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卡托沙龙_地产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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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的为与不为
阿克曼：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下午的第六个墨卡托沙龙。今天的沙龙我们想谈一谈公共知识分子的为和不为。现在我首先请墨卡托国际合作部负责人施瓦茨先生致词。
米夏艾勒·施瓦茨（Michael Schwarz）：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有很多不同的观众，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观众来参加这个活动。今天是非常晴朗的一天，也许这也预示着我们今天会有一些非常好的想法来讨论，我们也非常高兴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墨卡托基金会。我们是德国最大的一家私人基金会。我们对一些话题非常感兴趣，比如说气候变化、一体化、移民等等。我们在中国举办的活动是基金会的主要工作之一。为什么选择中国呢？因为中国和欧洲以及德国需要合作，我们只有相互了解，才能有更好的合作，并且推动双方之间的发展。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希望能够促进相互学习、相互了解，共同应对全球的挑战，共同推动人与人、观点和想法之间的交流。此外，我们还致力于推动中德之间高校学生的交流，比如我们有为期一年的交换项目，我们有一些学术人员之间的交流，还有中德之间人与人面对面的谈话，这些都是我们组织的活动。
这个沙龙是我们主办的第15个沙龙了。最初几年前，我们办了启蒙对话的活动。我们觉得这种沙龙是很好的机会，来让我们共同讨论一些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并且能够让中国知识分子和欧洲的学者面对面地进行交流，选择的话题是与双方社会都非常相关的，所以我也非常期待今天的讨论。
我想，今天这个话题——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对德国、欧洲，还有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都非常相关。所以我也非常期待今天的话题。非常感谢今天两位专家能够花时间来到这里参加我们的活动，也感谢阿克曼先生主持今天的活动，我也祝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阿克曼：一般来讲，主持人的任务就是介绍参加对话讨论的客人，然后提问题，然后就住嘴。我今天想稍微做一个例外，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个沙龙的时候发现，可能需要谈一下“intellectual”或是中文里面“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区别，要不然可能有一种互相的误解。
“intellectual”这个词在西方语言里的历史并不很长，实际上是19世纪末才出生。那时候有一个一直到现在都非常有名的丑闻，发生在法国，是一个犹太军官，他们说他是特务之类的，是一个很大的法律上的丑闻。有一位法国作家叫左拉，就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对公共知识分子来说一直到现在都最为重要的口号“J'accuse”——“我控诉”。有好多其他文人参与这个活动，一个对这些文人非常不满意的政治家就用“intellectual”这个词骂他们，说这些人闹事、不爱国、反对秩序等等。所以从那时起，“intellectual”这个词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表明这些人与政权有一种复杂的关系。这是一个我想解释一下的。
第二，“公共知识分子”这个题目在德文里几乎不用、不存在，这是一个从英语译过来的词。“public intellectual”在美国用、在英国用，在德文里几乎不用。我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不用这个词，可是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德国人来讲，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不必要分开这两个词。这是一个我先想说清楚的事，这方面可能已经有反对意见了。
最后我想提一个我觉得毫无疑问是中国很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陈丹青。陈丹青说他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他高中都没毕业，所以不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这非常有意思。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知识，一个是分子。分子在中国一般来讲都是贬义的，你们都知道“分子”这个词在中国有一段很特殊的历史。
在西方语言里，“intellectuals”意味着智力，不是知识，而是分析能力。所以可能从这个不同的词我们也可以理解两个文化中对这群人可能有一种稍微不同的理解。我就首先想解释词汇的问题，这样对我们的对话有一些用处。
我现在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论坛的两位公共知识分子。波尔女士，她是德国的一家不是特别大、但是特别重要的日报的主编，这个日报叫《日报》，一般来讲不是一个主流的报纸，过去我们都说它是一个左派的报纸，现在怎么叫我不大清楚。不过这个报纸尽管发行量不是特别大，但是影响非常大。还有他们的报纸有一个特点，他们的报社是合作式的，他们有一万三千名社员。报纸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社员的捐款。这在德国大概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媒体，用这种方式来存在。你们都知道，现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德国，纸媒都面临很大的困难。
这位先生可能不需要我向在座的中国观众来介绍他了，他曾经被评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个排名，鄢烈山先生也位列50人当中。至于他自己同意不同意，我们可以稍后听他自己说。
鄢烈山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杂文家和时评家，他曾经在《南方周末》工作过，现在有时也会为《南方周末》写一些文章，还有为一些其他的中国期刊写专栏。他出版了22本书。可能大家不知道，其中一本书获得了中国非常权威的一个文学奖，就是《一个人的经典》这本书得了鲁迅文学奖。现在他已经正式退休了，但是仍然活跃在写作领域。今天我们也会请鄢烈山先生、波尔女士讲一讲，他们怎么看待数字时代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意义。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个问题是，波尔女士，您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吗，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什么？
