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人类学方法_人类学第一章

2020-02-27 其他范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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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方法论》复习题

一、名词解释

1．田野工作: 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2．参与观察: 研究者生活于研究对象中间，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密切交往来了解调查对象的文化形貌及其内部深层次的理由。为达到真正的参与观察，研究者要与研究对象同生活、同劳作，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仪式，走访他们的家庭。透过参与观察，研究者得以观察研究者对象是否“言为心声”。

3．跨文化比较: 指的是从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志报告中抽样，把抽样的资料作统计分析，藉以说明或验证假说，探究人类行为的共同性及文化差异性，并从中发现某种规律或通则。

4．HRAF(人类关系区域档案): 他从1930年起从事跨文化比较研究，并于是1937年在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成立了一个跨文化研究机构，在人类学家默多克的领导下，先后收集了800多个不同时期人类社会有关地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民族志资料，根据不同的内容和地区，进行项目分类，并制成档案，于1949年建立了“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

5．主位研究：即站在被调查对象的角度，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解释他们的文化。

6．客位研究：即站在局外立场，用调查者所持的一般观点去解释所看到的文化。

7．PRA（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调查方法：是一套快速收集村庄资源状况、发展现状、农户意愿，并评估其发展途径的田野调查工具。它的宗旨是要通过外来者的协调作用，鼓励唤醒当地社会的参与意识，把发言权、分析权、决策权交给当地人，促使他们加深对自身、社区及环境条件的理解，与发展工作者一道制定出合适的行动计划并付诸于实施。

8．“深描”，就是从极简单的动作或话语着手，追寻它所隐含的无限社会内容，提示其多层内涵，进而展示文化符号意义结构的复杂社会基础和含义。

9．实验民族志把人类学研究者的田野工作过程作为民族志实验的中心内容和描述的重要对象，并同时强调给予被研究者自己解说机会的重要性；注重对文化的阐释；珍视民族志的文学性，注重修辞、讲究文本的想象力和艺术性；采用“对话”与“多声道”的撰写取向技法。马库斯、费彻尔总结了西方民族志实验的历史，他们把这些实验文本分为三类：心理动力学实验文本、现实主义实验文本和现代主义实验文本

二、填空题

三、选择题

四、应用题

五、简答题

1．人类学研究方法有哪些？田野调查、非正式访谈、背景分析、跨文化比较、主客位研究、文化残存法、PRA调查法

2．田野调查的技术有哪些？参与观察、个别访谈、调查座谈会、问卷调查、文献文物收集法、概率抽样、谱系调查、定点跟踪调查

3．简要评述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优点是为文化人类学的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发展打下了基础，缺点是社会现象太复杂，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太多。

4．田野资料整理的原则有哪些？取舍原则、关系原则、妥善保存原则

5．简述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1.自发、业余 2训练、专业 3反思

6．简述民族志发展史上的三座丰碑。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詹姆斯和乔治合编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六、论述题

1．人类学田野作业中“文献”的意义何在？帮助我们了解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参考、帮助写提纲

2．人类学家在研究自己民族和他民族时各有什么优缺点？

3．论述民族志的研究过程。1资料整理概述 2归类 3技巧 4话语分析与叙事分析 5思考与小结

第一章人类学方法第一节什么是人类学第二节人类学的领域

第三节人类学学科观

第四节人类学研究方法

一、田野调查法人类学的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的民族志材料的基础之上。人类学材料，主要不是来自现成书本，也不是取自官方的文件，也不像某些自然科学学科得于实验。它的基本来源只有一个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家获取资料的最基本的途径，是民族志构架的源泉。基辛说：“田野工作是对一社区及其生活方式从事长期的研究，从许多方面而言，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经验，是人类学家收集资料和建立通则的主要依据。”田野工作被看作是“现代人类学的基石”、“人类学家的成年礼”。所谓田野工作，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田野工作可以粗略地划分出以下几种研究角度：

（一）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指研究者生活于研究对象中间，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密切交往来了解调查对象的文化形貌及其内部深层次的理由。为达到真正的参与观察，研究者要与研究对象同生活、同劳作，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仪式，走访他们的家庭。透过参与观察，研究者得以观察研究者对象是否“言为心声”。

（二）访谈 1．正式访谈

正式访谈是使用事先设计好的有意义的问卷，安排一定时间，按一定的计划程序来收集各种资料的访谈。正试访谈前，人类学家必须先对调查地的文化有总体性的认识或接触的经验。一般情况下，正式访谈最好是调查者在当地居住了一段时间后，与当地人已经比较熟悉且关系融洽时再进行为好。正式访谈的优点是事先准备的问题都是经过筛选和实验的一套标准化的问题，答案比较规范，可以进行比较和评价，缺点是多数正式访谈的问题是经过严格控制的，被访者自由发挥的余地太小。

2．非正式访谈

是指一般性的谈话和问答，即不规定访谈的问题，也未限定回答方式，更拘泥访谈地点的谈话。让被访问者的语言随着自己的思路发展，不受任何约束。此种访谈的优点是被访者所谈的都是他们认为重要的材料，缺点是这些谈话并非答复标准化的问题，难以将各种回答进行比较和评价。访谈技巧：

（1）应该让报道人明白你的来意，并征得他的同意。

（2）访谈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计划，同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3）访谈问题应该简单而准确，使报道人容易理解和回答。

（4）访谈问题可以先简后难，从简单的描述性问题入手，然后深入到解释性问题。

（5）访谈中尽可能鼓励并使用报道人自己的概念、术语或分类。

（6）在访谈尤其是深度访谈的过程中，访谈者应尽可能少提示，同时在访谈过程中向受访者表达自己的兴趣，鼓励受访者在一个没有限制的环境里，针对访谈主题尽可能谈论自己的意见。

（7）在访谈中少说多倾听。（8）注意访谈时间，一次访谈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容易导致报道人产生厌倦情绪。

（9）访谈中语言、表情和态度都应处处表示出对报道人的尊重和关注，同时，注意访谈场合，尊重和遵守某些文化禁忌。

（三）概率抽样

概率抽样指从一个研究母体中科学地筛选出一部分样本，将这部分样本视为整个研究母体的缩影。1．随机抽样 2．分层抽样 3．主观抽样

二、背景分析法

背景分析法，也称社区关系研究法。田野调查的直接成果就是产生民族志报告，但是人类学家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记录和描述自己所研究社区的文化现象，还要在民族志报告中用背景构架来解释这些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人类学家在解释某一独特群体的行为时，往往会把该行为与更广阔的背景联系起来，如马林诺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研究“库拉”交换制度时，把它与社会制度、巫术仪式、风俗信仰联系起来考察。

三、跨文化比较法

跨文化比较研究是人类学方法论的重心。跨文化比较研究，也称交叉文化研究、泛文化研究或比较文化研究等，指的是从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志报告中抽样，把抽样的资料作统计分析，藉以说明或验证假说，探究人类行为的共同性及文化差异性，并从中发现某种规律或通则。

从进化论开始，人类学者以手头的民族学资料，广泛地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说明和发展他们的理论。1871年摩尔根的《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是第一部用比较方法研究亲属制度的专著。他不仅对易洛魁人、塞内卡人有关的习俗、宗教、政府、物质文化以及不同的亲属制度有所了解，而且旅行至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密苏里等州，北抵哈孙海湾，对70多个部落群体作了具体研究。

第二位学者是泰勒，他是首先试图建立起社会文化进化理论的方法论的。他于1889年在一篇题为《研究社会制度的一种方法》里边，应用统计方法就已经收集到世界350个不同群体的资料，以其文化特质作为统计分析的变项去观察其重复出现的、可以决定社会制度里边的某些关系如亲属关系和婚姻模式来说明文化进化遵循着由母系向父系发展重建各该群体社会行为的趋向。

美国历史特殊论派博厄斯发表了被称为连续性区域跨文化比较，即对北美印第安群体连续性区域内进行神话学的比较研究之后指出早期进化论倡导者的文化比较研究有三个缺点：1．文化类似或相同的程度与意义，不易评量；2．只从旅行游记或传教士的报告中抽出背景不同、首尾不贯的许多事来填入自己的计划系统内，不免有错误的危险；3．若欲充分明了文化的特征，不能不注意熟考其实在的背景。

