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对汉代政治_汉代儒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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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学对汉代政治、经济、礼仪制度的影响

汉代的儒家学者在继承先秦儒学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对儒学进行了发展和改造，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应于汉代封建大统一。

西汉前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汉初儒家在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时，也对秦朝时遭到“焚书坑儒”的厄运加以反思，儒生认识到必须使儒学适应现实社会，并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西汉中期，一代大师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在更高的阶段上融合了黄老、法家、阴阳等各家思想，发展了儒家的思想体系。特别是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也，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而确立儒学在中国思想上的地位。自此以后，汉武帝更是将儒学推上了统治思想的地位，从而使儒学实现了由“在野”到“在官”的转变，从而对整个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礼仪制度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儒学与汉代君主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直接提高了专制君主的素质，同时又对专制君主有着约束作用。儒学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因此汉代儒学非常注重君主教育。比如“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礼记·郊特性》）从理论上肯定了君主教育的必要性。博士晁错也十分强调君主教育。《汉书·晁错传》曾经提到“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这时期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强调儒学的经世致用，以其所学施于政治是其最终的目的，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汉代君主研习儒学的政治效应主要表现为训政和施政两个方面。汉代皇帝依循经义以施政：君主依循儒家政治文化学说施行了一系列上层建筑的改革，如汉武帝“行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协音律”，又东汉的郊祀制度、宗庙制度、百神祭祀，从而确定了汉代的礼仪制度；依循儒家经典中广开言路、议政以制的民主性观点，君主重视朝议制度，所以西汉时期，皇帝对某些重大问题作出决策之前，一般先交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员集议，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朝臣的智慧，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从而减少了决策盲目和失误，有利于合理方案的拟定，加强统治，减少弊端；依循儒家的屈君申天，谴告理论，君主常常下诏“罪己”，按照汉儒的“谴告”理论就是如果君主失德无道，上天便会降灾异以示谴责警告，直至“更命有德”，这样就对君主的人格有所抑制，有利于政治开明；依循儒家民本、德治思想，君主大多重农务本，爱民利民，两汉君主都把重农本奉为基本国策，春季劝农桑、废除苛政、赏赐民爵和布帛，停建劳民工程，赈济贫困鳏寡孤独，表彰孝悌力田，薄赋税亦是汉政的特点，汉赋一直保持在三十税一的水平上。皇帝引儒经以训政：主要表现在君主自己动手撰写诏令以及君主征引儒经发布诏令这两个方面。

汉代的经济同样受到儒学的影响。无论是在经济思想还是在经济政策上，儒学都对经济起着重要的钳制作用。在思想上，汉初盛行的是自由经济思想。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将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同时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又鼓励商业的发展，故西汉前期重利主义思想极为盛行，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士农工商，大都以追求财富和权欲作为自己的思想动机，所以正是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作用之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古往今来的逐利活动给予了高度肯定，而功利主义的最终动摇是在西汉中期，这时，由于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重利观念在思想上受到严峻挑战，被称为汉代儒宗的董仲舒就在这时公开提出：“夫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正是在这种重义主义潮流的推动下，班固撰写《司马迁传》时，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这就使得汉代的经济思想由最初的自由主义到重义轻利的转变。自从汉代统治者“独尊儒术”，汉代的经济政策也随之而改变，汉代的经济政策可以从限田、重农、工商贸易和禁民二业这四个方面加以概括。在限田方面，自秦朝“令黔首自实田”对土地私有制加以承认和肯定，秦亡后，汉承秦制，对土地私有制进一步确认和加以发展，再到汉初的“黄老思想”对土地兼并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得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所以，汉代儒宗董仲舒最先利用儒家经学理论，提出关于限民名田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的构想，他建议“限民名田，塞并兼之路”。与此同时，汉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政策，汉初统治者虽然也以农为本，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朴素的农本思想，“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统治者的重农政策的立论则具有经学的浓厚色彩，武帝时期，董仲舒直接从儒家经义出发，阐述了重农思想，他提倡“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并且强烈呼吁汉武帝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减少赋税，“薄赋敛”，减少劳役，使人民感到宽松，努力耕作。由于董仲舒在思想和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此后，最高统治者更积极地推行重农政策，将其视为治国之要，为使重农政策落实到实处，汉代政府依据儒家经典理论，制定了轻徭薄赋政策，这一政策在“独尊儒术”之后也具有了经学的浓厚色彩，汉代统治者还用经学直接指导农田水利，如《汉书·平当传》：“平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为骑都尉，领河堤。”这是以《禹贡》来指导治河。汉代的重农政策，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诏令和劝勉，儒学之士的呼吁和率先垂范，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业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促进了社会稳定，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在工商贸易政策方面，汉初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效应，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彻底放弃以往的自由放任政策，转而采取严厉的抑商政策。很多儒生都把经学引入到抑商政策的理论中去，他们从重义轻利的角度着眼，认为抑末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所谓重本即重农，更重要的是还关系到重义还是重利的问题。另一重要的经济政策便是禁民二业，简单的说就是禁止百姓同时从事两种职业，这个政策是直接根据儒家经学的观点制定的，具体而言，就是它以儒学的四民分工论作为制定和推行的依据，这实际上是对重农抑末政策的一种补充。

儒学对汉代的礼仪制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家重礼，主张礼治。董仲舒认为，礼是继天地，体阴阳，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极者也”。汉朝开国之初，就十分重礼，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实行以礼治国，礼成了政治、社会活动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与指南，因此，汉代国家制定各种礼仪制度，加强封建统治。汉代的皇帝礼制是明清时代礼仪制度的基础，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一直到刘秀建立东汉之后，对与皇帝有关的礼仪制度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使得东汉礼仪集前代之大成，形成了一套规范的朝觐、封禅和祭祀之礼。

汉代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儒家在经历了春秋战国不为国君所重视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在汉代儒者的不断改造之下取得了政治和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从而与整个汉代的社会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深刻的影响了汉代的政治、经济、礼仪制度以及其他诸多方面，使得汉代社会的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儒家经学的烙印。儒学影响着汉代社会，同时汉代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也对儒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汉儒学家们顺应时代的要求，不断补充发展、改造，为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儒学顺应时代潮流，从而保证了儒学在整个汉朝以及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居于政治和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