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与包容性增长（推荐）_包容性增长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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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与包容性增长 —以乒乓球、足球与网球为例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它的原始意义在于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最终目的是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来受益。

2010年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其核心词语‚包容性增长‛在国内立即引起更为广泛地关注，其内涵也被进一步挖掘。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寻求的应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一些内容：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

同样，中国体育也需要包容性增长。中国体育目前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称为体育大国，与我们现在的举国体制息息相关，接下来，以乒乓球、足球及网球的现状与改革为例谈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体育与包容性增长。

一、中国兵乓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乒乓球得到了广泛发展，在世界上崛起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新的一代运动员迅速成长起来，使得中国在乒乓球项目上继续保持世界强国的地位。在1981年举行的第36届世乒赛上，我国的乒乓球运动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夺得了7项冠军，创造了乒坛历史上的奇迹。在80年代的5届世乒赛中，中国运动员获得了金牌总数的80%，中国队取得的优异成绩，同时吸引了各国加强对中国队的研究，中国队的优势受到潜在的威胁，直接造成了90年代初中国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战的结果，在第41届世乓赛上男队成绩跌至第七名，女队也在决赛中败给朝鲜南北联队。之后随着以邓亚萍为典型的新一代运动员的崛起，继续保持世界强国地位。进入21世纪，我国的乒乓球事业仍旧蓬勃发展，在女子乒乓球方面，继邓亚萍时代之后，小将王楠再次担起了女单一姐的责任，2006年不来梅世乒赛夺得女团冠军后，王楠以19个冠军头衔超越邓亚萍，成为中国夺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乒乓球选手。尽管在2004年之后就将一姐的王杖交给了更年轻的张怡宁，但是王楠在场上的霸气和定海神针的作用让她仍是中国女队不可或缺的大姐大。在男子方面，也涌现了一大批名将，如刘国梁，王励勤，孔令辉，马琳等等，这些运动员为我国夺取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创造了世界乒坛的中华盛世。

中国乒乓能够在世界上始终保持霸主地位，在80、90年代偏向于依赖为国争光的信念，到了新世纪，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体制下，更依赖于利益的提高，尤其是国手的收入提高。在非奥运年里，乒乓球国手们的收入主要分为三块，乒超薪水、国际比赛奖金以及广告收入。其中最大头，也是最好赚的当数乒超的薪水。2010年，乒超联赛改革中对运动员的薪水作出了明确限定：特级运动员年薪80万至120万，一级运动员年薪30万至60万，可运动员实际拿到手的甚至还不止这个限定。有的一线国手每年仅3个月的联赛，税前收入达到近350万。以江苏男乒的当家球星陈玘为例，特级运动员，年薪在80万-120万之间，而且每场赢球，奖金也会达到上万元，总年收入不会低于100万。这与邓亚萍时代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那个时代的收入是相当有限的，并且广告收入也绝大部分归属于体育总局而非个人。

乒乓球领域做出收入体制的改革类似于我们改革开放过程中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相类似，就目前而言对调动运动员积极性，保证比赛成绩有推动意义，但从长远看，按照胡总书记包容性增长的思想，还需要使更多人更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不仅高水平的运动员有收入，其他幕后的‚陪练‛也应该得到相对公平的经济利益。