功能学派兴起后，尽管学者们仍喜欢用生物学的观念去看待文化现象，但是他们在强调田野工作重要性的同时重视比较方法在研究社会制度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是可取的。布朗认为，比较的方法是惟一使我们可以找出人类社会的一般、根本性特质的归纳法。布朗在其所著《社会人类学方法》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比较法，他甚至把社会人类学称之为比较社会学。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比较方法有新、旧之分。旧的比较方法就是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表面相似的现象排列在一起，以为这就是比较方法的应用；而且旧的比较方法从不同的文化中抽取孤立的元素来进行比较，充其量只能提出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新的比较方法的重点是比较各种文化、各种社会现象的差异点。它的比较包括两方面，即“共时性的比较和历时性的比较”。前者是研究特定时期的文化的本质与功能，后者研究文化变迁的规律性。而且新的比较方法应就各个文化体系的全部来作比较。他说这种方法可以这样定义，即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证实，一个具体现象或事件只是一般规律的例证，在研究一堆现象时我们的目的是发现存在于那群现象中的普遍规律。因此，布朗在田野工作中侧重社会制度的系统性观察；从亲属制度与婚姻法则的知识入手；对社会制度本身，由比较建立分类，由分析去了解内容。

在解答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人类学家们又把比较研究法拓展到国民性的探讨上来。他们在分析每一个社会、每一种文化的人格特征及其特定民族的文化、制度、思想方式等的影响时，着力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人格和社会的心理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和米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兹以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加以分析。《菊与刀》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专著。二战期间，本尼迪克特服务于美国政府的战时情报机关，主持对日、德等国民性的“遥远文化研究”，美军当局要求她运用人类学思想方法去处理现代社会问题。当年她只能采取文件和访问的方式，用文学、电影大众传播甚或与战俘或被驱逐者等交谈的方式对日本民族性作出全

面的考察和分析。她正是运用跨文化比较法站在美国的立场去观察对比、理解日本人，通过对不同背景的逻辑分析来确定其文化模式。1940-1950年间，在探求人类文化之所以变异的理论研究上，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学者们，针对功能学派经常以分析一个社会的功能论推展到全人类的社会这一缺失，起而提倡把人类学的理论用统计的方式求之于许多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况，发展跨文化比较研究，更有效地运用统计分析试图取得更具科学性的说服力。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美国人类学家默多克。他深信跨文化比较法对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终生致力于发现、研究和比较世界文明的成长信息。他从1930年起从事跨文化比较研究，并于是1937年在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成立了一个跨文化研究机构，在人类学家默多克的领导下，先后收集了800多个不同时期人类社会有关地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民族志资料，根据不同的内容和地

区，进行项目分类，并制成档案，于1949年建立了¡°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人类学区域档案库，实际上是世界民族志的资料中心。默多克认为，尽管多种文化互不相同，但存在一些相同的发展模式，从世界许许多多的¡°样本民族¡±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中通过比较分析，从中可发现不同族体从简单到复杂的文化特质，而族体之间的变迁则朝着一定的方向进化。默多克《世界文化大纲》就世界6大地区（非洲、环地中海、东亚、太平洋岛屿、北美和南美）的群体分人类为88类617小类的文化资料输入了由电脑控制的HRAF 系统之中。截止1994年，HRAF共存储约4.5百万张微缩胶片，预计今后每年递增2500张胶片。现在一个计算机终端便有一千多个社会的人类学资料可用，从而使大规模的统计比较成为现实。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取得所需的专题资料以便进行统计和比较分析，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是借助于这一档案库储存的资料完成。如默多克本人利用该档案资料对亲属制度的研究，比特丽斯²怀廷利用该档案资

料对巫术的研究。默多克是现代研究亲属称谓制度的先驱。其名著《社会结构》（1949）就是运用上述档案资料对250个社会群体的家庭和亲属组织进行量化分析写成的。他提出夏威夷式、爱斯基摩式、易洛魁式、奥马哈式、克劳式、苏丹式等6种亲属称谓图式已为众多的研究者采用。美国女人类学家比特丽斯¡¤惠廷认为，在一个社会里假如法律或权威对行为制裁的力量较强，则巫术出现的可能性较小，反之，如行为规范或制裁的力量不强，则巫术出现的可能性就大，因为巫术的存在实际上也是使人不敢超越行为规范的一种方式。1950年，她用50个社会的民族志材料来证明其假说。结果发现，符合她上述假说的社会占了总数的84%。她的研究表明，在一个无集权的社会中，巫术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现在¡°人类关系区域档案¡±是人类学家进行大规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一个巨大的资料库，同时也为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所利用。如社会

对于¡°人类关系区域档案¡±的方法，优点是为文化人类学的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发展打下了基础，缺点是社会现象太复杂，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太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多年实践，研究者利用 HRAF档案库应十分重视与原型不一致的文化社会标本的文化特质的特殊背景所塑造的行为模式，否则，就很可能曲解具体文化的社会含义。比如考古学资料已经证明，过去人们认为采集狩猎的生活特点主要是平均主义的、流动性的和小规模的，但现在我们从澳大利亚、亚非等地农业集群的史前生活了解到，当时人们过着大规模的、半固定的生活方式，有基本的等级制度，一部人支配其他劳动、产品再分配和扩张居住地。至于狩猎社会的复杂性，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丘马什人中得到颇为充分的发展。这个社会包含了绘制本民族群体杰出的从事工艺美术的人员。换言之，利用这批资料进行跨文化比较时，要特别注意某一文化特质的时代属性，同一社会性质，即处在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族体才能展开比较。如果掌握的资料不能令人满意时或者案例不多的情况下就不宜勉强进行。

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处在同一历史阶段的族体与世界范围内其他族体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和做法，因而有些人类学家认为这是唯一能够找出人类社会一般性根本特质的归纳法。对于 HRAF的方法，优点是为人类学的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发展打下了基础，但这种方法存在着两大缺点：一是用于比较的资料，并非来自人类学者自己的田野工作，调查资料的品质问题便是一个受到质疑的问题；二是默多克重蹈了古典人类学将各要素与社会整体分离并忽视要素间的脉络关系。因此，默多克的统计学的跨文化研究法虽然看起来气势宏大，但始终没有发展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因为社会现象太复杂了，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太多。在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时必须注意三点：一是比较时要注意时代性，即同

一社会性质或同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群体，才可以进行比较；二是如果所掌握的资料不宜或不能进行比较，则不可勉强从事；三是比较中的参照系应当具备“全局性”，切入点还得是以深入的个案研究为基础，若仅以一个简单的事例概括人类群体的某一行为具有普遍性，或某一时段的东西视为适合过去、现在与未来，将是非科学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志资料丰富多彩，成文的史料方志之类数以千计，与上引HRAF档案库不同的倒是未经精心整理分散于各省、市、自治区研究与教学单位而已。以亲属制度为例，距今 20年前有位名为李松生的学者研究鄂温克式亲属制与摩尔根列举的类型不同，可以设想，如果我国从事原始社会史的民族学家与民族语言学家通力合作，按专题注意收集、分类资料，深入比较研究，我们深信他们能够创建出的亲属称谓图式也许在摩尔根和默多克之上。

四、主客位研究法

这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人类学领域中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派克将语言学中的音素（phonemic）分析法和语音（phonetic）分析法引入人类学领域，产生了主位

（emic）和客位（etic）研究方法。主位指被调查者自己对本事物的看法、分类和解释；客位指调查者等外来人员对该事物的看法、分类和解释。也有人将主位研究法称为“自观研究法”，即站在被调查对象的角度，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解释他们的文化；客位研究法也称为“他观研究法”，即站在局外立场，用调查者所持的一般观点去解释所看到的文化。

对同一事物，两者看法可能截然不同。如印度南部喀拉拉帮一个部落的牛群，雄性死亡率总是高于雌性。当地人认为“公牛生来体弱 ”，调查者发现是因为公牛出生不久，即不许停留在母牛旁吃奶所致，实际上成为当地在不许杀牛禁忌下淘汰雄性保证雌性存活率

五、文化残存法

停留于现存文化中的那些旧的文化现象，在人类学上称为survival。这一专称在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如遗俗、遗留、残余、长存、残存、历史遗留物、文化历史残余等，我们称之为“文化残存”。

