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_孙中山的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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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

内容摘要：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在经济上也颇有建树。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对于进一步了解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把握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思想的发展轨迹，搞好今天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孙中山先生对外开放的思想是随着他的革命斗争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打开门户、引进外资、引进人才，建设一流的国家，这是孙中山社会建设的核心理念。中山先生的对外开放思想作为三民主义体系中的一部分，与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一脉相承，实质就是为了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他利用外资、外才大力发展实业，加速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宏伟抱负虽然未能实现，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对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改革开放建设创新型国家大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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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设想是孙中山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孙中山资本制度的配套工程。孙中山认为要振兴实业，富强国家，在当时情况下，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的方针，他说：“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1]为了有效地克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资金不足、人才缺乏、技术落后这三大障碍，孙中山主张借鉴美、日等国对外开放成功经验，“一变向来闭关自守主义”，“使整个国家毫无保留地对外开放”。

一、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较早脱离蒙昧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国家，大唐的开元盛世令全世界仰望。中华民族深知并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不断地吸收外来文明，为我所用，发展自己，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自清朝乾隆年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后，与迅速资本主义化的西方国家相比，逐渐落伍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用坚船利炮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2]自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3]孙中山是向西方开放主义者，是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受西学的启迪。孙中山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4]从此，他就读于檀香山、香港等地的西式学堂，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他“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5]。从而体验到中国要想强大，必须学习西方。

二是基于对世界潮流的正确审视。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6]。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为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致使“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而泰西各国为了保护出外经商之民，“必设兵船、领事为之保卫”[7]。开放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孙中山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立地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他说：“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8]因此，“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9]。

三是源于对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危害的认识。孙中山认为，清朝实行闭关政策，是违背世界历史潮流的。他说：“昔日之闭关主义，实于时势不合。”并猛烈地批判了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思想。他说：清朝的闭关政策，使中国人民“困于黑暗之中”，“天赋智能，艰于发展”[10]。这是造成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孙中山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入手，论述了中国在清朝以前并不存在排外思想：“试取西安府景教碑读之，则知当七世纪外人已传教至支那，且欢迎教以入支那者为汉明帝，而国民亦热心信仰，迄于今世犹极庄严，为支那三大教之一。至于外国商人，亦得旅行于内地，自汉晋以来，史不绝书。” “唐朝最盛时代，外国人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我中国人亦不反对。” “降至明季，其相徐光启舍身以奉天主教，其挚友耶教徒利马窦亦至北京，受国人之崇敬，则支那人此时绝无排外思想。”“至满洲兴盛而政策渐变，禁全国与外人通，放逐传教士于境外，戮民人以私奉外教者，著之为厉禁，士人迁徙于他国者，处以死刑。”因此，“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11]。孙中山在这里把能否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是很有见地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认为，兴利除弊的事情很多，但主要的是发展实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政策不可”[12]。他指出闭关政策之弊：“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孤立之性”，“犹孤人之于荒岛”；这种“荒岛之孤人，以一人之力而发展其荒岛，使之田园尽辟，道路悉修，港湾深浚，市场繁盛，楼宇林立，公园宏伟，居室丽都，生活优逸，如此，虽延长其寿命至万年，彼必无由成此等之事业”。孙中山还以修铁路为例说明，“若不恃开放主义，则吾国人必无此财力，虽有政策，亦徒托之空言”。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欲求经济发展，“不得不持开放主义”[13]。

四是受近代改革派开放思想的影响。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外情况，主持编辑了《四洲志》和《华事夷言》，并且购买了外国船舰，要求道光帝与各国进行正常贸易。魏源在此基础上编著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仿制西方的军事武器，学习西方的练兵方法，创办军事工业和其他厂矿企业，大胆建议清政府在虎门拨出一块地方让外国人投资办厂，让中国有识之士进厂学习。几乎和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编纂了《瀛环志略》，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沿革、经济文化及风土人情。此后，洋务派官员也主张在不触动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提出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派遣留学、翻译西书等，洋务派的理论家、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从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前途，从中外对比中论证实施开放政策的作用。留美第一人容闳就多次呼吁中国要对外实施开放政策，并具体提出了中外合资开发长江和修建铁路的建议，先后带领詹天佑等一百多名幼童赴美留学。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也都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开放。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

