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_中国大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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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需要绽放

前不久，在课堂上老师提到了阶层固化问题，经过一系列的分析原因、危害后，老师提问“该如何解决阶层固化问题？”，我们班某一位同学回答是“革命”，理由是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之路行不通，因而要自下而上的革命。初听此言，不赞同其观点，尤其是“革命”实在不是也不该是作为一个学政治的人首先想到的解决办法。这是一种“激进”的思考，但最起码还是对现行的国家政治层面的事物感兴趣，有自己的看法。这件事让我想到了前不久发生的在一些反日游行，由于日本扣押我国渔民，在一些城市发生的大学生发日抗议浪潮。我也支持那些反日游行，并且纳闷为什么哈尔滨没有组织一次呢？但我同时对在游行中发生的一些打砸事件不敢苟同。

前后不久，在河北大学发生了校园车祸案，一些大学生尤其是河大的大学生在警方介入后沉默了。网络上的恶搞“我爸是李刚”，也仅仅表现出对现在社会中存在的“官二代”现象的鄙弃和痛恨，如果说其他人不说话是因为不清楚具体情况还有所托辞的话，河大学生的集体沉默就有其他的深层次原因了。我想到了前不久看到的一些关于这些事的报道，报道指出，现在大学生的冷漠是一个必须值得重视的现象。现在的大学生听靡靡之音，玩世不恭，是“垮掉的一代”，他们对于宏大叙事的国家命题淡漠了许多，他们更关心个人的前途命运，要考研、要留学、要就业，沉重的竞争压力把他们压得喘不过起来。而事实上是这样吗？就我看来，关于这件事至少我所知道的同学还是很关心这件事的，虽然仅仅只是在人人网上分享下“我爸是李刚”的恶搞短片，或是在网上发一些“无用的废话”，写两篇愤恨的文章。

网络上一些人指出了深层次的原因：大学教育。大学校园是非常行政化的场所，许多官场恶习在高校同样存在，学生的集体沉默是由于公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为了避免给自己添麻烦或向上级献媚而对学生进行思想控制造成的。另一方面，这种沉默跟传统的家庭教育有关。现在的家庭教育灌输的是一种另类的价值观，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不希望子女因为处于一时的正义感而惹祸上身，毁了前途。这当然情有可原。学生接受的都是被约束的价值观，大家都是原子化的个人，没有群体意识，思想不能完全表达，因为说真话的成本很高，大家对权威有畏惧心理。

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具有我们难以想像的激情、正义与良知。余英时先生曾说：“我是有核心价值的人。”今天和民国那个时代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整个社会失去了一个核心价值。在一个核心价值缺失的社会，它能围绕什么运转呢？显然，他只能围绕着钱与权，所以才会导致今天社会出现很多不堪的、败坏的行为。核心价值的消失给今天的社会出了最大的难题，只有重建这种核心价值，我们的民族精神才能重新硬朗起来，才能在人性层面复苏过来。在现实情况下，对于基本道义的恢复远比政治层面观点的融合或者财富层面贫富差距的缩小更为紧迫。河北大学校园撞车事件追根究底还是人性的问题。从长远看，还是要从重建社会的核心价值入手，让我们在人性上得到恢复，这才是最终的道路。

朱光潜说“一个民族的性格和一个社会的状况大半是教育和政治形成的。倘若一个民族的性格不健全，或是一个社会的状况不稳定，那唯一的结论就是教育和政治有毛病。”是的，我们的教育出了毛病。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时，大学生原有的那种自豪感、精英感不再存在，虽然未来社会的精英大部分还是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当中产生，但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日渐丧失了过去那种地位，社会也不再寄于多高的期望，大学生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也越来越少。这让我非常羡慕民国和新中国刚成立时大学生的那种激情和声音，虽然我自己也是大众教育的受益者。另外今年还流行过一阵大学校长们的表演，校长们越来越会说话，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当领开创之功。“根叔”在毕业典礼的演讲中，把近年来的网络词汇来了个大串烧：打酱油、俯卧撑、凤姐，贯穿整个典礼致辞，校园内外雀跃不已。然而，《南方周末》在一期中的报道中指出，在“在亲切与欢笑之后，校长们还表达了什么？”这的确成了一个问题。学生在欢笑之后，更希望听到治学之理、修身之道乃至兼济天下之法，来慰藉那由于价值、信仰空洞所带来的内心空虚。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胡适，这几位备受尊崇的校长，都在各种场合留下了深刻隽永的言论。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梅贻琦：“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他们的话往往抱定宏旨，切中为学之根本，因而有流放后世的启示力。作为一个社会中应该是人文素质最高的群体，大学还应该传递出一个社会的精神状态。

