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对民主革命的贡献不可磨灭_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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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对民主革命的贡献不可磨灭

───写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徐 宏 基

翻开中国近代史典籍，我们不难发现，华侨在反对封建主义桎梏，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促进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促进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追溯历史，经过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中国，内外矛盾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加倍激化起来。这些矛盾主要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封建主义统治势力的矛盾。清朝统治者已经完全成为在帝国主义面前唯唯诺诺的奴才，已经完全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也就集中表现于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相勾结。帝国主义利用《辛丑条约》规定的特权，在中国主要铁路沿线驻军，商船、军舰在中国沿海、内河航行，置清政府于其军事监督之下，对此，慈禧太后还感激帝国主义继续保存清政府苟延残喘，甚至卑躬屈膝地谄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已彻底转化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甘愿充当“洋人的朝廷”。使民族危机日趋加剧，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及其以后的社会政治形势，迅速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推进到爱国运动和社会政治 1

运动中。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其带来了资产阶级革命纲领、革命理想和革命组织，并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爱国华侨、被称为中国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旅居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化名中山樵，后即以孙中山为名，著称与世，其生于1866年，长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878年，孙中山离家前往美国檀香山，在他哥哥孙眉的资助下，先后入英美等教会学校读书，接受了一些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目睹了殖民主义者歧视和压迫当地土著民族和华侨的暴行，这对他后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一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发展过程。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雅丽医院西医书院毕业后，先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行医的生涯增加了不少社会阅历，他日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改革社会的思想更加迫切。日甚一日的民族危亡使孙中山逐步认识到“医术医人，所济有限”，“医国”比“医人”更重要，由此开始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运动。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活动是从组织兴中会开始的。1894年，孙中山写了长达8000多字的《上李鸿章书》，集中阐述了他几年来“革命”的基本主张。在上书中向清政府提出了四点纲领性建议，是这个时期孙中山政治主张的主要代表作。通篇渗透着慷慨

激越的爱国热情和对西方文明、民主的向往。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未予理睬。上书失败后，孙中山重到檀香山，在华侨中进行反清宣传和组织工作。在此基础上，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2月，在香港设立了兴中会总部。在会员入会秘密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兴中会的创立和革命主张的提出，是孙中山走上革命民主主义道路的显著标志，同时也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组织上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最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由于当时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由改良而革命的不只是孙中山一人，而是一批人，孙中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活动家。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炳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就有当地华侨工商界人士2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农业资本家邓荫南、银行经理何宽等人。香港兴中会于1895年成立，立即在广州发动起义，预定起义时间为这年九月初九，但事先被广东官方发觉而告失败。孙中山幸能逃脱，流亡海外，但他仍以兴中会的名义，在华侨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1898年，他又到了日本，继续

在华侨和留日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在后来发生的以推翻封建帝制、反对复辟的历次武装起义中，都有华侨参加。据有关资料记载，华侨在这一时期先后发动了潮州、惠州、钦州、廉州、镇南关、河口、安庆、广州等10多次起义，其中，1908年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有500多位华侨参加这次起义。闻名中外的黄花岗72烈士中，就有30余位是华侨。武昌起义前后，许多华侨纷纷回国，参加革命军，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从1894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初期，华侨为支持辛亥革命捐款总额达700万至800万美元。此后，华侨跟随孙中山先生讨袁护法，是“二次革命”的主要力量，为捍卫民主共和成果而努力奋斗。

这一时期，华侨在国外兴办各种华文报纸，仅英属南洋各地就办了68家，这些报纸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启蒙运动中，曾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不但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还通过书报大造革命舆论。从1901年起，中国赴日本留学生的人数骤增，1904年已达3000余人。此间，留日学生陈天华写了两本通俗小册子《猛回头》和《警世钟》，指明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危亡局势，唤起人们为改变这种局势而斗争；1903年就喊出民主革命口号的留日学生邹容的《革命军》小册子，充满热情地高唱革命赞歌，主张用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求得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地位；著名学者和著作家章太炎先生也于1902年，同一些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

十二周年纪念会”，他为这个纪念会撰写的宣言书，强烈地表现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宗旨。其实，早在1900年以前，已有一些留学日本的青年出版杂志，翻译18世纪的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对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推动作用的著作。

辛亥革命期间，云南留日学生也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1905年，孙中山先生联合了几个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这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同盟会成立后，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吕志伊、赵伸、李根源等立即加入，并建了同盟会云南支部，吕志伊为支部长兼同盟会总部评议部评议。稍后，云南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的还有：罗佩金、殷承瓛、叶荃、赵复祥、唐继尧、刀安仁、黄毓成、张开儒、庾恩旸等上百人。在孙中山、黄兴以及留日学生、海外华侨的支持下，作为同盟会云南支部的机关刊物《云南》杂志社于1906年4月成立，同年10月出版创刊号。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时停刊，长达5年之久。辛亥革命前久，同盟会云南支部加紧了革命组织工作，派杨振鸿等人从日本先期回国，先后创办“兴汉会”、“滇学会”、“敢死队”、“死绝会”等组织，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1906年后，云南境内开始有了同盟会组织。“一时以昆明、腾越（今腾冲）的同盟会支部为中心，联络爱国革命人士，组织了许多革命团体，使云南成为策划革命运

动的重要省份之一。”1908年，同盟会两次起义均告失败，却进一步促进了云南各族人民的觉醒。

1909年9月以后，大批留日学生和同盟会员被聘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领导和教官，如李根源被任命为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练，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张开儒、庾恩旸、顾品珍、刘祖武、李鸿祥、李伯庚、罗佩金等皆为教官。辛亥起义前久，讲武堂学生大批分配入伍，或到新军中见习、任职，从而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相配合，协同进行工作，于是“部队中的士兵”就被革命党人所掌握。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成立了辛亥云南起义的骨干力量，他们在辛亥云南起义和随后的反袁护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纵观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辛亥革命，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革了帝国主义的命；使中国人民在精神和思想上获得了一次大解放；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辛亥革命还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此间，华侨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难怪孙中山先生把华侨称为“革命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