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研究——以深圳壹基金为例_深圳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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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研究——以深圳壹基金为例

安徽工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111班

赵梦媛

【摘要】：本篇将以深圳壹基金为例，探讨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道路。我国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历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与政府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慈善团体想要正常运行，就必须妥善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壹基金的公信力来源于庞大的名人效应、多样化的捐款渠道、清晰明了的账目，以及严格的监督体系等，其中尤其是善款使用的公开透明化最有借鉴意义。另外，壹基金大力倡导的“全民慈善”理念，实际上是为壹基金在未来能够保证资金不断链，使壹基金能够可持续发展。壹基金每年评选慈善团体的透明典范工程，并拨出善款支持其发展，实际上是在重建全社会的信任。如何在不健全的慈善管理制度下将公益性社会团体的作用最大化，壹基金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探讨。

【关键词】：公益性社会组织

壹基金

红十字会 公信力 规范化

【说明：个人创作，如需引用，请注明出处，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就是尊重您自己】

所谓社会组织，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从我国的各种官方文件来看，我国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行业协会和商会”、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等众多具体称谓的概括和总结。我国当前所称的社会组织，在西方一般被称为“非政府组织”，即区别于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主要从事服务提供、利益代言、社会支持、资源募集等业务。目前我国社会组织遍布各个领域。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6.2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5.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0.4万个，基金会2614个。

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具有其特殊性。在西方，社会组织是伴随着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在我国，由于传统封建社会强大的中央集权制，民间社会组织一直处于弱势，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在强大的政府、集中的计划体制和频繁的政治运动下，原有的民间组织的一切公共职能全部被政府包揽。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职能逐渐从微观管制改为宏观调控，对于民间社会组织的需求逐渐扩大，并给予民间组织一定的发展空间，民间组织队伍因此日益壮大，并且目前为止仍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从未脱离强有力的政府，民间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并不像西方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那样具有较强的对立性。因此，探索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模式不能照搬西方 1

212引自：《公益性社会团体约束机制研究》

引自：《社会组织建设：现实、挑战与前景》。3 引自：中国社会组织网。社会组织的发展模式，而应立足于我国国情，认清约束条件，改革与创新社会组织的发展模式，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合作型的关系。4 近十年来，国内多地自然灾害频发。在灾害发生时的抗灾抢险与灾后救援工作中，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主导、民间公益性社会组织广泛而积极参与的救援行动不仅及时为灾民送去了温暖，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其作用不言而喻。但经过2011年6月的“郭美美事件”后，民众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度一落千丈，引发了全社会的“信任危机”，该事件暴露出的中国红十会的监管体制弊端令人咋舌。另一方面，民间公募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却日益受到国民的信任。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之时，深圳市红十字会共募集超2亿元爱心捐款，而此次地震，截至25日15时30分，深圳市红十字会总共募集捐款155.2万元。相比之下，深圳壹基金在24日前共收捐款近1.5亿元。同是做慈善，并且壹基金与红十会相比，只是一个“新生儿”，为何壹基金更令国民信任？壹基金又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以下笔者将以壹基金为例，探讨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道路。

一、从深圳壹基金成立之路看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窘境

深圳壹基金的成立颇有坎坷。2007年，影视明星李连杰创立启动了壹基金，大力倡导每人每月捐一块钱的“人人慈善”理念。为实现该理念，同年，李连杰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合作设立“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以独立运作的慈善计划和专案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开展公益事业。2008年10月，在多方协调合作下，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执行机构，以私募基金会的形式注册成立5。作为私募基金，壹基金可借助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募捐。然而，作为挂靠单位，壹基金没有自己的独立账户和公章，只能使用中国红十字会的，这为壹基金开展各种慈善活动带来巨大的阻碍。至2010年，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会签订的三年合约即将结束，壹基金一度面临因找不到挂靠单位而中断的危机。2010年12月3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在深圳市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注册成立，拥有独立从事公募活动的法律资格。至此，深圳壹基金成为中国首家成功转型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民间公募基金。

