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6杨可洋 经济学作业_经济学原理作业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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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GDP的简介

（2011年9月7日公布）经初步核实，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401202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32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10.4%，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0534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37亿元，增长速度为4.3%，与初步核算速度相同。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87581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1100亿元，增长速度为12.4%，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73087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2082亿元，增长速度为9.6%，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1个百分点。按初步核实数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10.1%，第二产业占46.8%，第三产业占43.1%。根据2011年9月7日公布初步核实数据，按年平均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实折合59266.12亿美元.中国GDP在世界上的位子

2010年 中国GDP在世界上的位置

1952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按现价估计为2390亿元。在总量上 这个数字占有世界几乎3%的份额，同时也是日本或者印度的1.5倍（非人均）。

人均GDP在六十年代增速仅仅为17%，到七十年代增至70%，到了飞速发展的八十年代以63%的速度一举超过印度，最后在九十年代更是达到了175%的高峰。然而中国的繁荣仍然集中在沿海和南方省份，同时近几年中国已经努力将其繁荣扩展至内陆省份和东北传统工业带。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试图将中央计划与市场主导化改革相结合，提高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科技质量同时不加剧通货膨胀、失业和财政赤字；谋求农业改革，破除公社体系和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让农民在农业活动中有更大的自主决定权；政府还鼓励非农业活动，比如乡村地区的农村企业；促使国有企业更加自主的经营，提高市场竞争力，并且促进大陆与境外贸易企业的直接接触；同时也更加地依赖境外的资金与进口。

1.政经结合及官员无风险操作国家投资是GDP增长的绝对力量

中国经济发展是由政经结合，经行政首长谋划的，结合政治任务，以政治前程为激励力的官场商场结合的投资型增长经济。在执行层面，由政体辖区内的官员发令，形成了人财物层层响应的规模、复制、官商一体的项目开发型，以公共消费为切入点快速走向国际标准的裙带关系经济。其表现为粗放型的投入性的大消耗的低起点上的规模迅猛扩张，还没有顾及社会效率和利润，尚未完全认识到更没有做到生产为消费服务。相反，生产劳动束缚人的自由，迫于生计或追求升官发财梦而努力读书拚命劳动，为生产而生产为学历而读书。

国家力量是任何个人或组织不能相提并论的，政治业绩与经济收益兼得之激励力是任何行业都无可比拟的。经济由政府官员控制，具有政治色彩；升官发财需要大搞项目，搞获取回扣旱涝保收项目，搞那些规模大、价格可随意拔高的公款公共消费项目。搞项目由政府出面银行出资且官员无风险操作是市场经济中绝无仅有的，加之成本、回扣和造价失控，政治业绩和经济回报必然双双丰收，从而大开发大投资之势自然不可当。当升官发财成了人生最大追求的时候，在政治前程离不开项目经济的情况下，以社会基础建设和公共、官商等的高消费为基本内容的GDP增长就是绝对的结果。因而说，政经结合及官员无风险操作国家投资是GDP增长的绝对力量。这是突破常规经济律建设中国特色道路的创举。

2.复制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市场经济的管理方法和融入世界、引进外资是GDP增长的高平台新起点

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下，通过购买世界先进的生产线，然后模仿制造、改进工艺并学习配套的市场经济管理方法等，所造就的现代化生产水平和规模是GDP增长的高新基础。

生物科技引入农业使粮棉畜牧林产量翻番增长，不仅解决了衣食温饱问题降低成了生活品产出成本，而且留给发展城市和交通道路、房地产的用地大幅增多。

中国开放早期就强调引进外资，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积极融入世界市场，同国际接轨。这在经贸和资金及其运作上，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形成了GDP增长软设施。

如此十几年下来，很快就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距离，同时通过科教兴国培植民族创新能力以赶超世界水平。这是走捷径实现经济腾飞的英明之举。

