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司法监督的现状和对策_当前人大监督方式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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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司法监督的现状和对策
本课题通过比较分析西方国家议会对司法权的制约机制，结合当前司法监督的现状，就人大司法监督的对象、程序以及方式等关键性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司法监督制度的建议和对策。
一、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现状
1、部分地方人大司法监督局限于解决具体个案。我省有些地方的人大将司法监督等同于个案监督，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调查案件的情节、证据，监督的终结点也仅限于案件是否改判，如何改判。这种做法有时的确使得一些错案得到了纠正，但隐藏在错案后面深层次的根因却没有人去分析总结，甚至有时制度上的薄弱环节反而因为个案监督带来的暂时震慑性而被掩盖，未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和解决，司法公正无法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2、人大对司法监督缺乏规范性。程序不清晰、监督不规范是当前人大司法监督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由于国家尚未出台《监督法》，无“法”对监督的对象、监督的内容、监督的原则、监督的方式、监督的程序和监督的责任等作出具体规范，人大监督随意性强、方式手段无定制、监督对象抵触、监督效果不理想等现象普遍存在，人大监督异化成个人监督的现象在部分地方还时有发生。
3、人大对司法监督缺乏专业性支持。司法是一项专业性、实践性极强的工作，人大要对其进行监督，尤其是还要透过个案，分析错案形成的原因，寻找司法体制和司法政策上的薄弱点，这就要求监督者也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这样才能监督得准、监督得下、监督得成。但实践中，有些地方人大法律专业人员相对较欠缺，即便有，司法实践经验也不够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开展。
4、某些司法机关以司法独立原则抵制人大监督。人大司法监督目的是借助个案发现司法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司法机制的完善和法官、检察官素质的提高。该目的决定了人大在进行司法监督时，仍是以尊重司法独立为前提，而不是超越现有司法体制，成为法院之上的“法院”。但一些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并没有意识到人大司法监督的实质，也没有意识到司法权是人大赋予的，必须接受人大的监督，而是简单地将司法独立理解为司法绝对独立，对人大的监督存有抵制情绪，以各种借口排斥一切外来的监督和制约。
二、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和议会制衡
司法独立的法制思想最早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在其法制运行和政治权力架构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但我们在研读西方议会制度和法律制度时，发现即便在积淀了几百年现代法制思想，法制建设较为完善的西方国家，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同样受到来自议会的制约。避免权力的无限扩张，破坏民主的基石是西方议会监督司法权的价值支撑点。
有“议会之母”美称的英国，议会对司法机关的制衡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借助上议院最高审判机关的职能。为了保证上议院不过多地干预司法审判，英国对上诉至上议院的案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1876年《上诉管辖法》规定，民事案件上诉需取得上议院的许可，某些类型案件的上诉，还必须得到案件来源地法院的许可。同时上议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只涉及法律问题，不涉及事实问题。这些规定既实现了议会对法院的监督，维护了法律的公正，也保证了议会不过多干预司法审判，体现了司法独立性。二是加强议会对法官的批评监督。形式主要有：①提出动议要求对司法行为和司法判决作出决议；②议会对法官的行为进行质询；③在涉及法官的法律草案讨论过程中，对法官个人或对司法队伍整体提出批评，议会还可提请对法官的罢免案。但英国议会对法官的批评监督也是有限制性的规定，例如议会不能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未决案件发表任何言论；对法官行为的批评讨论严格限定在法官的私人行为，不能触及法官的审判行为；议员提出调查法官行为的动议，则只有在指控法官的初步证据相当并且一经证实将导致免职时，才能进入程序。应该说，英国议会对法官的批评，除了那些通过具体动议最后导致对法官免职的情况外，仅仅是形成一种压力。它对法官或法院并不产生实质的影响，既不影响法官继续审理案件，也不影响法官的工资和任期（提出免职的情况除外）。但另一方面，因为英国议会的地位至高无上，其对法官、法院的批评也是公开进行的，特别是会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这种批评所形成的社会压力，法院是不能不顾及的，因此，虽然议会没有对具体的案件进行干预，但对司法进行监督的目的是已经达到了。
瑞典和芬兰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行议会监察专员监督法院制度的国家。在瑞典，议会监察专员不调查法院在案件中认定证据的方法或如何解释法律，但是如果一个判决或裁定明显违反法律，议会监察专员可以采取行动对之进行调查。调查的第一步通常是通过电话要求法院提供口头信息或相关文件，以此初步判断申诉的案件是否有充分的理由；第二步是要求法院对申诉案件提供一个书面的解释，这种要求是直接向院长提出，院长有义务查明真相，向监察专员汇报，并表明自己的观点。监察专员也有权自行启动一项调查，为此，瑞典的议会专员经常到法院实地检查工作，审查案件，以查明法院是否履行了职责，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是否被正确运用。如果发现有迹象认定法官有滥用职权或徇私枉法的嫌疑时，他们还有职责启动刑事调查程序。