深圳壹基金的成立为何如此坎坷？这与目前我国对于成立公募基金的门槛高有着直接关系。

依据我国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我国的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种，公募基金可以公开向民间集资，而非公募基金不可以公开向民间募资，其资金来源仅靠基金成立者的个人资本。条例中规定，“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单从公募基金成立的原始基金来说，就已经让许多非公募基金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在深圳壹基金成立前，我国尚未出现民办公募基金的先例，其重要原因是公募基金必须找到一个有官方背景的组织挂靠。如此一来，许多民间慈善组织因 45 “而应立足于„„基本目标”引自《社会组织建设：现实、挑战与前景》。

引自：壹基金官方网站。为找不到挂靠的“婆家”而无法公开运作。

将视野从基金放宽到我国整个民间公益性社会组织，其面临的困境也有共性，那就是难以找到有官方背景的组织挂靠，即使找到挂靠的，也难以独立运行。2011年郭美美事件暴露出目前我国公益事业的困境，即一方面，民间慈善组织面临着因挂靠体制而无法正常独立运作和缺乏公信力而难以筹集资本、进而难以为继的双重窘境；另一方面，民众善款有相当一部分集中于公信度较高、运行时间较长、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红十字会手中。这种现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一旦中国红十字会因善款使用和监管不力，就会引发全社会的信用危机，民众既无法再信任中国红十会，也找不到其他可信任的、可替代的捐款渠道，于是国内慈善事业走入低谷。

在我国，公益性社会团体仅在10万左右，而国外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早已突破百万。限制国内公益公益性社会团体发展的最大障碍，便是挂靠制度。以现存的除深圳壹基金除外的公募基金为例，大多数公募基金虽在募集善款时是组织独立运作，但善款的最终处理十有八九都统一上交到政府部门，再由政府部门统一支配。这样一来，本该完全独立运作的慈善组织，因政府的过多干预而显得束手束脚。至于那些因为找不到挂靠单位而半路夭折的慈善团体则更是做慈善无门了。为解决此困境，笔者认为，应尽快建立健全针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法律条文，并成立单独处理公益性社会组织事务的公共部门，以便公益组织既能摆脱挂靠体制的束缚，又不会因为缺乏监管而令善款使用不当。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民间慈善组织在全社会进行慈善募捐，但慈善组织自身的善款使用与上交政府部门的善款使用必须分开清算，不能混为一谈。

二、从壹基金的组织建设谈公益性社会组织公信力的建设

（一）组织架构

深圳壹基金（以下简称壹基金）的最初发起和创始人为著名影星李连杰。在基金正式运行之后，壹基金成立了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下又设执行委员会，进一步细化为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在其理事会名单中，有着国内许多名人和企业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为其法人代表，李连杰、冯仑（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马蔚华（招商银行董事、行长）、柳传志（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马化腾（腾讯公司董事长）、马云（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牛根生（蒙牛乳业前董事会主席）、王石（深圳万科董事长）等11人为其理事。如此华丽的阵容，给壹基金带来了许多有利之处：一是名人对于公众具有普遍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二是为壹基金募集捐款提供了多种渠道。腾讯、财付通、支付宝、招商银行等在民众间的广泛普及，既为信息发布提供了广阔平台，也为民众捐款给壹基金提供了多样化且可信度高的渠道；三是捐款人本身就是善款运用的决策参与者，这样更有利于将善款用在合适的地方；四是成员中的名人、企业家们，或成功经营过巨额资金，或成功建构过大型组织的组织体系结构，因此想要妥善运行壹基金，可谓游刃有余。

在资金运行方面，壹基金为了做到“清水账目”，特聘请了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和毕马威国际会计师公司对善款的收支进行审计，并且会在壹基金官网上公布每年的财政收支情况。进入壹基金官方网站，就能看到包括“组织结构”、“项目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章程”等一系列关于组织运行规定的信息，清晰明了。壹基金的《项目管理制度》中对于项目执行、检测与评估做出了明确规定：每个项目建设都有明确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监测和评估贯穿于项目建设全过程，一旦评估发现不符合要求，则拨款立即停止；对于项目内容和预算需要进行更改的，也必须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申请流程；凡资金超过50万的项目，都要进行项目终期评估。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时，必要时可引入第三方评估和审计。

