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和空战_智能空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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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现代派和空战

*结束后，一些具有写作经验的中青年作家开始反思*。他们用作品表达了自己的痛苦经历，并且在写作手法上有了区别于*美学的新突破。这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王蒙的“六个集束手榴弹”，包括《春之声》、《夜的眼》、《布礼》、《蝴蝶》、《海的梦》、《风筝飘带》六部具有新创作风格的作品。对于解放初期即已在政治上成熟的王蒙来说，这些作品仍属于未脱离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它们的意义是在承续着久违的革命理想，表达少共精神的具体产物。事实上，在思想内涵上，这些作品并没有可以相较西方而言的现代意识，只是比较具有更纯粹革命美学的三突出原则，它呈现出的是一种略显冲淡，但绝对不失为大“我”理想而战的启蒙精神和救亡主题。当然，王蒙的意义并不在于后来遭到批判的现代派和现代主义的引领上，而在于他对革命美学写作方式上的突破。他被广为传颂的意识流写法，与其说是他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不如说是他的写作要求使然：

有些东西，我过去其实是身体力行过的，但并不自觉，也说不清道理。

这样，王蒙对*的回顾就容易和中国整个革命年代的印记相互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略显暧昧的反思、不彻底的追问和对历史的某种迷恋与保留现实相结合的为文风格。王蒙虽然在具体的创作手法上有新的突破，能将多字联结成富有建构的句子，但这也仅限于在文章的形式拓展上，并不涉及文学公共视野外的要求。然而，就这种朦朦胧胧的表现手法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学会1981年庐山年会，仍然对王蒙的作品提出了“王蒙到底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②”的批评。同时，宗璞的《我是谁》、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一些具有伤痕特色又有现代文学技巧的作品也在这一时期问世。他们同样因为质疑人的问题而得到关注。

当然，现代派③问题的发生和讨论并不单纯是由作家的原因引起的。*后，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为了重新评价西方的现代主义，早在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召开的一个小型研讨会已经开始探讨重新评价文学的现代主义，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将现代主义问题归结到关注现代派。同时，这些研究者陆续在各研究刊物上发表文章：柳鸣九《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卞之琳《分与合之间：关于西方现代文学和 ①②

① 王蒙《致高行健的信》，见《小说界》1982年第2期

贺光鑫整理《中国当代文学学会1981年庐山年会讨论综述》，见《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 ③ 高长印主编《新中国40年文艺理论研究资料目录大全（1949-1989）》有“关于现代派文学与中国文学”，收录了1978-1988年关于现代派讨论的主要文章目录。中国和平出版社1992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