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到底怎么了？_中国究竟大学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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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学到底怎么了？ ——谈被利益扭曲与透支理想的大学

作者：李侠

文章来源：李侠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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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8-2-3

导读：

时人为中国的大学卜了一卦：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何解？大学本应是思想的高地，而今却迅速贬值，几乎沦为批量生产毕业文凭和学位证书的商业机构；大学本应兼容并包，百花齐放，而今却充斥了廉价的批判和苍白的话语，文化的底蕴被商业气息严重稀释甚至取而代之。

教育乃百年大计，中国的大学，你腐败的可仅仅是学术？

昨日在网上看到王长乐教授的文章《大学师生关系异化源于制度理性缺失》（科学网，2008-1-25），王教授的文章对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种全新的阐释，认为制度理性的缺失是大学问题之源。对于王教授文中所列的事实，笔者是完全同意的，但是王教授给出的病因，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把现代理性传统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可以看出，理性可以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而任何制度的出台都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从来都不缺少理性的支持。回到王教授的文章，可以推测知道，王教授所指的理性缺失，应该是指价值理性的缺失，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那么构成中国大学的制度理性应该是工具理性，对于工具理性，中国大学不是缺少，而是太多了，太理性了。工具理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最粗浅的表达就是“可计算性”，由此观之，中国大学的计算本领已经让世人叹为观止，瞠目结舌了。

基于上面的考虑，回到老问题：中国的大学到底怎么了？对此可以初步诊断为，内在的信仰与外在的承认相分离，导致大学灵魂的丧失。由此可知当下的大学已不是上帝之城，而是逐利的市场。中国大学在社会转型期陷入了一种无力自拔的两难困境：要么，为了生存放弃高贵的理想，任由世俗利益肆意渗透；要么，在利益的挤压下疯狂地透支残存的理想库存，导致今日的大学早已出现了理想的赤字。

由于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国立大学，这就决定了她的经济来源完全依赖于国家，再加上没有适当的法律保障这种投入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注定了大学缺少思想独立性的前提条件，由此，大学内在的价值理性在窘迫中早已遗失。为了获得相对稳定的财政支持，大学被迫蜕变为一个符合计算性要求的变相的准政府机构，这也是中国大学出现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在这种艰难的选择面前，大学何为？是把自身定位为一所思想独立的大学还是一个官僚机构？如果想成为思想高地的话，又担心来自经济方面的隐忧；如果把大学完全定位为一个准政府机构，又与公众早已接受与认同的大学理念相矛盾。在这种基础性的两难困境面前，大学变的别无选择，只能首鼠两端，见风使舵，或者干脆以牺牲思想独立性为代价，在市场机制的操作空间内，大学向权力投降，退化为精神的侏儒，完全按照官僚机构的模式构建与运作。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现实，也是世界各国都遭遇的局面。问题是，这种情况在我国尤 1 其严重，看看时下大学的权力/利益分配地图，所谓的“985”、“211”高校，无不是政府规训大学独立性的手段。真正的科学进步与这些分类称号有直接的关系吗？目前正在火热进行的教学评估以及重点学科的评审，只不过是规训大学的技术手段进一步具体化和强化而已，这些还只是对机构的宏观控制。对主体的规训则可以通过各种称号的授予来达到对人一生的控制，如长江学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跨世纪人才工程、某某学者、某某学术骨干等，所有这些称号背后都暗许了利益的承诺。从宏观的分类到微观各种称号的授予，整个大学的独立空间基本丧失殆尽，而所有这些规训都是通过工具理性的可计算性原则与利益的空间分配原则完成的，因为现在的科学的发展时刻无法脱离开这种资助，在这样密布的规训措施的渗透之下，任何机构和主体都无处可逃，这也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哲学家福柯喊出“人之死”的内在原因。中国大学之所以媚俗与没有理想，原因皆在于此。

按照世界的平均水平来说，教育的投入应该占到本国GDP的4%以上（发达国家已达到6%），而我们国家自2002年达到历史高点的3.41%以来，逐年下降，到2005年更是创下近年来的新低，达到了2.16%，一路下滑，就拿2003年来说，我们的投入是3.28%，而同期的印度是5%，在这种大环境下，你让大学如何还能高昂高贵的头颅，艰难度日的大学如何还敢拒绝市场召唤？不要说政府部门没有钱，近几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年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每年的审计报告都能发现各级政府机构浪费数百亿元的现实，对于教育经费迟迟无法得到根本改善的原因实在是令人费解。这一切导致当下的中国大学出现了一种分裂型人格：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作为教育的承载者的大学如何解决这些困境？在目前的分配机制下，大学只有依靠国家的财政支持，如果争取不到或者严重不足，那么，为了自身的发展大学就只好通过市场的交易原则来弥补这些不足，以维持运转，所以我们看到了大学在利益面前的媚笑：向各类明星、权贵笑脸敞开大门；看到了学校合法地向各级政府官员兜售文凭；看到了大学在角落里梦想着提高学费的算计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大学演变为一个个戴着耀眼头衔的商业公司。学生与学校的关系迅速退化为一种合同制的产品制造过程，这里已经很少看得到友谊和情感问题。

