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推荐）_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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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告
——谈中国当代社会阶层
入学一年来，我先后听了二十余次的学术讲座。所聆听的讲座包括：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的前沿讲座，如刘老师的《国际石油合作标准合同及财务制度》等，有关指导研究生学习和生活和素质培养的讲座，如李老师的《沟通理论与技巧》，王修智老师的《齐鲁文化与山东人》，王通讯研究员的的《人本时代与人才管理现代化》，陈占安老师的《关于经典著作选读的思考》等，还有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分析的讲座，如辛向阳研究员的《**的历史哲学：中国奇迹的政治动因》等。这些讲座的知识不仅极大地扩展了我的知识面，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己人文素养，对我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大有裨益。
在众多讲座之中，自己最为感兴趣当属辛向阳研究员的《**的历史哲学：中国奇迹的政治动因》,一方面是自己对政治及历史学感兴趣，另一方面该讲座以独特方式将政治学跟历史相交汇，给人以新颖的感觉。所以吾想从这个话题出发，顺着政治和经济的路线，谈谈对我国当代社会阶层的认识。
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一）阶层划分
目前社会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从大的框架来说，有这么三种:第一种还是用两个阶级分析，认为分为两个阶级，若干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技术人员阶层等等。第二种是进行阶级分析，把现在中国分成七个阶级，分六个阶级的也有，这一观点多限于内部学术范围里。第三种主张搞阶层分析，认为目前进行社会阶层分析比较好，更符合现阶段国情。
前两年，中科院进行了一个全国性调查，抽样调查了十二个省市七十二个县市六千户，并对调查结果做了加权，然后在大量社会研究资料和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全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作了分析，分析的结果是划分成十个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其划分的依据：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有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分别为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
（二）阶层分化
改革开放以前，在国家基本制度设置（如计划经济体制）、政策安排以及“左”倾政治意识形态的模塑下，中国社会结构以一种多维二元身份等级体系为其显著特征。仔细考察那30年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过程及其结果，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四个维度的二元化身份等级：人民－非人民的政治二元身份、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干部－非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二元身份以及全民工－集体工二元单位身份。人们的命运，基本上就由这些维度的二元化身份等级体系所决定。所谓“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或干部阶层）的说法，实际上是对这种多维二元身份等级体系的一种过于简化的描述。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基本动力。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向是放弃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社会也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是阶层结构的演化而言，改革开放具有深远的意义：逐步地改变了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让渡给社会或市场控制；削弱了传统高度中央集权的再分配体制对人们的控制力，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调整了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扩大了就业空间，改变了职业结构；扩大了社会经济差距，推动了社会分化，催生了一些新社会阶层，改变了各个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其结果是，传统的多维二元身份化等级体系逐步崩溃瓦解，政治二元化身份体系被迅速放弃，单位二元化身份等级差别逐渐丧失其社会意义，城乡二元化身份虽然继续存在，但其间的阻隔正在不断为巨大的“民工潮”所打破，干部也因为文化精英（包括学界名流、影视明星等）和经济精英（尤其是私营企业主）的崛起而不再是中国社会惟一重要的精英集团，整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多样。而中国人作为个人的命运，则因为新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出现而被重新结构化：国家的制度安排决定个人命运的时代基本过去，人们将要以自己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为基础，在新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体系中获得自己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通过近几年来的实证研究发现，如果以职业为基本坐标，并结合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多少，可以从当代中国社会中识别出10个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2001年，这十大社会阶层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占2.1%，经理人员阶层占1.6%，私营企业主阶层占1.0%，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4.6%，办事人员阶层占7.2%，个体工商户阶层占7.1%，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占11.2%，产业工人阶层占17.5%，农业劳动者阶层占42.9%，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占4.8%。可以看到，在中国目前的这种阶层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阶层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可比性。正因为如此，该课题组将前者称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之所以说还是一种雏形，其原因在于，首先，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要素都已经在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出现，各阶层的社会位序也基本确定；但是其次，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属于基层社会的各阶层（主要是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重依然过大，属于社会中间层的各阶层所占比例过小（估计2001年中国社会中间层仅占全社会劳动力年龄人口的15%左右），从形态上看，这还是底层较大、中间阶层和上层都较小的结构，而不是社会中间层较大而底层和上层较小的橄榄型结构。
（三）阶层分化现象认识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的一些判断。
首先，与绝大多数已经实现工业化或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一样，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职业因素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二是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是工业化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科层组织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对社会阶层分化仍然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些制度因素包括所有制、户籍制度、部门差异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强有力的作用。
第三，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是导致当代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普遍特征。但很显然，这一因素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中的作用要相对弱于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第四，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对社会阶层分化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即在过渡时期的利益调整中，大部分人的收人和生活水平会逐渐提高，同时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收人和生活水平相对下降而落入社会低层；另外，在过渡时期还会出现阶层位置不确定的边缘性群体。
二、警惕阶层固化趋势
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国家总体上安定统一，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不仅实现了温饱，寿命和健康指标都有较大增长。但是社会改革领域的停滞甚至退步，使得目前的中国社会结构被扭曲并处于一种失衡的衍化状态中。
通常意义下，竞争和分层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由于社会成员个体能力的差异，一部分人在竞争中势必处于优势，并享受相对较多的社会产品，因为这部分人凭借能力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且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在这样的逻辑下，社会结构和阶层之间的流动是正向的，只有竞争和创造得到了鼓励，社会才能发展，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尽管出现过“脑体倒挂”，但总体上大学生受到很大的尊重，寒门子弟是可以通过追求文凭和知识来改变命运的。
改革注重以推进经济改革和市场化为主，较少关注社会领域改革。随着帕累托改进模式的结束，权力的垄断和市场经济结合后的产物之一，就是一个阶层两极剧烈分化的，阶层之间缺乏公平流动机制的社会结构；一边是社会强势集团，另一边是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被边缘化，还缺乏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和机制，由此产生了很强的被剥夺感和反社会情绪。
目前很多社会领域的选拔和竞争，都是以“纯天然禀赋”——血缘为标准。竞争者的教育背景和个人能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其结果必然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某些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在选拔官员和聘用雇员时，凸显了这种现象。比如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子弟。
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已经呈现出同代交流性减弱，代际遗传性加强的趋势，“拼爹游戏”、“官二代”、“贫二代”和“蚁族”都是这个身份化了的社会的产物。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说，需要精英来担当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大任，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选拔和退出机制，来自弱势群里的精英无法跻身社会的中高层，领导发展和变革，同时获得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另一方面，大量把持这些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集团子弟，他们唯一动力和目标就是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这样势必会阻碍中国的进一步改革。
温总理在一次关于“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的对话中这样表述：“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看来，中央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社会阶层固化的危害性，以及建立一套有利于个人发展和创造的社会机制的重要性，因为只有个人发展了，社会和国家才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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