3.农民及廉价民工等绝对多数人的勤俭节约和国家资源存量变现、高物价是GDP增长的实质所在农民和广大低薪劳动者节衣缩食支持了大出口大加工赚外汇，从而储蓄了劳动成果积累了资本，支持了货币信贷过多、外贸顺差过多和公共设施建设。这样就填充了GDP总量猛增的空虚。同时，十多亿人的勤俭节约支持一、二亿人的共产主义生活，必然出现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城市亮丽门面效应。

存量变现和高物价意味着物资总量未变，以货币标记的GDP和财税帐面却平地起大厦。物资采购、项目发包中的回扣交易使价格大幅度增长，货币贬值；行业垄断收入和房地产等的高物价形成充货膨胀。此二者造成货币标记的GDP高增长，货币需求和发行量不断增加。

4.汽车住房带动的路桥建设和造城运动所形成的公共规模消费是GDP进入高速增长的新龙头力量

衣食经济反映在恩格尔系数上，是温饱先行经济。由于其规模小，占用资金量不多，基本上属改革开放早期目标和私营经济活动范围，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年GDP增长的龙头力量。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后十年阶段，住行经济由于级差大规模大投入大，可以说是豪华型经济。房地产由国家控制，汽车则属大企业，养车费用高昂，路桥建设涉及到地产。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大幅度介入使得官场与商场结合，大手笔项目规划经济推动GDP空前高涨。加之低利率房贷车贷政策形成的高超消费，吸入高收入人士和年青一代涌入高消费群，成功地刺激了内需，使GDP高增长有了着落点。

中国GDP的发展历程

回顾中国30年来的发展历程,地方以追求GDP为目标的发展方式,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之一,并且形成巨大的体制和利益惯性,阻碍着科学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而珠三角乃至广东何以能将科学发展的理念贯穿工作始终?事实上,广东早在2008年,就出台了《市厅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评价指标体系及考核办法(试行)》,将科学发展指标作为考核干部的依据,并经全省9万名干部群众参与民主测评、满意度评价,从考评指标上将发展是否科学、人民是否满意作为干部工作评价的指针。2010年,广东又出台了落实《纲要》推进四年大发展的行动计划,将单位GDP能耗、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等39项科学发展指标分解到珠三角九市,从机制上促进了各级领导干部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也为珠三角乃至广东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思想和体制保障。2010年,广东在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再次明确指出,要根据广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需要,科学确定经济发展速度,不盲目攀比,不层层加码。

同时,珠三角乃至广东为了解决“不具备知识能力,不会转”的难题,开展了大规模干部培训活动。汪洋说:“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首先必须促进党员干部知识结构的转型升级。”截至2010年9月,广东全省举办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787期,举办专题讲座、学习论坛、读书活动等8291期,培训干部112万人次,从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上保证了领导干部具备转变发展方式的能力,为珠三角乃至广东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组织保障。

正是通过思想上、机制上、组织上、体制上的不断突破旧的发展思维,逐步树立新的科学发展理念,珠三角乃至广东才步步为营,逐渐形成了追求发展质量的科学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理念,产业转型升级的效益理念,创新驱动发展的高端理念,内外需协调发展的均衡理念,区域城乡统筹发展的协调理念,软硬实力全面提升的文化理念,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人本理念等一系列改革共识,成为推动珠三角乃至广东转变发展方式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也为中国推动科学发展理念真正成为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样本。

2010年,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大会上,对深圳乃至珠三角的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指出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体制改革,也为珠三角乃至广东提供了强大的体制保障和动力,珠三角的体制改革在四个层面全面展开。

