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博物馆化(侯春燕)_博物馆文物数字化管理
口述历史博物馆化(侯春燕)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博物馆文物数字化管理”。
口述历史博物馆化：博物馆学发展新趋势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侯春燕
随着文化价值多元化和信息传媒技术的日益发展，诸多层次不同、需求各异的新型文化消费群体应运而生。他们对博物馆提出了更高要求：进一步强化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高科技手段和新信息传媒工具的运用，使观众在获得高雅艺术享受的同时，得到文化休闲和感官愉悦；历史文物的展示更能凸显人的角色地位与活动特征；补充活态的新见材料，更为生动和多维地呼应文物、说明历史，等等。凡此种种，无疑对以文化传播为己任的博物馆构成了巨大挑战。本文拟以口述历史博物馆化为契点，浅析博物馆和博物馆学在因应这一变化趋势方面所做的探索。
一、口述历史与博物馆：由排斥到融合长期以来, “传说”往往被中国史学主流视为“信史”的对立物，甚或杜撰、虚构或随意性的同义语。正是基于此种观念，金、石等有形器物成了文献资料之外的首重资料。于是，中国考古事业在20世纪勃然兴起，中国博物馆和博物馆学随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第一个发展高潮。1928年，傅斯年组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出任第一任所长。他认为“研究新的历史，一面从全国各地的语言入手，一面研究古代的历史要从地下发掘入手”2。基于此，该所将工作重点确定为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的研究整理、西北考古及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习俗的调查。无独有偶，时任河南国立博物馆馆长的王幼侨也曾表达了类似认识：“研究历史，仅凭典籍纪录，已感不足”，“而专门之研究，更须有实物以为佐证，历史记载，多发挥，致影响于学术风气之盛衰。„„对夏殷周之纪年重有估定，知现有之书籍，不尽足凭信，造成疑古之风气，新史学因以兴焉。”3既然金石铭碑和地下史料被奉若佐史证实的法宝，那么，中国博物馆储存历史真迹、印证文献典籍之功能自然也随之强化。如果“历史记载”尚且被认为存有“多发挥”之弊，那么，口述历史遭到博物馆排斥乃至被挤出其殿堂也就在所难免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博物馆和博物馆学兴起与发展的原因有多个，这是其中之一。参见傅振伦：《三十年代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历史条件》，《中国博物馆》1987年第2期。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4页。王幼侨：《博物馆与民族复兴》，《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第二卷第一期，1936年9月。事实上，口头传说与文献典籍、文物遗产一样，同为延续历史、储存记忆的有效载体。生民之初，限于知识载体的阙如, 历史事实只能储存于人类头脑中，并通过诗歌和故事传说等形式代相传延。文字的发明，尤其是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使人类不断超越既有的记忆模式，综合运用丰富多彩的历史遗存，建立了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等机构，在使历史记忆的储存、管理和传播进一步制度化的同时,也为口头传说保存历史记忆、延续文化传统之功能的发挥创造了条件。时至今日，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大多摒弃了视口述记忆为子虚乌有的偏见，开始从全新视角重新体认那些虽珍存了宏富的民众历史记忆，却始终难登大雅之堂的口头传说文本。
与之相应，随着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膺有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之任的博物馆，也正着力于挖掘口述历史记忆的特有价值，并在口述历史博物馆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西方一些博物馆，通过高新技术的巧妙运用，将口述历史转化为陈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一些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历史文化展览，也在博物馆专家和人类学学者的指导下，尝试将居民的自述历史融入其中。所有这些，尽管还只是对博物馆陈列的补充，但对活化博物馆展示的形式，增加展示的感官冲击力，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拓展和强化了博物馆反映和诠释社会的功能，激发了展示与观众之间的共鸣，从而颠覆了大众简单地将博物馆等同于文化消遣机构的认识。
二、口述历史的博物馆价值
口述历史的博物馆化，是对传统博物馆展示的重大变革。其特有价值，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促进诠释方式和诠释主体多元化
