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管理创新_传统文化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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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2013年11月27日 14:31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课题组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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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提供平台、载体、项目和抓手，使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治和教化功能落实在具体的政策操作平台之上，与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云浮是禅宗六祖惠能的故乡，客家文化的集聚区，人文底蕴深厚，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如何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培育富有活力的基层社会组织，调动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就成为现实需要。云浮市委准确把握这一现实，抓住创新发展的历史契机，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组长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从而找到了破解农村社会管理难题的抓手，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形成“官民共治”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
面对农村发展主题变换与治理格局不匹配的矛盾，农村迫切需要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完成新任务的基层治理模式。一方面，需要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实现乡镇政权事权与财权的统一，完善提升基层政权的行政能力和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在发挥乡镇主导作用的同时，要充分激发乡村社会内部的活力和创造力，使各种社会力量在协同合作基础上实现共治。
第一，创设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有效整合社会治理力量。当前，农村的现代化水平较低，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加之大部分有思想有能力的农村精英外出务工，乡村本土现代组织资源比较缺乏，而大量的外出和本地乡贤却有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和积极性，是发展民间组织可资利用的现成社会资本。2011年6月，在“广东省农村综合改革示范县”云安县，以自然村为基础，试点启动培育和发展乡贤理事会。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坚持村民自治、补位辅助、规范管理三原则，是以参与农村公共服务、开展互帮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农村社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具有独立民事责任能力的经济文化管理能人、老党员、老干部等有威望、有能力的乡贤和热心为本村经济社会建设服务的人士；其产生方式是自然村（村民小组）推荐提名，经村（社区）党支部审核，由自然村（村民小组）公布后确认成为理事，并由理事会议选举产生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其主要职责是协助调解邻里纠纷、协助兴办公益事业、协助村民自治，弥补农村基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不足。
自然村乡贤理事会为探寻农村综合改革提供了一条新路径。其一，在社会管理新格局下，党政主导与农民主体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两翼”，不可偏废。乡贤理事会在同级党组织、政府、村委的正确领导下，让群众在“共谋、共建、共管、共享”中，增强了农民管理村庄公共事务的能力。其二，传统守望相助、团结和睦的规则意识和宗族、乡约等民间组织在现代社会仍有一定影响，是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实现群众协同参与的重要资源。其三，现代乡贤接受过现代化信息的影响，有利于提高农村的建设水平、管理水平与农民的思想意识水平。乡贤构成的网络是农村发展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在农村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其四，加强和创新农村管理，必须为民事民治作用发挥提供载体。有载体，民事民治才会有抓手、有方向。
第二，搭建外出乡贤网络，促进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我国乡贤文化源远流长，乡贤是古代乡村自治的中坚力量，在传统社会治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云浮市籍约有外出乡亲近百万人，大多数分布在珠三角发达城市。为充分发挥外出乡贤的巨大价值，弥补农村社会资源短缺，云浮市采取“聚人心，营造乡贤反哺环境”、“搭平台，外聘乡贤村官镇长顾问”、“培载体，丰富乡贤参与形式”、“建机制，紧密与乡贤沟通联系”、“给荣誉，增强乡贤奉献幸福感”等措施，充分发挥乡贤在促进社会建设及管理中的作用。
第三，建构“向下给力”机制，营造乡贤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离不开宽松的环境、配套的措施。云浮市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一大举措就是组织重构，实施镇级大部制改革，实行“以事设岗”，并组建“三办两中心”统揽全局，重点解决组织建设、环境建设、农民增收、社会管理、民生服务等五大问题。在实行镇级大部制的基础上，简政放权，实行镇级三权扩充，包括扩大镇级事权，将14个县直部门的72项职权下放乡镇；增加镇级财权，逐步提高镇级税收返还比例，最高给予超增部分100%的奖励；强化镇级人事权，使镇党委对配备镇班子副职有推荐权，个别镇班子成员有建议权，镇干部工作问责有处理权，通过放权给民间组织发挥作用留出空间，通过三权扩充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此同时，云浮市建立县镇村（社）三级社情研判和农情研判机制，成立社情民意咨询机构，定期或不定期邀请社会资深人士、“两委员一代表”、专家学者、热心社会公益代表资政建言，实现管理的透明化、常态化。
