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_诗经在西方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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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

杨淑珍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包头，014035 摘 要：从16世纪至20世纪,《诗经》向西传播并受到海外研究的重视，《诗经》在西传仅仅三、四百年的时间，经历了创始、成熟、深化三个发展阶段。西方主要以科学、民主思想研究《诗经》的本体、文学特质和巨大的文化价值。关键词：西方 诗经

研究

《诗经》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代表性典籍，也是全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正像西方汉学家们的评价：它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鼎足而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难以估量的伟大价值。

从16世纪开始,《诗经》就向西传播并受到海外研究的重视。它通过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开始译介给欧洲读者

17至18世纪，西方传教士向欧洲译介《诗经》，他们的阐释，从总体来看，则充满浓厚的教会学术色彩。在这一点上，与中国传统的《诗经》阐释学之宣扬“圣道王化”，可谓异曲同工。

17世纪西方传教士学《诗》通《诗》，目的是利用儒家五经来弘扬基督教义，所以他们开始的研究具有教会学术的色彩。如利玛窦《天主实文》引用《周颂》、《商颂》和《大雅》的《文王》、《大明》诸篇中的“天”、“帝”等观念，比附基督教的“天主”。如他所说：“我在阅读六经的过程中，注意到许多段文字有利于我们的信仰，例如上帝的统一性，灵魂的不朽，幸福的光荣„„”①。他们从《诗经》中努力寻找福音书的“证据”，用来附合基督教义，甚至解说从《诗经》中可以窥见耶稣来华的迹象②，这类教会学术带有浓厚的宗教神学的色彩。在17世纪，西方的译介是零散的、简略的，呈现初级的形态。

18世纪资本主义欧洲的注意力移向东方，热烈地要求了解古老的中华文明，兴起了汉学热，从而促进了宗教学术向世俗学术的转型。汉学家杜哈德（L·P·Duhalde）的序文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分为五类（人的赞歌、王朝风俗诗、比兴诗、高尚事物颂歌、不合孔子教义的诗）进行了研究。

下半叶巴黎相继出版前期汉学巨著多卷本《北京耶稣会士札记》，收有《诗经》选译，同时收入的法国汉学家希伯神父（Le·P·Fibot）的长论《古代中国文化论》，阐述《诗经》的文化历史价值。他认为《风》诗的收集是为了国王了解民情，如同法国各省的公、侯、伯、子爵将民间歌谣献给皇帝一样；《风》诗风格、乐调不同，也如同法国里昂人的歌不同于普罗斯旺人的歌。他说：“《诗经》的篇什如此优美和谐，贯串其中的是古老的高尚而亲切的情调，表现的风俗画面是如此纯朴和独特，足可与历史学家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相媲美。”[11]在汉学兴起的欧洲社会历史背景上，汉学家明确了《诗经》的文学性质和文化价值，从而展开的理论性研究，使教会学术黯然失色。当然，18世纪汉学家的论析，还处于初级阶段，然而，它已经抓住了《诗经》的文学性和历史文化价值，开拓性地为诗经学的繁荣和深入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的课题。

19世纪兴起的“汉学热”和《诗经》译介的繁盛，推动了学术研究。译介与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如关于韵译和散译的讨论，韵律派要求注意《诗经》的文学性而译为具有欣赏价值的诗篇，散译派认为必须贴近原作句意，不增译、不意译。二者固然各有利弊，但共同点都要求尽可能透彻了解原作的内容、语言、艺术风格，并具有广博的学识。只有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译作才能传达原文原意，因此较高质量译本相继出现，不能不建立在对《诗经》的文学、语言、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

西方的译本几乎都附有比较全面的、理论性的评介，有些就是研究论著。如理雅各的散译本，附有二百页之长的“序论”，分为五章分别介绍三百篇的采集、编订、流传、传序、笺注、版本以及基本内容、格律、音韵等诗经学基础知识，其注释中还广泛涉及神话传说、历史地理、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知识；此书还附录了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比奥（M·Edouard Biot）的论文《从诗经看古代中国的风俗民情》(1834)，他在此论文中倡导从社会民俗学角度来研究《诗经》。比奥认为，《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同时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这些艺术形式保存了它们那个时代的特征”。顾赛芬（Seraphin·Cogverur1835—1919）的法译本，是中文、法文、拉丁文三种文字对照本，他在长篇导论中除了对《诗经》的总体介绍，还把它看作了解古代中国，并作为从中吸取古老东方知识的百科全书，并对三百篇分列体格、衣着、建筑等20个项目依次作了具体的归纳分析。史陶思的韵译也有六十页之长的的序言，对《诗经》的艺术性作了深刻的探索。圣·德尼侯爵（Saint-Denys，1823—1892）则将《诗经》与荷马史诗进行比较研究。19世纪西方《诗经》的研究在前半期还存在的宗教学术的痕迹，在后半期已被扬弃，欧洲的实证主义阐释学发展成熟，从而进入《诗经》研究领域，推动《诗经》研究完全扬弃了宗教神学的影响，在求真求实的道路上前进，力求展现这部古老诗集及各篇的本来面目。汉学家们对《诗经》的文学性和文化价值达到共识，在《诗经》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开始了《诗经》本体的、文学艺术的、语言的、文化的、社会民俗学的、比较文学的探讨，开拓了诗经学的广阔领域，这些正是西方诗经学发展成熟的标志。20世纪是西方诗经学研究深化的阶段。它的主要特征是艺术分析、思想内涵、文化底蕴的探讨的深化和新方法论的运用，并在下半叶转向以研究为主。

