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期中国如何在风险与挑战中突围_经济转型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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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期中国如何在风险与挑战中突围
当前各类社会矛盾凸显,社会运行存在严峻的系统性风险,经济社会面临发展方向、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和发展状态的多元复合转型,这就需要充分考虑中国在经济转型期的风险和挑战,浓缩与转移社会生产力,建立产业创新平台(MOP),形成“政府治理、文化精进、产业升级、环境友好”的四轮联动,最终实现现代化发展道路中的战略性突围。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开始进入经济社会平稳增长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熟,与此同时,经济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也凸显出来,市场失灵、市场缺失等问题日益显现,结构性的系统动力风险成为中国在经济转型期面临的最大风险。为了消除经济社会的不稳定性,防止产业断崖形成“经济多米诺”效应,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性突围,只有浓缩与转移社会生产力,建立产业创新平台(MOP),形成“政府治理、文化精进、产业升级、环境友好”的四轮联动,才能实现由经验追随到创新引领的质变和跃升。
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系统性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经济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红利和风险,中国经济也给世界的发展带来简单的红利和动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世界经济日趋综合化、复杂化、网络化的背景下,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越来越大,而顺利实现经济转型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标和动力来源。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呈现多元复合转型的特征。中国的经济社会存在加速城市化、深化市场化、社会信息化、战略外拓化、产业原创化、经济循环化、文化精进化和工业与知识化的多方向、多维度的交织转型。城市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里程碑和基准点,市场将取代政府成为配置资源的主形态,工业并知识化是实现发展阶段跨越的重要途径,开放外拓是推助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云时代给中国发展提供弯道超车的新机遇,产业原创是促进产业蛙跳的根本源泉,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管道,文化精进推动社会正向演进,多维转型处理得好,可以推动国家的全面创新,否则,就会陷入传统社会收敛效应造成的泥沼中。
这八个方向性转型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使得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更加综合性、复杂性、交错性,也加深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针对此,任何政策和体系都应系统集成、顶层设计、相互融通,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减轻社会转型的剧烈震动,抓住迅速崛起的战略机遇,平稳实现社会的多元复合转型。
发展动力从三驾马车向三大驱动轮切换。长期以来,由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衍生出的消费、投资、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扣:七六五四九五六六七)然而,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出现了净出口降低、消费需求无明显提高,投资支撑不力的状况。“三驾马车”已然不能很好地拉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科技、创意、技能”将取代“三驾马车”,成为驱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他们不仅能够衍生新的产业,而且能够裂解和融合新的业态。科技乃立国之本,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认知科学为支撑的高新科技不断催生新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创意产业具有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等优点,基于创意产业的高端服务业也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领军产业。技能是拉动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正在由低技能、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向高技能、高附加值的生产要素过渡,技能提升加快了学习与工作的有效融合,使产业替代升级迅猛发展,由此产生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事半功倍的。
产业动态升级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形态。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产业动态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成为关注的焦点。产业升级是由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转换的过程。由先发国家的成长历程也可以看到,产业升级是由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的转变,农业的比例越来越低,服务业的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开始蓬勃发展,产业动态升级印证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
在产业动态升级的过程中,原始创新能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能力成为竞争的关键,决定了国际分工和全球的经济格局,而原创技术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由原创技术衍生的原创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并在先发国家得到证明。美国信息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发展迅猛,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知识和技术成为未来发展的主导生产要素,创新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从经验追随到创新引领将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结构。历经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桎梏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自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观念,经验思维逐渐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之中。在经济转型期,中国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就要放弃对传统经验的追随,实现向创新引领的质变,通过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制度创新规范经济社会体系,通过文化创新助推精神动力,顺利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
通过科技创新以大学取代工厂,以知识取代原始劳动,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成为与先发国家缩小差距的原始动力,而国家的制度创新是推动原创技术创新直接的推动力量。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才将其生存和发展与技术创新能力衔接,创新型企业也才会层出不穷。文化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包括文化目标、任务、战略、体制、机制、环境、人才等方面的创新。文化创新的过程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推进的过程,其目标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体系,总目标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并对“创新型国家”作出贡献。
经济社会转型需要翻越新的“三座大山”
基于经济社会多元复合转型,中国面临着在经济起飞时其他国家曾经遇到的“三座大山”,即“日韩困境”、“拉美陷阱”和“西班牙幻影”。
阻滞经济社会二次腾飞的“日韩困境”。日韩困境是指日本、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工业化速度突飞猛进,经济迅速腾飞,举世瞩目。而到了90年代,其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出口急剧下降,消费明显萎缩,经济状态在工业文明中打转,难以实现知识文明的突破,经济陷入泥沼之中。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特殊时期,由于忽视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长期的创新自锁,使人们普遍缺乏创新激励;另一方面,企业缺乏创新与创意产业和新的消费领域,产品研制和开发也仅仅局限于对原有产品的改造,以致经济长期不景气。
当前,中国经历着与日本过去相似的发展之路,两国都经历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都曾因巨大的贸易顺差而承受着令其货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而且同现在的中国一样,日本的房地产市场也曾在低息贷款的刺激下异常火爆。
