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_沉默的大多数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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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大多数》读后感

沉默有自己的语言。举个住楼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或者直接找到车主，说道：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证。我估计他最起码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够不够做他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干这件事时，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

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不值得推荐，那就是在车胎上按上个图钉。有人按了图钉再拔下来，这样车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儿，补带时更困难。假如车子可以搬动，把它挪到难找的地方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种选择。这方面就说这么多，因为我不想编沉默的辞典

一种文化必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件事是公开的秘密，假如你想给自己盖个小房子，就得给主管官员些贿赂，再到国家的工地上偷点建筑材料。这样的事干得说不得，属于沉默；再加上讲这些话时，戈氏是苏共总书记，所以当然语惊四座。还有一点要补充的，那就是：属于沉默的事用话讲了出来，总是这么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传播。在某些年代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样四下漫延着。把这叫作传播，多少有点过甚其辞，但也不离大谱。在沉默的年代里，人们也在传播小道消息，这件事破坏了沉

默的完整性。好在这种话语我们只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说，比方说，公共厕所。最起码在追查谣言时，我们是这样交待的：这话我是在厕所里听说的！这样小道消息就成了包含着排便艰巨的呓语，不值得认真对待。另外，公厕虽然也是公共场合，但我有种强烈的欲望，要把它排除在外，因为它太脏了。

我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从我懂事的年龄，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在甜蜜之余也有一点怀疑：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再说，含蓄是我们的家教。其实，不管在制度瓦解期，是否有一些南方进步奴隶主想要让家里的黑奴成为自由人，我们永远无法否认黑奴在美国南方世世代代为奴的悲惨境地，我估计也很少会有中国人想要去否认。再说了，人家国家的事，我们就算否认了也没用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了解全部的真相？

回到文章开始时的话题。

我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给现代中国带来的浩劫，也都知道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多数青年人因此丧失了上大学受教育的机会。但是作为“*”后期的青年，和前中期的必然是不同的：他们多数没遭遇过批斗场面，更不曾见过“武斗”。对于他们来说，所吃的苦不包括担惊受怕，而主要以劳作为主。当然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值得同情的一批人，只是，要以发展变化的眼光去看那段历史：那毕竟有整整十年。

妈妈很小的时候，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树皮是吃过的——我的“小桥的病”便取材于妈妈小时候的一段往事，——上小学后也曾经因为家里买不起本子，而把作业写在姥爷的烟盒上，也曾因为是宗教家庭出身而影响入团……

这些话从我记事起，听了不知道多少遍，我一直以为，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全部了。然而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讲述了更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历史。

为什么选择沉默？是因为话语圈子让人信不过。话语圈子为什么让人信不过？很简单，《道德经》说：信不足也，有不信焉。

别人不相信你，就是因为你有让人不足以相信的地方呗。

一般人从七岁开始走进教室，开始接受话语的熏陶。我觉得自己还要早些，因为从我记事时开始，外面总是装着高音喇叭，没黑没夜地乱嚷嚷。从这些话里我知道了土平炉可以炼钢，这种东西和做饭的灶相仿，装了一台小鼓风机，嗡嗡地响着，好像一窝飞行的屎壳郎。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是牛屎的样子。有一位手持钢钎的叔叔说，这就是钢。那一年我只有六岁，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个词，我就会想到牛屎。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我越是不信，这种怀疑态度起源于我饥饿的肚肠。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怀疑话语，我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吃铅笔。上小学时，在课桌后面一坐定就开始吃。那种铅笔一毛三一支，后面

有橡皮头。我从后面吃起，先吃掉柔软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韧爽口的铁皮，吃到木头笔杆以后，软糟糟的没什么味道，但有一点香料味，诱使我接着吃。终于把整支铅笔吃得只剩了一支铅芯，用橡皮膏缠上接着使。除了铅笔之外，课本、练习本，甚至课桌都可以吃。我说到的这些东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这也是一个真理，但没有用话语来表达过：饥饿可以把小孩子变成白蚁。

城市管理10-01

陈光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