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诗歌分类_诗歌的源起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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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诗歌分类

七子各体创作的成就还可从《昭明文选》选录中得到说明。其书选王架诗8题13首、赋1篇，刘祯诗5题10首，应场诗1首，孔融书、表各1篇，陈琳书1篇、檄2篇、笺1 篇，阮璃书1篇。可见，王聚诗赋兼善，刘祯、应场以诗取胜，孔融长于书、表，陈琳、阮璃善写书、檄。这基本上合乎曹王、刘瓣之评。

当然，无论是曹王、刘拐、钟嵘所评，还是《昭明文选》所选，都着眼于被评选者的 主要成就和名篇佳作。建安七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人创作大发展的时代，他们的诗文无 论文体(体裁体制)上还是题材上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而一些作品虽从质量上也许

不算上乘，但在文体发展上或题材拓展上有一定的意义，并对后来的诗文创作有一定影响，这些作品也有值得关注的地方。本章将分别就建安七子今存诗、赋、文诸体作品在文体发 展上的成就和题材开拓上的成就述说他们的创作实绩。第一节七子的诗创作

建安七子的诗歌，今存者据俞绍初《建安七子集》辑录，孔融有4题7首;陈琳有3 题4首(含《饮马长城窟行)))，另有失题诗5则;王集有11题26首，另有失题诗4则;徐干有4题9首〔含《为挽肛士与新婚妻别)));阮璃有9题11首(含《驾出北郭门行》、《琴歌)))，另有失题诗3则;应场有5题6首，另有失题诗1则;刘祯有8题13首，另 有失题诗14则。七子处于中国诗史上由民歌到文人诗、由四言诗到五言诗的过渡时期，他们的创作顺应了这一诗歌发展的趋势，并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他们的诗，《文选》选录14 题24首，分属公宴、咏史、哀伤、赠答、军戎、杂诗几类;此外，七子的诗还有游览、行旅、咏物、写景、情诗、临终、挽歌、离合、郊庙等多种。这多种题材在中国诗体发展 史上都有一定的意义。兹就其主要题材予以述说。

游宴(游览、公宴)。《文选》卷二十共收公宴诗14首，首列建安诗人作品，有曹植、王聚、刘祯《公宴诗》各1首和应场《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诗》。此外，建安七子公宴诗 还有陈琳《宴会》、阮璃《公宴诗》、应场《公宴诗》等。《文选》卷二十还有“游览”诗 一类，主要收南朝诗人的山水诗，而选作以曹不《芙蓉池作诗》为首。建安诸子作品表现 当时游乐内容的诗作有不少，除了曹不、曹植之作，还有陈琳的《游览》二首，应踢的《斗 鸡诗》，刘祯《斗鸡》、《射莺诗》等，诸人的《公宴诗》及王集的几首《杂诗》中也有游 览活动的描写。建安诸子这些游宴诗都是邺下时期一道参与诗酒宴乐活动的产物，即如刘 舰所说:“文帝、陈思，纵髻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押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邺下之游在中国文学 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序曰:“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 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徐、乐备应对之能，而雄才多忌，岂获晤言之适?„„” 即有把邺下之游看作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人集游创作的开始的意思。《文选》以建安诗为 “公宴”和“游览”诗之首，盖也有此意。张玉谷《古诗赏析》卷首《论古诗》四十首之 十八曰:“《公宴》诗篇开应酬，收罗何事广萧楼。德琏别有超群笔，一雁云中独AA秋。”(转 引自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按:本文引用唐代以后人 有关三曹七子及建安文学的评语多转自此书，以下不一一注明。)又于卷十评应场《侍五 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时说:“魏人《公宴诗》皆累幅颂扬，开后来应酬恶派„„”亦是 此意。不过，邺下诸子的游宴诗基本特点有二:一是称颂宴游盛况和曹氏父子德泽，或表 达胸中的郁闷;二是讲究辞采，竞才效技，各尽所长。前者是他们内,L,真实感受的抒发，后者表明了他们对文学表现特征的某些自觉追求。在结构和笔法上，这些作品往往将情感 化注于客观景物上，或景中含情，或以景衬情，景物描写在作品中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又遣词精炼，对仗工整。其中曹王的《芙蓉池作诗》和曹植《公宴诗》均被陈柞明指为“建 安正格”(见《采淑堂古诗选》卷