超等一批维新派思想家以进化论为武器，主张在君主立宪制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使近代对外开放思想具有了新的内容，更加完整、系统并趋于成熟。

二、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核心：引进外资与人才 孙中山认为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实业、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对外开放要想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时不可能的。孙中山在民国初年，阐述对外开放与主权问题时，存在两个倾向，他一方面强调对外开放要坚持主权完整为前提；另一方面，他又对帝国主义保佑某种幻想，甚至妥协思想。他自信的认为：“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承认。”[14]为了获得列强承认，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还软弱的承认各种不平等条约，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换得帝国主义各国的对他的政策支持。在曲折中前进的孙中山，终于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在1924年以后，他坚决地提出反对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一改过去的软弱，认为要使得全面开放成功，首先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打破外国的经济压迫，解除条约上的束缚，做到了这个地步，中国的国际地位才可以通各国平等。”[15]孙中山认为打突破外国经济压迫，解除条约上的不平等的束缚，这是实行改革开放制度的第一步。

其次，孙中山认为对外开放的具体管理制度也是决定开放成败的重要环节。他认为，为发展本国经济，可以引进外资，但不能因为引进外资而丧失主权。因为主权一丧失，那么即使经济上有某些发展，也是得不偿失，得而复失。所以，要引进外资，就必须注意主权的完整与否。任何外债，都是有一定害处的，但是由于经济上的需要，又不得不引进外资，这样就两害相权，应该选择害少利多的方法实行。孙中山尖锐地批评清政府及北洋军阀政府借债丧权弊端时，就强烈地突出了主权一条。用国家主权与外国交易，这种做法不但不能振兴实业，相反必会陷入帝国主义设置的种种罗网之中。孙中山认为清政府借债失败至惨，是因为丧失主权。他举例说，埃及之所以由于借外债而亡国，就是因为丧失了主权。而美国独立之初，也借外债，但因为没有失掉主权，所以国家逐渐兴盛起来。正是基于主权完整考虑，孙中山主张引进外资要在中央政府统一组织之下进行，坚决反对地方与民间完全自由地借款。首先，如果各省自由借款，可能会引起外人无穷的干涉。再者，地方自由借款，中央丧失了统一的能力，财政会更加紊乱。他认为，如果以私人公司的名义来代替国家进行借款，就能保证主权的完整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另外，孙中山认为中国要引进外资，必须注意所引进外资的性质。所谓外资的性质，就是外资是属于商业性质借款抑或是政治性质的借款。商业借款就是由外国投资者（私人或者公司财团），与中国实业公司直接交涉而不带任何政治条件，纯粹从经济利益出发而产生的借款。这种借款，既脱离政治纠纷，又不牵扯外交问题，对主权威胁较小。孙中山强调引进外资的性质，目的就在于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勒索与控制。所以，商业借款无疑成为首选。

孙中山认为引进外资可以采取如下三种形式：

（一）利用外国资金，借款之后，自己进行建设。“如京汉、京奉、粤汉、川汉等路之办法，与外人订立借款合同”；

（二）中外合资经营。“招股章程，按照华洋合办公司办理”；

（三）外资经营建设。把企业“批给外人修筑，凡有资本家皆准包修一路，届四十年期满，由我收回。”[15] 孙中山认为上述三种办法，以第三种为最好。他指出，这种方法，虽然在中