传统展览的诠释主体往往仅限于设计人员，而作为展览的策划和制作者，他们并不重视与现场观众的深层互动。其难以突破的局限是,观众所看到的仅仅是静态的展品和文字，所观所想者也只是展品的外部特征及其表层意义，而蕴于其中的一些更为重要的信息则渺不可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传统展览多方扩展说明文字的信息储量，但囿于内容和形式的模式化，如欲清晰表达展品的来龙去脉、深层蕴意和辗转原委等仍非易事。这无疑窒碍了观众对展览的理解与欣赏。另外，囿于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性质和运作模式，展览所能表达的往往仅限于官方、正史、学者或策展人等单方面的理念，难以交相呈现包括民间立场在内的更为多元的理解与看法。于是乎，抽象笼统、呆板教条等弊端叠相出现，观众的参与激情备受压抑，主体意识无从体现，展览主题亦无法延伸。
某种意义而言，博物馆展览是一项艺术诠释活动。为了更好地诠释展览理念、展品内涵、外延以及存有争议的问题，西方许多历史博物馆将口述历史录音和抄本摘要整合到展览中。如，美国史密森学会中的绝大多数博物馆都成功收藏了为数不菲的口述历史访谈，并以录音和录影的方式将其展示给参观者，从而使口述历史成为展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
而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口述历史博物馆化活动，无疑也推动了诠释方式和诠释主体的多元化。2007年3月，举办于北京东城区党校的《干面印记——干面社区胡同文化展》,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成功案例。在该项展览活动中，策展者邀请了年龄不同、身份有别的66名原居民，以口述形式回忆旧时的胡同生活。张新华除了讲述58年前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传统婚俗外，还演绎了当时与之为邻的梅葆久，为练好京剧眼神功夫而豢养鸽子，以及在胡同练骑摩托车的故事。柴茂林则回忆了其家庭主要成员的职业生涯和生活变迁往事。在众人的回忆和讲述中，一部内容宏富、引人入胜的胡同文化史，包括胡同历史、名人轶事、婚丧习俗、职业生涯、邻里亲情等，被惟妙惟肖地复制出来。该展览几乎是由居民自己完成的，其主要内容源自社区居民口述。他们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显现，可谓实现了由诠释受体向诠释主体的转变。
口述历史从平民角度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特征，见证着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发展轨迹，弥补了“正史”式宏大叙事的不足。所以，口述历史博物馆化的尝试，有利于突破传统展览单纯依赖馆藏文献与实物的局限，反映了诠释方式和诠释主体多元化的趋向。
（二）解读关乎展品的社会历史情境
作为固化了的历史遗存，展品似乎只能见证“是什么”，而不能诠释“为什么”。再者，就展览规律而言，历史背景的过多铺叙，极易流为教科书式的刻板叙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博物馆展览必然要放弃因果联系的探索。美国环境解说之父Tilden在《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一书中指出，遗产诠释“必须穿透 1 参见唐纳德·里奇（Donald A.Ritchie）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245页。任何事实的陈述，启发隐含在意表背后更重要的涵意。”1也就是说，展览诠释的重点不在于事件名称和发生日期，不在于藏品的造型与材质，而在于通过认识藏品，揭示隐藏其后的相关社会背景，以期拓展观众视野，启迪观众心灵。如果漠视与展品相关的社会历史情境的解读，展览的思想性就无从凸显，其发人深省之主旨亦将付诸虚悬。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口述历史的博物馆化，或可为此另辟蹊径。一些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史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他们认为，剖析口述历史的产生背景及其创作者、传播者的心路历程，不仅能够层级透析蕴含其中的历史真实，而且还能揭示更为深刻的世事变迁根源。同样，口述历史的博物馆化，也可起到解读展品赖以存在的社会情境和社会根源的作用。
在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联合建立的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内，收藏和展示着菁苗2的日常生活和民族文化用品，其造型独特的长角发髻格外引人注目。这些发髻缘何而生？有何用途？在没有可靠的文献记载足以答疑解惑的情况下，博物馆开展的“文化记忆工程” 为观众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线索。他们征集传说并据之将长角头饰的由来归结为数端：其一，苗族以牛为图腾，木角象征牛角，以表对其先祖的敬意；其二，箐苗先民以狩猎为生，为了迷惑野兽，仿照野鹿在头上戴起了木角；其三，战乱时期因兵匪只杀男性，不杀女性。为迷惑敌人以避杀身之祸，他们便不分男女一律戴角盘发；其四，苗王不幸战死后，苗族人把弓、弩反插于脑后举行送别仪式，以表誓为苗王报仇之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物兵器逐渐为木制长角所取代。总之，这些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口述记忆，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从诸多角度诠释了“长角发髻”的社会渊源。我们可以综合运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不同历史记忆文本的解析，大致勾 1 Freeman Tilden著，许世璋、高思明译：《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3页。