五、卷六)，可见他们的这类诗最能代表建安诗的特点。此后，王公贵族往往留心文艺，并召集文士游从作诗，似是建安诸子游宴作诗的遗响;而 且建安诸子游宴诗中的一些景物描写己开了后世山水作品的先河。

赠答。七子的赠答诗较多，且质量亦较高。《文选》收录的有王集《赠蔡子笃诗》、《赠 士孙文始》、《赠文叔良》，刘祯《赠从弟》三首、《赠五官中郎将》四首、《赠徐干》。此外，徐干有《答刘祯诗》，刘祯有((又赠徐干》，应场有《报赵淑丽》、《别诗》二首。从内容上 看，这些赠答诗有朋友临别赠人以言者，有表达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者，有借机励志者，有 赠远人表归思者，情况不一而足，然而均是有感而发，无虚辞浮言。如王集的几首均作于 在荆州期间，当时他十分关心荆州的形势和汉朝时事的变化，还有因不得志而思乡念归的 心情，这在诗中都有所流露。刘祯的《赠从弟》三首竟以咏物见志的形式赠人，这在其前 不多见，沈德潜《古诗源》卷六称之:“赠人之作，通用此体，亦是一格。”其《赠五官中 郎将》四首及《赠徐干》二首将个人日常生活的感受写得淋漓尽致。在七子之前，赠答诗 偶尔为文人用及，远不如书信等实用文体用得普遍，如东汉出现了秦嘉、徐淑夫妇互相赠 答的诗作，写夫妇之间的思念之情。七子的赠答诗不仅在内容上有所拓展，而且形成了风 气，使用频率不下于书信体文;其手法亦多样化，有直抒胸臆的，有借境抒情的，有托物 寓志的。可以说，中国诗歌中的赠答一体也是在建安时代确定下来的，此后赠答诗成了文 人诗中颇为重要的一类。

哀伤。《古文苑》卷八王集《七哀诗》题下章樵注:“集《集》《七哀诗》六首，其二 入《选》。”可知宋本((王集集》有((七哀诗》六首。今存其三，((文选》选其二。阮璃有

《七哀诗》二首，另有《怨诗》一首。这些诗情调哀婉，代表了七子作品“悲凉”的风格 特色。王粟诗伤于社会现实的纷乱无序，自己的飘泊流离、怀才不遇及人民的苦楚。这种 思想情感《诗经》、《离骚》中己有所表现，但以五言诗的形式予以表达，王集是比较早的。阮璃主要悲叹自己年命将尽，尤其《七哀诗》之“丁一年难再遇”一首，想象死后凄凉悲惨 的情景:“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筋 杯。出扩望故乡，但见篙与莱。”在此后傅玄、陆机、陶渊明等人的挽歌诗中可见到这种 描写。这是当时文人在苦难的社会现实之下理性地思考人生的反映。