Survival是借自生物学的术语，是泰勒于1887年把它应用于人类社会文化的研究上。泰勒认为，残存是“仪式、习俗、观点等等，它们被习惯势力从它们所属的社会阶段带入到一新的阶段，于是成为这个新文化由之进化而来的较古老文化的证据。”这样，通过分析研究这些残存物，就可以追溯发展的历史。举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来说明，摩尔根生活在印第易洛魁人中间，发现他们的亲属制度同他们的实际家庭关系相矛盾。他用表格询问法对包括中国、日本、印度、西伯利亚、外蒙古、澳洲、非洲、美洲、太平洋群岛等地作了广泛的调查了解，发现了亲属称谓制度与婚姻家庭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规律性的关系，即构成了亲属制度的称谓是家庭形态的记录，而且

六、PRA调查方法（参见李小云编：《参与式发展概论：理论²方法²工具》，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周大鸣编：《人类学导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2-72页。）

（一）概述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是一套快速收集村庄资源状况、发展现状、农户意愿，并评估其发展途径的田野调查工具。参与式农村评估这个名词是在1985年的可肯国际会议上以快速评估的7种形式之一而出现的。它的宗旨是要通过外来者的协调作用，鼓励唤醒当地社会的参与意识，把发言权、分析权、决策权交给当地人，促使他们加深对自身、社区及环境条件的理解，与发展工作者一道制定出合适的行动计划并付诸于实施。PRA的应用起始于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学者1988年分别在肯尼亚和印度的农村实践工作。其后，印度的许多政府和非政府人员都开始接受PRA的有关培训。同时，国际间的相互学习和传播对于PRA的普及与发展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坐落在伦敦的环境.替代问卷调查

罗伯特²詹伯斯曾在其论著《关注谁的现实？》（1996）中，详细论述过PRA方法较问卷调查的优越性。他通过许多发展学者的实践说明PRA在深入分析、鉴别社会经济差异、监测与评价甚至统计等方面都具有问卷调查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以上所列的领域只是目前发展学者正在实践和应用的范围，相信一定还有许多工作未被包括进来。PRA的方法也一定会在更多的领域被不断探索和应用。

（四）PRA工具

对于初来乍到的调查者或是调查时间极为有限的调查者，使用 PRA工具能够快速掌握传统调查方法往往需要十多天才能掌握的信息，而且提供合适的机会，介绍自己以及自己调查的主题，获得当地人的理解。

目前PRA工具大致可以分为以下8大类：

访谈类：具体包括半结构访谈中的个体访谈、主要知情人访谈、小组访谈、焦点小组访谈、非正式的对话访谈、提纲式访谈、标准

化的自由式回答和封闭式的定量化访谈。

分析类：主要包括优劣势—风险分析法（SWOT—斯沃特矩阵分析法）和问题分析法（问题树/析因分析）。

排序类：主要包括简单排序、矩阵排序、富裕程度排序等。

展示类：主要包括展示板、壁画/墙画、法兰绒板、断续张贴画、社区编导的静态影像资料、社区编录的录音磁带、社区编导的录像资料。

记录类：主要包括农民记录本、农民记账本、农户每日活动图和二手资料收集。

图示类：主要包括剖面图、历史演变图、季节历、机构关系图和活动图。

会议类：包括召开农民大会和小组会议和集思广益法。

角色扮演与直接观察

第二章田野工作方法第一节田野工作的历史第二节调查方法的学习第三节田野工作的特点第三节田野工作的类型第四节田野工作的方法第五节田野调查技术

第四节田野工作的类型

一、主位与客位

二、宏观和微观

这是从调查的视野范围上划分出来的两种方法。宏观和微观是相对而言的。一般说来，比较大的区域性调查或跨区域调查都是宏观调查，如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彝族地区、傣族地区，怒江、澜沧江走廊地区，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等。日本民族学界常提的“稻作文化

圈”、“照叶林文化”也属这一类型。微观调查，又称微型调查，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进行的调查。微是指深入到生活实际，而不是泛泛地一般化的叙述，要做到有地点、有时间、有人、有行为。这样的微型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通过比较不同“型”，就能逐渐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一般以村镇为单位的社区调查，属于微型调查。《江村经济》、《云南三村》、《盘村瑶族》都是微型调查基础上写出来的著作。说得通俗一点，宏观调查是指“面”，微观调查是指“点”。只有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对地方文化的本质有深刻的理解。

三、社区和个案

在微观范围内的调查，社区和个案是人类学的两种典型的调查方法。社区调查是社会学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实地调查。但社区调查不是社会学的专利，社区调查方法是从人类学对原始民族调查研究中产生的。社区是人类学调查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单位。吴文藻先生

在实际的调查中，社区多是微型的，在其范围内容易进行直接观察。人类学是以群体为研究目标，社区调查被重视是理所当然，但这并不排斥个案调查法。个案法源自心理学，指搜集关于某人的家庭情况及社会地位、教育影响、职业经历、事业成就、健康条件等历史资料，加以分析，从中探究其心理特性的形成与发展。人类学

借用这种方法进行文化个案研究。个案法虽然以个体为调查对象，但其目的在于通过个体去发现整体，通过个案的调查，探求一个

社区群体文化的构成。正因为如此，个案被界说为“一个整体”。个案调查是社区调查的一个重要侧面。

四、定性和定量

定性（qualitative analysis）和定量（quantitative analysis）出自化学。定性分析的功能在于鉴定物质中含有哪些元素、离子或功能团等，但不能确定其含量。定量分析的功能是专门测定物质中各种成分的含量。在人类学中，定性调查研究在于确定性质，定量调查研究在

于确定数量。在以往的人类学调查中，定性和定量调查揉杂在一起，而定性的方法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调查实例分析出本质特征，是我们过去调查研究中典型的方法。在人文学科研究中，量化十分困难，定性是十分重要的。重定性轻定量是人类学研究具有传统性的倾向。这固然与与方法论的制约有关，但科学技术手段不足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定量调查是新技术带来的趋向，当代人类学已开始注重定量分析，主要表现在把统计学广泛用于调查研究中，运用到建立假设和资料分析的全过程。

五、专题和综合专题调查，就是选择某一方面具体的内容，进行深入的、全面或比较的调查研究。专题调查要求以深入细致去弥补以往调查资料的不足，要求调查者深入到更多的实地，进入前人没有涉足的现场，获取属于自己的第一手资料，还要求调查者具有创新意识、开拓精神，探寻那些前人没有发现或随时代变化出现的课题。

第五节田野调查技术

人类学田野工作包括两含义。从广义上讲，它是一种方法论（methodology）;从狭义上讲，它是一种具体的方法（method）。美国社会学家贝利认为，方法论与方法不同，后者是指研究的技术或收集资料的工具，前者是指研究过程的哲学。它包括作为研究理论基础的各种假说和价值，以及研究者用以解释资料和得出研究结论的准绳或标准。（袁亚愚、徐晓禾编译 1976：9）人类学在长期的田野工作实践中，形成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以下所列的是最常用的调查方法。

一、参与观察

科学的田野工作是以参与观察作为重要标志。参与观察指研究者生活于研究对象中间，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密切交往来了解调查对象的文化形貌及其内部深层次的理由。为达到真正的参与观察，研究者要与研究对象同生活、同劳作，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仪式，走访他们的家庭。透过参与观察，研究者得以观察研究者对象是否“言为心声”。、想法与处理状况，之后再审视那些相关资料并归纳出一些形式。作为人类学调查者，学会在不是太理想的情况下快速谨慎地记录下某些重点事件、情节和人物是非常重要且有用的。当然，调查者可以使用摄像、摄影设备和录音机等作为调查辅助手段。但不同的社会特性也会引发一些困难，因为不是每个民族的成员都能够或愿意接受拍照、摄像或录音的，有些人甚至对用笔在笔记本上记录他的话都会产生紧张或敏感。所以在不同背景下选择最适当的方式来精确记录人们的陈述与行为是调查者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这些记录技巧我们会在第六章“田野资料与整理” 做更为详细的讨论。

二、个别访谈

人类学调查强调“直接”性，即深入实地，面对面地接触调查对象。个别访谈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一个主要方法。访谈的对象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内容既可以围绕访谈对象自身的情况，也可以了解其他问题。访谈的对象一般有选择，或者有阅历，或者是知情人，或

