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姐 姐_我和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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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清明时节，天阴沉沉的“含泪欲滴”，初暖乍寒的小风在扫墓的人群中穿行。我和家人沿着公墓的石阶蜿蜒而上，在一排排的墓碑中找寻着我那长眠在这里的姐姐。密密麻麻的杂草几乎掩盖了姐姐的墓碑，总共占地不过笔记本电脑那么大小的栖身地，在茫茫墓群中，真象沧海中的一粟。姐姐活着的时候省吃俭用，死后的“宅院”依然这样狭小简陋。更可怜的是姐夫再婚，百年后也不会再来这里陪她，姐姐注定要成为这荒山野岭的“孤魂野鬼”。好在这是公墓，不然她会更加孤寂凄凉。
二十年前的一个春日，我被姐夫的一份电报急召到北京，来陪伴姐姐度过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可恶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此时的姐姐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她用尚存的一丝气息，等待我的到来。象是在询问，又象是在嘱托地对我说：我死了，妈怎么办？我简洁地但却非常坚定地在她面前作出了六个字的承诺：活着养，死了葬。听了我的话，姐姐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般地长出了一口气，昏睡过去。此后，她时而清楚时而昏厥，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姐夫在耳边轻轻告诉说：妈来不了了。姐姐终于在失望中闭上了那双浑浊的眼睛，最后一次长时间昏厥后再也没有醒过来。年仅四十七岁的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姐姐比我大十几岁，从小把我带大。她本来在老家陪伴奶奶，因为有了我，才被妈妈接回来。幼时因为家贫，姐姐直到解放后，在她十二岁时才上了学。在学校里，姐姐连跳两级，六年的小学只读了四年就毕了业。姐姐在学校是少先队大队长，不仅品学兼优而且能歌善舞。但不幸的是，因为答卷失误居然没有考上中学。就这样，姐姐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坎儿。她背着父母，在我家附近沙河边一个僻静处大哭了一场，然后打定主意，从今后做工贴补家用，帮助操劳过度的双亲。姐姐去粮站挑过花生米，在路口给过往牲口打过口蹄疫，到采石场凿过石头子，参加街道剧团演过戏„„。姐姐无论做什么都干得有模有样，不管到哪里都是一片夸赞声。后来北京铁路局来家乡招工，尽管我家当时排不上特困户，但为了让这个好孩子有个光明的前程，街道还是推荐了她。姐姐果然不负众望，在众多考生中以优异成绩被招录到北京火车站行李房工作。那年，她刚满十六岁。
姐姐非常珍惜这个使她命运发生转变的机会，在北京站如鱼得水，积极活跃，各项工作都干得非常出色。记得两三年后姐姐回来探家，看着她和爸爸象大人跟大人一样地聊天，我非常伤感，心想以后姐姐再也不会陪我玩了。谁知接下来的谈话内容，又让我提起了精神。只听得姐姐和爸爸商量，想把我的户口转到北京，到首都去上小学。她的理由是大地方的人眼界宽，生活在那里长见识，对小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有好处。虽然姐姐说的这席话，当时我还听不懂，但只要能和姐姐在一起，去哪儿我都愿意。谁知爸爸回答得非常干脆，就俩字：不行。只见他扭过头来对妈妈说：我要是想我老闺女了，还得跑北京去呀。姐姐轻轻地摇了摇头，脸上的神情分明写满了遗憾。但心里最难过的还是我。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姐姐在北京工作几年后结了婚。姐夫是她的同事，两人情投意合，生活幸福美满。婚后不久，她们一同响应党的号召，转战到工业战线工作。在姐姐供职的那家拥有三千多人的大型化工厂里，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她后来居然被安排到财务室工作，而且坐在了主管会计的位置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财务室一直是被审查的重点部门，但业务上过得硬且又两袖清风的姐姐每次都是轻松过关。记得有一次姐姐回家跟我们学说，上边来人清理她主管的帐目时差了两块钱，当向职工公布结果时，有一位工人站了起来说：那两块钱是我出差报销时差的，当时忘了打条儿。这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全厂职工用这种方式祝贺姐姐的工作有了圆满的结局，没有因两元钱产生瑕疵。
