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起云飞_九霄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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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起云飞》:文学思潮研究之研究
《云起云飞——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作为百年文潮丛书之一种, 1997年9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刘增杰著。
本书的研究视角较为独特。作者采用立体透视的方法,从三个方面对20世纪文学思潮研究的全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一、历史形态篇。在“文学思潮研究的开端”、“文学思潮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艰难行进四十年”、“文学思潮研究的第二次高潮”的标题下,勾勒了近百年文学思潮研究的轮廓。
二、个体世界篇。从文学思潮研究家的角度,分别论述了梁启超、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茅盾、胡风、周扬,以及李何林、王瑶和严家炎在文学思潮研究方面的独特贡献和研究个性。
三、思潮史观篇。试图从理论上对文学思潮研究作出总体的概括。书名《云起云飞》的用意,作者在卷头语中告诉我们:“这云儿一缕缕,一片片,一堆堆,一层层,似驻似游,悠然悠然。转眼之间,忽又彩霞云集,如千军万马,铺天盖地,蜂拥着,挤压着,涌向人所不知的处所。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涌动,不正像这天际的白云?”这里传达着百年文学思潮研究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的信息。
刘增杰和他的文学思潮研究
武新军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 要:本文通过回顾著名解放区文学史家、现代文学思潮史家刘增杰先生30多年的治学之路,解读其学术个性与学术思路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现代文学思潮;学术个性;史学观;过渡时代
在“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的过程中,从早期的研究论著《鲁迅与河南》[1]到最近的《云起云飞———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2],刘增杰致力于文学思潮的研究已长达30多个年头。为避免大量珍贵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成果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自生自灭,为廓清政治雾瘴对文学本真性的遮蔽,刘增杰在不断搜集抢救史料的基础上不断拓展自己的思考空间。尽管他一再言说在文学发展的无序性、规律的内在隐蔽性面前自己只是归纳了个人的一些感受,但他不断以自己的生命感悟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新追问的过程,还是逐渐向我们全景多元多层地展示出解放区文学发展和百年文潮研究的 “澄明境界”。
一、“视界融合”:历史性与当代性的不断对话
为有效避免解释的主观性与相对性,超越自身价值观和特定历史处境的局限,刘增杰主张通过大量的史料研读,回归到历史语境中去把握研究对象的真实①。在解放区文学研究中,他一贯极力反对情绪化的批评:既反对对该研究对象“一味颂扬”,“把对历史的怀念混同于冷静的文学批评”,又反对轻视解放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积累,不进行艰苦的大量的阅读和思考,而只凭印象任意发挥。他认为,在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之间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所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只有靠大量史料来尽量缩短这种距离。缘此,刘增杰高度重视文学史批评中的历史意识,高度重视原始史料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有感于严酷的战争对解放区珍贵文学史料的大量破坏,在人们普遍轻视解放区文学史料收集整理这一基本学术工作的环境下,刘增杰和课题组成员赵明、王文金等经过近五年的艰苦跋涉与调查访问,终于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中有些已为遗世仅存,有些是从行将辞世的解放区文学参与者的回忆中抢救的活资料,从而使这一工作弥足珍贵。他们相继推出解放区大型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中、下三册),为解放区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他本人的《鲁迅与河南》、《师陀研究资料》、《迟到的探询》②在史料的搜求稽考上更是勤奋细致,苦心孤诣。
正是大量的史料使他建立起严肃的历史意识,确立了史家的公正与自信,同时也铸就了他严谨的学术品格。《中国解放区文学史》能够展现解放区文学活动空间的多样性,“开拓一个新兴学科,给现代文学史增添了新枝”[3],《迟到的探询》能够使学术界认识到“解放区文学理论批评并不是那样整齐划一和舆论一律,实际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和活跃的争论,呈现出丰富复杂的状貌”。[4]《战火中的缪斯》关于抗战文学思潮复杂的生成环境的分析,在抗战文学思潮研究中能够具有开拓性,“由于他联系了当时战争的进程,政局的变动和由此引起的文学思潮的大调整,使人看到文学思潮嬗变的深刻内在缘由,所以具有认识的深度和厚度”。[5]这些成果的取得和他多年来在史料上的艰辛工作是分不开的。
