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逃离德黑兰_逃离德黑兰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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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评析电影《逃离德黑兰》
电影一开始就是作为传播大众文化的媒介登上历史舞台的，电影的内容会向人们传递和反映着不同的具体的文化现象，折射社会现象与社会现实，甚至是意识形态的输出。
由本·阿弗莱克导演的《逃离德黑兰》获得了2013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奖，这部电影根据的是一篇名为“中情局如何依靠一部假冒的电影将美国人带离德黑兰”的杂志文章改编而成，片名“Argo”来源于年伊朗人质危机时期的一个典故。电影在片头运用了纪录片似的电影美学的手法，向观众再现了一段简练、看似历史画面的故事发生背景：20世纪50年代，伊朗民选的总理默罕默德·摩萨德开始对伊朗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这一举动触犯了驻伊美英石油公司的利益，于是两国联手煽动政变，解散了摩萨德政府，扶植以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为首的新政权。但是，巴列维的奢靡腐朽和运用秘密警察萨瓦克残暴统治以及一系列背离伊斯兰传统的“白色革命”西化改革的举措很快激起民愤。最终，伊朗人民在霍梅尼领导下于1979年发动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并迫使巴列维逃往美国。电影是艺术作品的一种，艺术作品的创作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如此的片头似乎为观众还原了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的本来面貌，《逃离德黑兰》的故事即从这里开始。
一、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冲突
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在人类的历史上似乎就从未停止过，从早期的十字军东征到两次爆发的海湾战争，及近年在西亚、北非这些阿拉伯国家上掀起的“茉莉花革命”、利比亚内战等。
电影在纪录片似的片头即提到了伊朗国王巴列维使伊朗西方化的改革激怒了大批传统的什叶派穆斯林，影片开始也出现了伊朗人点燃美国国旗、冲击美国大使馆，绑架使馆中的美国人的画面，以及后来片中德黑兰街头的反美标语、画报，被行绞刑吊死在街头的人，几个美国人在大巴扎中与伊朗人相争执，机场的最后一关中与伊朗革命卫队相周旋，及最后一幕飞机飞离伊朗领空后可以供应酒精类饮料，这些都反映着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冲突。其中几个美国人在大巴扎中与伊朗人争执的一段，双方说着不同的语言在对对方高声怒吼，人人脸上都充满了愤怒。两个素不相识的异国人却能如此彼此仇恨和畏惧，伊朗大叔对美国人是何等的仇恨与愤怒，似乎那几个美国人就是国王杀死他儿子的那把“美国枪”的化身；而美国人对那伊朗大叔及大巴扎中的伊朗人又是充满着恐惧。他们之间的交流不仅因为英语和波斯语的不通是阻塞和徒劳的，还有双方甚至没有了解彼此的意图，而在那之下的沟通毫无作用，只能成为加深误解和偏见的催化物。造成这一僵局的也许是两种文化根深蒂固的成见。当一成见根植于一个更宏大的言论中时，经过了权力或当权者的塑造后，民族、宗教间的矛盾被上升，文化的冲突被扩大，人们便成了文化冲突下权力行使暴力的工具。
电影中镜头给了德黑兰市中心上写着“kentucky fried chicken”的招牌字幕译为肯德基的特写；一闪而过的裹着黑色头巾在德黑兰街头吃着炸鸡的穆斯林妇女。在极端狂热的伊斯兰革命浪潮下，在主张借助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意识形态改造伊朗，禁止西方文化，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原教旨推行社会伊斯兰化的时代背景下，德黑兰的街头依旧能看到女穆斯林吃着象征美国文化、西方文化的肯德基，这侧面反映了文化冲突下的融合，西方文化在伊斯兰革命下并没有能完全被杜绝，依旧渗透伊朗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KFC只是冰山一角。加拿大大使家中的女仆莎赫伊在伊朗革命卫队前来询问时并没有说出实情，而是说了这样一句话“这间房子里的人都是伊朗的朋友”。我们对片中伊朗人的印象大多会用“无知的暴民”来形容，冲击美国使馆、围堵几个美国人坐的车、残暴的革命卫队，而莎伊赫的角色与电影中其他伊朗人是相反的，这透露了在急剧的文化冲突下，在疯狂的伊斯兰革命下，仍存在着善良美好的人性，依旧能看到人的真善美，她是善良友好的伊朗人的代表。
文明的冲突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也绝对不会停止。有人曾经说过，西方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将是一个世界难题，无解。中东那个地方自打有了人类文明后就是一块充满纷争的土地。后来因为有了石油、有了现代文明，宗教的不一致和利益让冲突有增无减。《逃离德黑兰》就是这样一部在“文明冲突”之下上演的文化现象学，通过对文化的冲突的演绎来表现文明的冲突。
二、美国意识形态的输出与文化帝国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告诉了我们大众文化首先是由掌控着权力的统治阶级至上而下的传递给大众的，大众文化至上而下传播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人们所爱看的好莱坞的影片，则是典型的大众文化工业的产品，作为受众的我们则是文化工业所生产的产品的消费者。在《逃离德黑兰》这部好莱坞电影中，我们在观看的过程中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几个美国人假借拍摄电影之名逃离伊朗的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剧情，欣赏到的也不仅仅是绚烂精致的画面及巧妙的背景音乐对气氛的烘托渲染，传递给我们的往往还有隐藏在电影中的美国意识形态与价值观。