波尔：首先我非常感谢墨卡托基金会请我到这里来，与鄢先生、阿克曼进行交流，受益匪浅。我可以有机会了解中德不同的社会关系，观察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算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我跟您二位一起坐在这个讲台上，面向大众一起交流，而您二位绝对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参观旁边的一个艺术展览，在一个小黑屋里，我觉得很有意思。屋子里完全是黑暗的，进去参观的人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它去理解什么是一个知识分子。这种艺术可以很美，它毕竟是艺术，但同时可以很吓人，因为你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到，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理解他到底在表达什么，他的意义在哪。
阿卡曼先生刚刚给我们介绍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他们的过去。我现在想通过一个经验和你们分享我的定义，我是怎么理解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的。
我觉得最早的知识分子就是斗士，他们想改变社会，想推动一些变化。在主流媒体，如电视、广播这些技术被发明之前，他们也会向公众传达他们的思想，公共知识分子也需要听众。而现在，至少在德国，随着电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公共知识分子表达的方式也有所变化。他们变得越来越肤浅，一心想成为电视明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自己。这种变化可能可以让他们更快地影响到公众，但也可能让他们的思想变得肤浅，不如过去深刻。
这就是我首先想说的。您刚才问我是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问题留给观众来回答，等今天的沙龙结束之后，你们就可以判断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阿克曼：那鄢先生呢？你觉得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吗？你对公共知识分子基本的观点是怎样的？
鄢烈山：我觉得您刚才开头的发言非常有意思，“分子”是个贬义词，这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过去我们讲“五类分子”什么的，它确实是一个贬义词。另外你说陈丹青，他不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在西方语境里强调的是智力，而在中国强调的是知识。当然陈丹青这种说法也可能是一种谦虚，因为他自己讲鲁迅那么熟，他肯定也读过很多书了。
我们一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不是说他的学历，在于他掌握的知识有多少，不在于他的学历。比如中国以前在毛时代，把苏联的高尔基抬到很高的位置，也知道他是自学成才。莫言得了诺贝尔奖，但他不过上过一个小学五年级，后来大学进修那都是他写了很多作品以后的事。所以我承认你这个观点，智力是重要的，但是知识可能是自学来的，跟学历没有多少关系。
另外我认为，如果把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加在我的头上，如果你说我是，我就是，我也不以此为荣，也不以此为耻。五年前，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它在中国还是个褒义词，所以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评我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但这个评选是民间的，不是官方的，官方主流媒体从来没有说谁是公共知识分子，谁不是。国内媒体用这个词搞这种评选的也不多。在海外的那些人每年都评100个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那种评选有他们的价值评价，肯定更不为大陆所承认。
所以，在我的概念里面，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正面的词，但是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词。我更赞成的是“公民表达”这样一个词。在我的定义里面，公共知识分子它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就是知识比较多一点，这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孔夫子说你要交朋友要“友直、友谅、友多闻”，就是说你要跟正直的人、诚信的人、见多识广有知识的人交朋友。所以在中国，有知识是值得尊敬的。
而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第一是要有知识，第二要强调公共。对于公共，我以前的概念里强调两点：一个是参与公共事务。如果他不参与公共事务的话，那他只是一个数学家或哲学家，在书斋里面或者实验室里面搞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了，因此强调参与公共事务；第二个是，他一定是为了维护或者促进公共利益的，出于这样一个公心，这是我以前强调的两点。
前天我跟阿克曼先生在饭桌上谈话，他提出的一点我也很认同，就是公共性意味着要在公共平台上面发声。这点是现代知识分子和从前知识分子的不同。过去的读书人可能上书给皇帝，或者他去做一个柬官，单向地向上表达，而不是对公众发言。在现代社会里面，公共知识分子要在公众平台上对整个社会发言，包括官方，包括民间，所以强调三个公共。
我觉得仅用三个公共来解释公共知识分子还不够，还要强调两个特性。第一个是独立性。有很多人虽然他也在公共事件上发言，但他不是独立的。比方我们现在网民熟悉的五毛党，就是拿了官方钱的网评员，他也在讲公共事务。还有“自干五”，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党，他很真诚，认为我并没有拿官方的钱，但是我就是支持官方。而我强调独立性，这种独立第一独立于公权力，独立于政府，第二独立于资本和市场，第三独立于大众。独立于大众就是说，我有独特的见解，用中国的古话就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亦往也”，哪怕大家都反对我，我也要坚持我的立场，这种就是独立于大众。屈原说“苏世独立”，《菊颂》里讲的，就是独立性。因此不是现在才讲独立性的，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也强调这一点。
再有就是批判性。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人，从葛兰西到哈贝马斯，他们都讲批判性，要有批判精神。中国知识分子都尊敬两个人——当然现在大家都尊敬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第一个是鲁迅，他强调批判性，他认为知识分子和当权者是对立的，而且是永远对立的，要批判政府。这个观点从哪里来的呢？就是1927年他在暨南大学里的演讲，叫做《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他讲知识分子和权力是对立的，当权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跟你是同路人，一旦掌握了政权，革命成功了，夺到了政权，他就不让你发声了，把你视为敌人。所以要当一个知识分子，就要对权力采取批判的立场。
另外一个是胡适，现在大家也比较承认他。他也强调跟权力保持距离。他可以在抗日的时候做驻美大使，但是他平常拒绝做官，在学术领域当北大校长、中研院的院长都可以，但是到政府去做官，做外交部长，他就不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认为自己纯粹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对政府有什么意见就要批评，强调批评性。我觉得这才是知识分子。但是公共知识分子现在成为了一个贬义词——“公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