三、调查座谈会

开调查座谈会这是国内最常用的一种调查方法。它是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个别访谈的一个变异形式。开调查会应当争取当地主管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开调查会前，应例行听取当地主管部门领导的介绍，一是熟悉当地情况，二是取得地方领导的支持。调查会有多个层次，如到一个县，首先可在县城召开有关工作人员的座谈会。这类调查会可开得正规些。然后再到区乡村开不同背景人员的调查会。基层调查会到会的人不宜多，一次有四五个人就可以了。调查者要善于引导与会者，把话题集中在所调查的问题上，但要注意打断或制止任何一个发言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每开一次调查会，都要做详细记录，会后及时整理。

四、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法本是社会学调查研究中为观察研究而采用的一种由调查对象填写表格的方法，主要用于抽样调查。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

认为，人类学家在运用问卷调查时，所采用的方法与社会学家是不同的。他说，人类学家通常不借助于预先制定好的调查表作为收集材料的主要方法，偶尔使用也是把它作为补充方法来说明用别的方法取得的资料。在多数情况下，人类学者并不采用填写问卷表的办法，而是拟好提纲，由调查者直接向调查对象进行口头提问。问卷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被调查者对某一问题关心的程度、态度及心理状态。

问卷设计

问卷调查利用主要由封闭式问题组成的正式的结构式问卷收集样本的信息。问卷调查表是由一系列与研究目标有关的问题组成的问卷，用来研究事物特征的测量工具。规范调查表的内容包括：封面信、问题、答案、编码和填表说明几个主要部分。用调查表收集资料的方式可以是面对面的访谈、电话访谈和通过邮寄的信访，填写答案的人可是调查者，也可以是被调查者。但需注意的是，调查方

五、谱系调查谱系又称系谱或谱牒（Gennealogy or Family Trees），一般指记述一个家族或氏族世系的重要史料。谱系分析指对调查对象的家谱、族谱和亲属制度的调查分析，对于调查家庭制度、婚姻制度以及民族迁徙等都有价值，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司马迁作史记传一百三十，很多资料“取之谱牒”。谱牒法最早由传播论学派英籍人类学里弗斯（W.H.R.Rivers）首创。自里弗斯1900年写出《搜集社会与生命统计的谱牒法》专论后，一直受到人类学界的高度重视。1951年，由许多著名人类学家合编的《人类学调查手册》第六版第二部分社会人类学方法论方面，特别提到运用谱系法搜集资料的问题。里弗斯被誉为人类学界第一位结构人口统计学者。那么里弗斯是如何使用谱系法研究人口结构的呢？我们以他所研究的印度托达人为例，看看他是如何使用谱系法去解答托达人人口结构中的组成六、定点跟踪调查

由于参与观察要求有一定跨度的时间，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充足的时间，因而就有人采用定点跟踪的办法，有人称这种方法为“历史追踪法”，即指在某一社区建立固定调查点，对于一个群体进行有间隔性的长期持续不断的观察，以研究这一群体在总体上或局部上发生的演变，从中发现历史演变的特点、原因和规律。如我国老一

辈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五访江村”；林耀华先生“三上凉山”，即是以定点跟踪来探索社区的变迁。作为一个研究者或研究单位，应该建立一两个固定的社区调查点，每隔一两年下去调查一次，经过多年积累之后，再作比较分析。

七、文献文物收集法

（一）少数民族文献（参看包和平等：《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

什么是少数民族文献？少数民族文献是记录有关少数民族在不同时期、不同学科、不同地域，以不同方式进行社会实践的知识和经验总结的所有载体。

从狭义观点上看，凡是涉及到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风情、教育、宗教等方面的知识载体，都属于少数民族文献。从广义观点上看，凡是论述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史志、风情、医药、教育、科技、人物、宗教等方面的知识载体，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都属于少数民族文献的范畴。国外所存的少数民族文献很多，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泰国、越南等许多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着许多通过不正途径流失出去的珍贵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而这些

八、概率抽样

人类学家要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就存在一个如何选择对象的问题。如果能够观察和访谈整个研究母体（指纳研究的所有研究对象）当然是最好不过了。然而，一旦母体庞大，结构复杂，想要逐个逐个地进行观察和访谈似乎没有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于是，为了避免资料的收集过程和结果不具有代表性，人类学家一般都会运用概率抽样（probability sampling）的方法来选择自己的研究样本或对象。这种方法指从一个研究母体中科学地筛选出一部分样本，将这部分样本视为整个研究母体的缩影。概率抽样可以分为三种形式：随机抽样（random sampling）、分层抽样（stratified Sampling）和主观抽样（judgement sampling）。

（一）随机抽样

随机抽样，是指出整个母体中抽取一群有意义数量的人作为研究对象，母体中所有成员被选中的机会均等，而且筛选的过程应尽可

能地随意且无任何偏颇。这种随机取样法最适合用于同质性较高、分布范围较广的母体。社会学家研究中使用这种方法最多，也最普遍。

（二）分层抽样

分类抽样是先进行一个粗略的普查，根据调查的问题进行人口分类，确定每一类人口在调查中所需的比例，然后再按比例进行随机抽样。当一个母体内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小团体时，研究者可希望能够分别收集到每个小团体的资料，此时，他便应运用分层抽样法。如研究一个村落中农村人口及其经济和社会状况时，可将村民分为干部、教师、外出打工者、包工头、运输专业户、个体企业家、养殖和种植专业户、工匠、商人和一般从事农田耕作的农民等若干类进行取样研究。又如要了解我国藏族的社会现状时，既要了解牧区的藏民，也要了解农区和半农半牧区藏民的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总体结论。至于样本数量的多少，一般来说在时间、资金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是越多越好，但至少样本的比例不应少于所调查地区人口总比的5%，样品数不少于30个。

（三）主观抽样

在一些特定的研究计划中，像试图以口述资料重建某个民族的历史，或专门的宗教世家和宗教专家的研究等，就可运用主观抽样。因为它并非与研究母体中每个人或随机抽样得来的对象有直接关系，即这些都是专门家的事，非一般常人所能叙述或能叙述得清楚，需要与这些专家进行深入细致的长谈以获取资料。这此资料提供者的筛选是以对该研究而言相当重要的某些准则为依据的，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社会经验或阅历、可信赖程度、身份、社会地位以及在某地居住时间的长短等。在人类学研究中，主观抽样方法运用得很多，而且许多有血有肉的民族志材料就是通过主观抽样，与被调查者进行长时间的专访得来的。

第三节预料困难

人类学者顺利地进入田野调查点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顺利地展开调查活动了。许多客观的自身的问题仍然会随时困扰着人类学者。这些问题包括吃什么、语言交流的困难、地方疾病流行、如何适应生活习惯的改变等。

一、生存问题

人类学者前往的调查点有的险路连绵、瘴疠流行；有的匪贼出没、战事不断。人类学者因此会陷入危险境地。如费孝通与妻子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做调查时，费孝通受伤，王同惠则不幸遇难。即便是在都市社区从事田野调查，有时也存在危险。如凯泽对维斯— 雷人的调查中，他预见在该黑人社区中有被抢劫、伏击的可能，因而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才得以幸免。

凯泽写道：“我住在一幢公寓里，这座公寓虽然昏暗，但有冷热自来水、洗澡间、炉灶和电冰箱。然而，如果按我的标准，还是有

些差别。最大的一点就是经常有被抢劫、伏击的可能。哥拉斯在选择公寓的时候有所防备，选择了一座进口和门道光线较好的房屋。我放了一支四五手枪和几根棍子在公寓里。哥拉斯经常在我们离开之前放下一把柴火在门的侧柱上，使他可以判断我们在外时，是否有人强行开了门，在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藏在公寓里。晚上，他放一些木板和空盒子在窗子和门的前面，如果有人要闯进来，就会发出很大的响声，我们就醒来了。这是些有脑筋的人采取的防备措施。经证明，这些措施使我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麻烦和伤害。一天清早，一个男人从窗户强行闯入我的公寓。他踢翻了我们放的木板，把我吵醒了。我拿着四二手枪严阵以待（那天晚上，哥拉斯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拿走了四五手枪）。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转过身从窗子出去了。”

显然，凯泽在调查时面临的问题并非是恶劣的生活条件，而是身处异境时的安全问题。有时，研究者会因为不了解异文化的处事规

则，而完全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威胁。凯泽刚开始对维斯—雷德人调查时，遇到一个自称是罗马圣教徒的男青年来到维斯—雷德人社区挑衅。当男青年愤然离开时，其他维斯—雷德人也随之纷纷离开，凯泽只身一人站在大街上浑然不知可能发生的生命危险。再如我同学在西藏三岩被暴打的经历。