珠三角的体制改革之路,是一条党内民主向常态化、制度化、落地化全面进发之路。改革和完善中国的政治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发展,党内民主是一条“红线”。早在2000年4月,宝安松岗镇在全国率先试行党代表常任制,一时间名动全国。2010年,广东印发关于实施省党代表提议、提案、询问、质询的四项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了党代表权利的行使,明年广东就将全面完成党代表工作室建设,各地今后每年都要组织开展党代表调研、视察、走访、评议活动,这标志全省18万党代表不再只是在党代会上握握手、拍拍手、举举手,而将成为“全程代表”和“民意领袖”,2010年4月,深圳在国内的副省级以上城市中,率先尝试采取公推直选的方式产生党代表。这一系列先行先试的举措,为中国党内民主实践提供了常态化、制度化、落地化的实践模本。

珠三角的体制改革之路,是推动基本民主制度加速向民主实践转化之路。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2005年中央就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但在执行层面,始终缺乏可操作的规范。2010年,广东率先出台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用制度的形式将事关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省政府投资的重大建设项目决策等全部明确纳入政治协商范围,并且规定了政治协商的进行时间、基本方式、协商形式和基本程序,并把政治协商纳入政绩考核内容。这一创新举措,在中国率先实现了把政治协商这项民主制度转化为可操作的民主实践,以程序的公开保证结果的公正,以程序的科学保证制度的科学,从基本政治制度层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民主实践样本。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深圳还率先试水政协委员选举,全国首批10名由选举产生的政协委员在珠三角诞生,这标志着政治协商这一民主制度在珠三角正在从选举、决策、考核等各个层面变身可操作性极强的民主实践,为中国民主进程探索了一条新路。

珠三角的体制改革之路,是在县级层面全面推进“大部制”改革,构建责任、服务、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之路。郡县治则天下治,中国自秦设郡县以来的2000多年中,县一直是中国社会行政区划的基础。2010年底,广东省全面推广顺德“大部制”改革经验,除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以外的所有地级以上市共25个县(市、区)成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这次改革承袭了顺德党政机构改革的精髓,规定党政机构设置限额为:县级市30个以内；较大的县28个以内,中等县24个以内,较小的县20个以内；市辖区22个以内,由县级市改设的区28个以内,并明文规定各地可因地制宜确定机构的具体设置形式、名称和排序,不统一要求上下对应。这标志着在2009年被称为石破天惊的顺德“大部制”改革经过一年的实践之后,开始在全局层面铺开,党政一体的机构改革、“条块分割”机制的打破,决策、执行、监督体制的完善,成为广东县级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要义,同时也为中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体制改革和权力的规范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践蓝本。同时,深圳2010年在全国率先启动公务员改革,把原来“大一统”的公务员管理模式划分成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69%的公务员将被划入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中,通过职位分类和聘任制的实施,69%的公务员“官帽”将被摘掉,独立的晋升渠道让长期困扰公务员的“天花板”问题得到破解,也为中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公务员队伍管理精细化、职业化、专业化、技术化开创了一条新路。

珠三角体制改革之路,是大力推进“简政强镇”改革,构建责任、事权、财权相统一的基层服务型政府之路。从中国的改革路线图看,向下放权和向外放权,始终是一条主线。作为中国最基层的一级政权,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强镇扩权改革并没有彻底理顺从上到下的治理关系,责任与事权不匹配、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矛盾愈加突出。2010年,广东全面启动“简政强镇”改革,这次改革的创新之处在于,“简政”与“强镇”并举,从政府向社会放权的层面看,这次改革要求将政府原有的相当一部分服务职能交予非政府机构,实现“横向简政”；同时,规定行政许可、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等权利能下放给镇的都要放,特大镇甚至可以享受县级管理权限,并调整优化市、县、镇三级政府财政收支结构,进一步加强镇级财力保障,实现“纵向放权”。这一改革的标本意义在于,行政体制纵向改革的触角深入到了最基层,镇级政府获得了与责任相匹配的事权、财权,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大大增强,同时实现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放权,提升了政府工作效率,加速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社会体制改革进程,为中国镇级行政体制改革探索出一条新的实践路径。

如何看待中国GDP发展

从纵向看：这个程度是我国30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得到的结果。这意味着中国可能在很多方面有了更多的资源，有更多的能力来解决未来面临的问题。