在看《逃离德黑兰》这部电影时我们其实在下意识中就会结合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及知识经历对电影中的所谓“是非曲直”做了判断，人们总会自觉的站在美国的一方，觉得正义在美国一方，主动地站在道德的高度审视伊朗这个“穆斯林暴徒”，似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总是民主、自由、先进的，而伊朗所代表的伊斯兰文明第三世界文明就是专制、腐朽、落后的。电影巧妙地操作了观众的立场，大肆渲染了伊朗劫持美国人质的恐怖气氛，将几个美国人带到地下室行刑、街头吊着绞死人、革命卫队冲进大使馆绑架美国人，这些画面与场景极易使我们为之义愤填膺，批判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可恶，无人道。但我们在愤怒之余却遗忘了巴列维王朝是美国扶持下的妄图掠夺石油矿产资源的傀儡政权，忘了巴列维的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对伊朗民众犯下的滔天罪行，难道只有美国人质的命是人命，对伊朗人民就可以草菅人命吗？
影片中更多渲染烘托的还是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本•阿弗莱克的救援计划在众多计划中最为有效可行脱颖而出，同时计划中从编剧、导演到工作室等一系列都设计得似乎天衣无缝，在关键时刻，男主角还决定违反命令，逼迫美国政府按原计划行动，凭借个人的机智与胆识，带着六名美国人突破伊朗的重重关卡逃离形势紧张的德黑兰，典型的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演绎，个人英雄主义在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据统计，奥斯卡奖评委一半多年龄超过60岁，90%以上是白人，70%以上是男性，他们是在70年代的美国成长起来的人，是美国主流文化的代言人。《逃离德黑兰》高擎个人英雄主义大旗，纵观近些年，政治题材的影片永远不会在奥斯卡中缺席，获得评委会青睐并不令人意外。
影片完全没给“反派”以辩白的机会，我们从头到尾看到的都是高呼口号、手持武器、游行示威的“伊朗暴民”，执着地做着拼图的伊朗儿童，革命卫队的暴力形象。作为“反派”的伊朗民众及革命卫队又似乎都是傻子般的被美国人戏谑，随意蒙混过关。最后一幕伊朗革命卫队开着皮卡和警车追逐正在起飞的飞机，更让人心弦紧绷，心中暗嘲伊朗，在飞机离地时不觉心中舒了一口气。这样的电影无疑会加深人们对未知而神秘的伊斯兰世界的成见，同时又宣称了美式的民主自由，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一个被妖魔化的伊朗正是某些利益集团最希望世人看到的，在大众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渗透人们的头脑，人们会不知不觉地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表示出一种仰望，对第三世界、伊斯兰世界则定性成了邪恶、暴力、野蛮与未开化，文化工业所生产的产品输出在赋予其娱乐性和商业性的标签同时比任何教化要来得更为有效，同时输出的也是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让观众下意识地认为美国文化优于自己的文化且认同、追随这一文化，是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是文化霸权主义的实现过程。
三、促进和保护文化多元，反对文化霸权
“文化霸权”这个词最早是由葛兰西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一个阶级主导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型态及文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依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愿认同、非暴力的缓和意识形态的控制等手段来实现的。在美国电影唱主调的影响下我们往往忽略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
在西方文化、好莱坞文化等的影响下，我们往往会遗忘文化的多元性，甚至出现了有些人对于本国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都知之甚少，了解西方文化更甚于中国文化的现状。在以往我们通常只关注中国大陆、港台、日韩及欧美的文化艺术作品，而《逃离德黑兰》这部电影将我的目光引向了伊斯兰世界。回顾历史，两河流域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在阿拉伯世界曾经出现过绚烂辉煌的古巴比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波斯文明，在看近年，从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创下出版奇迹到伊朗电影《小鞋子》入围最佳外语奖及2011年同是伊朗拍摄的《一次离别》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奖。我们发现不能仅仅用“恐怖主义”、“宗教狂热分子”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标签，伊斯兰世界创造了灿烂古老的文明，伊斯兰文化同样能生产高水准的文化艺术作品。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发展弘扬本国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和保护文化多元是我们应持的态度。在除本国文化外的西方文化占据文化生活的大部分时，我们似乎也该听听第三世界发出的声音，倡导和保护文化的多元。
参考文献：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
[2]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三联书店，2007年7月。
[3] 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2010年1月。
[4] 约翰.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
[5] 王云松《电影与政治联姻》[N]，人民日报，2013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