二、中国足球

2009年国庆节前夕，沈阳警方经过长期侦查，端掉了一个利用赌球非法牟利的团伙。虽然这不是中国警方破获的第一个赌球团伙案，但随着案情的不断深入，警方发现涉案嫌疑人不但涉赌，且利用赌球来操控国内联赛。随即一场来势凶猛的扫赌反黑风暴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0月16日，前广东雄鹰俱乐部总经理钟国健被南下羊城的辽宁警方控制，成为中国足坛扫赌反黑风暴中落马第一人，从而拉开了2009年中国足坛扫赌反黑事件的序幕。随着调查的全面展开，传出包括青岛海利丰、成都谢菲联、广州医药、山西路虎、陕西国力等多家俱乐部涉嫌打假球。同时调查和刑事拘留相关涉案人员如俱乐部官员、裁判官员、足协官员多名，公安部掌握的涉赌‚黑名单‛有超百人之多。特别是2010年1月27日公安部宣布南勇、杨一民、张建强三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3月17日陆俊、黄俊杰和周伟新被依法批捕，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此次反足坛反黑行动有几个特点：一是小小的辽宁公安机关某项目组干警来到京城就能‚带走‛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这样的高官，而9年前袁伟民（正部级官员）却办不到，且一带就是三大员，即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南勇、副主任杨一民、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建强，个个堪称‚呼风唤雨‛的人物；二是总局反应之快前所未见，仅一周之隔，就把仍称为‚协助警方调查‛的南勇等人解职，属于‚未错先罚‛；第三是后续动作惊人之大，在宣布撤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宣读了等同声讨赌球的檄文，洋洋洒洒近千字，包含‚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打击赌球‛这样近乎正部级单位向辽宁初级公安机关表态的内容；包含‚成立由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的‘全国足球联赛赛风赛纪综合治理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对外公布了办公地址和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媒体的举报‛等措施。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特点，有其一定的背景。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习近平副主席，以及刘延东国务委员等高层集中高频地论及中国足球为反黑运动顺利开展提供了政治基础，此外，2009年9月中国足球世界排名从历史最高39位降到了有史最低的108位，全民愤然，为反黑风暴提供了社会舆论基础，中国足球此次反黑运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正是推动全面包容性增长的一部分，包容性增长的核心之一就是发展中包含公平，前些年中国足球的盲目发展忽视了公平、公正，不仅没有把中国足球发展好，还使得赛场变成了赌场，反黑运动正是为了保证公平地竞技环境与良好的足球氛围，不让巨大的财富聚集于不法分子手里，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收益。

三、中国网球

中国体育往往是女队先出成绩，先是孙甜甜/李婷、郑洁/晏紫相继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2006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和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中夺得双打冠军，而后李娜在2011年夺得法网冠军，而男子运动员在这方面还至今仍没有突破。相比乒乓球与足球，网球在我国的普及度相对较低，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高，这与我国的人才培养方式密切相关，同样是女子运动员，双打组合与单打也不一样，尤其李娜的成功，为中国网球包容性增长提供参考，中国网球人才的培养需要包容多种培养方式。

目前我国网球人才培养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传统的通过体制内从县、市、省到国家队各级别的选拔培养；二是网球学校的培养；三是私人教练。最常见是体制内的培养模式，最见效果的是私人教练培养模式，最难的是网球学校培养模式。

中国各类网球学校的兴起始自上世纪末,但大多带有一些专业队背景。本世纪初，中国的网球学校发展进入到一个高峰期，各官方、半官方、私人性质的网校接连兴起，以适应中国网球不同需求的成长模式。但在成才周期长、成才率低、花费高的现实冲击下，很多网校并未能坚持下来，即便是有官方背景教育资质的中国网球学校亦未能幸免。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网球学校其自身网球水平有限，出不了成绩没有生源也就没有收入；二是来自体制内的干扰，以办的相对比较成功的保定超达国际网球学校为例，为了能够让其学校王璐瑶、宋晓溪等水平较高的学生参加城际运动会，不得不在河北省队注册，然而注册之后，湖北省队就不愿再放人，王璐瑶是超达网校一手培养出来的，郭涛在他身上的投入接近百万元。在郭涛的计划中，准备将王璐瑶送到西班牙，锻炼两年后进入职业圈。而现在，关于王璐瑶、宋晓溪的任何决定都受到了限制。

李娜的成功是从其脱离体制外之后才开始，那时李娜已经28岁，自从转入私人教练模式之后，其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虽然已经退出了国家队，但是其同样也是受到了来自体制内的‚干扰‛，其收入的一部分必须交予体育总局，其公众行为也得到了限制。

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中国网球的人才培养应该有更多的包容性，给及各种人才培养模式以更为公平、公正的待遇，而不是想尽一切方法插足，为其自身发展制造困扰。

除了乒乓球、足球、网球之外，类似体操、竞赛等，中国体育需要全面的包容性增长，让公平、合理体现在中国体育发展的各个方面，让有成绩的运动员得到应得的利益，让没有取得成绩、或者伤退运动员这些弱势群体也能保障其基本生存需要，中国的体育事业也会更好、更快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