咏史。王聚、阮璃各有《咏史诗))二首，阮璃还有((隐士诗》一首。这些诗均以历史 人物为题材表达诗人自己的思想感受。咏史题材在《诗经》中己经出现，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堪称记载周人古史的史诗。不过这些诗也许产生于史实发生的 当时，那么本质上属于记实而不属于“咏史”。直接以“咏史”命名的诗当首推班固的五 言《咏史》。班诗基本上是以历史家的口气作诗，或曰以新体诗的形式敷衍历史。他作此 诗的目的一是尝试五言诗这种新体诗的写作，二是借铺陈堤萦救父的故事以提供某些历史 的鉴戒讽喻，“班固是完全按照当时文学创作的主流文体—辞赋的创作方法来创作《咏 史》诗的。”(吴小平《中古五言诗研究》，页136)其诗基本上没有班固个人的情感寄托，语言上“质木无文”(钟嵘《诗品序》)，许多诗句甚至直接从史书上点化而来，没有什么 诗意可言，可说是一种史传式的咏史诗。汉末建安时代，曹操首先有《度关山》、《善哉行》、《短歌行》等诗，均列举历史人物事迹，或以之讲述事理，或以之比况时事，或以之自述 本志。这既脱离了班固敷衍史实的史传式作法，又突破了他的一诗咏一事方式，而是排比 多个历史人物，旨在说理明志。不过，曹操这些诗以议论为主，“莽莽有古气”(陈柞明《采 淑堂古诗选》卷五评《度关山)));这种说理型的咏史诗也显得古质而缺乏生气。王聚、阮 璃的咏史诗则又有所发展。其诗虽然咏唱历史人物，但其中往往含蕴自己的情志，并讲究 辞采。如二人《咏史诗》中均有写“秦穆杀三良”事者，王集诗中说:“人生各有志，终 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阮璃诗开篇即说:“误 哉秦穆公，身没从三良。”显然各有自己的情志在内。又，王集诗中不仅有叙事，而且通 过想象描写三良就死时的悲壮情景:“妻子当门泣，兄弟哭路垂。临穴呼苍天，涕下如埂 靡。”绘景含情，生动感人。阮璃诗中写三良临穴时的举动:“低头窥扩户，仰视日月光。” 通过一个低头、仰视的动作变化表现当时三良的心境，亦颇为生动。又如，阮璃《咏史诗》 其二写荆柯西行刺秦王之事，作者重点写易水送别这一悲壮场面。诗中通过素车白马、渐 离击筑写其“悲”，通过举坐咨磋、叹气若云写其“壮”。这等描写的意蕴已经超出了事件 本身。阮璃《隐士诗》更是借咏商山四皓、老莱、颜回、许由、伯夷等志士的安贫守真，表明自己的人生志向。抒情言志成了诗的主旨内容，诗在形式上是咏史，实际上已成为咏 怀诗;笔法上，基本一句述一事，运用排比句式，简洁、明快。王集、阮璃的咏史诗己经 从以叙事、议论为主过渡到以抒情描写为主，文学意味增强了;可以说，在题材内容的选 择和表现方法上为后世的咏史诗的范式奠定了基础，在咏史诗史上具有开创意义。比如，稍后阮籍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中就不乏借史抒怀之作，左思著名的《咏史诗》八首 更继承了这种精神。

杂诗。“杂诗”在魏晋诗歌中是重要的一类。《文选》卷二十九“杂诗”类选有93首 作品，居各类诗之最，可谓蔚为大观。李善在王集《杂诗》下注曰:“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李周翰注:“兴致不一，故云杂诗。”可见杂诗主要指那些自然兴 感而作、内容驳杂不易归类者。《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云:“杂诗者，古人所作，元有题目，撰入《文选》，《文选》失其题目，古人不详，名曰杂诗。”今人或认为杂诗“是 魏晋时的一种同题诗”，“是比较纯粹的抒情诗”(钱志熙《魏晋“杂诗’，》，《文史知识》1996 年第2期)。《文选》所选杂诗，虽有《古诗十九首》、“苏李诗”、张衡《四愁诗》居前，但直接以“杂诗”名者，以王集、刘祯二人之作为首。‘建安诗歌中，今存孔融《杂诗》二 首，王集《杂诗》五首，刘祯《杂诗》一首，曹王《杂诗》二首，曹植《杂诗》七首及两 个片段。另外，阮璃有两首诗，《古诗纪》卷二十七作《杂诗二首》，而其一(“临川多悲 风”)《艺文类聚》卷三十四作《七哀诗》;其二(“我行自凄秋”)入《艺文类聚》卷二十 七人部行旅类，无题。王集《杂诗》其一说‘旧暮游西园，冀写忧思情”，而“忧思”为 何，却未明言，只借助一只“怀春向我鸣”的“特栖鸟”予以暗示，其四(’’联翻飞莺鸟”)又出现“独游无所依”的莺鸟，其五(“鹜鸟化为鸡”)将自己比作“托身莺凤间”的鸿鸟，说“邂逅见逼迫，俯仰不得言”。这几首诗都是披露自己因政治不如意带来的内心郁闷，显示了他的用世之心和“躁竞”个性。另外两首写自己“从君”游乐的欢乐心情，也是他 的真实生活感受。刘祯《杂诗》写诗人为文墨职事所困而产生的苦闷以及自己向往逍遥自 由生活的心情。这与刘祯的人格志趣、人生理想和归曹后的生活境遇紧密相连。孔融的两 首《杂诗》，一写自己累世贤德，志节坚贞，身当权奸当道之时不学吕望苟因世故，不效 夷齐自洁小一竹，’犷为庸夫所笑，不与世俗同流，决，自象管仲那样由“小囚臣”而建立功柞。

