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眼通天洪述祖：行刺宋教仁的幕后黑手_是谁杀了宋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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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眼通天洪述祖：行刺宋教仁的幕后黑手
上文我们说到，在应桂馨投入袁世凯集团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就是宋教仁遇刺案中的另一要角——北京政府内务府秘书洪述祖。
洪述祖的出身并不差，他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学者洪亮吉的玄孙，名门之后，世代书香，他本人也是聪明伶俐，自幼熟读诗书，可惜科考路上一再挫折，后来只好用钱买了个候补道的名义进入官场，和那些举人进士相比，算不得正途出身。好在家族人脉很广，洪述祖的机会并不算少，但这个人毛病也很多，可以说是有才无德，放荡不羁，平时吃喝嫖赌乃家常便饭，投机钻营、贪财纳贿更是行家里手。洪述祖早年投在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下，刘铭传很欣赏他的才华与能力，一度委派他协同处分兵事，襄助外交，按说他该有个好前程，但很可惜，洪述祖辜负了刘铭传的一番美意。在一次负责购买军械的过程中，洪述祖可谓是胆大包天，竟然干起了盗卖军火、私通外国的勾当，事情败露后，刘铭传大为震怒，打算以军法将之明正典刑。惊恐之余，洪述祖四处托人行贿斡旋，这才得以免于一死而仅下狱三年。事后，洪述祖混迹于上海租界，干起了律师翻译的行当，但在此期间又因为包搅词讼、向当事人勒索钱财而为人所侧目。没多久，洪述祖的名声搞臭了，十里洋场上的坑蒙拐骗也不能施展他的远大抱负，之后他又利用各种关系在官场上继续钻营。1907年，他还真逮着个好机会，当时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被外放为驻英公使，洪述祖四处托人，最后也侥幸进入了随员名单。临行前，李经方向军机大臣瞿鸿禨辞行，并将随员名单呈给他看，瞿鸿禨看到洪述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后不免大吃一惊，说：“此人乃是当年的巨犯，这样的人，你如何敢用？”李经方听后，回去就将洪述祖的名字从随员名单中剔除。
之后，洪述祖仍不甘心，他先后投到湖南巡抚俞廉
三、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陈夔龙的门下钻营并获得相应职位，但无一例外的是，最终都因为贪污弄权而相继被革职。在最后一次失业中，直隶总督陈夔龙更是在考语中称他“胆大妄为”，并将之革职永不叙用。
这说来奇了怪了，就洪述祖这样一个屡被革除、劣迹斑斑的人，他究竟有什么能耐与手段，能被清末各位地方大佬们重用并任其胡作非为呢？细说起来也不奇怪，洪述祖还真不是常人，他精明强干，能力出众，人际关系又四通八达，譬如他在张之洞门下，因为既能办事，又能作诗，很得张之洞的欢心，一度被委派美差十四处之多，他要没几分本事，又怎能在官场上此起彼伏，如鱼得水呢？
话说洪述祖被直隶总督陈夔龙罢职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这下他又逮着机会折腾了。革命期间，上海有位名人叫赵凤昌，当时的南北和谈就主要在他的私宅惜阴堂举行。赵凤昌是江苏武进人，曾在张之洞幕府中任首席幕僚，当时湖北有句话叫“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意思是张之洞最听赵凤昌的话，对他信任有加。后来，张之洞被人弹劾，赵凤昌受牵连而去职，张之洞于是将他安排在上海充当耳目，专门与江浙立宪派士绅交流联络。由于之前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关系，赵凤昌在南北议和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南方双方私下沟通的“桥梁”，也正因为如此，赵凤昌又得了个外号，被人称为“民国产婆”。
赵凤昌与洪述祖什么关系呢？说来很简单，赵凤昌乃是洪述祖的姐夫，洪述祖是他的小舅子。赵凤昌撮合南北和谈时，洪述祖就没少帮忙，他在其中穿针引线，俨然就是赵凤昌的私人代表。在此过程中，洪述祖得以结识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干将唐绍仪与赵秉钧，并为之输送了大量情报，等到民国成立，论功行赏，洪述祖被委任为内务部秘书，深得上司赵秉钧的信任。由于之前与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并无渊源，洪述祖进入北京政府后是分外的卖力，目的就是要挤进袁世凯的核心权力圈。
就在这时，机会来了。辛亥革命一周年之际，在湖北革命党人联手江湖帮众推倒黎元洪的计划失败后，袁世凯深感秘密帮会对民国后的秩序危害巨大，于是在颁布严查各地帮会的大总统令后，又命时任总理的赵秉钧派人暗中南下调查——而这派出的不是别人，正是洪述祖。
赵秉钧之所以派洪述祖南下，除洪述祖能办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洪述祖也是帮会中人，而且是青帮“大”字辈成员。由于在官场与江湖混迹多年，洪述祖对南方情形颇有了解，他这次南下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巡察严禁各地帮会通令的落实情况，二是处理共进会参与“倒黎运动”的后续事宜。