应该说姐姐的成功取决于她的认真和执着。认真让她坚持原则一丝不苟，执着让她持之以恒尖韧不拔。作为全厂主管会计，上至厂长下至普通职工都领教过她的厉害。大家都说说，就是天皇老子也别想在她那里打个马虎眼。因为认真，她获得了普遍的赞誉，同时也招致了一些人的白眼，给自己一些问题的解决造成了阻力。姐姐上小学时，就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入团后她马上向学校党组织上交了入党申请书。以后，她每年不止一次向组织上汇报思想，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都入了党，而她的组织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除了工作岗位的变迁，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她太“较真”，使得一些人故意和她过不去。记得在我加入党组织后，姐姐激动得泪眼涟涟，为妹妹的进步而高兴，也为自己的挫折而伤感。最后，她象是对我，也象是对自己说：我还得继续努力，只要有一口气就不会放弃。在她四十三岁那年的一天，爸爸接到了姐姐打来的长途。在电话里她半天说不出话来，接着又泣不成声。爸爸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到最后才知道姐姐在那一天入了党。爸爸当时也落了泪：孩子，好样的！二十八年了，不易呀。
姐姐在单位是业务骨干，在家里又是出了名的贤妻良母。她家里既有年轻时就守寡的婆婆，又有无儿无女跟他们共同生活的姨婆。姐姐多少年如一日，对她们就象对自己的母亲一样。那年姐姐的姨婆因病住院，看到姐姐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病友们都羡慕得不得了，说是：闺女就是比儿媳妇强。当他们得知姐姐只是老人的外甥媳妇时，无不交口称赞。*中，姐姐的姨婆因为解放前是小业主，被强行监督劳改。据说，她入不了党，其中的一条就是和姨婆划不清界限。姐姐为此一遍又一遍地向党组织汇报思想，渐渐地心里对老人产生了想法。从北京回到家里后，为了不让姐姐别扭，也为了不让那位姨妈伤心，我做了一生中唯一一件对不起姐姐的事情——向爸爸打了她的小报告。为此，爸爸特地给姐姐写了一封长信，开导她：老人的问题是历史问题而不是现行问题，她的一生够苦的了，千万不要让她再难过。姐姐解开了思想疙瘩，对姨婆比以往更加关怀备至，倒让老人觉得对不住她。
姐姐婚后接连生了三个孩子，生活的负担越来越重。同时，作为长女，姐姐还要分担父母过日子的艰辛，不时的周济娘家。对于我这个小妹妹，姐姐尤为疼爱，早在她临去北京前，就许诺以后要供我上学、供我穿衣。在我的记忆里，姐姐始终是把我和她的三个孩子一起养的。每当我穿着姐姐从京城寄来的时髦衣服，用着姐姐买来的与众不同的学习用品，同学们无不投来羡慕的目光。每年的寒暑假，姐姐都要把我接到家中度过。平时买给孩子们的食物，总是分成四份。姐姐还常常在耳边悄悄告诉我另加的“小灶”放在何处。手中拮据，又要给妹妹增加营养，姐姐不得不委屈了自己的孩子。那年我患支气管哮喘，担心父母不在意让我落下病根，姐姐一个电话把我叫到北京，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为我彻底看好了病。亲眼看到姐姐的内衣补丁罗补丁，实在不行了才去街上买件“处理品”；每次都是买不新鲜的“堆菜”，对那些时令蔬菜不敢问津，我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好好孝敬姐姐，不再让她为我操心。可是以后我发现，在姐姐眼里我似乎永远就长不大。一直到我参加工作后，姐姐看到合适的衣服和用品，还是照寄不误。我生了孩子后，在她寄来的东西中，又增加了小外甥女的内容。孩子的被褥和鞋帽很多都是大姨妈亲手缝制而成。我知道，她这是又把我的孩子和她的孙辈一同管了起来。姐姐还不时的给我爱人来件纪念品，以感谢他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姐姐这样做的结果弄得孩子们也分不清辈分，大外甥家的孩子小时候喊我姨奶时，总是把“姨”字加长，“奶”字减短，还叫了我女儿好几年的“姑姑姐姐”。
站在姐姐的墓碑前，我很久很久不愿离去，同时也想了很多很多。姐姐，你苦了自己那么多年，好不容易熬到苦尽甜来：大儿子参加工作结婚生子，二儿子参军交了女朋友，小女儿考上了幼儿师范，你却一下子大病不起与世长辞。在你的一生中，始终把我既当妹妹又当女儿看待，而我对你，象母亲般依恋的成分要远多于姐姐。安息吧，姐姐！老母亲已经跟我生活多年，九十高龄的她身板硬朗头脑清楚。还有，虽然你临终前没有嘱托，但我发誓要用自己一生的时间照顾好你留下的三个孩子，就象你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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