夯实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离不开对乡村社会的重建。乡村社会重建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基层社会”、重新培育社区精神、提高社区发展能力的过程。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农村社会仍然保留着传统村社的遗风遗俗。培育社区精神推进乡村治理，使自然村（组）这个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自治载体得以真正回归，可以在不经意中“惠而不费”地帮助政府实现治理目标。
第一，以传统的民事民治理念充实村规民约，完善农村社区管理制度。云浮市从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入手，归纳、提炼、总结民众在广大农村社会中具有影响力的传统伦理观念，并转化为乡规民约，使传统道德成为村民自觉的行为规范，促进传统道德约束与村民自治有效结合。至2012年9月，全市制定村规民约3904个。其中的典型是云城区安塘街下白村，其村规民约来源于历经500多年的陈氏家训，融入了体现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的新元素，逐步形成现在的下白村村规民约，涵盖了村领导小组选举、村务议事、财务管理、福利分配、厂场管理、村容村貌管理、治安联防、志愿服务等方面，是村务管理的基础。
第二，利用乡村传统伦理文化资源，强化文化认同和教化功能。对于本地人来说，源远流长的村志村史、传统旧物，其润物无声的教化效果，往往胜过华丽的博物馆、纪念馆，也胜过宏大叙事的道德教化。云浮市在农村治理中，比较注重组织修撰村史、村歌、村民荣誉榜等，取得了看得见、记得住、印象深、感染力强的激励和教化效果。如云安县石城镇留洞村委横洞村将村史、村歌、公德榜等张贴上墙，把1863年第一代村民远迁而来的发展历程及好人好事、重大事迹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通过文化记忆的呈现，发挥了积极的教育作用。
第三，弘扬和睦宗族的优良传统，凝聚族群力量参与社会建设。同宗同祖，血浓于水，正确引导、合理利用这种宗亲文化，使之形成强大的合力，就能顺利推动社会的发展。云浮市农村有不少大族大宗，通过凝聚宗族力量，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
云浮市的做法对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有启发意义。第一，重塑社区内部的文化价值观念，以降低乡村治理的组织成本。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必须重塑社区内部的文化价值观念，以降低合作的组织成本。第二，促进社会建设及管理要抓住农村“熟人社会”特点。挖掘利用社区传统文化资源，并结合当今我国农村社区生活的实际加以创新，重塑富有特色的现代社区精神，这既是当今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的精神动力。第三，挖掘传统文化治理资源，塑造社区精神和社区发展能力，离不开基层党委政府主动创造条件，积极营造氛围。
探索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路径和方式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提供平台、载体、项目和抓手，使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治和教化功能落实在具体的政策操作平台之上，与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一是搭建“理事”平台，让乡贤“理事”有抓手。云浮市根据不同标准将自然村评为“自强村”、“自助村”和“基础村”，通过村自评、镇助评、县审核、市核定、发证书牌匾、长期公布等程序，实施分类管理。自然村分类管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竞争激励机制，引导乡贤理事会组织理事参与自然村分类评选，增强了乡贤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向性、积极性。2012年，全市乡贤理事会成员参加助评自强村、自助村、基础村100470人次，激发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竞争性“以奖代补”项目，使后税负时代建立在“一事一议”基础上的几乎失灵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再次被激活。
二是发展文化产业，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云浮市充分发挥历史文化资源丰厚和特色经济活跃的优势，把历史文化资源和特色经济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资源；把文化产业作为传承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夯实文化传承基础。以禅宗六祖文化、南江文化、石艺文化等为引领，加快推进中国禅宗文化村、藏佛坑文化景区、神仙谷景区等项目建设，在推动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宣传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
三是创新诚信文化传播载体，推进信用云浮建设。云浮利用被确定为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市的契机，结合“三打两建”专项行动，加快推进信用文化建设。始终把建设信用云浮贯穿于创新社会管理全过程，采取日常宣传和集中教育相结合的形式，加强对公职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社会服务从业人员、学生等群体的信用培训，把培养信用意识融入工作、生活、学习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有信者荣，失信者耻，无信者忧”的意识。还把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到信用村、信用户的评价标准中，比如，对尊老爱幼、言而有信等传统优秀道德行为给予加分，对打架赌博、借钱不还等不良行为给予扣分，甚至一票否决。有些村还制定对参与村集体义务劳动、热心社会公益捐资等项目给予加分，使农民自觉向信用户标准看齐，促进农村社会管理。通过推进信用村、信用企业建设、信用成长工程，使诚信文化落实到信用社会和信用经济建设。
四是建立长效激励机制，推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管理常态化。《云浮市道德模范评选暂行办法》对践行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模范进行评选表彰奖励。一是表彰道德模范个人，二是表彰道德模范家庭，三是表彰道德模范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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