注意通过原始材料回归到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语境,并非进行纯粹的史料堆积,把文学史等同于史料学,也不是仅仅靠着知识的丰富和考证的繁琐去发掘作品的本意。他追求的是视界融合:试图把当代眼光和历史性结合统一起来,使历史性与当代性在不断对话中达到对研究对象的全新理解。他相信“任何时代的文学,它的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从来不能即时即地地暴露无遗,需要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得到明确的判断”。在文学进程尚未充分展开时,批评家与研究对象过分贴近,容易造成研究的缺陷和误读。所以在返回历史语境回到原初的同时,还应与历史情绪适当地拉开距离,用时代赋予人的理性去发现历史中被遮掩的真相,在尊重前人、体贴前人的基础上反思他们在创作和批评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和历史真正的交流和对话。为达到此目的,他主张研究者应该破除长期不变的文化心理定势,摆脱权威效应的干扰,保持心灵的自由状态。如果没有对自身主体意识(主体性)的高度重视,我们很难想像他能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赵树理、孙犁、王实味等问题提出自己新的见解,更不用说在80年代中期对解放区文学阵阵讴歌浪潮中,能够以史的形态冷静客观地研讨其局限性了。
重视和尊重研究中的历史意识,使他能够回到原初,避免了当代的傲慢和偏见,避免了仅从一种观点、一种角度出发去提纯历史,掩盖文学生成和演变的丰富性。重视和尊重当代研究主体的自主意识(当代视界),使他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用:在视界的不断融合对话中寻求自身及人类逐渐摆脱僵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形成开放性心理素质和多元的价值取向的道路。事实上,归还解放区文学丰富多彩的原貌,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学思潮,这本身就有助于开掘研究者们的思维深度,丰富了人们的思维层面。
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统一,思潮研究与审美评价并重
文学史的优劣,除了大量史料的收集整理和钩沉外,还取决于史家驾御史料的能力,取决于史家的史观史识,刘增杰认为历史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统一。他反对在过分的理性意识、责任感的支配下把纷繁复杂的思潮流派简化为一条清晰有序的线索,为了文学史和思潮史的连续性,而把一堆堆史料中所呈现的非连续性和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排斥于研究视野之外,在单向思维和线性因果律的支配下,把各种文学思潮相互差异、并列、重叠、交叉的原生性历史景观简化为一个线性的图表。他认为也许文学思潮自身所呈现的某种模糊性和若隐若现的连续性才接近历史的真实。在这一文学史观的引导下,他在构架文学史和思潮史时,极重以剖析具体的创作实践、文学流派、文学现象返还逼近文学客观历史进程的原生形态,由点及面地展现一个时期的文学风尚和概貌,从历时性的角度描绘出文学思潮演变的历史长河。他最早给以肯定的晋察冀边区关于三民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抗日形势的变化、统一战线政策对解放区文学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他正是在对《文学与生活漫谈》的争论,关于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估价问题的讨论,关于《腊月二十一》、《丽萍的烦恼》以及丁玲、王实味等具体现象的描述中,达到对解放区文学较为准确的整体把握,从而一改解放区文学研究的苍白与单调,使人们了解了中国解放区文学发展的曲折和复杂的历程。
20世纪是我国民族心理嬗变最为深刻的世纪,也是各种文学思潮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为了实现对本世纪文学思潮发展历史形态的科学描述,勾勒百年文潮研究的轮廓,揭示百年文潮研究中某些带有普遍性的特征,他高度重视近200年文学思潮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物,对龚自珍、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茅盾、胡风、周扬等文学家、文学思潮家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和重点的细部微观研究与描述。同时,又精心研读了从世纪初到世纪末的文学思潮研究著作数百部,思潮研究论文不计其数,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潮史观:只有通过多重观察的“视界融合”,才能展示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发展的曲折性、丰富性和思潮研究工作的艰巨性。
文艺的审美功能(价值)在文学思潮演进中的遭遇和命运是他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样,对于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他注重挖掘其审美意蕴,试图寻找作品风格形式与时代精神和心灵气质间的内在联系。他在文学思潮的变迁中细致考察了梁启超的散文风格、丁玲小说创作模式以及姚雪垠早期语言风格的变化,把思潮研究和具体的文体文类研究结合起来,既向我们展示了蕴藏在文学现象深处的丰厚的精神宝藏,又向我们打开了一扇扇五彩缤纷的艺术之窗。虽然文体文类研究在过去不是他研究的兴趣焦点,但这还是显示了他极敏锐的艺术直觉。
三、链条意识