二、生活问题

人类学者从生活、工作环境比较优越的现代社会进入自然条件、生活环境较差的边远地区，食物短缺、卫生条件差等问题时刻考验着他们的精力和体力。有时，人类学者虽然可以携带一些食物到调查点，但这又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人类学家查格农在南美的雅诺玛莫进行田野调查时这样描述道：“一天吃三餐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解决的办法是一天一餐，用一两个容器来做饭„„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吃饭也是一个大问题。对雅诺玛莫人而言，分享食物是表示友好的重要方式。‘我肚子饿了’几乎成了见面打招呼的方式。我带的食物不可能供应全村人的需要，可是他们好像并不能了解这点。他们所知道的只是我不愿意跟大家分享食物。”

当然，大部分的田野调查都不会身处食物严重匮乏的困境之中。但饮食习惯差异却是调查者经常会遇见的问题。如博厄斯首次调查爱斯基摩人时，有一次被冰雪困在一个小岛几乎冻死，第一次吃爱斯基摩人的饭后大量呕吐。此外，人类学者还可能会遭遇当地恶劣的卫生条件所导致的健康问题，这时就需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来降低地方疾病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人类学家黄淑娉1979年带领她的研究生到当时仍很少有外人进入的云南西双版纳游耕山区腹地，当地向导身佩猎枪，以防野兽，穿越密林时曾用长刀砍路，可见行路艰辛。他们在山里吃过蚂蚁卵、蝌蚪、山间溪水中的小螃蟹、攀缘藤植物、野菜和老鼠干，因为是煮食，所以并无太大问题。

人类学者在一个异文化的环境下做调查时，除了生存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之外，其身体、心理和情绪上也会出现种种不适应的现象。这种不适应通常表现为孤独、压抑、逃避、焦虑等，尤其是单独一个人在异地调查时更是如此。人类学把这种为了适应不同的文化而导致的精神压力称为“文化震憾”。

这种在异文化调查时产生的种种焦虑和困扰“症状”会因调查者适应能力的差异有所不同，并随着调查者对研究对象的深入了解而逐步减轻。但是从田野调查的初始阶段，调查者就需要有意识地克服孤独、压抑、生活乏味等心理障碍，否则，调查者很难完全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之中。

三、文化禁忌

不同社会的文化禁忌有时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人类学观察者的活动。如某些仪式活动禁止外来者旁观或参加；禁止妇女在场的情况下谈论某些话题。这种文化禁忌会对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产生难以估计的负面影响。如墨菲和他妻子在蒙德鲁库人的田野研究中发现当地

人对于死者的名字的禁忌，以及对收集当地人的家谱和整个村落的世系群工作的消极影响。当地一男子激怒地对墨菲说：“你以为我们就像你们白人那样信口开河谈论死者的名字吗？”而且墨菲夫妇在田野工作不久就发现由于蒙德鲁库人两性间的划分非常严格，以至于墨菲只能在男人中开展调查，而他妻子则在妇女中进行调查。再如查格侬在南美雅诺玛莫印第安人中调查时，他花了数月的时间来收集了解当地人的姓氏宗谱。刚开始，他只发现当地人若称呼活人的姓名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对死者地姓名也有着严格的禁忌，但是他后来才知道当地人所提供的全部姓氏宗谱都是假的，他的全部努力几乎白费，只得从头做起。因此，作为一个外来的人类学调查者，应该了解并尊重研究对象的文化习俗和规定。即便是研究主题涉及这方面内容，调查者也应谨慎从事。

第六章田野中的访谈与询问第一节访谈的现代学术见解第二节人类学访谈类型第三节访谈中的技巧第四节问卷调查

个重要方式，就是受主观民族志理论指导的个人访谈艺术——DRS（Developmental Research Sequence）方法。

DRS是一个受主观民族志理论指导的访谈方法。第二节人类学访谈类型

由于社会规则与现实行为存在着差异，调查者通过访谈了解当地人的观念和想法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而且，很多发生过或不便参与的事件也是观察法所无法获知的。因此，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中除了通过观察获取民族志资料外，也常用访谈法。

访谈就是通过向研究对象提问或与之交谈的方式来获取资料。人类学中通常把访谈对象称为报道人。所谓报道人是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结识的能帮他们了解当地文化的当地人。尽管理论上研究对象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报道人，但实际上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田野工作中的关键报道人。关键报道人是人类学者研究文化的某方面专家，他能够帮助人类学者深入了解并学习当地的文化。通常的则是针对某个报道人进行全面深入的采访。人类学访谈可以分为正式访谈和非正式访谈两大类。其中正式访谈又分为结构性访谈、半结构性访谈和个人深度访谈。

一、非正式访谈

是指人类学者通过非正式谈话和闲聊获取信息和资料的方式。这种访谈是一般性的谈话和问答，即不规定访谈的问题，也未限定回答方式，更不拘泥访谈地点的谈话。让被访问者的语言随着自己的思路发展，不受任何约束。此种访谈的优点是被访者所谈的都是他们认为重要的材料，缺点是这些谈话并非答复标准化的问题，难以将各种回答进行比较和评价。

二、正式访谈

与非正式访谈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不同，正式访谈通常是在人类学者的筹划和设计下，系统地、有针对性地通过访问收集信息与资料。正式访谈通常包括以下几种：

（一）结构性访谈

结构性访谈是指人类学者根据研究主题事先设计好具体问题，系统地访谈研究对象。人类学者可以针对某一感兴趣问题采用结构性访谈方式采访所有的研究对象，从而评价所获资料的有效性。人类学者在设定结构性访谈的问题时，需要听取报道人的意见。

（二）半结构性访谈

半结构性访谈是指在一次访谈中同时容纳要求报道人回答的封闭式问题和允许报道人自由阐述的开放性问题。半结构性访谈同时具备了非结构性和结构性访谈的部分特点，从而可以使研究者获得预期答案的同时得到报道人看待问题的视角。

除了以上分类外，根据访谈的对象，访谈还可分为与个人进行的访谈和与小组进行的访谈。如个体访谈、主要报道人访谈、小组访谈、焦点小组访谈或讨论。个体访谈是以访谈目标群体中的一个样本来获取代表性的信息；主要报道人访谈的目的是获取特定的知识

和信息，一般来说，主要报道人是那些了解与调查主题相关的知识的人；小组访谈则是访谈一群人来了解社区的情况；焦点小组访谈或讨论的目的在于详细讨论一个特定的题目。第三节访谈中的技巧

以上的访谈形式在实际应用中会重叠和混合，然而不管是何种形式的访谈，在访谈中需要依靠一些个人技巧，调查者都要注意遵守以下的经验原则：

（1）应该让报道人明白你的来意，并征得他的同意。

（2）访谈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计划，同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3）访谈问题应该简单而准确，使报道人容易理解和回答。

（4）访谈问题可以先简后难，从简单的描述性问题入手，然后深入到解释性问题。

（5）访谈中尽可能鼓励并使用报道人自己的概念、术语或分类。

（7）在访谈中少说多倾听。

（8）注意访谈时间，一次访谈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容易导致报道人产生厌倦情绪。

（9）访谈中语言、表情和态度都应处处表示出对报道人的尊重和关注，同时，注意访谈场合，尊重和遵守某些文化禁忌。

（10）若在访问时间采取了某种记录方式，访问结束后应立即把这种记录方式无法记录的要点全部写下来（如录音机无法记录资料提供者具有特殊意义的面部表情）。若在访问时没有记录，应在访问结束后尽快记录，不要拖延。访谈笔记上要注明访谈的日期、时间、地点，受访者的身份，访谈场景，并编上页码。第七章资料与整理第一节田野资料的类型第二节田野资料的记录第三节田野资料的核实第四节田野笔记的组织第五节田野成果的形式第六节资料整理的原则

第一节田野资料的类型

无论是观察或访谈，田野资料的记录是其中一个关键环节。这些记录便是日后人类学研究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工作中取得的田野资料可分成田野笔记、田野日记两大类。

一、田野笔记

田野笔记（field notes）是指在访谈过程中或参与观察中当场记录下来或及时补充完善的资料，偏重当地人的观点。田野笔记可以为日后撰写调查报告时提供每日的经验、实际状况及问题等资料。在田野调查中通常会有以下几种典型的田野资料类型：

