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区规划难点1_项目规划设计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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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规划的难点

“我们做规划就是一定要深入人心地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我认为这比规划文稿重要得多。还要做培训，甚至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做咨询。这是我们做项目的核心，所以我们很辛苦很累。改变一个人很难。”说到这里，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会武的那个“很”字拖了很长的音，“太难了。世界上有两件最难的事，一个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一个是把你的思想灌输给别人。但是客观来说，为高新区这样做规划最有意义。”

别人做项目注重结果和规划报告，刘会武却认为这些都是辅助性的，过程很重要。他有个观点，“高新区发展，你今年认识到位了，或者你的理念先进了，基本上决定了你未来5年的发展。不是你没有钱怎么赚到钱的问题，不是没有研发人员怎么找到研发人员的问题。理念非常重要。”

帮助各地高新区做产业规划的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高新区的主管领导需要维持一定的稳定性，这样才能在园区规划和发展中产生连续性的认识。“中国区域差异太大，领导的身份很重要，领导的思想直接决定了项目能不能执行，能不能成功。”刘会武说。他拿温州和宁波进行对比。

温州，最大的特点是无为政府，政府对城市的环境建设、公共平台的搭建、企业创新的引导完全无为。然而从去年开始浙江副省长陈德荣任温州市委书记，他知道问题在哪里，直面温州的现实问题，“没有来温州的人，特别希望能来温州；来温州第一次后，希望就变成失望了；多来几次，失望就变成绝望了。”新任市委书记对创业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他的到来使得温州的情况明显好转。

宁波的情况正相反。刘会武去宁波高新区时说了一句话，“我们从2001年提出“二次创业”，你们宁波高新区2007年升为国家高新区，宁波是对“二次创业”执行最到位的高新区。”客观地说，宁波高新区确实在二次创业过程中做了很多的工作：宁波是一个计划单列市（是让一些大城市在中国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而不是省一级行政级别。计划单列市的收支直接与中央挂钩，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两分，而无须上缴省级财政），拿出2亿元努力争取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的落户。宁波引进了万里学院，是民营学校；6年前引进英国诺丁汉大学，反响良好；建立研发园区，三期完成将达到80万平方米。还有力促产学研合作，科学院金属所、化学所等均在宁波设立技术转移中心。此外，宁波科技创业大赛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创业大赛每年光项目奖金就是550万元。宁波市政府，真正是在营造创新的环境，营造产业发展的环境，搭建产学研结合和技术成果转移的平台。

从这一对比案例可以明确的是，政府最大的职责就在于培育创新创业的土壤。在刘会武看来，这个土壤包括： 第一，人才。我们现在解决人才问题都是靠引进，不管是高端人才还是一般人才，都是吃“现成饭”。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才的多少，而在于高端人才培养机制，应该把作用点和思考点放在人才培养问题、教育问题、体制问题等方面。“如果没有高端人才培养机制，别指望中国高新区成为世界一流园区，不可能！”他说。

第二，不要光想着创造财富，你能把别人创造的财富拿到自己手里，这才是厉害的，华尔街就是这样干的。不仅要学会创造财富，还要学会抢占财富，因此中国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一定要快速发展。

第三，国际化。“为什么中国的国际化问题是土壤问题，不是战略问题呢？改革开放30年，中国富起来了，但是未来30年，如果中国不能在国际上树立战略和定位的话，就意味着，在小河里生存得很好，却不可能在大海里去和别人搏斗，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全球化使得跨国企业完全垄断创新资源，全球化的趋势就是你死我活的趋势，就是垄断竞争的趋势。现在还有很多非发达国家，中国还有机会，一旦印度、巴西都发展起来，中国再去抢占国际资源，就很少很少了。”刘会武说到这里的时候，语气里隐含急迫。

还有信用体系问题。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是信用体系、契约精神，而改革开放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付出了两大代价，一个是环境，一个是信用。他说：“中国信用代价大到不可估量的程度，没有良好的信用，中国经济的质量就上不来。”

“如果这些土壤问题不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会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经济发展、社会需求吻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发展起来。在想得好和走得好中间还相差十万八千里，有很多现实需要考虑，有许多工作要做。”刘会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