为了避免“日韩困境”在中国重演,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成为当务之急。一方面,转变政府职能,打造创新型政府,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制度氛围;另一方面,发展创业型企业,培育创新型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创新网络;此外,依托技术创新发展先导性产业集群,引领先导产业。
政策马赛克化造成二元分割的“拉美陷阱”。“拉美陷阱”是拉美国家“偏差城市化”的结果,由于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却没有得到城市的吸纳,使得城市周边布满贫民窟,贫富两极分化,导致城市化失衡,并由此引发了治安混乱、环境恶化、失业率增加、公共服务不足等现象的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拉美国家宏观政策的马赛克化,条块分割的宏观政策使城市发展极度不平衡,严重影响了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作用的发挥。
因此,打破宏观政策的条块分割,实现以城市为中心的条块结合,立足顶层的宏观政策设计成为经济社会多元复合转型的强烈需求。同时,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文化建设,在经营城市管理的同时实现“三园互动”,通过创业园吸纳农民进城创业,通过安居园保障新市民在城市安居乐业,通过培训园提高新劳动力就业水平。发展三园互动将最终打破城市阶层区域的划分,实现社会的动态融合。
谨防权力干预市场造成社会板结的“西班牙幻影”。“西班牙幻影”指西班牙在五百多年前的强盛时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财富的积累却没有真正用来发展工商业,久而久之,导致西班牙的新产业难以衍生,货币急剧贬值,曾经积累的财富又像洪水般流走。“西班牙幻影”说明,只积累财富而没有进行相应的政府治理、经济升级、文化精进和环境友好,任何财富积累都只是昙花一现,只有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才是国家真正积累财富的源泉。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升级改造传统产业、不断创新新兴产业,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进而降低生产成本,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改变传统的产业和技术追随,走技术创新之路,细化产业分工,培育创新产业体系,加速人才培养和流动,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三项举措助力经济社会转型战略突围
中国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为了越过“三座大山”就要实现战略性突围,而突围的关键点即创新驱动,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生产力浓缩与转移,构建产业创新平台形成先导产业集群及产业动态升级,并最终加速城市化进程,缩小收入差距。
充分认识中国转型的基点是生产力的浓缩与转移。生产力的浓缩指的是由面状开发转向点状开发。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处于面状开发的状态,即无论经济条件、社会状况、资源环境等有多大差异,所有地区都在积极进行开发,试图取得发展。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全面开发能极大挖掘大自然的潜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效提高生产生活水平,然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自然资源已被挖掘的千疮百孔,不仅影响了现代人的生产生活,更影响了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
因而,我们必须放弃原有的大面积开发状态,在重点开发区进行点状开发。这种开发模式具有更强的针对性、目的性和集约性,有效利用了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又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其他地区的生态资源,实现区域性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利用和生产力的提高。
生产力在浓缩的同时还要进行转移,即生产力由脆弱地区转向资源丰富的地区。生态脆弱的地区禁止开发,有效利用资源丰富的地区。2010年国务院印发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该规划进行开发将合理利用可利用的资源,实现动力切换、方式切换和生态切换,有效保护脆弱地区。创新城市发展模式,减少区域差距化。逐步放弃自然村,实现城市化是集约化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经济社会转型的落脚点。首先,城市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标志;其次,农村的面污染远远超出了城市的点污染,城市化可以减少污染程度,有效保护环境;第三,城市化置换出的土地必然要实现集约化经营,即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有效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第四,加快城市化有利于改善产业结构,促进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全面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目前,中国正处在城市化高度发展的阶段,城市化水平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27%,速度迅猛,然而,城市发展质量还亟需提高,与先发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了近百年。城市化不仅要实现农民进城生活,更要吸纳就业,不断催生新产业的发展,真正实现与产业的配套发展,最终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首先,产业创新平台是创新要素集成引发的新技术产业化的表现,是先导产业集群发展的催生力量,使新产业之间形成协同发展,并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创新平台具有聚集、协同发展新兴产业的作用,不仅激励了技术创新,更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为城市化奠定了基础。其次,在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的时候,城市没有足够的能力吸纳就业,容易导致经济社会混乱,城市发展不平衡,“三园互动”可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创业园、安居园、培训园协同互动,即解决了农民工的就业,又实现了他们的安居乐业,有效缓解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收入差距问题。
第三,创新城市发展模式,突破传统的环状发展的城市结构,试图在城市化进程中发展TOD模式,以公共交通为导向规划城市发展,大大提高土地的开发和利用效率,协调城市发展中产生的交通问题和土地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
最后,充分发挥主体功能区的作用,不同区域根据自然资源环境的不同禀赋,各尽其职,控制好不同区域的开发强度,发展生态经济,实现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政府、文化、经济、环境四轮联动是平稳转型的重要抓手。在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中国要实现战略性突围,重要的是形成“政府治理、文化精进、经济升级、环境友好”四轮联动。
政府治理是政府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公共权力管理社会事务,维持社会秩序,实现公众需求,并使公众利益达到最大化的过程。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多元复合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治理面临许多挑战,因此,打造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核心,也是各级地方政府工作的中心。
科技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一起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本组成部分,科技创新和文化资源共同支撑着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创新文化对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经济升级主要是指产业升级,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新技术的产业转化速度越来越快,随着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移,新产业逐渐代替传统的农业和工业成为发展的必然。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通过全社会总动员,形成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生活方式,降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遵循大自然法则,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实现经济社会顺利转型,就要浓缩与转移社会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意、技能”三轮驱动建立产业创新平台,形成“政府治理、文化精进、产业升级、环境友好”的四轮联动,实现由经验追随到创新引领的质变,最终实现国家的全面创新。
(作者分别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导,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博士研究生)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由中华星火教育传媒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