国引进外资中属创见，但在外国使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而且往往取得成功。他认为“中国如能利用此项办法，其成功自必伟大。”[16]孙中山明确地把招聘外商承办企业与丧失主权区别开。他批评有些人把两种混淆起来的错误的见解。“吾人须摒除一种错误之见解，勿以为外人一旦羼入此种事业，则必破坏国家之主权，妨害吾人之自由，盖实际上并不如是也。此同一之办法，曾在各处施行，因皆不曾妨害国家之主权。”[17] 孙中山分析前两种办法为什么不适合中国，孙中山以前清政府借款自办铁路失败为例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借款自办害处，在受种种亏损，如当前借款交付时之回扣，包购材料，亦有回扣而借此款，每年出五厘息。此则如铁路亏耗，则全由租任，至期满，其借款金额，尚须还清„„铁路修筑事宜，委之于工程师，工程师之聘完，大率五年期限，或八年期限不等，彼等于职务期中，日作其应为之事，而不负完全责任。则欲工事之精良，消费之节省，善不可能之事也。”因此，这两种方式不能采用。孙中山是根据清政府所办的洋务企业的失败而得出上述结论的。因此还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过在中国还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任何真正的对外开放政策都是不成立的，因此也谈不上那种引进方式适合于国情。至于今天，引进方式发展到多种形式。当然包括上面提到的三种形式，孙中山所阐发的引进方式还是有可鉴之处。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人才引进。他认为振兴实业“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振兴实业最关键的要素——各种人才，特别是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在我国是极为缺乏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打破以往的陈规陋习，引进外国技术人才。他提出了颇有现实启发意义的思想，那就是招聘外国专家要有两个任务：一是“经营监督之责”，二是他们有义务培养中国的技术人员，即所谓的“佐役”。他认为只有引进人才，一边建设，一边培养本国人才，随着经济的发展普及教育，以后才可以不必雇佣外国人才。这种先经济后教育，以经济补教育，以外才补己短的设想，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大胆而富有气魄的思想。

人才是第一重要的，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加剧，其竞争十分激烈，人才的竞争更加重要。孙中山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就把人才问题列为治国大本之首：“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18]他推崇“泰西诸国„„以士类而贯四民”，尊重知识分子，痛恨清政府推行愚民政策，提倡“无民非士”，“无士非民”，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在人才问题上孙中山持鲜明的开放立场，他要求要举国一致，“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人才，亦可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外资可陆续偿还，人才可陆续成就，则我可独立经营矣。”[19]孙中山主张在一定的范围和领域里可以引进西方人才。1913年1月29日，他致大总统袁世凯关于合资创办中法银行的电报中提出：“银行在中国注册，悉遵中国法律；董事局全为华人，法国人居顾问；总办十年内用法国人，十年后可用华人；督理由中、法各举2人，总办执行，悉惟督理之命是听。当督理决事可否各半、相持不下时，总办有表决权。此外，华股略占优势地位。”这反映了孙中山关心国家经济利益，把利用西人经营管理之长，又不失主权，考虑得很周详。利用西方人才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步伐，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孙中山说：“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

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成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 [20]在引进人才问题上，孙中山是很注意大的方面的：第一，引进西方人才的主要目的是发挥其经营管理的专长，帮助训练我国人才，而不是招来发号施令的主子；第二，引进人才的去留要中国做主，“至资本还清之日，则管理之权，收回归我，以后对于此项资本家或分别留任，或即行辞去，其权皆自我操之。”[21]坚持了这两个方面，才能既发挥引进人才的技术优势，又防止了他们的技术垄断，还帮助我国培养了自己的人才，以便将来走自立自强的道路