2“箐苗”系苗族的支系，生活于贵州省西北部的大山深处，其妇女头饰极为独特。她们把黑麻毛线掺上亡故祖先的头发，缠绕于一个近一米长的木制长角上，并将其置于头顶，束为沉重而巨大的发髻（据说最重可达十多斤），因之该族群又被称为“长角苗”。几百年来，他们相当完整地保存和延续着这一独特的文化传统（从前男女均戴“长角”，由于外部世界影响，现在男子已不再戴）。勒出箐苗的历史渊源、原始信仰、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迁徙历程等，从而使博物馆展览的功能，从单纯地示人以“是什么”向喻人以“为什么”转变。
（三）拉近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无论博物馆自身及其观众均存有如此共识：即博物馆藏品所反映的是已成过往的历史，而藏品价值之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存世时间之久暂。如此之定位，难免在博物馆与观众之间产生某种隔膜。所以，虽然传统博物馆也能吸引不少专业人士和兴趣爱好者的垂顾，但也不可避免地将为数众多的、不甚了解博物馆的潜在观众拒之门外。随之出现的问题是：虽然普及大众教育当为博物馆无可推卸的神圣职责，但却很难广泛吸引共处同一社区、本应成为核心观众的居民，从而影响了其促进社区发展作用的发挥。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国际博物馆界的关注。
在2008－2010年战略规划中，国际博协再次肯认了博物馆具有参与社会变革等公众议题讨论的社会职责，倡议探索并论证：如何将博物馆作为吸引公民广泛参与的社会公共场所，如何促进地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互相对话、调解文化和社会争端，如何增强社区及其环境的社会凝聚力。应该看到，此等规划和倡议，反映了博物馆和博物馆学发展的国际潮流，也是当今博物馆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它要求博物馆努力提高其亲和力，积极参与所在地区经济与社会建设。笔者认为，从一些博物馆近年来的探索看，口述历史的博物馆化，不失为顺应这一发展趋势的途径之一。
为了改变社区人际关系日趋疏远之现状，美国华盛顿特区社区人文评议会曾经赞助过一项“街灯计划”。他们邀请占波托马克花园社区人口多数的非洲裔居民讲述其宗教传统、迁徙过程、家仆生涯、“大萧条”时期的生活和自己的奋斗故事。通过口述个体记忆，居民们找到了可以共享的集体记忆，拉近了彼此间的心理距离，将个体与群体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一直关注着该项活动的阿那科斯蒂亚街坊博物馆的馆长，协助居民将其讲述整合为一项展览。其积极影响在于，前此久居同一社区却始终形同陌路的居民纷纷携手走入了博物馆中1。由此可见，1 参见唐纳德·里奇（Donald A.Ritchie）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230－231、235页。口述历史博物馆化，是博物馆“跨越展览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的有益尝试。
总之，观众与展览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是以其生活经验和知识储备为背景的，因而，展览如果脱离观众的生活经验，就会变得枯燥乏味、苍白无力，乃至魅力尽失。为此，博物馆应该努力贴近观众、贴近生活，提升自身的亲和力和吸引力，让展览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
三、口述历史博物馆化与博物馆学发展新契机
近年以来，包括史学在内的许多人文学科，在方法论方面已由单一的学科取向向多学科综合研究转换，而研究对象也由曾被过分关注的传统“宏大”问题向鲜有问津的社会和民生问题转换，新材料的发掘和新技术的运用越来越引人注目。与之紧密关联的博物馆学，同样需要在理念创新、材料发掘、方法借鉴和技术运用等方面积极探索，以便更好地满足大众日新月异的文化需求。而口述历史博物馆化实践，为博物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践行“人—物”结合新观念
博物馆学界“人—物”结合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鹤田总一郎在与苏东海先生进行学术对话时指出：“必须把对人的研究提到与物平等的水平才能成为真正的博物馆学研究”，并预言“21世纪的博物馆学主要是这个。” 1本世纪初，苏东海先生重新强调：“人与物的结合是博物馆本体研究的出发点”2。可以想见，由单纯地专注于“物”到更多关注人与物的结合，是传统博物馆学所要经历的一次变革。目前，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方式主要有：
关注人的智慧与情操，如由探究物的物理特征转向研究与物相关的人； 关注人的应有尊严，如开始研究博物馆运送与陈列遗体时所应遵循的道德要求；
关注人的文化多样性，如开始研究弱势群体在博物馆中的存在形态； 关注人的生理与心理感受，如探讨展厅设施、展示路线和手段如何满足观众需求。
诸如此类的体现方式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1《本刊主编就博物馆学问题与鹤田总一郎教授进行对话》，《中国博物馆通讯》1987年第4期。2 苏东海：《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再出发》，《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二），文物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9页。如何实现博物馆学对人的关注？目前，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切入点的选择上可谓各有侧重：鹤田总一郎强调着重研究“人如何利用物”问题，生态博物馆学关注人与物在原生环境中的存在形态及其社会价值的持续性，而中国博物馆学界则主要着力于观众心理研究。