（一）访谈记录

对报道人的访谈、交谈所做的笔记或录音。有时报道人的印象和现场场景的描述也记录其中，同时还包括录音/记录的时间、地点、内容以及访谈对象基本情况的详细记录。

（二）观察记录

不仅包括人及其行为过程的观察记录，还包括关于实物的测绘记录，即对有关现场或物体的实地测量，或者建筑、工具、日用品的简图或描图。

（三）拍摄记录

“一张相片抵上一千字。”早期人类学家已知尽量使用照相。对于记录生态、生产生活、工具制造和使用等，相机的效果绝非文字记录所比拟。现在除了照相机外，又有了摄像机，以拍摄宗教仪式、节庆活动、舞蹈和游戏等活动场面。

在田野现场，通过摄像、摄影等手段收集到的第一手影像资料，是田野调查资料中不可缺少的图像资料来源。现在照相多用幻灯片，既便于向公众展示调查成果；又可以直接制版，作为报告或书籍的插图。

照相及录像都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中国有的少数民族认为，照相会摄去灵魂，因此拒绝照相。如果未经对方同意擅自拍照，可能会引发不愉快的事件。

摄像的地点、时间、被拍摄对象的基本情况等应有详细的记录。

（四）音响记录

报道人的重要谈话，老人讲述的故事，歌手的唱歌或对歌，巫师的念咒或祷祝等，均应录音，以保证材料的完整、准确，并有利于长期保存。

人类学者在做田野笔记时需要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1.细致、忠于原则。即田野记录尽可能事无巨细地用报道人的概念、术语、分类方式记录，便于今后的研究分析。

2.快速、准确原则。尽可能在现场完全记录报道人所叙述的内容。实在记录不下时，力求使用准确反映报道人观点的关键词或借助录音、录像等手段。

3.知情同意原则。录音、录像的目的，以及今后如何使用录音、录像等记录手段需取得报道人或当事人的同意。

4.及时记录原则。对于田野资料，即使生病或有其他事故，当天

获知的事实也应当天整理完毕，应该使记录每天的田野笔记成为日常工作之一。

5.核对原则。田野记录资料需要反复进行前后对照和核实。

二、田野日记

田野日记（field diary）是记录田野工作期间研究者自己的个人经历、想法、恐惧、迷惑、突破，以及在田野工作中的问题等内容。它主要是对记录者在田野现场的看法、立场或心情进行描述。这些较为主观和感性的记录，日后可以直接转化成游记或文学作品。同时，田野日记这种田野工作的内省性记录也可以促使研究者认真考虑个人偏见和感受及其对研究的影响。马凌诺斯基的田野日记，在他去世后由他夫人发现并出版。他在日记中清楚地记录了作为一个欧洲人，他在特洛布里恩德德岛上生活期间遭受的个人心理困扰和对于当地土著的厌恶之情。人们通常认为，田野笔记是公开的、客观的资料，田野日记则是私人的、主观的资料。然而，不论

第六节资料整理的原则

一、取舍原则在做田野工作时，人类学者可能会将所有感兴趣的所见所闻如实记录下来，但在整理写作时，则要按照某个准则来重新选择材料。这个准则是研究者信奉的人类学理论和所采用的表达方式。如一个进化论者和一个功能主义者对于同样的田野资料取舍肯定是不同的。同样地，某些作品的表达习惯和要求也会影响田野资料的使用。一个论说式的民族志作品和小说体民族志作品在资料的选择和编排上往往相距甚远。因此，人类学田野工作者应该尽可能使用多种作品的形式使得田野资料能够物尽其用。

二、关系原则

田野资料整理中的关系原则是处理田野事实资料与理论叙述之间的关系的原则。人类学者可以通过田野研究资料来形成某种理论观

点，但他需要处理好事实和理论之间的关系。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的《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要求人类学者不能将事实和理论混杂，观察者如果要对自己的材料进行理论的建构，应在陈述事实后再进行。好的调查报告或民族志著作，都是这么做的，故具有长久的学术价值。如博厄斯和他的弟子们调查记录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夸富宴”习俗，马凌诺斯基调查记录美拉尼西亚的“库拉圈”贸易制度，尽管当代人类学家不再同意他们的解释，但今天只谈及这方面问题，仍得援引他们的报告和报道，因为其中充满了具体翔实的材料。而中华民族调查材料最大的缺点，即在于一切为了证明既定的理论框架，而忽视报道生动的事实。以上原则的意义在于即便民族志作品在理论上存在着偏颇，但其事实仍然可以被其他人类学研究者所引用。

三、妥善保存原则

民族志作品完成后，各种原始资料（如影视的、音响的、文字的）

以及实物标本，应当按科学方法存档，防止田野调查资料的流失，以备自己或他人日后查考或研究。田野调查所收集的成果记录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些原始资料会由于岁月流浙与人为因素而流失或损毁。这是从事田野调查研究者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如田野记录中的相片、底片、幻灯片或是影音资料的录像带、录音带等容易受自然气候和保存条件的限制，时间一久会有化学性的氧化、褪色和发霉；录像带、录音带亦会出现受潮、消磁等情形。因此，如何将这些珍贵的资料转换成耐久性的材质是田野研究者首先要关注的问题。比如，可以将这些资料转成数字存储格式保存。另外，在存档之前，对原有的调查资料应按一定的方法进行分类编号，存放卷宗或档案柜上要注明调查者、调查地点、调查日期及类别、内容等，并且要备存多份，防止人为丢失以及方便检索。存档的房屋要求能防火、防水、防虫及防止日光照射，保持恒温（16-24℃）及恒湿（40-50%）；在存放照相底片、录像带、录音

带的地方，需要较低的温度（17-20℃）及湿度（30-40%）。实物标本最好送博物馆保存，那里有技术专家和专门设施，利于搜集品的长期保存。

关于人类学各种调查资料的存档及保存方法，M.A.Kenworthyt 等人著的Preserving Field Records: Archival Techniques for Archaeologists and Anthropologists（《保存田野记录：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档案技术》，1985）一书中有详细的讨论，并介绍一些运用自然科学的新的保存手段，可参看。第九章民族志撰写第一节什么是民族志

第二节民族志撰写的多种形式第三节民族志著述的规范

第二节民族志撰写的多种形式

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在千百年的文献里，民族志的文章形式可谓千姿百态，内容可谓千奇百怪，很难进行分类。但是从作者的异地经历的参与深度和讲述心态来看，民族志的演进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

一、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有文字而又重文献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民族志。中国史籍中的“蛮夷”传（偏重纪实）、《山海经》中描写远方异族的文字（偏重想像）可归入此类。在西方追溯民族志的历史，希罗多德被推崇为最早的民族志作者。各个民族在文明的较早期对异族的描述多有想像的内容，不仅是中国的《山海经》描写异形人，西方早期关于异族的记录也有这类想像，如对无鼻种族的描述，对嘴小到要

用麦秆吸食的人种的描写。在中世纪，一些商人和朝觐者在东方旅行的见闻，如《马可²波罗行记》，是地理发现之前的民族志的代表。在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以后，大量出现的民族志才主要以无文字的原始部落为对象。探险家因为主要以地理发现为目标，与土著只有短暂的遭遇，又不懂当地语言，所以对土著的描述都很肤浅。其中一些探险活动与土著的联系受到后世人类学的关注，如库克船长在 1768—1779年对太平洋岛屿的探险。其中一些著述被后来的民族志学者所重视，如赫恩（1745—1792）提供的关于加拿大西北部奇帕维安印第安人的知识成为关于这个部落的最早的民族志知识。他描写了他的季节性活动、超自然信仰体系、对爱斯基摩人的抢掠行动。它触及异族的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算得上是此类民族志中的佼佼者了。这些都是利用路过异地异族的见闻撰写的民族志游记，再就是到土著地区居住的西方人所编写的民族志报告。一种情况是作为俘虏或者是作为意外后果而被迫在土著社会生活较长时间，后来

料价值的民族志，它们关于异族生活的记录相当准确、具体而生动。一种更常见的情况是传教士以多年生活为基础写的民族志。传教士长年累月与土著打交道，也逐渐学会了土著的语言，可以进行比较广侥幸跑回白人社会，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讲出来，写成有较好的资泛而深入的交流。但是他们的知识兴趣通常都很狭窄，他们的报告和记录主要围绕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方面，很少把笔触伸向当地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他们生活在当地，但是知识兴趣的褊狭使他们无意系统地表述当地社会生活。

