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樱花（优秀）_武汉大学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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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8年7月，当武大校长王星拱和迁校委员会委员长杨端六率领最后一批师生离开珞珈山前夕，曾委托以汤子炳（又名汤商皓）先生为首的五位教职工留守护校。汤商皓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东渡日本留学深造；1937年抗战爆发后，携其日本夫人铃木光子回国，并返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参加接收工作，后又辗转任教于台北各大专院校；1979年赴美国定居，1997年去世。1985年5月，汤老回到阔别多年的珞珈山母校参观访问，其间负责接待的校友总会刘以刚老师，曾委托当时一道陪同的、汤老当年的同窗学友张培刚先生问及武大校园内樱花树的来历，并请求汤先生将此事写成文章。汤先生回美国数月后，寄来一篇《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详细叙述了这段历史，以当事人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珍贵回忆材料，弥补了抗战期间珞珈山这段史实的不足。

据汤先生回忆，在武大西迁前夕，“王校长及端六师以予颇谙日语，命予与总务处三人、秘书处一人，共予凡五位同仁留在武汉守校。予再三坚持不准，乃严令留守，并谓国难如此，能保全一部分艰难缔造之校舍便是替国家保留一部分莫大之元气。情辞恳切，予乃临危受命”。武汉沦陷前夕，汤商皓等人避入汉口法租界，后来被捕，“终由铃木以日妇身份出面营救”；一个月后，经铃木接洽，他们五人得以“前往珞珈山一视校园”。汤到校后发现，“校区内驻一日军联队，联队部设于文学院”，在见到联队长忆酋荒原大佐（相当于中国的上校团长）之后，“由予介绍各人身份及来此目的（不时由铃木代为补充说明），其要义为日军此次进入中华乃为谋同文同种之中日两国亲善提携，共存共荣（照抄日寇宣传口气），非以中华人民及文物为敌（日军一再标榜此点）。

国立武汉大学为华中最高学府，中国文化及学术发扬兹长之所系，此乃与日

武大樱花(11张)

本国立各帝国大学之报国宗旨相若，将来在学术界大可彼此提携，以发挥东洋文化领导全世界。现武大师生虽已他迁，而在此湖山胜地留下之壮丽建筑物及一部分教学设施，皆属中国之精华与人民血汗之结晶。为保全此优美之湖山与优良中华之文物，务请一本亲善之旨，善为维护，以发扬贵‘皇军’之武德。至现驻此之贵联队官兵不过千余人，城内现成之营房（如左旗右旗）尚多，可否调整陆续迁让若干校舍，以资保全原貌云云”。“荒原闻之点首者再，昂言战胜国对战败国之物品，得视为战利品，可自由处理，不过建筑物可另作别论。贵校之图书仪器均早迁走无余，已无一长物可供君等留念者。但为同情君等，可考虑将自天地元黄至辰宿列张之15栋学生宿舍之大部分官兵先行调迁城内，宿舍可空出大半。至于文、理、工学院已均由华中派遣军大批文职人员使用，教授宿舍皆由高级官员居住，自能小心维护。至于饭厅楼上楼下，现为野战医院，不便他迁。总之，‘皇军’对于无抵抗性之非军事设施决无意破坏。尤其对于此山明秀水之高级学府校园的一草一木，当善加爱护，君等可大放心。缓请实地看看何如？惟部队调动频繁，本人驻房时可留言，接防者照样注意，届时君等可再来探访云”。

汤商皓随即驱车巡视校园，在山后教授宿舍，“只见各门前均有一、二士兵进出”，“继至附中，见军车云集，已为车辆调度场。至原邮局附近，则已为一片马厩。饭厅楼下之原室内运动房已成为一军官俱乐部。大好湖山，不久以前弦歌传道授业之地，忽一变而为柳营黩武之场，感喟曷已！”

数月后，汤商皓闻知珞珈山驻军换防，于是“与原班人员重往探访，接见者乃一文职武官高桥少将，因驻军减少，校园已成为办理后勤之地区，其态度较为和善。畅言对此一较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当尽力加以保护。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继引予等至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汤商皓对此心有不满，但又不能公开反对，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予意，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但是高桥却回答：“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汤的意见。从汤先生的以上回忆中，我们可以推算出，日军从本国引来樱花树苗在武大校园栽植的时间，最早应是在1939年。一般认为，日军在此种植樱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因此，珞珈山的这第一批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同时也是今日武大樱花的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