口述历史博物馆化活动，是对“人—物”结合理念的实际践行。在这种活动中，讲述者实际被赋予了双重身份——既是被展示对象，也是物与事件的见证者和阐释者。对于存有争议的问题，博物馆既非简单地搁置争议，亦非单方面地垄断话语，而是通过不同声音的广泛引入，将展示延伸为一次普遍讨论。在这里，博物馆关注的不仅是物的证史功能及其艺术、科学价值，而且还有当事人或旁观者对“物”所要表达的社会与生活意义的个性化理解。于是，事物的结论似乎已经不再重要，而人对事物的不同态度则变得更有价值。
观众的情感需求研究也愈益受到重视。荷兰阿姆斯特丹市一个被称为“身份与文化想象中心”的组织，常常邀请当地移民讲述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并将其制成展览，从而引来了社区居民的踊跃观赏。展览之所以获得成功，关键在于观众的情感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人—物”结合新观念的广泛流布与普遍践行，既需要强化使命意识，也需要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博物馆学界有志同仁应以摒除偏见、潜心探索相勖相勉。
（二）拓展博物馆学研究新视域
口述文本不仅承载着许多不见于经传的历史记忆，而且还具有多重价值：可以与实物互为参校、印证和诠释；可以活态地再现历史场景；可以生动呈现迥然不同的诸多观点；可以建立固化历史与现实人生间的广泛联系；可以拓展信息载体和展示主题。凡此种种，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拓展着博物馆学的研究视域。
在口述材料的研究方面，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新闻传媒学等不同角度的研究，催生了与之相关的诸多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同样可以预期的是，随着博物馆学界对“口述材料与博物馆实物互证”、“口述材料与实物诠释”、“口述材料的保存与展示”等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拓展，一个与之相关的独具博物馆特征的新兴分支学科也将勃然兴起。
还需指出的是，近年关于口述历史博物馆化的研究与实践，显然还只是牛刀 7 初试，要想使之发荣滋长、日益完善，既需要博物馆学者主观上的不懈努力，也需要博物馆官方客观上的行政与财力支持。一切关于此类问题的真诚探索，都不应被武断地等而下之甚或盲目拒斥，而应当受到社会各界的善意理解和积极支持。
（三）整合博物馆展览新技术
在口述历史的博物馆化过程中，策展人员还需要处理好相关的技术运用问题。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不同，博物馆既要强调口述材料的证史功能，也要追求其整体的视听效果。所以，在这一过程中，虽然需要专业录音笔、数码相机、摄像机和其他制作设备的投入使用，但应谨记的是，这是一项基于技术运用的艺术创作活动，还需要对各种技术手段再行艺术整合。试想，如果把口述摘要、录音和录像等简单生硬地转化为博物馆物，那将如何让人在正确理解展览的同时产生审美感受。且不论可能出现的设备故障问题，单是由录音和录像的反复重播所引发的视听疲劳，就足以使口述历史博物馆化的独具优势荡然无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方一些博物馆将口述材料整合到了语音导览系统，以使观众在欣赏展品的同时，聆听与展品相关的生动而翔实的故事。这应当是一个可以借鉴的解决问题途径。反观国内，许多博物馆的语音导览基本是展墙文字的简单重复，至于视听疲劳和机器故障等问题，更是屡见不鲜。要想解决好这些问题，还需要策展规划、技术开发和艺术处理等各方人员的通力合作。最后还须强调，任何展览都必须坚守博物馆的艺术品位，始终坚持为艺术而技术，而不能流于为技术而技术。
总之，口述历史博物馆化，是博物馆和博物馆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然而，口述历史的挖掘与运用，尚未引起中国博物馆界的足够重视。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曾将运用新材料和新方法研究新问题的学者称之为“预流”者。笔者以为，博物馆界同仁应当以此相互期许，努力顺应博物馆学的发展趋势，积极致力于博物馆本质特征、博物馆历史观、博物馆方法论、博物馆展示技术与艺术等问题的探讨，力争在博物馆学的新发展中把握先机。
燕春散文诗我的春天开始是看到燕子熟悉的矫捷身影，带着那著名的尾巴穿梭于天空。我漂流在不同的小城小镇的老街傍晚，很多时候成群的飞燕就是我眼睛的全部。在这变革的大时代，小......
刀豆文库小编为你整合推荐6篇燕春散文诗，也许这些就是您需要的文章，但愿刀豆文库能带给您一些学习、工作上的帮助。......
北京燕山石化实习报告一、实习的目的和意义 生产实习是教学计划主要部分，它是培养学生的实践等解决实际问题的第二课堂,它是专业知识培养的摇篮，也是对工业生产流水线的直接认......
北京燕山石化实习报告一、实习的目的和意义 生产实习是教学计划主要部分，它是培养学生的实践等解决实际问题的第二课堂,它是专业知识培养的摇篮，也是对工业生产流水线的直接认......
山东省临朐县北苑中学 刘燕一、教材分析朱自清的《春》是七年级语文上册第三单元的第一篇阅读课文。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两个单元，比如《在山的那边》，《紫罗兰瀑布》《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