在爱德华²泰勒撰写《原始文化》需要征引信息质量高的材料的时候，他应该感到了已有民族志记录的缺隐。所以他积极参与编撰《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1874年初版），主要为那些往来于英国殖民地的各种人士业余写作民族志报告提供调查和写作大纲，以便新兴的人类学知识群体能够有信息更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可用。这是

人类学从业余时代走向专业化时代的一个标志事件。这个指导性的手册后来不断得以修改，对于提高民族志的信息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人类学收编民族志、提升民族志，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还需要一个“文化英雄”。

第二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

先有民族志很久才有人类学。但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来撰写民族志，民族志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也就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的时代。西方国家是从1840年前后一个一个开始成立民族学会、民俗学会、人类学会的。这些群体都需要来自实地的资料，都有积极性介入被视为资料工作的民族志。人类学群体先是编撰调查手册（如英国的《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去影响他人调查并编写民族志的方式，后来就亲自披挂上阵。牛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乌瑞专门研究了英国人类学界指导实地调查的专用手册《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从1874年到1912年间四个版本的改进。第一版由泰勒等人执笔，其目的是指导旅行者对原始人进行准确的人类学

观察，提供信息供英国国内的人类学者进行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第二版的民族志部分的引言是由大英博物馆民族志部的里德撰写的，他在此提出了长期田野作业的命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对构成本书的主体的询问题目哪怕是给出浮泛的答案，也有必要长期持续地居住在土著人之中”。在这个期间，像支配英国人类学的泰勒这种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逐渐被自然科学训练出来的学者所取代，其代表人物是哈登、塞利格曼、里弗斯等人。在他们这些人负责的第四版的相关章节已经对田野作业的语言要求和一年周期的时间要求给出了明确的说法。1912年的第四版与以前不同的是，它更像是主要为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的观察者而非旅行者准备的。马凌诺斯基是带着这个手册去他的田野的。虽然他后来曾经把这个手册视为他的科学方法的反面教材，但是他身后被公开的日记证明他是一边做田野一边参考该手册的。

这个手册的新版本的系统指导以及马凌诺斯基的个人际遇《西

太平洋的航海者》成为民族志的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马凌诺斯基于1884年4月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兰的克拉科夫，在1902年进入大学读物理学和数学，并对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从基本的学科底子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受到现代科学专业训练的学子。1908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具体的专业领域是物理学和数学。他在1910年进入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作为一名研究生加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行列。此时的英国学术界大兴实地调查之风，其调查模式不外是在短时间里借助翻译询问土著中的知情人。1914 年，塞利格曼教授帮他弄到了一点资助，马雷特教授等人正好要到澳大利亚开会，安排他做会议秘书，他的旅费由澳大利亚政府掏。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起航。学术会议结束后，他开始去做实地调查，这时是1914年9月12日。由于世界大战的形势，他在当地属于敌国公民，所幸他的一位老师哈登把他推荐给了他的私人朋友汉特这位澳大利亚政府的高级官员。他写了许多信给有关人士为马凌诺斯基要经费，要通行证，在不利于马凌诺斯基的谣言兴起

时，为他说话。他在1914至1918年之间以澳大利亚为根据地，先后三次到新几内亚进行调查，三次调查花去了他两年半的时间。他第一次的调查靠翻译，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调查都是直接使用当地土著的语言。这段经历及所获资料构成他一系列著作的基础以及他 1920-1938年在伦敦讲学的核心。他的这些著述和教学活动作为榜样被后学所追慕，成为现代人类学的学术规范的核心内容。

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中总结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确立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准则。科学的民族志必须做到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一。这两者在发生学上的分离或分工，经过许多人多年的努力，终于由马凌诺斯基在自己身上第一个完美地达到合一。在此前的努力过程中，两个研究项目值得特别一提。在1898年，哈登率领里弗斯塞利格曼等人在托雷斯海峡周围对土著进行实地考察，其调查方式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通过翻译询问土著中的知情者有关的问题，记录下答案作为研究资料。这种资料对于描述社会行动和复杂的情景来说，往往过于简略

了。这是人类学家主动去现场获得资料的开始，是人类学界把资料员和研究者的身份合一的努力的开始。随后，里弗斯在1906年出版《托达人》。这是他在印度的一个部落进行约半年的实地调查之后完成的。他在方法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是在时间上没有达到一年的周期，他也未能生活在土著人之中，搜集资料依靠的也是翻译。马氏检讨了这种调查工作的局限，指明了克服其局限的必由之路：人类学家去土著村落里生活，用一套有效的科学规则把资料员和研究员的身份完美地合而为一。成功地达到这个目标的首要原则是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需其他白人的介入。他自己当时的做法是把帐篷搭建在土著的村落之中，与土著保持“亲密接触”。真正生活在土著之中是与偶尔钻进土著人群询问若干问题在效果上是全然不同的。“科学民族志”保证田野工作质量的其他条件是较长时间的实地生活经历以及对土著语言的掌握和熟练使用。据马凌诺斯基自己回忆，他起初进入村子，只能用洋径浜英语寒暄，自己很难

与土著进行细致而明了的对话。他逐步采用土著人的语言工作，开始在做记录时直接以转译法将土著的陈述要点转移为自己的语言写下来。随着自己语言知识的进步，他记平了越来越多的土著语言的句子，直到最后，发现自己完全以那种语言书写，对每一陈述都能逐字逐句飞快地笔录下来，用土著语言作为实地调查的工作语言，这是博厄斯、哈登、塞利格曼、里弗斯没有做到的，也是布朗在做安达曼人的调查的时候所做不到的。马凌诺斯基在连续时间的长度和语言的熟练程度上都是划时代的。居住一年左右，使用调查点当地的语言，后来成为人类学博士培养计划的要件。

民族志发展的第三个时代是从反思以“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开始萌发的。

知识创新的批判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方法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催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民族志研究被置于反思性的审视维度之

中，在1977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民族志此前一直是通过田野作业单方面地记叙作为研究对象的群体的故事，拉比诺的这本大作以十足的创意把田野作业过程本身作为记叙的对象。民族志在很长时间里都是记叙异民族的奇特或神秘的现象的，同时，作为保证民族志的科学性的田野作业的过程对于圈外人来说也是秘而不宣的。拉比诺用民族志把这个秘制科学性的神秘过程展现出来，让读者看到，他在调查中并非客观的观察者，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行动，甚至像当的混混一样接受性招待；而那些被研究的人也是复杂的人，并非只是被观察者，他们也在主动利用他。通过民族志方法以反思人类学学术活动的主体（自我）及其背后的价值、假设在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之后蔚为风气，相继出版了杜蒙（1978）的《头人与我》、克拉潘扎诺（1980）的《图哈姆》、杜外尔（1982）的《摩洛哥对话》都在尝试怎么在

民族志中把调查对象写成主体、行动者。这些呼应渐成声势，后来他们在1984年采取集体行动聚会研讨，把目标定为勾勒、彰显、辨析此前一个世纪产出民族志文本的实践，并检讨近期民族志撰写的各种创新。

1984年的研讨会文章和会上的讨论主要聚焦于跨文化描述的特殊修辞，作者权威与叙述形式的结合方式，口头话语（包括田野作业的话语）被记录成为代表性的叙述方式，被描述对象被分类与组合的方式，民族志与相互牵涉的一些文体（如旅游读物、小说、历史记叙）的边界互动，社会学、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风格，如《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1986）、《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1998）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它们的核心问题是民族志写作中的修辞、叙事的政治和策略等，对传统民族志提出反思和挑战。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影响极为深远，是人类学思潮的一个分水岭，它们使人类学家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化表述的场景性和虚构性，并进而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学似乎已经不再能够完成其传统任务，提供“异文化”生活的整体、客观描述。这无疑把传统人类学通过田野工作所建构的权威放在了被质疑的位置，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诸如人类学者应当描述什么、如何描述以及为什么描述。《写文化》是民族志进入新时代的标志，也昭示着人类学反思时代的最后确立。以后，一些人类学家鉴于“写文化”基本上只是提出问题，却没有提供答案，于 1998年结集出版《写文化之后：当代人类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试图提出一些可能的方案，但结果并不理想。