这首是他坚贞不屈个性的表露，同时也透露出他志大才疏的特点;另一首写悼念幼子早夭，发出“人生白有命，但恨生日希”的亘占感慨。钟惺评这两首诗“俄而英雄，俄而儿女，满肚不平，正在于此”(《古诗归》卷五)。这些诗确实能够表现出他们隐微而深厚的思想 情感。建安诗人的“杂诗”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他们觉醒的个性和丰富的思想情感的产 物。这种艺术精神在魏晋时期一直回荡在诗人们的诗歌创作中。阮籍的《咏怀诗》就多方 面表现了他复杂而隐微的生活感受，可以看出建安“杂诗”的影子。两晋时，左思、张协、陶渊明都有著名的《杂诗》(左1首，张10首，陶12首)，也继承了建安杂诗的艺术精神。魏晋之后，“杂诗”一体渐趋于消亡。然而，‘·魏晋‘杂诗’对其他诗种如咏史、咏怀、情 诗等在艺术上有辐射作用。对后代的古风、感遇一类诗也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它在中国 古代文人抒情诗艺术传统的形成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钱志熙《魏晋“杂诗’，》)

军戎。《文选》诗中有“军戎”类，只选有王聚《从军诗》五首。反映征战的诗歌作 品在《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中己有不少。如《诗经·幽风·东山》、《诗经·小雅·采 薇》和汉乐府中的《十五从军征》均写征战士兵还乡时的感慨和悲伤。又如《诗经·秦风·无 衣》是秦国民众保家卫国、同仇敌汽的战斗号召，屈原《九歌·国疡》以激越的感情、壮 烈的战斗场面描写歌颂楚国将士的英雄气概。与前代战歌相比，王集的《从军诗》更具个 性化色彩，其诗或歌颂曹操神武大略，或表达自己效命决心，或向往太平盛世，或表现游 子思乡，都是属于王集个人的情怀。从军诗到了王集这里完全抒情化、个性化了。

咏物。建安诸子诗歌中有不少咏物性质之作。这些作品可分为两类:一是咏物以寄志 显情的，如刘祯咏叹“素木”、“女萝草”、“野青雀”的诗歌片段。此外，刘祯的《赠从弟》 三首实际上也属于咏物以寄怀者，王集《杂诗》、应踢《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也借 飞鸟形象以寄意。二是以描写物自身的美为主的，如刘祯、应踢等人的《斗鸡》诗。这两 种咏物之作在后世都有继承。前者如阮籍、Mk康、陶渊明等人诗中经常出现飞鸟意象，应 看作与此有关;后者在六朝诗歌中更层出不穷。

情诗。《文选》选赋有“情”一类，其赋均写男女之情;而《文选》选诗不辟“情” 类。不过，其卷二十九“杂诗”类中选有张华《情诗》二首，写男女之情(另有曹植《情 诗》一首，写游子思归之悲)。爱情本是民歌的主要题材，在《诗经》、《楚辞》、汉乐府中 都出现不少写爱情的篇章。汉代的文人诗中也出现了写情之作。如张衡的《同声歌》、《四 愁诗》，过去以为是借“妇人自言„„以喻当时士君子事君之心焉”(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同

声歌)))，或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文 选·四愁诗》序)，皆有政治寓意;今人或认为是言情之作。不过，张衡受楚文化影响既 深，又有不得志的政治境遇，说他的诗效法楚骚有所寓意并非没有可能。张衡又有《怨诗》 一首，《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三载序日:“秋兰，咏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 从诗歌残文看，应是写情之作。之后秦嘉徐淑夫妇的赠答诗互诉了夫妇之间的思恋之情，《古诗十九首》中更有不少写情之什。但，或许在汉代，诗被看作雅正之作，文人不大习 J惯于旗帜鲜明地在诗中抒写个人恋情，故建安之前的文人诗中直接以“情”入题者尚不之 见(而赋在汉代应用较广，常常被文人用于个人咏怀自娱，又有前代的宋玉等人以赋写“情” 的传统，故汉代赋中不乏以“情”入题者)。建安时代，文人更加重视个人私情了，他们 不但在赋中写“情’，更在诗中写“情”。七子今存作品中，除了有应踢的《报赵淑丽》和 《别诗二首》可基本定为言情之作，还有徐干的《情诗》和《室思》(六章)更值得注意。《情诗》直接以“情”入题，而“室思即闺情，制题新创”(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九)。徐干这些诗内容上均“托言闺人之词”(沈德潜《古诗源》卷六评《室思)))，渲染女性对 远人的不尽思绪;艺术上既得之《十九首》笔法，又突出了对偶、辞采和炼字炼句，对后 来的文人诗创作有深远的影响。如其诗对人物感情的细腻描写、借景抒情的艺术手法、大 量的对偶句式以及柔婉的语言风格等都可在张华的《情诗》五首和潘一岳《悼亡诗》二首中 看到影响;其《室思》第三章更在六朝至唐代出现十数家拟作，均以其中的“自君之出矣” 一句为题。