庞大的名人效应，丰富的物质资源，多样化的捐款渠道，清晰明了的账目，严格的内外部共同监督体系，都是壹基金能够赢得民众信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反观中国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则是漏洞百出。由于中国红十字会的资金运转账目从不完全对外公开，社会民众根本无法对其进行监督，善款从被接收到最终运用，完全依靠红十会的内部监督，捐款人想查询善款使用情况需大费周章，甚至无从下手。含糊不清的账目极易孕育贪污腐败，而在郭美美事件爆发之前，红十字会就已经频频发生资金使用不当、来源不明的事件，而郭美美事件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公益团体一旦失去了民众公信力，即使曾经很辉煌，未来也会很扑朔迷离。

从壹基金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看出，邀请社会知名人士、成功企业家加入或参与本团体的组织建构，也不失为增加团体公信力的一种有效手段。与一般民众相比，知名人士手中掌握着大量优势资源，拥有管理大型组织的实战经验，并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草根慈善团体请他们助力组织发展，无疑比自己单打独斗要事半功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将闲散的资源整合利用，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政府部门在慈善事业中的角色不应是主导者或决策者，而应是监督者和引导者。

目前国内运行不善的慈善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够公开，管理体制不够规范成熟，因而公信力较低。尤其对于善款运用方面的信息公开，更应做到及时、准确、有效。慈善捐助应该有一本彻底透明的“账本”，让捐助者可以随时查询，媒体、民众随时监督，这是慈善事业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也是捐赠者的基本权利。

（二）慈善需激情，公益需理性：关于壹基金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

在发展的战略和策略上，壹基金的公益愿景为“尽我所能，人人公益”。壹基金战略模式为“一个平台+三个领域”，即搭建专业透明的壹基金公益平台，专注于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公益人才培养。

从2008年起，壹基金每年评选典范工程，围绕“公信，专业，执行，持续”四个标准，评选出十家以内的典范公益组织，并给每个典范组织颁发一百万元人民币的资助金。为何要搭建公益平台？因为在壹基金看来，公益仅凭个人一己之力是难以做到专业化和可持续的，仅凭壹基金一家组织，更是难以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取得质的进步。于是壹基金转而搭建专业透明的公益平台，把钱拨给专业组织使用，集万千之力，共同推动公益事业的专业化进程。

“慈善”和“公益”是有区别的。慈善着重于应急性和突发性，小到邻居需要帮忙，大到重大自然灾害的救助，都属于慈善，慈善需要的是民众的临时性的“激情”，即感性。而公益则着重于规范性和可持续性，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有执行力的法律法规相互支持，并且需要大量专业的公益事业人才，这些只有靠理性才能完成。古语云“救急不救穷”，其中的“救急”即为慈善，而“救穷”则是公益。

怎样将充满激情的慈善和充满理性的公益相结合？这既需要集全民之力，也需要各个慈善团体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如果说壹基金搭建公益平台是为了整个社会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其所倡导的“全民慈善”理念，则是为了壹基金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壹基金在试图将民众对于在重大灾害发生时才能调动起来的激情，分解到日常生活中。只有当民众在平淡的生活中也愿意每月拿出一块钱来贡献公益之时，壹基金的资金来源才会稳定且持续，而不会出现过度依赖某个资金雄厚的人的捐款的现象。这也是李连杰坚持将壹基金的性质改为公募基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结束语

从深圳壹基金由私募基金转为公募基金的曲折路程我们可以看出，阻碍中国社会团体数量增长的重要客观因素就是挂靠制度。经过对壹基金的组织架构研究，我们了解到，一个公益性社会组织要想赢得民众的信任，必须建立健全信息公开体制，让捐款人能够清晰明了地查询到自己捐出的善款的使用情况。另外，邀请知名人士来对团体进行辅助管理，甚至直接作为管理层，也不失为一种增加组织社会关注度、健全组织结构的方式。通过对壹基金“全民慈善理念”和搭建透明专业化的公益平台的做法进行探讨后我们可以得出，只有每个公益性社会团体找寻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整个公益事业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在现行行政体制暂时无法变动的情况下，到底怎样做才能让公益性社会组织将自身效用发挥到极致，仍需要多方共同努力研究。笔者认为，制度的变革是以行为出现为导向的，在探索新型社会组织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经历挫折，但只有勇于尝试，才能有所突破。

参考书目：

《公益性社会组织约束机制研究》，杨道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组织建设：现实、挑战与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课题组，中国发展出版社。参考网站：

壹基金官方网站； 中国社会组织网官方网站。