗庚。舒芜在胡风案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舒芜，本名方管，笔名舒芜。舒芜为胡风一手扶持起来，早年搞哲学。1945年曾发表过一篇极有影响的论文《论主观》。

舒芜因为是胡风线上的人，解放后一直抑郁不得志。他住在广西南宁，在一个中学当校长。后来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开始反戈一击。1952年，他在武汉《长江日报》上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不是检查自己，而是在说胡风。从这开始他就越走越远，直至后来，把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来。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接着又相继公布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其中的编者按这说：

“（胡风这批人，）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杖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有严重的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的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当任务的。”

四、“双百”方针的提出与“反右派”斗争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主张在艺术上应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重申了要实行“双百”方针的主张。文坛很快就出现了一个较繁荣的局面。

此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受到批判，理论界提出了“写真实论”、“人性论”、“现实主义创作上出现了两个突破：

一、突破思想上的禁锢，创作了一批反映生活矛盾、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也就是“干预生活”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王蒙《组织部来了年轻人》，另外还有李准的《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帆篷》，柳溪《爬在旗杆上的人》等。

二、突破了题材上的限制，创作了一批反映家庭和爱情生活的作品。如宗璞的《红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广阔道路”等观点。

“双百”方针的实行只有大概一年的时间，就被“反右派”斗争所代替了。

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党内整风，请党外人士提意见。第二个阶段展开反右斗争。1957、2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向党外人士讲话，希望给党提意见。整风开始以后，提得意见比较尖锐。储安平，九三中央委员，《光明日报》主编，提出尖锐问题。

1957年5月，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文，说：“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

反右运动中，55万人被被打成右派，其中包括了一批作家，如王蒙、张贤亮、刘绍棠、从维熙、陆文夫、高晓声、方之等。这对小说创作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五、“大跃进”时期的文学思潮与文艺政策的调整

1、“大跃进”时期的文学思潮。

1958年5月，中央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同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要搜集一些民歌，大力倡导采风活动。于是一场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新民歌运动”随之展开。

毛泽东下令搜集和创作诗歌，很快就出现了非常狂热的情况。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迎合上级，向虚报粮食产量一样，狂热地搞诗歌创作的竞赛。有的地方提的口号是“人人当杜甫，村村有郭沫若。”有的县要年产一万个“李有才”。大多数是虚假的夸饰：

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十辆卡车并排走，火车驶过不摇晃。

麦秸粗粗像大缸，麦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客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

也有少数较好的作品：《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郭沫若：文艺也有试验田，卫星几时飞上天？工农文章遍天下，作家何得在留连？到处都是新李杜，到处都有新屈原。荷马但丁不稀罕，莎士比亚几千万。

《学文化》：“毛主席告诉咱：咱们工人阶级当了家。要把中国现代化，要把中国工业化，当家的主人翁，必须学文化。”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

虚报产量，不尊重自然规律，导致大规模歉收和饥荒。2、60年代初文艺政策的调整

三年“自然灾害”以后，中国的经济陷入困境，于是中央决定在政策上做一个调整。与此同时，文艺政策也得到了相应的调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左”的偏向，给文艺工作带来了生机。

几个重要会议：

①“新侨会议”。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如何改进文艺工作领导等问题，并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

在新侨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反对“五子登科”——反对套框子、挖根子、抓辫子、扣帽子和打棍子。

② “广州会议” 1962年3月，文化部、中国剧作家联合会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

（就是在这个会上，陈毅说，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

③ “大连会议” 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简称“大连会议”。几个重要概念：

①“两结合”，即“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是当代文艺学中最复杂的一个概念。现实主义既可以作为文学流派，也可以作为创作方法。作为创作方法，它最基本的定义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但是什么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并不确定。于是有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

无产阶级文学产生以后，人们试图从政治上对现实主义做出区分。把无产阶级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称做“革命现实主义”，把批判现实主义称做“旧现实主义”。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们有了一个明确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5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界用“两结合”替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分歧，中国不能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

其次，在大跃进那种那种狂热的气氛下，现实主义似乎构成了束缚。那个时代说穿了需要的是浪漫主义。

“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谈到中国新诗发展的道路时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接着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又做了阐释。1960年7月的第三次文代会上“两结合”被正式确认为指导中国作家创作的原则和方法。

“两结合”实际上是贬抑现实主义、推崇浪漫主义，它是虚妄主观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在文坛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②“写中间人物”。

60年代初，由文艺评论家邵荃麟提出的一个概念。

1962年“大连会议”上，邵荃麟正式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他认为生活中的人物应当是“两头小，中间大”，各种人物往往是“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 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他举例子说：“我觉得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亭面糊这个人物给我印象很深，他们肯定是会进步的，但也有旧的东西。” ③“现实主义深化”。

这个主张也是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正式提出来的。

针对“大跃进”之后虚假、浮夸的文风，邵荃麟提出应当坚决反对粉饰现实、回避矛盾的虚假浪漫主义，他认为现实主义是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

六、“*”时期的文学思潮

1966年5月1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份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就是后来所说的“五·一六”通知，“*”正式拉开序幕。“*”期间的文学大致有这样两个部分：

一、是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作品，被“四人帮”认为是“合法”的作品。

二、是在秘密状态下写作和传播的作品，就是“*”中所谓的“地下文学”。

公开出版的作品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

1、戏剧，主要是八个样板戏。

八个样板戏包括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

2、小说，浩然的《金光大道》，另外还有《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

相关链接：浩然（梁金广2008年2月去世）。他的几部主要作品，《艳阳天》有三卷，第一卷出版于1964年，1966年5月出齐。1972年出版长篇小说《金光大道》。1974年发表宣扬“*”思想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粉碎“四人帮”后，有长篇小说《山水情》、《苍生》等。

3、诗歌，有张永枚的长诗《西沙之战》，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