另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孔融虽不以诗名，但他在诗体尝试中有独特的贡献。一是六言 诗。他有《六言诗》三首，褚斌杰《中国占代文体概论))(增订本)第231页说:“南朝梁 任防《文章缘起》与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皆说六言诗起始于汉司农谷永，但谷永诗己失 传。现今所见最早的完整的六言诗作品是东汉末年的孔融。孔融有《六言诗》三首，是咏 汉末董卓作乱并曹操辅政的。”六言诗虽在中国诗歌史上不占主流，但也一直不绝如缕。孔融之后，曹王、曹植均有六言诗作品;再后，稽康有《六言诗》十首，晋陆机有《董桃 行》、《上留田行》，南北朝时庚信有《怨歌行》、《舞媚娘》等，均系六言;到了唐代，又 出现六言的律、绝。

二是离合体。孔融有《离合作郡姓名字诗》，离合“鲁国孔融文举”六字。《文心雕龙·明 诗》篇日:“离合之发，则萌于图it o”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曰:“古诗有离合体。近人多不解此体，此体始于孔北海。”可以说，孔融离合体诗开了魏晋南北朝游戏诗歌之 先河。谢棒《四溟诗话》卷二曰:“孔融离合体，窦韬妻回文体，鲍照十数体、建除体，谢庄道里名体，梁简文帝卦名体，梁元帝歌曲名体、姓名体、鸟名体、兽名体、龟名体、针穴名体、将军名体、宫殿名体、屋名体、车名体、船名体、草名体、树名体，沈炯六府 体、八音体、六甲体、十二属体，魏晋以降，多务纤巧，此变之变者也。”胡应麟《诗数》 外编卷二曰:“诗文不朽大业，学者雕心刻骨，穷昼尽夜，犹惧弗窥奥妙，而以游戏费日，可乎?孔融离合、鲍照建除、温娇回文、傅咸集句，无补于诗，而反为诗病。自兹以降，模仿实繁。字谜、人名、鸟兽、花木，六朝才子集中不可胜数。诗道之一下流，学人之大戒 也。”这都有视孔融为此等“诗病”始作俑者的意思。不过，孔融《离合作郡姓名字诗》 以自己的郡姓名字为底，虽为游戏之作，亦流露了自己高迈自负的个性，且由此可见，文 人诗歌在孔融手里己经脱离了作为政治教化手段的束缚，成了文人掌中把玩之物，诗人开 始在用字、用词上下工夫了。这首诗甚至透露出一些建安时代由“人的自觉”向“文的白 觉”过渡的迹象。

三是《临终诗》。此诗作于孔融被刑前的狱中，他在诗中对自己被冤下狱的原因进行 了理性的思考，并表现了他高洁的情操和刚直的个性。临刑作诗类乎绝笔书，孔融之前尚 不见有人如此作，也可见孔融对诗这一文体的重视。此后，Tw康有《幽愤诗》，也作于被 杀前的狱中，与孔融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又，西晋欧阳建临刑前也有((临终诗))，似受孔 融诗影响。孔融诗虽不多，但题材、内容不拘一格，且颇有创新，盖亦与其超迈不俗之个 性有关。

由上述已可看出，建安七子的诗歌在题材上相当宽广，且有不少开拓性的尝试。以上 各种题材，七子和曹王曹植兄弟是相通的，而三曹与七子的诗歌在题材和体裁上的重大差 异是三曹各有大量的乐府诗创作，七子几乎不作乐府。其可能原因已如第四章所述。七子 的诗歌创作与汉诗相比，一以乐府诗为主，一已基本文人化，也有重大差异;而两汉文人 诗在题材的广度上也远不能与建安诸子的诗歌相比，如《文选》所选公宴、祖饯、咏史、游览、哀伤、赠答及杂诗(以“杂诗”为题者)等大类都以建安诗歌为首，建安以前诗歌 入《文选》者仅有劝励、乐府、杂歌及杂诗类中不以“杂诗”为题的《古诗十九首》和所 谓“苏李诗”等几类，从中即可看出建安文人诗歌在题材上的开拓。与建安以后的诗歌相 比，二者的一致性则很明显。如《文选))所选以上诗歌大类，都为六朝文人继承并予以发 展。