梅先生曾谆谆告诫：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只是一个很生动的表面隐喻而已，仅有这两点是远远不够的，也许大学更需要骨气和自由。不过由此引发了大学存在的另一种尴尬：我们的大学多了，学生多了，相对于西南联大来说办学条件也好多了，然而却一直没有培养出多少大师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大问题，目前还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但是，至少在微观层面，现在的大学老师都不喜欢上课，却是一件不争的事实。按说，上课是老师的基本职责所在，也是基本的谋生之道，为何今天的老师不乐于上课呢？原因在于给学生上课是极不经济的行为，课时费被层层剥皮，真正到一线教师手里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现在的考评体制也存在严重问题，各高校都注重所谓的科研，反而把本应被关注的教学忽视了，出现了完全本末倒置的怪现象。虽然各个学校也出台一些硬性要求，但效果如何大家心知肚明，这也怪不得老师们，毕竟每个人都要生存。在目前的考评体制下，课上得再好，对于个人目标的实现也是于事无补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大学知识传播链条的完整性，甭说不出大师，在这种模式下能够培养出合格的“产品”已经是教与学双方的最大努力空间。

我梦想中的大学，不是用来迎合社会的，而是用来批评社会的。一旦大学有了骨气和理想，她培养的学生自然就有了骨气和理想。

2008-1-25于南方。中国的大学到底怎么了？

近些天，中国的大学丑闻连连，引起国人的愤慨和忧虑。2013年12月18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安小予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继安小予之后，2013年12月25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向媒体证实，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禇健因涉嫌经济问题已被批准逮捕，目前案件仍在侦查之中，这是近期又一个被调查的部属高校副校长。高校是青年才俊向往的象牙塔，是莘莘学子引以为荣的学术圣地。人们把大学作为知识的宝库和幸福的源泉，大学更是青年学子十年寒窗苦读后开始在社会展翅腾飞实现梦想的起点。然而近年来，高校频频曝出贪污腐败的丑闻，2013年以来先后有绵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苏智先，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范昕建、党委书记张忠元，四川理工学院院长曾黄麟等一个个披着为人师表的外衣因滥用职权、贪污腐败、损害国有财产、谋取私利相继被纪检部门、司法机关处理。

这几天又有一条消息引起人们的关注。2012年在实名微博中爆料“北大淫棍太多”的北大前教授、经济学家邹恒甫2013年圣诞节前欲回美国探亲时被限制出境，这令已平息1年多的那场“北大淫棍太多”**又重新回到公众视野。2012年8月21日，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的邹恒甫在实名微博中发文称，“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大餐厅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所以，梦桃源生意火爆。除了邹恒甫，北大淫棍太多。”

在2013年岁末，中国人民大学也曝出重大丑闻，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因招生问题被调查。2013年11月26日，蔡荣生持假护照从深圳闯关，欲赴加拿大被截获，其已交代招生等问题涉案金额达数亿元，前校长秘书胡娟也被免职协助调查。

人大、浙大、北大、川大这几所国内顶尖著名的大学纷纷落入重大丑闻的深深泥淖中，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大学到底怎么了？我们结合耶鲁大学前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对中国大学现状的批评，来思考现代中国大学到底患了什么病症。

施密德特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一所大学仿若航行在知识海洋中的船舶，需要有正确的掌舵人引领。大学的校长就是这个掌舵人，他必须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具有科学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教育思想。像民国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南京大学校长朱家骅等这些璀璨群星都是令人敬仰的教育家。蔡元培于1912年4月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一文，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第一次演讲，就明确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次年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又强调“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高等教育思想。梅贻琦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典礼上同样明确指出，办大学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他提出“学术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教育理念，他的一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更是广为流传。如今建筑市场的潜规则在大学校园里盛行，似安小予、禇健那样的校长，整天夹着黑皮包，一副彻头彻尾的房地产开发商模样，怎么会成为伟大的教育家呢。大学交给这样的人去管理，怎么会好呢。

中国高校机构设置的问题，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人大、川大、浙大的副校长、处长、教授们先后因腐败触及法律，到底是什么诱惑了中国大学的专家学者们，为什么他们都一心钻营官场、厮杀于商海，而其他国家的高校学者却能专心做学问、搞研究。施密德特说： “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他还尖锐地批评“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的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严厉批评中国的大学。中国大学的教师不是真正的学者，施密德特认为：“中国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现在，中国大学的教师实际是高级打工者，教授不过比讲师高个等级而已，诚如施密德特所言：“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2013年12月23日，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公开辞职，他在微博中发布了《辞职公开声明》，谌洪果称，“我的路越走越窄，进行教学探索和学术交流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如果继续站在讲台上，“不过是自欺欺人，为苟且偷生而放弃自己曾捍卫过的原则和底线。”年轻教师参与学术会议交流的机会甚少，获得课题资助也很难。记得 2009年10月17日，刚到浙江大学任职不久的海归博士涂序新留下长达6页的遗书后从浙江大学的11层高楼跳下自杀。他学业有成回国后，曾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祖国的教育事业中，但生活的清贫和困苦、抚养爱女的艰难和无力、学术环境的嘈杂，这些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使这位才华横溢、性格单纯的海归博士选择了这样的悲壮方式。前些年，年轻教师的工资水平不高，为了生存很多教师拼命“挣外快”，无暇顾及本职的教学，科研也缺少创新性的成果。高校这一片净土，失去了清净的学术氛围。许多高校的领导依然一如既往地、不顾一切地用大量的资金去盖大楼，把盖大楼作为了大学发展最重要的政绩。大学里的每一个新建筑，都是一位校长的业绩品牌，是大学的GDP增长。

施密德特的话“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多么令当今国内千万名大学教师汗颜。许多大学教师缺乏学术修养，没有事业追求，没有经济地位，缺少社会尊严，何其悲哉！2013年中国正坚定推进着自上而下的反腐倡廉行动，中国的大学如若能痛下决心、壮士割腕反思高校教育制度的弊端与缺失，摈弃拜金主义思潮，还高校一片净土，创大学一份安宁，建大学一片神圣，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