但从横向也要冷静地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经济结构还存在较大问题，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水和资源还比较高，经济质量还有待提高。虽然总量比较大，但人均数量仍然比较低。按照国际经济组织人均GDP的排序，中国排在100位以后。

所以，总量全球第二大不等于人均第二大经济体，更不等于第二大经济强国。

中国GDP与别国的比较

世界各国经济规模（用GDP衡量）的国际比较应满足三个条件：一是GDP指标概念相同，二是货币单位相同，三是衡量的价格水平相同，即剔除各国价格差异，从而进行物量比较。对于第一个条件，各国通过使用同一版本的国民核算体系如93SNA得以解决；对于后两个条件，一般采用购买力平价（PPP）法和汇率法来实现。

按汇率法核算的结果是：

1980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23.5%，发达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76.5%；

1985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20.4%，发达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79.6%；

1990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15.9%，发达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84.1%；

1995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18.0%，发达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82.0%；

2000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19.5%，发达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80.5%。

按购买力平价法核算的结果是：

1980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40.6%，发达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59.4%；

1985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41.2%，发达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58.8%；

1990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41.2%，发达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58.8%；

1995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41.1%，发达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58.9%；

2000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43.2%，发达国家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56.8%。

上述数据表明，按汇率法核算，从1980年至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较小，同时又呈现下降趋势；按购买力平价法核算，从1980年至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较大，同时又呈现上升趋势。

经济规模居世界前10位的国家排序方面，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结果。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四个发展中大国跻身世界前10位，其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其中，中国GDP总量居世界的位次从汇率法的第6位，升至购买力平价法的第2位，仅次于美国；印度从第13位升至第4位；巴西的位次没有变化，均为第9位；俄罗斯从第16位升至第10位。下表列出了2000年GDP居世界前10位的国家：

位次

汇率法

1、美国

2、日本

3、德国

4、英国

5、法国

6、中国

7、意大利

8、加拿大

9、巴西

10、墨西哥

PPP法

1、美国

2、中国

3、日本

4、印度

5、德国

6、法国

7、英国

8、意大利

9、巴西

10、俄罗斯

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的实力对比也发生了变化：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美国、欧盟、日本经济总量的对比是100: 94:34，按汇率法计算，三者之比为100:80:49。从购买力平价的计算结果看，欧盟经济规模与美国势均力敌，而日本经济规模则相对较小。

可见，按汇率法和按购买力平价法测算的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差异较大。

汇率法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高估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这是因为，汇率只反映了国与国之间可贸易品的价格对比关系，而不反映各国建筑品、各种服务项目等非贸易品价格的对比关系。汇率除了受各国通货膨胀率变动的影响外，主要由外汇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并受本国国际收支状况、利率、经济增长、甚至政府干预、投机炒作、资本流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汇率已经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因此，在短期内汇率变化幅度大，变化频繁。

购买力平价法高估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低估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购买力平价法的数据来源不够可靠，数据不够准确、质量不高（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尤其如此）。目前以国际比较项目（ICP）为框架的购买力平价统计调查活动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应用。中国、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尚未正式全部参加ICP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法数字（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是少数专家通过推算取得的，计算结果误差较大。同发达国家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低，以建筑品、服务项目为主要内容的非贸易品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且这些非贸易品质量较差，如果将这种低质量的非贸品与国际市场上质量优异的商品和服务混在一起进行比较，显然会高估发展中国家货币购买力，进而高估其经济规模。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教育、医疗、房租、工资等项目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因而其价格被严重扭曲。购买力平价汇总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高估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

相比之下，真实比价（ARV）理论，因为吸收了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的合理内核，剔除了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的缺陷，因而其计算结果比较接近于客观实际。按ARV法核算的结果，介于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之间。按汇率法核算，200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八百多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核算，200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三、四千美元之间；按真实比价核算，200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二千多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