除了题材上的多样，七子诗歌在诗体上有“五言腾踊”的特点。五言诗在中国诗歌史 上可谓源远流长。先秦诗歌如《诗经》、楚辞及民间歌谣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五言诗句或五 言诗体的萌芽;两汉时，五言诗义在民间谣谚、乐府歌辞及文人诗中得到长足发展。这已 早为人指出，如《文心雕龙·明诗》篇谓: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OR豫》优歌，远见春

秋;((jp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

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

婉转附物，招怅述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然而先秦诗歌中的五言诗句仅仅是五言诗的萌芽而己，《诗经》以四言为主，《楚辞》诗句 往往夹杂“兮”字，均不算纯粹的五言诗，民谣中的五言诗句也毕竞有限，所以真止五言 诗的发生发展是从汉代开始的。逞钦立先生曾把西汉武帝到东汉章帝这一段时期定为五言 诗体的“发生期”(((汉魏六朝文学论集·汉诗别录·考源第二》)。据统计，今存汉乐府民 歌约有68篇，其中全篇使用五言形式的28篇，部分使用五言形式的8篇，两者合起来，约占全部汉乐府占辞的一半，另一半多为杂言(参见吴小平《中古五言诗研究》，页%-97).一般认为杂言者多为西汉作品，五言者多为东汉作品。文人诗中，东汉章帝时班固的《咏 史》诗被认为迄今所见第一首完整的文人五言诗。此后，“张衡、秦嘉、Ua炎、赵壹、孔 融各有五言诗传世，音节日趋谐畅，格律日趋严整。其时五言体制已经通行，造诣已经成 熟，非常杰出，理合应时出现。”(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而更可注意的是，汉 末无名氏古诗及托名的“苏李诗”共有50首左右，全是五言诗。然而，东汉有主名的文 人诗中，并不以五言诗为主。如，班固现存诗中，除了五言《咏史》和三个五言诗片段(句)，还有三首四言诗、三首骚体诗;张衡亦是四言、五言、骚体均有。我粗略统计，在东汉有 主名的40多首诗中，五言诗仅有10首左右，约占1/40

到了建安时期，有主名诗歌中，五言诗数量大为增加。因此，刘姗《文心雕龙·明诗》 篇有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髻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

驱。

值得注意的是，刘娜在这里列举建安诗人，不出三曹七子范围_，而只举其中六人，不及曹 操、孔融、陈琳和阮璃。这也有其原因。曹操的诗，从现存作品看，全属乐府，诗体上，其20多首诗中，主要是四言和杂言，五言诗仅有五、六首，约占I/4。其中虽有名篇，但 难合“五言腾踊”之说。孔、陈、阮三人不以诗著，已如前述，所以刘舰不举。不过，在 曹氏兄弟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中，五言诗的分量是很大的。曹王曹植均有拟乐府诗和文人诗。曹王乐府诗中，五言诗分量约占1/4，而曹植的拟乐府诗中，五言诗占3/4。形成这样大的 差别的原因是曹王的乐府诗更多地接受了汉乐府的影响，类乎曹操之作，多用来配乐歌唱，曹植的拟乐府大多变成了个人抒情的徒诗，多不用来配乐歌唱。《文心雕龙·乐府》即曰: “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黄侃《文 心雕龙札记》案曰:“子建诗用入乐府者，惟《置酒》(《大曲。野田黄雀行》)、《明月》(《楚 调.怨诗)))及《肇舞歌》五篇而己，其余皆无诏伶人。”至于二人乐府诗之外的文人诗，五言者均占到3/4的比例。七子则几乎不作乐府诗，己如前述。除了几首可疑的作品，他 们的诗歌中，只有孔融《离合作郡姓名字诗》为四言，《六言诗》三首为六言;王集《赠 蔡子笃》、《赠士孙文始》、《思亲为潘文则作》、《赠杨德祖》(仅余8字)为四言，《俞儿舞 歌》四首为四言为主的杂言;应踢《报赵淑丽》为四言。其余皆为五言诗。比例上，五言 诗已占七子诗歌创作的十之八九。