刘增杰总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为文学发展和民族精神发展的一个链条和中间环节。这取决于他的史学精神和将过去与未来联结起来的预见性眼光。“解放区文学是救亡文学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19世纪以来中国救亡文学思潮历史长链中的重要一环”,所以他将自己的目光上溯到近代乃至古代去寻找解放区文学民族意识张扬、群体意识强化的历史根源,同时把文学思潮作为社会思潮、政治思潮、文化思潮所构成的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加以研究。《云起云飞———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为实现对百年文潮研究状况的科学描述,他引入“过渡时代”的概念,“过渡时代既同过渡时代之前的时代有别,但又有血肉联系;它既同过渡时代之后的时代不同,但这过渡之后又是由过渡时代蜕变而来”。他从旧文学(包括文学观念、文学形式、文学语言、文学体式)大的震荡之初(19-20世纪之交)寻找文学思潮研究的准备与发端。但无论是解放区文学研究还是百年文潮研究,我们发现他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当前,集中在未来。对解放区文学研究,是为了找寻它给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所施加的深刻影响,是为了找寻影响和制约当代文学甚至当代生活曲折发展历程的深刻原因,是为了刻绘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一个片断,把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运用于当前。对百年文潮研究的透视、对五代文学思潮研究者的考察,是为了推动文学思潮研究的发展,为其提供有益的借鉴,是为了迎接“文学研究、文学思潮研究将变得更为冷静,文学本体的把握将代替非文学的干涉,多样化的研究格局将代替单一的研究视域,宽容的理解将代替狭隘的你死我活的论战。文学研究将变得互补、典雅、尊严,更贴近生活,也更超越生活”的新世纪的收获。通过触摸思潮史来面向未来,虽然是慢了些,笨了些,但相比百年中国学界某些急功近利之风,他的研究则更显扎实严谨。
“链条意识”还体现在具体的科研活动中。近20余年来,河南大学文学院以任访秋、刘增杰、刘思谦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坚强而富有活力的学术梯队,他们把近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纽结到一块,共同攻关:80年代初,现代文学课题组为解放区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在完成《中国解放区文学史》的编撰工作之后,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他们先后完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共六本),《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①的研究课题,宏观地勾勒出近一二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轨迹,深受学界好评。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他们又筹划出版《中国近世文学思潮》[6]以及《百年文潮丛书》②,对一些重要的近现当代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进行了多角度、跨学科的深入探讨和研究,把文学思潮研究推进到一个更为精专的境界。目前,在他的影响与参与下,河南大学近现代文学研究队伍正在将宏观的文学思潮研究与精细的文本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拓展了文学思潮研究的范围,深化了文学思潮研究的境界。
四、学者的人文情怀
“批评家高度自我实现时,批评一方面表现为科学,一方面表现为艺术。”刘增杰就把重科学实证和逻辑思维的学者精神和重直觉感悟和形象思维的人文情怀统一了起来。在他的视野中,文学思潮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系。古都开封的自然人文景观时时给他的文学思潮研究以哲理性的启迪:古城墙时时让他感受到历史的凝重,使他在感觉中追求生活的真谛,在想像中开拓研究对象的深意;坚毅的铁塔使他备感抗战时期文学绝不向侵略者屈服的文化品格,铁塔的单调而蕴含丰富使他联想到解放区文学貌似单调一律之下的丰富多彩,启示他“只有做到宏观把握与具体描绘的统一,文学思潮的研究才有可能接近文学发展的实际,从而窥视一代文学风貌”;龙亭三湖的交错相通,使他以宽容的目光,客观的态度审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挑战、互补、交流、融合甚至消解自身的发展历程;杨家西湖上空变幻莫测的白云使他参悟到近世文学思潮来去匆匆、忽聚忽散、形态多变的状态,意识到用某种单一的视角、价值尺度和方法不可能得到文学思潮变幻的真谛。以具体的意象来表达抽象的道理,极大地释放了语言的表现力,使他的思潮研究细密深刻而富有灵气。我们很难说清这是他在大量实证材料面前艰苦内省反思的结果,还是瞬间的顿悟。不过,也许只有如此形象性的语言才能展示出非线性的 “由滞而缓,由缓而急,急中有回流,回流中又有新的冲突和流变的节奏变换”的文学思潮发展的真实状貌。③
思潮研究之外,刘增杰以序跋等形式给我们留下许多典雅优美的散文。对学科点建设的拳拳之心,对学术长辈的挚爱,对学术后学的督促、提携和关怀,对自然的亲昵,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思索丝丝缕缕流注笔端,向我们裸露出他磊落的胸怀。参考文献: [1]刘增杰.鲁迅与河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2]刘增杰.云起云飞———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3]冷柯.拓展与深化———读《中国解放区文学史》[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3).[4]张先飞.解放区文学研究的“新的添加”[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3).[5]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6]刘增杰.中国近世文学思潮[M].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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