20世纪的《诗经》阐释，比较偏重于《国风》中的情诗恋歌和内容较为明显的民俗歌谣。俄国的形式主义学派认为文学研究应以作品的艺术形式为重心。法国葛兰言在《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1919）中认为,《诗经》歌谣中最为重要的是情歌，其主题以自然的简单的叙述为特色。” ③葛氏认为“兴”与“比”是为表达思想服务的文学技巧，他还认识到叠字有描绘事物的景状的作用。40-50年代“新批评”学派曾成为欧美文学理论批评的主流，认为研究重心不应是作者传记和时代背景，而应详尽地分析具体作品的艺术技巧，探讨其言外之意和丰富的内涵。此时陆续出现了一批研究《诗经》的诗体、韵律、比兴、隐喻和意象的专论。美国学者金守拙的专论《中的失律现象》④认为《诗经》中的杂言诗看来句式参差不齐，但各章间章句对应，字数与结构相等，还是有格律的。瑞典学者高本汉的专著《中国声韵学》(1936)收有《研究及诗的韵律》分别从字词古音的考辨、多样化的格律、章句节拍对应、回环复沓的体式，论证三百篇的韵律诗，而且全是乐歌。美国华裔学者陈士骧高度评价了《诗经》抒情诗的艺术成就，提出《诗经》在世界文学史上与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鼎足媲美。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学的文类意义》考察“兴”、“诗”二字起源的原始意义。“新批评”派衰落以后，代之而起的结构主义学派认为：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自身的经历等的差异，对同一作品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70年代后，当代接受美学终于发展成熟，他们认为，诗的全部意义远超出作者创作时所赋予的意义，而表述方式上有跳跃性，还运用了象征、隐喻、暗示、含蓄等手法，需要读者发挥联想和想象；读者个人的生活经历等的不同，对同一首诗理解不同。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曾提出他的阐释学理论：阐释活动的目的是努力排除自己的主观经验成份，得出作者的本意。1971年英国理雅各的《诗经》全译，介绍三百篇的采编、流传、版本、笺注、传序、格律、音韵以及包括地理、政治、宗教和其他人文环境在内的背景知识。此外，美籍学者王靖献的《钟与鼓》⑤, 首次运用西方的帕里-洛德口头诗学理论来研究《诗经》。

综合来看，西方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下接受《诗经》的，教会学术的影响不长，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所以《诗经》西传仅仅三、四百年的时间，诗经学已经经历创始、成熟、深化三个发展阶段。而我们摆脱传统经学思想的束缚，达到自觉地以科学、民主思想研究《诗经》的本体、文学特质和巨大的文化价值，走了两千年。这是中西诗经学的不同。从本世纪开始，中国现代诗经学曾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而西方诗经学也不断吸取中国学者的观点和方法。俄罗斯著名汉学家费德林院士的专著《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⑥，系统地 3 阐述了《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前苏联《诗经》研究的代表作，其中较多地吸取中国现代学者的观点，也吸取了西欧诗经学名著的观点。通过中西文化交流，中西诗经学又有相通相同之处，而中西交流仍在发展之中，彼此将有更多的吸取。

①《利玛窦文集》第２卷１３４页。②参见保罗（P·A·Rule）《孔子》（悉尼·１９８６）；又，史井迁（J·Spence）《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中译本（北京，１９９０）。

③ 葛兰言,《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M]：张铭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杜, 1989,第1页.第27页

④《哈佛亚洲研究》第4卷，1937

⑤王靖献.钟与鼓[M].谢谦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⑥见《费德林集》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作者简介: 杨淑珍

女

蒙古族

辽宁省阜新市 大学本科 副教授 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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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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