三、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及其价值评估

邓颖超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上说：“孙中山虽然没有能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并进行他所渴望进行的建设事业，但是他在国家建设问题上也提出过重要意见，他认为，要建设好中国，必须认真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实行“开放主义”，而不能实行“闭关主义”。同时，他强调学习外国要“适合中国国情”，反对“事事都是效仿外国”。孙中山这种态度体现着一种全面的观点和对国家民族负责的精神。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也应这样，既要勇敢地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又要从本国的需要和条件出发，有分析地去学，用以促进自己的创造和发展。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后发国家要想迎头赶上先进发达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近来有人总结出“谁封闭，谁落后”的一般规律，这是正确的。孙中山先生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对外开放以及利用发达国家资金、技术、人才、经验等发展自己的设想，说明他是一个具有国际眼光的政治家。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应该对孙中山先生的超出常人的战略思想给予较高的评价。”

但是，在评价孙中山先生的对外开放的思想时，也不能回避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孙中山先生生活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孙中山对外开放细想本身存在不足，他的主张也无法实现。从客观上说，孙中山卸任后，袁世凯等军阀把持了政权，这个政权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的衍生物，尽管袁世凯也把“开放主义”作为八大政纲之一，但那只是骗骗人、装装门面的，他们根本上是维护其自身利益的，不仅不能维护主权，反而去损害主权，搞卖国主义的开放，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孙中山把对外开放的重任放在袁世凯身上，结果必然失望。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孙中山利用个人的力量，引进、借贷等来实现民生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孙中山还希望通过对外开放、依靠“国际互助”，让帝国主义国家来帮助中国发展实业，这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事实上，无论引进外资、借债还是引进人才，都没有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他曾派自己的顾问去美国洽谈贷款事宜，用于修筑铁路，但遭到威尔逊总统的断然拒绝。从主观上说，由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模糊的。例如，他认为西方国家的侵略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商业之经营”，中国的开放可以消除帝国主义存在的一切矛盾等。因此，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民国成立时，都不能独立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更不能把这个任务放在首位。不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有主权独立的政权，都不可能完成对外开放、发展资本主义和振兴中国的重任。就其经济建设计划本身来说，即使具备了良好的内外调节，但由于其规模过大，操之过急，也无法在短时间内顺利地实现。因此，孙中山的对外开放主张，尽管非常美妙和完整，但在旧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

实现的。

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对外开放思想是根据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来的，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必须指出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建立起了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有了全新的政治经济基础，孙中山当年提出的一些具体设想显然已不符合当今的国情。因此，我们今天的对外完全必要教条主义式地照搬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的一些具体设想。

第三、我们一方面要肯定“谁封闭，谁落后”的一般规律。但是，从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开放的效果来看，对外开放本身也是一把双面刃，开放得当，有可能使国家富强起来；如果开放不当，或者过分开放，也可能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上个世纪的南美洲、拉丁美洲、苏联、东欧许多国家没有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自我保护的关系，全盘开放的结果是，外资喧宾夺主，全面控制开放国的经济，甚至将开放国的经济洗劫一空，给开放国造成严重的经济、金融乃至于政治危机，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长期处于*和崩溃的状态。这些惨痛的经验教训告诉，对外开放必须掌握好度，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自我保护的关系，那些领域可以开放，那些领域不能开放，必须有周密的谨慎的思考。

对于这个问题，孙中山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并不是没有风险的，他说：“用外资非完全无害也。两害相权，当取其轻。”在开放过程中，应当采取措施“避去其害”。特别是提防开放不当，结果让外资喧宾夺主，使自己“坐困于次殖民地的地位”。

我国自1978年开始的大规模改革开放，其深度和广度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30年的对外开放，在肯定巨大的成绩的同时，也应当理性地反思失误和不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1] 《孙中山集全集》第三卷，第533页，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下同)[2]《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2版。[3]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 [4]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页 [5]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317页 [6]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8页 [7]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4页，[8]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08页 [9]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498页 [10]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9页

[11]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49页 [12] 《孙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532页 [13] 《孙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501页 [14] 《孙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11页

[15]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4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 [16] 《孙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490页 [17] 《孙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490页 [18] 《孙中山选集》第一卷，第8页 [19] 《孙中选全集》，第19页 [20]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33页 [21]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