三、完善人大司法监督制度的几点建议
人大必须在尊重司法独立前提下，采取恰当的形式，实现对司法的监督权，把对司法权正常运行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明确人大监督的内容和方式：
1、人大监督要从个案监督上升到司法监督，监督的内容是司法人员、司法制度和司法政策。
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实质内容究竟是什么？怎样才能在人大司法监督和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中找到最佳平衡点？这是人大开展司法监督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纠正个案，确实能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问题是，如果制度不好，法官、检察官素质不好，就会有永远也纠正不完的错案，人大的工作也陷入了繁杂具体案件中，而忽视了对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因此准确而言，人大的司法监督不是对个案进行监督，而是对司法运行整体状态进行监督，具体而言就是对司法人员的监督、对司法制度的监督、对司法政策的监督。
第一，对司法人员的监督，即监督法官、检察官的品行和法律素养是否良好，是否有收受贿赂、徇私枉法等与法官、检察官职务相违背的行为，一旦发现违法乱纪者，应及时给予罢免。柏拉图曾说过：“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
得良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剥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中国现有的司法体制，决定了司法工作人员尤其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司法腐败的根因更多的不是在于没有一个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而是在于有的司法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和法律良知，司法公正受到许多法律以外人为因素的干扰。人大进行司法监督，就是要把监督事和监督人统一起来，人大对司法公正的认可最终要体现在对法官、检察官个人价值的认可上。目前人大对法官、检察官拥有任免权，但任免权的行使要求慎重，除非有切实证据表明法官或检察官有重大违法行为，人大才依法行使免除权。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某一法官（或检察官）有违法行为，但公众对其道德品行又持不信任态度时，如何维护公众对司法的信心，警示、督促法官或检察官回归到正常的道德轨道，对人大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对此，我们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人大拥有对法官、检察官的奖惩、福利、升迁等事项的否决权，这样即使无法免去其职务，仍可及时、充分表达出人大对他们的价值评判，警示他们注重自己司法行为，维护司法的公正性。
第二，对制度的监督，即监督司法制度运行是否良好，是否存在需要改进的问题等，当发现司法制度运行受阻，不能保证司法公正时，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排除和改进，维护司法制度的正常运行。例如目前司法机关存在的名为合议、实为独任审判以及超期羁押、超期审判等现象，严重违背了国家诉讼程序的规定，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此类现象，人大应该督促司法机关分析原因，寻求对策，督促其予以改进。当然监督司法制度的运行，除了表现在督促司法机关应根据立法精神，坚决执行相关法律规定以外，当司法机关遇到外来阻力，无法顺利执行时，人大也应给予有力的支持，例如现在存在行政判决生效后，却遇到行政机关变相抵触或拒不执行的现象，人大就应行使监督权，通过各种监督程序向政府提出批评意见，要求行政机关严格执法，支持司法判决的权威性，维护司法制度的正常运行。
第三，对司法政策的监督，即监督司法机关的相关政策是否符合国家法律和现有国情。目前全国上下司法改革的呼声很高，各地司法机关也在一些制度和做法上有所创新，作为人大应对此给予支持，但同时人大也要防止司法改革偏离国家基本的法律原则，陷入为了追求创新而盲目改革的泥淖中。2004年我市中级法院出台了《民商事案件庭前证据交换规则》，对庭前证据交换的提出、时限、后果等内容作出了规定，其出发点是为了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成本，但该规则的某些规定超越了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框架，司法效率的提高是以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为代价。市人大内司委了解此事后，征求各方面意见，经过多方论证，形成了对该规则的书面意见，并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报告，同时建议市中院对此进行认真研究，目前市中院已根据人大的意见对该规则进行了修改。我们认为这一举措是人大监督司法政策的良好开端，今后人大在对那些违背上位法规定、不符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司法公正与效率相背离的司法改革政策和措施进行监督时，可以采用听证、组织代表咨询等手段，充分发挥监督的职能，确保司法政策在法律框架内被正确的制定和使用。
2、必须规范人大司法监督的工作程序