共进会由青帮、洪门和公口三大帮会合并而来，表面上看它是公开的政党，实际上仍为江湖做派，特别在会长应桂馨及会众深度介入“倒黎运动”后，情况就更为复杂。鉴于辛亥年中革命党、新军与江湖会党“三位一体”闹革命的教训，袁世凯不能不对它有几分忌惮，而设法解散共进会，正是洪述祖此次南下的主要任务。
而在此时，被湖北都督黎元洪严令通缉的应桂馨正躲在上海租界里避风头，洪述祖之前与应桂馨并不相识，要找到他并非易事。不过，好在洪述祖人脉广，消息灵通，出京前他就请军界名人张绍曾写了一封介绍函，作为结识应桂馨的第一步。张绍曾是清末新军将领，曾在辛亥年发动“滦州兵谏”，民国后被列名为共进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与应桂馨倒是有几分交情，给洪述祖写封介绍函，那不过是顺水人情。1912年9月，洪述祖拿着张绍曾的介绍函来到上海，之后找到了藏身租界的应桂馨。同为帮会中人，洪述祖与应桂馨是一见如故，极为相投。作为见面礼，洪述祖做的第一件事是设法解除了黎元洪对应桂馨的通缉令。感激之余，应桂馨也看出洪述祖是有来头、有本事的人物，两人关系迅速升温，称兄道弟不在话下。
洪述祖混迹官场多年，各种权术手腕可谓了然于胸。与浙江都督朱瑞动刀动枪、直接镇压的方式相比，洪述祖的手段就要高明多了，他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应桂馨和解散共进会的问题顺利解决，而他的手段就两字：收买——详细的说，就是要钱给钱，要官给官。
在应桂馨表示愿意投靠北京政府后，洪述祖陪同应桂馨前往南京面见江苏都督程德全，在袁世凯的首肯下，应桂馨被委派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办公费每月3千元，其中江苏支付一千，袁世凯政府支付两千。由此，洪述祖解散共进会的任务圆满完成，应桂馨也由共进会会长摇身一变成为袁世凯在上海乃至整个南方的耳目，应、洪两人双双立功，皆大欢喜。1912年12月，在洪述祖的精心打点下，应桂馨前往北京面见总统袁世凯与总理赵秉钧。在京期间，袁世凯传见应桂馨并以政府名义发给三万大洋，作为共进会的解散费和办公费。离京前，总理赵秉钧又接见应桂馨，并将国务院的密码本交其使用，以便联络。或许是因为立功急切，应桂馨在袁世凯召见时提出特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并建议精选能干的帮会成员分布各省要地以侦察各党行为，然后由他综合整理，随时上报。但让应桂馨感到有些沮丧的是，袁世凯对此却不置可否。
这时，第一次国会选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在这场大选中，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击败其他政党成为最后的赢家。就在国会即将召开之际，原同盟会中的激烈派何海鸣、尹仲材等人突然发表《欢迎国会团宣言书》，倡议国会南迁，由议员们自行召集，先在上海开预备会议，再到南京成立正式国会。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可以避免行政权也就是袁世凯政府武力干涉立法权，国会南迁可以保持立法机关的独立与安全。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就曾提出迁都南京的主张，但蔡元培等人组成的“迎袁专使团”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北洋军即在北京、天津等地爆发兵变，在此情况下，舆论纷纷指责革命党人私心自用，孙中山只好放弃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主张，迁都之事不了了之。这一次，革命党人旧话重提，显然是另有用意。果然，《欢迎国会团宣言书》一经发布，在社会上立刻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革命党人又来这套，袁世凯当然很不开心，而且深知其中利害。不过，袁世凯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他表面不说什么，暗地里却开始与革命党人较劲。这时，已经投靠北京政府的原安徽都督孙毓筠首先站出来为袁世凯说话，他发表通电，称所谓“自行召集国会，自行择定国会地点”，说白了就是想搞“一国两都”，进而借国会之力瓦解政府，这是一种无视大局、故意捣乱的行为，之前的迁都**即为前车之鉴；而且，在上年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会面后，南北分歧日渐消弭，何海鸣等人的做法，实际上是有意制造南北分裂，以便捞取个人政治利益，这是很不得人心的行径。由于孙毓筠之前是知名革命党人，他的通电一出，立刻在舆论界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革命党中激烈分子的严厉驳斥。之后，袁世凯的心腹大将、直隶都督冯国璋也发表通电，严厉抨击“欢迎国会团”的言论。比起孙毓筠，冯国璋可就有些气势汹汹了，他严正警告那些“革命捣乱分子”：各省选举告成，国会议员当然由中央召集，正式国会也当然在中央政府所在地，我冯国璋身为军人，一向嫉恶如仇、爱国如命，那些鼓吹邪说，试图动摇国本、蛊惑人心的人，都给我小心点。冯国璋一放出狠话，北洋系将领和北方各省都督们也就随声附和，舆论迅速转向。