三人时代的民族志可以用婚恋的三个阶段进行类比。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作者与对象就好像是跨国跨种族婚姻的第一次见面，时间短，语言又不通，回头要讲给其他也对此关心的人听，除了若干直观的描述，再想多说，只有靠转述或自己的想像。第二个时代好似和亲远嫁的状态。作者与对象已经婚后同居，共同生活、亲历亲为的事实使所有对这种关系有兴趣的人都认为当事人之间知根知底。作者就像媳妇回娘家，讲婆家的新奇事情或日常琐事，娘家人自然都是相信的，尽管媳妇有可能是只找合适的话说而实际上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反正她所处的地方很远，娘家人对那里的语言也不通，进行参与观察，语言工具够熟练，居住时间够长久；文本作为体现 “科学”的工具，越纯粹越好，因为相信民族志是因客观而成立。民族志研究者坚信自己看到了真相，抓住了真理，讲的是事实，得出的结论是科学，那么，读者没有理由不信任研究者，没有理由不相信民族志。第三个时代的主要精神是对反思性和真诚的承诺。这个知识群体勇敢地承认民族志研究的实际状况与标榜的理想之间的距离。与以前的职业理想讲了太多的“真理”不同，现在更多的坦白，交待更多的背景，体现更多的自知之明和自我反思。

二、民族志撰写的三种模式

（一）“传送带”——现实主义民族志

源于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有人把早期的纪实作品比作知识传送带式的模式是十分形象的。人类学家到一个田野点进行调查，把观察到的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记录下来。写实性民族志透过部落社会的细部刻画，如经济交换关系、家族制度、宗教制度、宗教仪

式过程来说明社会整体和文化形貌。因为他们“到过那儿”（being there），并在田野调查中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因此，人们一直认为这样的的作品是真实可信的。马库斯、库斯曼在《作为文本的民族志》（1982）的一本小册子，把马凌诺斯基的民族志称为“现实主义民族志”，并论述了它撰写的9个方面的特点：

1．民族志的叙述结构是全貌的民族志，逐一考察文化的组成部分或社会组织，提供关于地理、亲属关系、经济、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详细图表；

2．民族志作者不是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出现，而是作为一个权威叙述者在叙述客观的事实；

3．个人的存在通常被埋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创造了一个规范的角色模型；

4．提供地图、图表和照片作为“真的到过那里”的象征物； 5．分析时空坐落或发生事件，从而来表述真实生活的细节； 6．提供资料，并忠实地表述当地人的观点；

7．写作风格趋于一般性描述，而不是对个别事实进行细致的探讨，被研究的个别事项（仪式、婚姻、政治组织等）很少具有个性，而是具有典型性（典型的仪式、典型的婚姻等）； 8．使用专业术语；

9．对土著的概念加以注释。

（二）“深描”——解释人类学民族志

20世纪60年代，对民族志方法的挑战和质疑，以及人类学反思意识的兴起，导致了人类学理论空前的危机。马凌诺斯基田野日记在1967年的公开出版，也使得民族志的学术声誉受到根本性的怀疑，有人从根本上怀疑民族志的可信度。这给人类学以致命的打击。

为拯救人类学学科的存在与发展，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异军突

起，他以“深描”和“地方性知识”为武器，以观察、移情、认知、自觉地追随“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阐释和维护民族志的地位。出于拯救民族志的目的，格尔兹借用赖尔的“深描”这一术语，开创了自己的富有启迪意义的“深描”式显微研究法。

格尔兹认为民族志的特殊性在于，通过“深描”将任何一种人类行为和文化现象的本义尽可能地还原，进而揭示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和

“文化语法”。而他所谓“深描”，就是从极简单的动作或话语着手，追寻它所隐含的无限社会内容，提示其多层内涵，进而展示文化符号意义结构的复杂社会基础和含义。在格尔兹看来，文化分析是探求意义的的解释科学，其目的是“理解他人的理解”。关于“如何著述一种文化”，格尔兹强调文化记述和叙述之间的“深入浅出”。深入，反映在深描，即记述一个文化上，他与地方或特定场景下行为者的共识；浅出，则表现在他深描之后的解释上，即与读者之间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在“浅描”与“深描”之间，存在着一个民族志研究的客体问题，就像“眨眼”的行为（浅层），与“眨眼”的意义（深层）之间的关系，而“民族志就是深描”——对社会活动进行具有丰富意义的、全貌的描述。阐释人类学民族志书写模式的确立，使文化书写的技巧从堆砌事实转化为象征意义的细腻的解释和交流。利奇描述了这种转变，认为民族志不再是风俗习惯的罗列，它已经变为深描的艺

术；就像小说家的作品一样，精心编织着一个个情节。格尔兹的《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习俗的记述》就是他为我们提供的阐释人类学“深描”文化撰写的一个经典文本。

（三）“多声道”——后现代主义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对以往的文化撰写模式进行了反思，确立了被称为“实验民族志”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特征鲜明的倾向和主张，主要有：把人类学研究者的田野工作过程作为民族志实验的中心内容和描述的重要对象，并同时强调给予被研究者自己解说机会的重要性；注重对文化的阐释；珍视民族志的文学性，注重修辞、讲究文本的想象力和艺术性；采用“对话”与“多声道”的撰写取向技法。

马库斯、费彻尔总结了西方民族志实验的历史，他们把这些实验文本分为三类：心理动力学实验文本、现实主义实验文本和现代主义实验文本。现代主义民族志是最具有实验精神的民族志，前两

种实验类型的一个共同之处是面向对象本身，朝对象纵深处开掘或剥离对象上附着的杂质以“提纯”为对象，这与传统民族志表达的是同一方向的努力，是对象取向。而现代主义民族志体现出实验者努力摆脱这种研究及表述的单向度，从对象那里抽身出来，反观自身，是互动取向和自我取向。现代主义民族志有四种修辞策略：对话、话语、合作文本和超现实主义。

对话文本的共同点是把研究重点集中于人类学者和报道人的对话上，从而展示“民族志知识是如何产生的”这一认识论问题，如爱伦诺²博文《重返笑声》，描绘她在田野工作中的伦理困境，让²布里吉的《永不生气》再现作者如何克制田野工作中油然而起的恼怒、敌对情绪，又如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杜蒙的《头人与我》，以及卡斯塔尼达的《唐望的教诲》等文本。另一个共同点是大量采用民族志作者的田野记录和日记，其中布满个人回忆、情绪、感受甚至梦幻，如《唐望的教诲》讲述“我”与萨满唐望的精神

交流，其间萨满的通灵术和致幻剂引发幻觉发生信念与心态的转变

而“土著化”，谢泼德的《爱之叶》写“我”进入喀麦隆南部雨林的恩图穆部落收集解释他们的格言并从中提炼出用以反思西文化的智慧。特别是柯文²德耶尔的《摩洛哥对话》，它一部略加编辑的访谈录，有意不事修饰，以暴露现民族志如何通过对田野原始记录进行“干净利落”的文本“深加工”，从而掩饰其异文化表达的真正目的，也显示了田野工作者貌似权威的论述实际上依赖的是不完全的甚至不可靠的资料掌握。

利用话语来实施的修辞策略是指“按照语言互动的修辞魔力和创造性来建构文本”，强调“口头话语的主动性并力图以文本形式捕捉这种主动性”。法弗雷特—萨达的《致命的语言：博卡吉人的巫术》写 “我”亲身卷入一场法国农村的巫术话语交锋中，以“我”的切身体验来修正其本文化读者的错误“先见”。

合作文本是指由报道人和人类学者共同创作的文本。传统民族

志中报道人为人类学者提供信息，人类学者进行概括文饰，报道人

只是“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独立的“声音”，他的声音被人类学者“滥用”，他的“生命”被概括成人类学者的“事实”。合作文本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文本的编织运用类似于音乐织体法中的复调形式，让不同的声音、观点在民族志文本中平行展开。这样的文本如伊安²马伊耐波、拉尔夫²布尔麦尔的《我的卡兰乡村鸟》。

超现实主义民族志实验可举文森特的²克拉潘扎诺的《图哈米：一个摩洛哥人的图像》为例，这是现代主义实验中“最具挑战性”的一个文本。它提出一个难题，如何表述和解读个人的内心体验。

三、民族发展史上的三座丰碑

（一）马凌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从民族志的整个知识生产流程来说，这部书代表的普通的民族志是把研究对象作为描述的对象。

（二）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把人类学家的实地调查过程作为描述的对象。

（三）贝特森的《纳文》

别开生面地把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过程当作描述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