从基本层面来说，整个中国教育体制在价值理念上的扭曲与迷失是导致大学生的政治冷漠和恐惧的重要根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育的最高价值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开拓人的胸怀、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当代公共社会的理想公民。为此，教育本身必须是独立的、自由的、超越现实的，教育本身必须具有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缺少了人文教育，并且公民教育也没有完整形成。回想民国时期的教育，大学时期重视人文教育。在当时的主要大学中，尤其是综合性大学都非常

重视人文教育，比如北大、清华、浙大这些名校，这也继承了中国古代教育重视人文关怀的优良传统。比如当时浙大的竺可桢，他认为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精英，每个人毕业之后都会成为所在领域的领袖，这种领袖不是官员而只是行业上的一个标杆。所以，他强调大学时期的跨学科教育、通识教育。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并非来自某个专业，某种工具性的技术，而是从人文教育中发展出来的。人文教育在于对人的重视，学校的一切都在于培养精神上健全的人，包括校长在内的一切行政人员都要服务于广大师生，都要为人的培养尽心尽力。今天的大学，官本位、行政本位盛行，行政官员凌驾于教授之上，这是现今大学沦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学教育，首先大学老师要逐步从行政本位，从功利主义中解脱出来。当教师成为教育体制现状的获利者时，对政治的冷漠与恐惧也是很自然发生的，更不用说，一些教授为了跻身局厅级跟班的行列而奔走竞逐，很难设想他们与追求真理之间还有什么纽带可以联系在一起。为人师者必须首先摆脱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冷漠、怯懦和恐惧，才能矫正学生的冷漠与恐惧。大学教师尤其需要回顾人类思想史上大学的理想主义精神，尤其需要睁开眼睛看看仍存在着苦难的社会现实，然后反思身上的惰性、怯懦与势利之心，然后真诚地面对学生。

大学教育中的政治课程教育，要培养学生对政治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对社会的分析批判能力，而不仅仅只是对学生以意识形态的宏观话语进行灌输，那样只会使政治课程教育成为“无思想者的思想”，成为大学生面对宣传机器时说话的依据。甚至可以设想，在同样的情境下，每个教师、学生，每个行政人员的身上，会出现同样的话语。政治教育课程不能是话语框架、威权笼罩的延伸，它要系统地把真正有价值的、符合人类文明普世准则的政治学、伦理学知识传授给学生，鼓励学生结合理论知识思考中国现实问题以培养独立的判断力，从那种完全虚幻、彻底不真实的话语枷锁的囿限中解放出来。

大学教育要更多地呼唤青年对于青春的理解，冲破冷漠与恐怖。青春是一切科层制的的对立面——在那种制度中只能容纳阿谀奉承、出卖良知、麻木不仁。青春要呼唤食指那《相信未来》的信念，“我之所以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青春要呼唤汉娜·阿伦特对于光明的期盼，“即使时代黑暗，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照明，这种照明未必来自理论和观念，而多是源于明暗不定，常常很微弱的光。这光照来自那些男男女女，来自他们的生活和著作，无论境况如何，这光始终亮着，光芒散布。”青春要呼唤激情，“太阳，我是你的儿子，快快抽出你的利剑啊，我愿和冰块一同消亡。”青春，意味久远而深长！

“一个国家是有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直到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大学教育如果能使学生知道世界之广阔、人生中真实的自由之重要，造成冷漠与恐惧的罗网是多么不堪一击啊！社会核心价值重新构立之日，当是我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之时！

【参考文献】：

﹝1﹞杨东平编《大学精神》（上、下），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1月版。﹝2﹞李海鹏著《佛祖在一号线》，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6月版。﹝3﹞《新周刊》“谁告诉我怎么活”，2010年11月1日。

﹝4﹞《时代周报》，“这一代大学生的爱与怕”，2010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