对此，袁世凯仍不放心，他随后又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解散“欢迎国会团”，与此同时，又秘密派出洪述祖、应桂馨、张尧卿等人一同南下调查，看究竟是谁在背后捣鬼。应桂馨不负所托，他回到上海后很快将南方情形用密电函的形式向赵秉钧报告，双方的工作关系正式确立。至于袁世凯所担心的“欢迎国会团”，应桂馨很快查明，这是革命党中的激烈分子戴季陶、何海鸣、尹仲材等人在上海《民权报》上的大力鼓吹。在给赵秉钧的密电中，应桂馨主动提出两种应对办法，第一是金钱收买，第二是文字鼓吹，双管齐下，何海鸣、戴季陶等人不难对付。
对应桂馨的工作成果与建议，袁世凯方面很是满意，之后即依计行事。当时上海有家名叫《民强报》的报社，和《民权报》仅一字之差，最初也是国民党人所办的报刊，由于经营困难，应桂馨抓住机会将之收买，作为打开国民党人内部的一个缺口。应桂馨的计划实施得相当顺利，《民强报》被收买后很快调转枪头，成为袁世凯政府在南方的舆论吹鼓手。作为收买的代价，应桂馨代表北京政府每月贴补《民强报》千元左右，在袁世凯等人的眼中，这桩卖卖相当的合算。事实上，即便在《民权报》方面也不是铁板一块，金钱收买同样行之有效。据袁世凯的机密秘书张一麐说，当时有个名叫岳嗣仪的人曾到北京秘密拜会赵秉钧，称他在上海与《民权报》的尹仲材等人交涉过，尹仲材提出可以悔过，但因为附从他们的人很多，如果要将这些人解散，希望北京政府支付万把块钱的解散费。接到这个报告后，袁世凯指示江苏都督程德全就近办理，但程德全回电称，“欢迎国会团”已经有人来索取过三千元，这个团究竟有无价值，还要相机处理。如此看来，革命党激烈分子所鼓吹的“欢迎国会团”只是一时兴起，而且也有向袁世凯政府讹诈的用意，危机至此已基本解决，洪述祖、应桂馨等人从事破坏“欢迎国会团”的秘密活动可以说是大功告成。初立新功后，洪述祖、应桂馨并未就此罢休，他们随后又盯上了即将北上组阁的国民党党魁宋教仁，这种主动为主子分忧的迫切心理可谓跃然而出。而在另一边，国民党选举大获成功后，宋教仁曾先后在长沙、武昌、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发表演说，其中不乏抨击北京政府的激烈言辞，这引起了袁世凯的极大不满与戒备。作为袁世凯安插在南方的耳目，应桂馨充分发挥帮会在各地的关系网络，并将宋教仁的行踪及一言一行及时的报告给北京方面。
事与愿违的是，宋教仁在各地的演说赢得了舆论的极大支持，北上组阁看来是板上钉钉的事。对此，作为宋教仁的对立面或说政治对手，袁世凯与赵秉钧多少感到有些不安与不快，而作为新进之徒，洪述祖、应桂馨很快就揣摩到主子的这种微妙心理，之后便献上一计，那就是利用舆论抹黑国民党的首脑人物孙中山、黄兴与宋教仁，即所谓“孙、黄、宋劣史”。
1913年2月2日，应桂馨在发给赵秉钧的密电中称，“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均获华侨资助，民党均主举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这封密电中，应桂馨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他说国民党“运动极烈”并主张推举宋教仁为总理，这当然是事实，但所谓从日本购买“孙黄宋劣史”，并“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却是子虚乌有之事。那么，应桂馨发此密电的用意何在呢？原来也是政治诈骗。
且看密电下文。应桂馨自称，孙中山得此消息后，立刻要黄兴派人到日本“重金买毁”，他已令人“索三十万”——当然，只是表面答应而暗中敷衍，现已到手三万元，另外，又派人“他方要挟，使其顾此失彼，群壑难填，一伏一起，虽百倍其价，事终无效”。
电文最后，应桂馨还不忘埋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说他曾与孙中山“共事甚切，知之最深，除空言邀誉外，直是无政策。然尚可以空名动人，黄、宋则无论矣”。袁世凯、赵秉钧接到这封密电后，果然大感兴趣，随后洪述祖给应桂馨发来回电，称“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这样的话，才好在赵秉钧面前“索一数目”。为增加说服力，洪述祖又在两日后向应桂馨绘声绘色的描述了袁世凯看到密电的反应，说袁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不仅如此，他还在袁世凯面前稍微提了一下收买价钱的事情，袁总统说，只要宋教仁骗案及刑事案提票有真材实料，那重赏是毫无问题的。也许是意识到这事做得比较龌龊，洪述祖在电文的最后特别提醒应桂馨，一定要注意保密，不要让过多的人知道，今后密电不要再通过赵秉钧的秘书程某转交，因为赵总理处的“手续不甚机密”，一旦密函发出，密电发“函到”两字或加“件照寄”三字即可，以防止邮局迟误。
一日后，已是急不可耐的洪述祖又给应桂馨发一密电，催促应桂馨立刻行事，将“宋骗案由、提票、影片”尽快寄到，以便及时领取赏金。那么，读者或许要问，所谓的“孙、黄、宋劣史”究竟是有还是没有，毁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名誉如何又升级为暗杀事件，请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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