建安七子的四言诗中，孔融的一首属游戏之作;王集和应踢的几首是赠人之作，写得 雅而有致，朴实温润，受有《诗经》的影响。王集的几首作于荆州阶段，应踢之作也可能 作于归曹之前的奔波阶段。归曹之后，尤其在邺下侍游时期，他们的诗歌在各种题材上儿 乎都一例采用了五言这一“流调”。刘Alt",和钟嵘都曾论述过四言诗和五言诗在语言风格上 的差异。刘AWR《文心雕龙·明诗》篇曰:“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 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钟嵘《诗品序》口:“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 得，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 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四言雅正，五言流丽，虽云“惟才所安”，亦有时代风 尚和个人爱好的因素。汉代文人把四一言为主的《诗三百》奉为“经”，当作雅正之言，他 们的诗歌也多是风格典雅的四言。只是在大量涌现的五言乐府的感发卜，才偶尔试作五言 诗。汉末皇纲废弛，雅乐不兴，“流调”涌起。尤其到了曹氏当政时，正统观念进一步被 冲垮。人称“魏武好法术，而大卜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晋书·傅玄 传》引傅玄《举清远疏》)魏氏三祖(曹操、曹不、曹睿)皆好民间俗乐，如《文心雕龙·乐 府》篇称:“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 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旅，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 之郑曲也。”尤其曹不，一贯抱有“诗赋欲丽”的主张，并称赞过刘祯“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五言诗这种有“清丽”之美的“流调”既然“指事造形、穷 情写物，最为详切”，必然深受他的青睐，诸子在他的提倡、影响下自然也开始崇尚“五 言流调”。不过，汉末文人五言诗的突出成就也是促发他们创作五言诗的重要原因(如曹 不、曹植、阮璃、徐干等人的五言诗有《十九首》之风，待后详述)。可见，建安诗歌“五 言腾踊”的形成，既是诗歌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使然，又是建安诸子共同努力的结果。

此外，七子的诗歌多抒写个人情怀，个性鲜明;在笔法上渐趋于细腻优美，如在词法、句法、修辞手法、表现手法、谋篇布局等方面都有不少讲究，亦待后详述。总之，七子诗 作己基本上脱离了民歌之风，成了较为纯粹的文人诗。他们的诗歌创作无论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体裁手法上都有不少创新之处，并为以后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节七子的赋创作

建安七子中，孔融没有赋作流传，其余诸人皆有赋作。其中王案、徐干的赋颇受曹王 称赞。今观诸人之赋，与其前代赋相比，题材、内容、体制等方面均有所继承和拓展。《文 选》根据题材内容将赋分为十五类，现在看来，虽不一定合理，也不一定能涵盖当时所有 的赋作题材，但仍有参考价值。十五类中，京都、田猎、纪行、游览、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情几类，七子有大致相当的作品;郊祀、耕籍、宫殿、论文、音乐几类在他们 今存作品中未有。此外，七体在《文选》中成为与诗、赋并列的一种文体，其实在本质上 也是赋，王案、徐干均有七体之作;另，《文选》未辟“咏物”赋类(但“鸟兽”宜属咏 物)，其实这是汉魏六朝赋中重要的一类，建安诸子也有不少咏物赋。以下分类述说之。

都邑。《文心雕龙·洼赋》曰:“夫京殿苑猎，述行叙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 京都题材是汉大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其特点是体制宏大，极尽夸饰，显示宏阔的帝王 气象;铺采搞文，穷极声貌，崇尚巨丽，曲终奏雅，旨在讽谏;以主客问答的形式结构篇 章。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无不如是。这一题材到后汉己经走向衰落，建安 时代更加少见。徐干的《齐都赋》、刘祯《鲁都赋》虽系残篇，可看作是对汉代盛极一时 的京都赋的继承。这两篇赋作在体制、内容、感情乃至结构上都是类似的。就残文看，二 作体制较大，都以颂美家乡为主，在现实基础上通过想象铺叙都邑不凡的历史、所处的地 理位置及其山川景色、繁华气象、丰富物产、奇珍异宝等，其中不无夸饰和辞采，在这些 方面明显受有汉大赋影响。所不同的是，二赋体制远不如汉大赋宏伟，也不以主客问答的 形式结构篇章，没有曲终奏雅式的道德说教，而是以颂美为中心，分别表现了二人对家乡 的歌颂和自豪;其夸饰有现实的基础，且文笔活泼秀丽，无板滞堆砌之病，表现出建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