要规范人大司法监督程序，关键就是要明确人大信访工作、人大个案监督和人大司法监督的界限。信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监督，只是群众和受理申诉部门之间的沟通平台，是人大进行司法监督的信息来源，信访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调查权，因此在案件处理上，应不涉及对案件的评判，其处理的限度应以转相关单位阅处，或提请市人大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进行司法监督为限。同时，也并不是任何关于司法的申诉都可以成为监督的对象，例如可以
规定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各专门委员会、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几人以上联名可以提起个案监督的程序，不符合这个提请程序的只能按一般信访件进行处理。进入个案监督阶段后，案件的调查工作应由专门部门负责，内司委作为司法机关的专业对口联系部门，有其专业优势，由其承担调查的职责是合适的，内司委可以针对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由司法机关根据该建议进行自我评判，决定案件是否需要再审或改正，此阶段内司委的职能限于调查，职权则只限于根据司法机关的整改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向主任会议提请监督。司法案件进入主任会议，这是人大司法监督关键的环节，一方面主任会议通过听取汇报、向常委会提议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手段了解案情真相，启动审判监督机制，由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自行决断。另一方面人大个案监督也将在此上升到司法监督的层面，主任会议对案件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原因，对司法程序是否顺畅运行、司法权力是否在法律框架中得到正确有效的运行，司法人员是否公正廉明等问题，提出人大的意见，督促司法机关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和司法管理制度，并决定是否提请人大常委会进行进一步的司法监督。人大常委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是人大司法监督的最高层级，这一阶段将不再涉及具体的案件，而是专注于对司法人员、司法制度和司法政策的评判。无论在个案监督还是司法监督阶段，无论是专委会、主任会议、常委会还是代表大会，在每一环节中，人大任何一个监督意见、建议、决定 的产生都必须经过集体讨论，按程序 进行，这样既可解决人大在司法监督中存在的随意性问题，同时也避免了司法机关对人大监督程序合法性、正当性的质疑。
3、充分发挥人大的刚性监督手段
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司法监督，不仅可采取听取、审议工作报告，视察、检查工作等柔性手段，还要充分发挥质询、询问、罢免职务、撤销决定、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法律赋予的刚性手段，加大监督的力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向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中就指出：“人大监督法院、检察院工作时，不直接处理具体案件，如果对法院、检察院工作有意见，可以提出质询和询问。”这表明人大司法监督将从柔性向刚性过渡。
4、提高监督人员的法律专业素质和司法实践经验
督人者必先自明，尤其对专业性、程序性、实践性都极强的司法工作进行监督，监督者必须熟知法律，具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才能从纷繁复杂的案件中，发现司法运行的问题，实现人大司法监督的目的，这就对监督人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达到这一要求，一方面要借助外部力量加强人大司法监督的专业性，我市人大在此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通过聘请高校教授、知名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员组成专家咨询小组，为人大司法监督工作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应加强人大工作人员和司法工作人员的岗位交流，经过司法实践和工作熏陶，提高司法监督人员的司法实践经验，同时通过换位思考，也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人大意识，有助于人大司法监督的开展。
5、人大监督要与司法机关内部监督、检察院法律监督、党政纪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对权力的监督是一个深奥的课题，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单凭人大一己之力，是无法满足对权力监督的需要的，人大监督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无法对司法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行为都及时监督到位，关键是要形成一种监督的氛围，让司法权在运行过程中有所忌惮，不超越法律的框架。要形成这种监督氛围，人大监督必须和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检察
院法律监督、纪检监察部门的纪律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社会公众的监督等各种监督形式互相结合，只有将这些监督方式综合加以运用，从各自的特点出发，进行优势互补，形成整体监督合力，才能布置下恢恢的监督法网，让权力得以合法运用，创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促进中国民主法治化进程。（执笔：陈传琳）（摘自《厦门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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